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或多或少充当了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母亲角色，实际上我们只看到她的一个侧影。

《半生为人》的作者说：“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此书面世意义之一，提示我们重新关注当年人物；而其特别之处，是还记述了其中若干不事著述或不以著述闻名者，赵一凡、周郿英、李南、刘羽、加明、陆焕兴等均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一向只能通过阅读作品去认识作者，因此对他们无从知晓。

作者把这些人称为“新人”；书中另一处，又提到“精神贵族”：“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两种提法并无差别。此等人物，惟独那个年代才有；此前此后都无可能，因为没有生养他们的土壤。——此前精神物质一概匮乏，此后则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所谓“精神贵族”，就是视精神为独有财富的人。那个年代提供了一个机会，精神真正登场，为自己找到这样一批化身。他们是中国历史嬗变时期所产生的特殊人物。

《半生为人》作者：许晓

讲到中国“新人”诞生的原因，当时有那么一种历史背景，是一回事；在那一历史背景之下，单单他们成了“新人”，是另一回事。《半生为人》并未试图全面解答这一问题，却提供了若干线索；就中契机之一，是曾经启蒙于某种阅读。正是在这一点上，赵一凡不啻是这批中国“新人”的“教父”：“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他们所读的书中，又以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重要，从中所受影响最为显著：“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都喜欢苏俄文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很少能看到西方最新的作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我们比较相近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新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新人”的效仿者。正如作者所说：“‘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关于《怎么办》，作者接着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本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调《怎么办》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所不同，诚为中国“新人”创获所在；不过若将此视为一段思想进程，那么告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立场之后，何以止步于《怎么办》呢。——据我猜想，这或许与阅读范围不无关系。他们所读的，应该主要是此前已有中译本出版者；而未曾译介，或虽有译介但却绝版已久的作品，恐怕不能看到。 即以“新人”而论，俄罗斯并非只有一部《怎么办》塑造过此类人物。“新人”应该是针对冈察洛夫笔下奥勃洛摩夫那类“旧人”而言，被视为新的历史的开拓者。《怎么办》所写“新人”拉赫美托夫是革命者，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是“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此前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了“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同样是“新人”。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长篇小说《群魔》，其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是“虚无主义者”，却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家。再往后阿尔志跋绥夫写了《萨宁》，主人公萨宁被论家称作“二十世纪的巴扎罗夫”，他是一个极端自私、为所欲为的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萨宁其实都是“新人”。对于《半生为人》里那批读者来说，《群魔》其时尚未翻译，无从阅读；《萨宁》虽在一九三〇年已有三种译本，估计也难得找到。

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对当初俄罗斯的“新人”重新审视一番。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尔志跋绥夫心目中的此类人物虽然面目迥异，也许他们正是同一个人。若从继乎其后的二十世纪来看，真正给人类历史打上烙印的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萨宁的混血儿，而拉赫美托夫只是所戴的一副面具罢了。——如此说法，并非对于视拉赫美托夫为楷模的中国“新人”有所非议；只想指出一点，即当他们将自己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新人”联系在一起时，此种认同可能因阅读范围的限制而受到限制，这对于中国“新人”的自我塑造可能产生某种影响。至于影响好坏，则是另一问题。如果问一句：当年赵一凡给徐晓等人提供了《怎么办》之后，要是再给提供《群魔》或《萨宁》，会怎么样呢。对此大概无从回答。两首出自“今天派”诗人之手的诗，《一切》与《这也是一切》，大致标定了中国“新人”价值取向的两极；接着前述“会怎么样”的话说，那么也许当下《一切》会写得更其充实，而《这也是一切》则马上被斥为虚妄的谵语了罢。然而历史并不允许任何假设。我们不如把当时只能读到《怎么办》，不能读到《群魔》或《萨宁》，视为中国“新人”赖以产生的那个历史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与阅读史、接受史就有这样一层关系，非独《半生为人》所记述的“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为然。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或多或少充当了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母亲角色，实际上我们只看到她的一个侧影。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作者引用过他一句堪称惊心动魄的话：“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但是如果当时读到《卡拉玛佐夫兄弟》——此书四十年代曾有中译本，流传不广；修订重印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中有关“宗教大法官”的描写，或许感到他所为之“痛苦”的乃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

这里所说，仅仅涉及《半生为人》的某些片段；我一再提到“记述”，其实这更是一本思想之书，感情之书。但是对此我却很难讲些什么。——也许只能化用作者评价高尔泰《寻找家园》的话来评价它：“即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半生为人》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

一本书的写作可以视为作者与其所预想的读者之间的交谈；他人阅读有如旁听，若是为此写点什么则好比插话了。然而并非所有谈话我们都能插嘴。属于公共话题，说点一己之见无妨；此外贸然发言则难免造次，不得要领。作者说：“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本来特指书中《永远的五月》一篇，以此概括其他篇章亦无不可。我辈普通读者显然不在其列。虽然作者又说：“……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现在我也可以算是在表示某种“回应与认同”罢，不过未必意味着就能介入其中。书中涉及思想，我们不无同感，但很难讲得比作者更其透彻；涉及情感，譬如悼念她的丈夫周郿英的《永远的五月》、《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等篇，读罢令人深受感动，却无法再来形容一二。记得废名说过：“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我们正不妨以静默来表达一份敬意。

《半生为人》作者徐晓简介：

徐晓，20世纪70年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两年，出狱后，跟北岛等人办《今天》杂志。她做过中小学教师、记者，现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她的著作《半生为人》回顾往昔，涌动真情，令读者为之动容。

说到读书，徐晓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赵一凡对她的影响，她认为赵一凡可以算得上是自己的思想启蒙老师。徐晓回忆说，赵一凡是一个很容易影响周围人的人，而他对人的影响正是通过阅读。

在遇到赵一凡之前，徐晓读的书并不多，“文革”中没有那么多书可读，除了当时的主流书，例如《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之类，完全是概念化的。18岁，她遇到了赵一凡，那时她正当小学老师，学校与赵一凡家很近，来往开始密切起来。

通过赵一凡，徐晓接触到的书分为3类。

第一类，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等等，大多都是经典。“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颠覆了我的很多价值观念。”徐晓感叹道。“文革”中每个人都“斗私批修”，每天晚上都要把自己一天中出现的所谓“私心”写下来，不管有没有行动，心里想的也要深刻检讨，似乎每个人都是无私的，“个人”在那时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这本书提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观点，给了她很大的震撼。徐晓解释说，“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逻辑是：自我牺牲的结果虽然是使别人快乐，但因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从中也获得了快乐，所以这种行为的本质还是“利己”的。徐晓继续解释道：“那一代人之所以特别容易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因为其中的价值观念，相对来说与“十七年”（1949年~1956年）时的中国教育比较接近，有一些重合的内容，比如对于高尚，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情至上等概念的理解，和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东西有一些重合，起码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另外一类是西方比较现代的作品，比如，表现美国20世纪60年代“垮掉一代”的代表作——特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这些作品充满强烈的反叛色彩，书中描写的生活与人物个性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陌生，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许多东西都无法想像，所以很难受到真正的影响。到了80年代萨特成了一种时尚，人人言必称存在主义。而1973年接触到萨特的《厌恶及其他》时，根本是一点也看不懂。”

第三类是思想政治类读物。比如当时的人们特别热衷传看的《斯大林女儿的十二封信》、德尔拉斯的《新阶级》、《约翰逊传》、《斯诺与毛泽东的对话》等等。徐晓说：“它们给我的感受是强烈的震动。在全体人民只能有一种想法，其他想法根本不敢与外人说的政治气候下，对于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我甚至感到害怕。”

1978年，她开始跟北岛等人办《今天》杂志。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举办文学讨论会，那时读了很多外国现代派的作品，对于西方的流派和创作手法，比如意识流、黑色幽默等等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曾经写过几个短篇，自认为属于意识流，在《今天》和官方的杂志上都发表过。这段经历使自己的文学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她认为：“如果说赵一凡对我进行了思想上的启蒙，那两年的阅读经验则给了我文学上的启蒙。”

现在的徐晓在工作之余看得最多的是对提高自身修养、解决自身困境有帮助的一些书。去年她读了安·兰德的《自私的德性》，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大公无私”走向“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徐晓，似乎还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她说：“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但从不问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好的与不好的，更不问什么是美的或丑的、美的与不美的，而在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现实中，道德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价值也越来越虚无，走了几十年，似乎一切都没有解决，这常常使我感到绝望。”言辞中带着无奈。

最近读的一本书是，美国的心理学者朱迪恩·维奥斯特的《必要的丧失》，这对于她如何看待生活中得与失的关系有很大帮助。“与‘获得’相比，也许‘丧失’更是生活的常态。”徐晓释然。
（作者：范明荣 来源：科学时报 200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