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著名作家阿来、麦家、杨红樱先后身陷"捐款门"。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是什么使公众如此多疑？慈善捐助本是善举，为何民众积极参与的少，冷眼旁观的多？ 解剖这一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

以善意开始，以尴尬结束

最近，因为“捐款门”事件，作家麦家、阿来成为话题的中心。

虽然风波未息，对于这件事，他们几乎采取了一致的态度。“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让他人去评说吧，我想人心自有公论。”麦家的态度也许代表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风波的肇端是网上的一篇文章。该文对麦家、杨红樱和阿来三名作家在“5·12”地震后发起的一场重建灾区乡村学校的捐款行动的真伪提出了强烈质疑。

听说有质疑后，麦家找到了这篇文章，更看到网友们几乎一面倒的质疑，觉得有必要澄清，就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了这次募款的诱因。

博文中称，地震后，在广播中听到严重的灾情和全国人民纷纷捐款捐物的报道，受到感染的麦家决定拿出20万捐给灾区。

也许是因为我太在乎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他们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仅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于是，我又冲动了，一气之下我把钱扔在车上，回家了。

之后，在和阿来同赴北京参加图书义卖活动的路上，心存郁闷的麦家讲起了捐款未成的事，于是有了“自己行动，进行一次定向募捐”的想法。在筹谋这个活动时，他们联系到了另一作家杨红樱。

三个人的捐款一共有45万。按照阿来他们过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的经验，这笔钱已经够建一所希望小学了。后来他们想多募集一些，可以多建几所学校，于是这个行动扩大成为“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计划”。

为了保证对捐款的支配权，阿来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这是一家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的基金会，而且对方也同意他们提出的监督资金流向和学校修建的要求。

三位作家的募捐倡议书先在《北京晚报》和新浪网发出，后来上海的《文学报》也刊发了这个倡议。随后，陆续有更多捐款汇到阿坝州教育基金会的账户上。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作家们的掌控。

利用麦家的博客，阿来讲述了事情变化的经过。

凭以往的经验，这笔钱大致可以盖两所希望小学式的乡村小学校了。但震后，灾区重建规划中，学校建设已经有了新的方式，质量的提高等等不讲，重要的是教育布局的调整，过去那种村小基本没有了。都以乡镇为单位相对集中，建中心小学。这种学校的规模一般有十几个班，小的也有三四百学生，其中将近半数的学生在学校寄宿，几十个教师，运动场，宿舍，食堂等等设施配套齐全，投资起码在千万以上。

按照这个标准，麦家他们的捐款根本建不成一所小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广州有一个基金会，想在灾区做点什么事情。于是双方取得了联系，并到汶川的一个乡去实地考察。最后，确定资助这个乡建设乡中心小学，资金量在1200万到1400万之间。

但这个计划最后也流产了。阿来讲到了其中的原因：

我们这个方案有自己的节奏跟方式，既包括工程进度，也包括资金投入到位的阶段，但在灾区情况又有变化，原来的三年重建计划要提前两年完成。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所做的方案并不能与政府的时间表吻合。而公司的资金投入也是分时分段的……所以，后来这个计划流产。

至今，已经到账的捐款还在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账上。日前，有记者从基金会获得捐款的具体数是77万。

讲述了这个事件一波三折的过程后，除了无奈，阿来还留下了诸多反思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可以读出这样的疑问:

是什么限制了民众的慈善行动?是我们缺乏慈善意识，还是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心存疑虑?

民间与志愿者的种种行为与意愿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与方式，如何与政府的运作协调对接?

如何才能把民间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并产生最大最优的效果?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反思。

中国人缺乏慈善意识？

2008年，汶川地震极大地焕发了我国人民的捐助热情。

尽管如此，仍难掩国人怠于参加慈善事业的尴尬。中华慈善总会在2008年以前进行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1%。

中国人真的缺乏慈善意识吗?仁者爱人，西南民族大学蒙长江副教授认为，中国人是有这样的文化传统的。从“嫂溺，援之以手”推广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历来弘扬的行为。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勉励人们履行社会责任的思想。在过去，每当发生大的灾害，除了政府出面赈济外，总会有乡绅大户施粥舍衣，救济灾民。

在中国流传甚广的佛教、道教，都有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这也成为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佛教机构在灾难突发时，也常常会出面募捐行善，并唤起大批善男信女多行善事，向困厄者布施。

传统慈善文化影响至今。时下，很多人的捐助行为还是出于朴素的同情和行善积德的道德动因。但是，国家民政部官员王振耀指出，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已经不适合当前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需要。

现代社会需要怎样的慈善观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施昌奎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社会慈善事业的“孵化器”。要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首先要养成“负责任公民”的身份意识。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才是现代慈善观念。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从恻隐之心的偶发冲动成为一种责任驱使的“平常行为”。

现代慈善文化还有更多的内容。

慈善更是一种事业。过去，慈善行为多是一对一的直接救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联系的扩大，直接捐赠所能发挥的效能越来越小，需要通过政府、基金会或其他慈善组织进行，把分散的捐赠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需要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商业上成功的运行模式。

依法行善。慈善事业的发展，对如何有效监督、规范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包括困扰阿来他们的民间自发进行的募捐与政府的统一规划部署之间的协调对接问题，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的政策法规环境和形成依法行善的意识。

慈善是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政府的公共财政作为第二次分配，讲的是公平;第三次分配，讲的是和谐。慈善事业能够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缓解社会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由此看来，现代慈善文化不仅包括道德的因素，还包含着诸多法律、经济和社会的因素。

让每一个好心，都放心

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只是国民慈善意识不够高这一种因素。

正像阿来反思的那样，民间的、自发的社会公益行动如果要按照发起者的意愿正常施行，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个中原因，更多还是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

其中，法律体系薄弱是最为人诟病的一个方面。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澜提案《加快中国慈善立法进程》，认为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不够迅速，“无法可依”是第一位的原因。

最主要的一部、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公益事业捐赠法》就存在很多局限。律师王炎梅认为，该法的适用定位于“公益事业”，就使得适用的对象过于狭窄，只限于现有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不能规范与调整社会上群众自动发起的对于特定需救助对象的捐赠行为。

此外，这部法律的条文规定过于原则性，对捐赠款物的监管程序规定不完善，缺乏操作性。而一些慈善组织中饱私囊、挪用善款的丑闻却时有爆出。

慈善事业的立法脚步十分缓慢。民政部早于2005年正式启动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但是，据参加草案起草的人员透露，草案在审议过程中引发争议，几易其稿，进展缓慢。

这期间，民政部出台了一部行政规章《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但一部部门规章显然无法有效填补慈善立法领域存在的空白。

去年11月，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宣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慈善事业法作为一类立法项目。一类项目就是要提请本届人大审议的项目。但他同时透露，争议仍然存在，还需认真论证。

体制原因也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为什么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众主动参与度低?王振耀承认，募捐活动的行政色彩浓厚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运行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他介绍，在国外，有专门的基金会负责出资，有专门的公益组织负责做事，还有介于双方之间的组织负责牵线搭桥，为慈善组织筹钱，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的商业运作。

但我国早期成立的慈善组织大多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在运作和管理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行政色彩。

2004年3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同时，放宽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条件。藉此良机，草根慈善组织开始发力，但总体来说，力量依然微弱。

现代慈善应该是透明的慈善。事实上，由于现代慈善意识的欠缺和粗疏的法律体系，监督不力、透明度差成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公益慈善组织机构官僚化和自我谋利化的潜流就堵不住。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个点上，就是公信力的问题。公益慈善缺乏公信，难怪作家麦家、阿来要“自找麻烦”，也难怪有些企业和个人对捐赠不大热心。

国务院法制办官员朱卫国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得简单明了，但慷慨激昂:“公信力是慈善的生命。丧失了公信力，慈善组织就会丧失资源，丧失民众，丧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