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有人记录下，北京雨燕是从什么时候起定居北京的。它们实在太寻常了。

专家推测，它们或许已在这里居住了上千年。每年3月，这种小鸟都会从非洲或东南亚跋涉而来，钻进楼宇、庙塔屋檐下的缝隙，生儿育女。除了北京，只有中国北方少数几个城市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直到1955年，一个傍晚，初中生高武路过东直门城楼，还能看见几百只北京雨燕飞在空中，黑压压的，像团云彩。但如今，它们正在离去，这让许多人牵肠挂肚。从官方机构到民间组织，人们纷纷传递着这个消息。

2002年，由官方资助的调查者在65个观测点，数到了3182只北京雨燕。2007年，另一群志愿者在北京四环路以内，统计到的数量已不到2000只。

北京雨燕是北京人最不陌生的候鸟之一。它们住在皇城，很少踏足郊区；它们只栖身在高大的古老城楼里，对低矮的民宅不屑一顾。1870年，英国人温斯侯在北京第一次采到其标本，并命名为“北京雨燕”。但在北京百姓的嘴里，这些“势利”的鸟却有另一个名字——楼燕。

科学家早已替它们洗去冤屈。北京雨燕，属雨燕目雨燕科，因为爪的4趾都向前伸，它们无法在平地站立，一旦落地，不借助外力很难起飞。因此，这些可怜的家伙，只能从半空中跃下，经过滑翔，才能飞起来。

北京雨燕的近亲们，多半住在峭壁的洞穴里。而这座古老皇城的高大建筑，则为它们提供了岩穴之外的最佳住所。从正阳门到报国寺，再到大大小小的箭楼，人们早已习惯在老北京每一座楼台外，看到这些小东西舒展双翅，遮住天空。

因为数量太多，前门附近的许多老人都还记得，小时候常在前门城楼里捡到掉出窝的幼鸟。而在后海边，许多老人至今能一眼分出雨燕和普通家燕的区别。甚至，有人照着它们的样子做成风筝。

这群候鸟，见证过一代又一代王朝兴衰交替：宫殿烧了，城门拆了，又建起来，统治者走马灯一样变换，城市的名字也改了几回，北京雨燕却没离开过。但等它要离开的时候，却格外匆忙。

二

只用了50多年时间，北京雨燕的身影就从北京大多数地区消失殆尽。

50年来，北京城发生了几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城楼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现代建筑。野地和树荫，逐渐被宽阔的水泥马路和规划过的绿地取代。

1965年6月底的一天，北京学者郑光美沿着故宫外围的筒子河，骑自行车慢行，他边骑边数，一路发现了近400只北京雨燕。到2000年7月初，已经是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的高武，沿着同一条路走过，这一天，他见到了80只。

在北京大多数地区，高武已经无法见到北京雨燕的踪影。他目睹了这个种群在北京的盛衰，也目睹了背后所投射的，整座城市的变迁。

自1417年开始建成的城门门楼，一直是雨燕在北京最主要的栖息地。从1950年开始，随着旧城改造和地铁修建，这些栖息地开始消失。

历史记载，1952年，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1954年，地安门被拆，遭受同样命运的，1956年是朝阳门，1965年是崇文门和阜成门、东直门，到1969年，是西直门。

但历史没有记载，这些拆除背后的北京雨燕之殇。“与此同时，庙宇、古塔也因各种原因被拆除，”高武说，“北京雨燕栖息地迅速减少，成为其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在高武的印象里，是北京雨燕群体数量发生的最大一次削减。从此，雨燕漫天飞舞的景象成为许多人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古建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高武发现，许多高大的古建筑得到了细心的修复。为了保护，文物单位采纳专家意见，在古建筑的屋檐下拦起了防雀网。理由是，防止麻雀等鸟类的粪便污染古建筑。

这成为对北京雨燕的又一次重大打击。除了少数雨燕能够钻过防雀网以外，这些残留的栖息地，也已经对它们挂起了“逐客”的牌子。

尽管找不到详细的数据，但高武相信，经过这两次打击，北京雨燕的数量已经锐减到现在的水平，并且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此后，他身处的这座城市，飞速建起了林立的高楼大厦，但那些用玻璃和钢筋水泥搭起的现代建筑，没有给北京雨燕留下任何居住空间。

这些可怜的鸟，搜索着残留的居所。在鼓楼、前门这些残留的城门门楼下，在没有被防雀网封闭的几座高塔和楼宇下，它们继续繁衍生息。

人们还发现，另一些北京雨燕“与时俱进”了。几年前，有人在天宁寺桥、建国门桥这些立交桥的桥洞缝隙里，见到了北京雨燕。再往前10年，几座6层高的现代楼房檐下，也出现了雨燕的身影，它们钻进破损的水泥洞里栖息。

经过几十年挣扎，这些昔日皇家楼宇里的“堂前燕”终于接受现实，飞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里。

三

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几个关于鸟的意象。一个是矗立在城市东北方的“鸟巢”体育场，一个是5个吉祥物中以京燕风筝为原型的福娃“妮妮”。

不过，此后相继传出的消息，让这两个意象颇为尴尬。北京观鸟组织的志愿者在“鸟巢”附近进行的鸟类观测发现，这一区域鸟的数量，比环境相同的区域少。“鸟巢”周围的建筑和宽阔的水泥广场，并不适宜鸟类生存。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鸟巢”，但鸟却正失去落脚之处。

此后不久，另一则新闻提到，被作为“妮妮”原型的北京燕，数量已经极少，需要人们保护。

事实上，早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北京雨燕作为世界上飞翔最快的鸟类，被选为吉祥物。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北京正在失去这种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

随后，专家呼吁、政协提案纷纷出现，人们甚至规划并建设了一座“雨燕塔”，希望留住北京雨燕，却并未见到明显效果，雨燕塔至今见不到北京雨燕的踪影。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雨燕塔　　

（图片提供：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观鸟会会长付建平介绍，根据这一组织的观测，发生在北京雨燕身上的命运，同样发生在家燕、金腰燕这些更加寻常的燕子身上。

与北京雨燕不同，家燕和金腰燕多半生活在普通民居里。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登堂入室，将巢筑在普通人家的堂屋房梁上。

北京后海附近的一位白发老妇，仍能描画老北京一幅日常图景：春夏之交，居民们大开房门，捅破窗户纸，燕子们于是自由进出，在梁上欢叫。老人们相信，这些“飞过海才能来到这里”的小生灵象征着吉祥。

现代生活方式统治了这座都市，多数家门不再洞开，多数房梁上也不再欢迎鸟雀筑巢。这几乎断了家燕和金腰燕的活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高武发现，家燕和金腰燕在北京“几乎消失了”，只有极个别地方还能见到。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变了生活习性的燕子才重新多起来。它们接受了在屋外筑巢的命运，费力地寻找着每一个灯泡、铁架或者废弃的牌匾。而燕子们“双栖玳瑁梁”的往日浪漫，在这座匆忙前进的城市里，已经不见踪影。

四

通过个人记忆，高武几乎可以构建起一部有些模糊的北京鸟类消亡史。尽管近几年，主管部门在网站和各种公开场合表示“北京鸟类的数量正在增长”，但这位鸟类专家固执地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北京的鸟类数量急剧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同鸟类数量减少背后，有不同的原因。比如，城楼和古建筑的拆毁和保护，是以高楼为家的北京雨燕消亡的主要原因。而家燕和金腰燕的减少，则是伴随着旧城民宅的改造和新住宅的兴建而发生的。

“栖息地被破坏，是鸟类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这位老人发现，北京鸟类数量的缩减过程，与整座城市的拆迁、改造过程，“基本上重合”。

上世纪50年代，北京雨燕遍布天空的时候，初中生高武站在城楼上，可以看到四处一片绿色。当时，“北京城就是一个大林子”，没有宽阔的水泥广场和柏油路，没有高大的现代建筑。那时候，城市四周都是农田，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海棠、玉兰和花花草草。

随着城楼被推倒，城市逐渐扩张到很远的地方。高武逐渐发现，城市里几乎找不到未经人工规划的绿地，城市周围也罕有农田和湿地。燕子们几乎找不到可以用来筑巢的泥。

在仅剩的绿地上，绿化部门统一规划，定期打药，割草。结果，鸟雀们作为食物的虫子、草籽迅速减少，这与栖息地减少一起，成为鸟类离开的原因。

“鸟类是环境的指示性动物，”高武觉得，“鸟能不能留下，说明这个环境是否适宜人居住。”他曾经在颐和园的后山进行过调查。起初，那里有20多种鸟。但管理部门为了绿化和美观，将灌木清除，种上一年四季常绿的“冷性草”，他再去调查时，鸟的种类减少了一半。

这位老专家觉得，野生动物保护，“需要和园林、水务、旅游、环卫乃至规划、建筑设计等部门打交道”，但其中的沟通很不够。

这种沟通的缺乏经常导致悲剧发生。两年前，北京故宫祈年殿进行大修，但选的日期，正是燕子繁殖的季节，但事实上，这完全可以避开。

鸟类学家痛心疾首的事情，在古建筑保护者看来，也许不痛不痒。高武曾就安装防雀网的问题，跟某一个公园的管理处进行协商。对方听说他们要保护北京雨燕，觉得很诧异，“那是害鸟”，为什么要保护？

而当鸟类学家建议在新建筑楼房为北京雨燕等留设栖息地时，一些建筑设计师听了觉得很为难：设计成本要增加，谁来出钱呢？

人的纷争，并不能挽留北京雨燕。50多年前，高武在清晨和黄昏的老北京，看见成百上千的雨燕盘旋在半空中，他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古老而悠扬的韵味。

如今，走在这座新生的现代都市，走过前门、鼓楼等地，他偶尔还能看见北京雨燕在空中飞，但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很难说，这是不是北京雨燕留给北京的最后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