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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时间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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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核心概念是“时”。
太阳是初民时间意识的唤起者。例如日：本义为“太阳”。日出到日落为一个白天，于是，“日”引申出“白昼”的含义。 “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易·系辞》)月亮作为“夜光”，也是先民时间观念的触媒。 甲骨卜辞“月”、“夕”不分，“正表明了在先民心目中‘月亮’这一天体同‘夜晚’这一时间的密切联系，故先民便以‘月’的形象来记‘夜’这个词”。朔：从月，从屰。“月初之名也”(《释名》)，本义：农历每月初一。“屰”在甲骨文里“象倒人之形”，表示月亮初生，描绘了最初的上弦月景色。 日升月落是常态，但是，日月同辉也是经常出现的景象—— 朝：“会意。甲骨文字形，从日在草中，从月。字象太阳已出草中而月亮尚未隐没形。本义：早晨。”(《高级汉语大词典》) 由于日月是先民时间意识的触媒，后世的汉字便多以日、月的偏旁来表示时间概念，例如“早”、“昧”、“晚”等。 日升月落还仅仅只是日夜轮转的第一时间感觉。 至于“宇宙”里的“宙”表示往古今来的一切抽象时间，更多出现在纯学术和纯文学的文本里。据查，《佩文韵府》只有13个以“宙”为韵脚的词，远远少于“时”的韵脚词。 “岁时”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时间概念。 “岁时”的概念就超越了“时”，表现一种时间组合的概念系统，岁指一年的时间周期，时指一岁之中的时令季节。一个轮回的时令季节组成年度时间，即古人所说的“四时成岁”，“岁时,谓每岁依时。”([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十二) 不过，“商代和周代只实行着二时制，四时制当发生于西周末叶”。(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岁时的概念是时间意识的进步，是农耕文明的计时成果。 “岁”的重要价值使得古代存在过如下词汇——岁祲：一年到头妖气弥漫。岁腊：年终祭祀祖先。岁事:诸侯每年秋季朝见天子之事。岁恶，岁凶：指收成不好。“时令”是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成熟形态。时令：就是来自大自然不同岁时的律令。 古人在观察自然物候变化的经验基础上，还发现大地的万物生长与天空的日月星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于是产生了时间——空间——人事(农事)相互配五、对应的时令意识，也叫“月令”。 “月令”强调的是人们要顺应天象和自然，叫做“顺时而动”。 为了更好地顺时而动，人们又开始划分“四时”为“八节”和“二十四节气”。 八节：相传黄帝时代的少皞氏“以鸟名官”：玄鸟氏司分(春分、秋分)，赵伯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启(立春、立夏)，丹鸟氏司闭(立秋、立冬)。玄鸟是燕子，大抵春分来秋分去；赵伯是伯劳，大抵夏至来冬至去；青鸟是鸧鴳，大抵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是鷩雉，大抵立秋来立冬去。 从战国时代开始，人们就对八节进行了更细密的划分，一年四季就有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是重要的自然节点，也便成为标准的自然时间，为古代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气象服务，成为农事活动的指南。 春天是主生的季节，天子要禁止人民砍伐森林，倾覆鸟巢，杀害幼虫。 如果春令、夏令、秋令、冬令没有按照自然的时序来从事，就会发生各种灾害。 “岁时”是夏、商、周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以及对时间进行切分操作的人文符记，是人们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出来的时间系统，而“月令”则是岁时概念的人性化、伦理化、社会化。 “月令”作为古代中国人总结出来的一套自然律令，也是帝王颁布政令的根本依据，千百年来一直主宰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造成了一系列合理的科学的时间意识、行为模式和国家政策。 与时偕行——《周易》“文言”在解《周易·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时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即君子终日勤勉,与时并进不息之意。《损卦》的《彖传》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卦》的《彖传》说：“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人事或损或益，或进或退，都要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符合时机提供的条件。“与时偕行”与现代人的“与时俱进”思想有渊源关系。 奉天之时——《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事与时并——《礼记》：“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礼记注疏》认为，“事与时并”是“为事在其时也”，“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 不夺民时——“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国有班事，县有序民。”(《国语·周语(中)》)这里谈到了一个执政理念：不要耽误农时，也不要轻视农事，都城和郊县的农人要轮流休息或服役。 不违农时——谓“王道”即政令不违背农作物耕作的时间。语出《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强调“王政”要给谷物、鱼鳖、林木以休养生息的时机，这是“仁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