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1月16日，伦敦笼罩在白雾之中，伸手难见五指。一位年轻人突然被数条彪形大汉劫入清国大使馆内，幽禁在小密室内，与世隔绝。二日后，清廷大使不惜重金，租用千吨巨轮，准备将年轻人运回国内，凌迟处死。消息不胫而走，伦敦舆论一片哗然，几乎所有报刊都对此事进行专门报道，甚至连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世界著名媒体也对此事高度关注。为平息风波，英国首相亲自照会清国使馆，要求放人，年轻人终于重获自由，并因此声名大振，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

这位年轻人就是孙中山。他一生风云变幻，充满传奇，正是他组建同盟会，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缔造中华民国。正是他领袖群伦，抗争复辟逆流，维护共和政体。正是他联俄联共，倡导北伐，使中国重新统一。论功论德，孙中山堪称一代伟人，无愧“国父”称号。

孙中山不仅是近代革命先行者，更是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倡行者。出身贫民家庭的他，对劳动人民的苦痛有深刻体会，力图通过社会变革，改变底层群众的凄惨命运。因此他除发动革命，推翻腐朽的旧体制外，还积极提倡社会改良，发展慈善救济事业。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并在序中引用古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强调红十字会的公益性质。使国人对红十字会有初步了解，为其在中国建立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

孙中山认为国家应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应“保民”，更应承担“教民、养民”职责。因此，国家努力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赡养老弱病残幼等弱势群体，为他们生活提供保障。他甚至主张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行政开支外，余额“则兴办教育、慈善事业”。在他的主持下，许多公立养老院、慈幼院得以在乱世中成立。除强调政府救助职能，孙中山还对民间慈善组织发展予以大力支持。他多次号召社会名流向慈善团体捐资，并对慈善团体义举常予以高度赞杨，努力帮助它们在政府部门注册备案，获得合法性地位。

孙中山对慈善事业不仅身体力行，更注意制度化与法治化构建。1912年，在临时大总统短短三个月任期内，他就批复一系列文件，建立慈善团体与机构。1922年，孙中山赴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兼内政部部长，颁布《内政方针》、《内政部新官制》，将内政部分为三司，第一司专管“救济及慈善、公益等事项。”并设立社会事业局，专管“育孤、养老、救灾、卫生防疫、监督公益及慈善各团体”。专门机构的设立，使慈善公益事业成为中央政府的明确职能，结束了数千年“人治化”的局面。

为能使慈善公益事业有足够的资金，孙中山主张将“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作为“育婴、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强调“发展实业”，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才能削减弱势群体数量，才能使慈善机构获取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从而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孙中山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极为推崇，认为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因此，扶危济困是孙中山思想的内核，他指出：“民生主义就是以养民为目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天下为公”就是“公天下”。富人们若都能抛弃私心，就能以“和平的慈善”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建立和平幸福的美好世界。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举国哀痛。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三民主义被确立为治国方略，许多构想得以付诸实施，对民国社会救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也都乐衷慈善，时常为穷人奔走呼号，筹募善款，成为民国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时至今日，中山先生的慈善思想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