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个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动物爱好者，怀着满腔热情在坦噶尼喀湖畔的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扎下营来，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如今，珍·古道尔的名字已经成为黑猩猩保护的代名词。冈贝的黑猩猩研究是人类对野生物种进行的最长久、最细致的研究之一，如今仍不断揭示出有关黑猩猩的新知。

　　香蕉助了珍一臂之力。长期为猩猩供应香蕉可以引它们前来，并帮助珍赢得它们的信任。大胡子大卫曾经一口气吃掉50个香蕉，是冈贝黑猩猩中第一个卸掉对人类戒心的。当它允许珍为它整理毛发时，她写道，那是个“骄傲的时刻”。现在人们了解到，黑猩猩对一些人类疾病不具备免疫能力，因此，冈贝的研究员需要与猩猩保持至少7.5米的距离。

　　大多数人不会在某个确切的时间点遭遇命中定数，珍·古道尔却是如此。

　　1960年7月14日早上，她踏上坦噶尼喀湖东岸一片荒僻的卵石滩。当时，这里叫做“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是1943年英国殖民政府建立的一个小型保护区。这是她初次造访此地，她带了一顶帐篷、几个马口铁盘、一个断把的杯子、一副劣质望远镜、一个名叫多米尼克的非洲厨子，还有她的母亲（人们担心她只身进入独立前坦噶尼喀的野地会不安全，坚持让她带一名陪同）。她来这儿为的是研究黑猩猩，或者说，至少抱着尝试研究的希望。局外人等着看她以失败收场，但有一个人——在北部的内罗毕招募她执行此项任务的古生物学家路易斯·利基，却相信她有胜算。

　　挨着渔网把帐篷扎在岸上的一群当地人对古道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帮助她们把设备运上岸。珍和母亲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帐篷整理停当，傍晚5点左右，有人前来报告，说看见了一只黑猩猩。“于是我们就去了，”珍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然后便看到那只猩猩。”她只是远远地、不甚真切地瞥到一眼。“我们赶上围观渔民的当儿，它已经走了，尽管我们爬到邻近的山坡上，还是没能再看见它。”但她注意到，附近一棵树上有个用折下的树枝铺成的猩猩巢，并且将这一情况记录下来。这份资料，这最初的巢穴，开始了现代野生生物学最具重要性的伟大传奇之一：珍·古道尔及同僚50年来对冈贝黑猩猩进行的坚持不懈、无比详尽的研究。

　　颇具神话色彩的科学史记载了这一传奇旅程中的精彩瞬间和标志性事件。年轻的古道尔女士初来乍到时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资历，甚至连本科文凭都没有。这位天资聪慧、干劲十足的英国姑娘毕业于一所文秘专科学校，打小就热爱动物，并梦想着在非洲进行动物研究。古道尔家生活拮据，家中女人挑大梁，见不到男人的影子。在冈贝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她与困难艰苦斗争，试图建立一套方法体系，却因为发烧（极有可能是疟疾）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期间她在山林中徒步行走了许多公里的路，却没能看见几只黑猩猩。直到有一天，一只下巴上长着灰白胡子的雄性老年猩猩，出人意料地向她表示了试探性的信任。她把老猩猩命名为“白胡子大卫”，在它的帮助下，她观察到三种颠覆体质人类学常识的现象：黑猩猩吃肉（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它们是素食家），黑猩猩会使用工具（把植物茎干插入蚁穴捉白蚁），还会制造工具（剥去茎干上的叶片）——最后一样被人视为人类智能的独有特点。这三项发现中的每一个，都进一步缩短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在智力与文化上的差距。

　　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对黑猩猩制造工具能力的发现，在人类学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制造工具之人”的说法占主导地位，几乎成为对人类的规范定义。路易斯·利基对珍的消息感到震惊不已，他写信对她说：“如今，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工具’，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把黑猩猩列入人类范围。”这番话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对人类本质的思索进入新阶段。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应该记住，那就是，这三项最受称誉的发现，不管其具备革命性与否，都是珍在野外考察的前四个月里实现的。她起步很高，但对于她在冈贝的工作，却不能用这么短的标尺来衡量。

　　这张摄于2005年的照片中，一只黑猩猩正在捉食美味的白蚁，露出的专注表情与人类颇为相似。

　　冈贝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珍·古道尔对人类的“重新定义”，而在于她为野生猿类的行为研究建立了新的、极高的标准，在关注个体特征的同时着眼群体行为模式。她创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建立起一套草案与规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她在科学界与黑猩猩群体间搭起一座桥梁，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当时女性的能力范围。冈贝项目在多个层面上得到扩展，经受了危机的考验，所发挥的作用是珍和路易斯·利基始料未及的，所引进的研究方法（卫星测绘、内分泌学、分子遗传学）和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动物行为研究的领域。比如，不需捕捉或接触猩猩，便可采集粪便标本，对标本进行分子分析，可带来有关猩猩之间遗传关系的新启示，并在某些猩猩体内发现病菌。然而，在这一科学壮举实现50周年之际，一个尖锐的讽刺仍然萦绕在其中心——我们对冈贝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就越为其延续生存的严峻形势感到忧心。

　　有两样发现尤其令人担忧，一个是地理问题，另一个是疾病问题。人类最热爱、研究最深入的黑猩猩种群被隔离在一片孤岛般的栖息地上，这片生境范围太小，无法维持猩猩群的长期生存。同时，如今有些成员看似正死于猩猩艾滋病。

　　谁在观察谁？珍与菲菲相互对望，后者是她最初的研究对象之一。木栅栏用来防止猩猩冲进帐篷、弄乱物品。多年后，菲菲登上女家长之位，生下九个后代，其中七个存活下来——是生养后代最多的雌性。它带着自己最小的孩子于2004年失踪。“那是段悲伤的回忆。”珍说道。

　　从野外生涯一开始，珍·古道尔就一直面临如何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以及根据观察到的行为可做出何种推断的问题。在她结束第一个野外考察季后，路易斯·利基告知她下一个塑造其职业生涯的伟大设想：他将帮她拿到一个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项目。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博士学位都让珍可望不可即。首先，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其次，她一直立志成为博物学者，或者记者，但“科学家”的头衔是她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动物行为学（ethology）是什么，”她前不久告诉我，“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它指的就是对行为的研究。”被剑桥大学录取之后，她马上发现，自己与学界前辈和权威专家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得知自己之前的做法全然错误，让我颇为震惊。以前的做法被全盘否定。”当时，她已获得在冈贝15个月的野外考察资料，其中大部分来自对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她给这些猩猩取名白胡子大卫、迈克、奥吕、菲菲等等。这种把猩猩人格化的做法在剑桥却不吃香——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与感情是拟人论，而不是动物行为学。

　　“所幸，我回想起儿时的第一个老师，它告诉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的第一位老师是她养的狗，拉斯蒂。“与某种大脑高度进化的动物共度一段生命时光，你一定会发现，动物也是有个性的。”她奋起反驳主流观点（温婉有礼的珍在立场上却从不退让），并于1966年2月9日成为珍·古道尔博士。

　　1968年，小小的保护区也经历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成为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此时，珍已开始获得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研究经费，她结了婚，做了母亲，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人。其成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为本刊撰写的报道，以及在电视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野生黑猩猩的故事》中亮相时清秀且自信的形象。为使野外考察营获得资金援助，持久运作，她把其改组为“冈贝河研究中心”（GSRC）。1971年，她出版了《黑猩猩在召唤》一书，其中记载了她在冈贝的早期研究与历险，后来成为畅销书。大约在同一时期，她开始收学生和研究员，来帮助她在冈贝进行数据采集等研究工作。

　　路易斯·利基对珍在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影响力大肆夸耀，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冈贝同僚们则默默无闻地延续她的事业，其中包括理查德·兰厄姆、卡罗琳·蒂坦、克雷格·帕克、蒂姆·克拉顿-布罗克、盖佐·泰莱基、威廉·麦格鲁、安东尼·柯林斯、谢德拉克·卡门亚、吉姆·莫尔和安妮·普西。其中最后一人，普西，现在是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及系主任，同时担任珍·古道尔研究会（成立于1977年）灵长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她的一项职责就是监管长达50年的冈贝野外黑猩猩研究中积累下的资料——包括笔记本、日记册页、检查表等，有英语的，也有斯瓦希里语的，装了满满22个文件柜。

　　50年的研究历程中遭受过一次灾难性打击。1975年5月19日晚，从扎伊尔跨过坦噶尼喀湖而来的士兵绑架了三个美国年轻人和一名荷兰女性，四名人质最终得到释放，但冈贝河研究中心招募海外研究员和助手的行为似乎已经不再保险。

　　英国人柯林斯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生物学家，留着络腮胡，对狒狒有着浓厚的兴趣——狒狒是冈贝另一种易见的灵长类。除了狒狒研究之外，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还阶段性地在珍·古道尔研究会和冈贝河研究中心扮演重要的管理者角色。他如此回忆1975年5月19日：“那一天，就冈贝而言，整个世界陡然巨变。”那晚柯林斯不在现场，但之后立即赶回，帮助处理后续事务。“也不完全是坏事。”他告诉我。坏消息是，外籍研究员无法在冈贝继续工作了，珍自己在许多年里也不能在那里工作，除非有军队护送。“好消息是，第二天，数据收集的工作就立即由坦桑尼亚当地的野外考察团队接手。”当时，这些坦桑尼亚人在数据收集方面都已接受过至少一年的训练，但仍然仅仅发挥着追踪仪的作用，帮忙找猩猩、辨认植物，并且保证白人研究员在天黑前安全回到营地。随后就发生绑架事件。“从那天起，接力棒就传给了他们。”柯林斯说。只遗失了一天的数据。今天冈贝黑猩猩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加博·保罗，监督着美多迪·维亚姆皮、马贡贝·叶海亚、阿姆里·叶海亚等23名坦桑尼亚人的野外观察和数据收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