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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解放前上海商会会长,学贯中西,他中年接触佛法,就很认真的学佛。使他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后来他写了《保富法》,就是用佛学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怎样才能保住财富?他谈的完全是以他个人一生接触,亲眼看见的。他接触了两类人物,一类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一批做大官的人。他就是抒发这种观点来看: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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