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考古学开展以前，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就是1898年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被确认。之后各家竟相研究，成绩卓著。就此王国维先后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影响尤大。他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中的《殷本纪》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广泛地考察了殷周的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殷代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研究后来成为引发对安阳殷墟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契机和出发点。所以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郑州商城遗址的时候，虽然看到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却仍然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那也是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同样当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河南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比郑州商城更早的都城级遗址时，却可以从文化内容的分析认定那不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而可能是夏文化,从此又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比夏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或史前考古学文化如何同夏文化接轨，虽然是学术界很早就提出的课题，但直到这时才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基础。早期中国历史的构建工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的。

　　在远古中国的大地上，各大文化区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

　　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青铜时代，在它以前是新石器时代。过去以为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现在知道的情况远为复杂。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万年以前，之后经历早、中、晚、末四期，总共有八九千年。在晚期的后半和末期因为发现了一些小件铜器，故又可以称为铜石并用时期，其时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这是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文明以至产生最初的国家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农业和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的高档手工业部门。从聚落和墓葬的等级分化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的分层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成员开始被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不少中心聚落筑起了防卫性的城墙，同时出现了用于战争的专门性武器，到处都有战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乱葬坑，这都说明那个时期的社会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迈出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以及燕辽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等。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各个大文化区的主体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仰韶文化早期各个聚落的差别还不显著，到中期开始分化，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那里有仰韶文化中期最大的房子和最大的墓葬。随葬器物虽然不多但很特别，完全是为死者定做的。几乎每座墓都有玉钺，上面有明显的线切割和管钻的痕迹，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技术水平。而钺乃是从石斧中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专门性武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战争。而领袖人物首先是握有最大权力的军事首领。仰韶文化中期对周围文化有强烈的影响，是否与军事扩张有关，值得研究。西坡遗址的规模并不很大，风格也比较朴素。同一时期在各地还有一些规模更大但规格似乎稍低的次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河南洛阳王湾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走上了分化的道路。到仰韶文化晚期则分化更加明显：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中心聚落中出现了建筑规格甚高的所谓原始殿堂，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发现有殉人的现象，郑州西山则出现了最早的城堡。

　　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即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该遗址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曾经发现有许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筑遗迹）和同时期最大的陶窑。墓葬从早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到中晚期分化更加显著。大墓有棺有椁，随葬玉钺、象牙梳、鼍鼓（只剩下蒙鼓的鳄鱼皮鳞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还有数目不等的猪头。这在同一时期的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余的墓葬显然级别较低，最低等的墓葬仅有人骨，没有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社会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这个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五莲丹土村、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处。后四处在随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据说有的地方发现有城墙遗迹。相对仰韶文化而言，大汶口文化也强调军事，而贵族垄断的高档手工业更为发达，社会分化更为明显。

　　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当。早期的聚落同样没有明显的差异，到中晚期则为之一变，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辽宁凌源牛河梁。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0多个遗址点。其中有“女神庙”、大小祭坛、广场（周边用石头砌筑的方形山台）和多处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女神庙中有彩绘壁画，有多个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残块。如果复原起来，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过真人一两倍！积石冢的规模极大，较早的为圆形，较晚的多为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约20米上下，用石头砌边，逐级收缩成三级台阶。最外边砌的石头内侧密密麻麻地摆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积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壮观。每个积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并随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时有若干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随葬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明确地展现在眼前。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积石冢的遗址还有多处，只是没有牛河梁那样的规模。

　　红山文化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却能调集大量的人力资源，在一个选定的地区营建宗庙、祭坛和巨大的贵族冢墓，所能凭借的只能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强大的组织力量。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猪龙或熊龙，形态非常特殊又非常统一，论者多认为可能是红山人的图腾,这表明红山文化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一经同某种权力机构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传统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说红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某种国家政权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为过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难于长期支撑，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很快就衰落了。红山文化虽然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对外面的影响却很有限，军事色彩也不明显。只有玉器对南部的山东地区有些影响，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小河沿文化时期又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崧泽—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阶段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但到良渚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2500年）便有急速的发展。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郊，那里不只是一个遗址，而是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一百多个遗址点的遗址群。这里的核心是一座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墙的基部铺满石头，上面用经过选择的黄色粘土夯筑。城内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台城，上面有三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说明原先应该有宫殿之类的高等级建筑。台城的左近有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大城的周围还有不同等级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业作坊，有两处专门营建的祭坛和另外的贵族墓地。在良渚港还发现有大量木桩和跳板等可能是码头的设施。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人口密集、设施齐全而且规格很高的都城级遗址群。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个中心都有人工筑造的贵族坟山，随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别是反映宗教信仰与仪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军事指挥权的玉钺等。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远远高于红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中最发达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现在具有自己独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坛最后又成为贵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良渚文化修城池、盖“宫庙”、筑祭坛、造坟山，土木工程之巨远远超过红山文化和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良渚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同时还有漆器、象牙器、丝绸和精美陶器等高档手工业，全部都是为贵族所享用的，对于发展经济并无直接的好处。良渚文化的墓葬几乎都随葬石钺，贵族则随葬玉钺，差不多是全民武装。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扩张，尽管实力强大，毕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最终也只能像红山文化一样快速衰落。

　　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也大致与仰韶文化相若。早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如湖北枝江关庙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墙，如湖北江陵阴湘城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便出现了许多城址，大都分布于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最大。这个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全城大约有120万平方米，城垣基底宽约50米，残高约5米，护城濠宽约60-70米，工程巨大。城内有中心居住区、宗教活动区和墓地等。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宗教活动区发现有祭坛和象征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时期则有数以百计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划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进者，在这些大陶尊附近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人形和各种动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鱼作祈祷状，显然也是进行宗教法事活动的遗留。可见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犹如良渚古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而已。这个文化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同样也很重视武装，墓葬中多随葬石钺。它凭借自己的实力，曾经一度扩张到河南南部，但是后来也忽然衰败了。究其原因可能与历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大规模征讨三苗的事迹有关。这个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时期任何文化都多，明显是为了防卫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除了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滩—薛家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和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不过相对而言，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势头是最强的，而且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都十分明确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体进程和表现形式不大相同，对相邻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较起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浓的，其次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展得十分快速，在达到顶峰以后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兴也骤，其衰也忽。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也没有那么多巨大的工程，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差异。这里显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就很不相同。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即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左右，继续顺利发展的事实上只有继承仰韶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和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了，二者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燕辽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暂时转入低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中原龙山文化本身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王湾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和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客省庄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其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位于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那里发现有几个大型遗址，最大的就是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早期就已建立夯土城墙，到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积已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有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从毁弃的建筑残迹中，发现墙壁上抹白灰并有彩画，屋顶有呈方块状的“平瓦”，说明此建筑的规格不同

　　一般，应该是属于宫殿级别一类的。陶寺的墓地规模极大，据估计大约有上万座墓葬，并且分为几个墓区。说明城内居住有不同身份的大量人口。在已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随葬100件器物以上的大墓不到1%，随葬少量器物的中等墓约占10%，而将近90%的小墓则没有任何随葬品。大墓中的随葬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格高，有不少是表现权力和身份的，如玉钺、鼍鼓、龙纹盘等。它反映出当时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并掌握着最高的统治权力，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陶寺为尧都平阳的遗址，可备一说。

　　中原龙山文化的后期，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河南西部的王湾文化。那里发现有登封王城岗和密县古城寨等一系列城址。古城寨的城墙至今还高达15米，夯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王城岗城址至少有30万平方米，不算太大。旁边的东周城址出土有多个“阳城仓记”戳印的陶器残片，所以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就是传说中“禹居阳城”的那个地方。果真如此，则王湾文化的晚期当已进入夏的纪年。

　　这个时期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茌平教场铺、阳谷景阳冈和日照两城镇等许多城址。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都发现有一棺二椁的大墓，说明这时社会的分层又进了一步，在贵族中也已经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的水平是最高的，绝大部分陶器是直接由快轮拉坯成型的。其中尤以薄如蛋壳、漆黑发亮、造型优美的黑陶杯最为上乘。有些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也极为精美。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古史传说中常常提到古有万国或万邦，说黄帝时曾经筑五城，又说鲧作城；说黄帝战炎帝，战蚩尤，禹征三苗等等。又说黄帝设左右大监等官职，尧舜时官职更加复杂，还有各种刑法等等。这跟考古发现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说明许多古史传说的资料确实包含有真实历史的素地，不能一概抹杀，而要参照考古资料去重新整理。但传说毕竟不是信史，不能拿考古资料去一一对号，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明白的。

　　夏商时期，华夏文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奠定了往后中国的发展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诞生了。夏代究竟应该从大禹算起还是从他的儿子夏启算起，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启曾经同益争夺王位，把益杀了。启又曾经与有扈氏打了一大仗，政权还没有稳固，到他的儿子太康时就被东夷有穷国的后羿推翻了。后来羿又被寒浞推翻，等到太康的重孙少康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稳固下来。在考古上要把这一段历史弄清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最近的研究似乎有了一定的进展。

　　前面提到登封王城岗可能是大禹居住过的阳城。近年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也发现了一座约3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的城址，同时在稍晚的新砦期包着龙山城又筑起了一道城墙，里面发现有大型建筑遗迹。在新砦期的遗物中可以看出有不少东方的因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后羿代夏时期的都城，有的则认为是少康中兴时期的都城。因为考古工作才开始不久，许多情况还不明白，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现在人们公认的夏代都城级遗址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那个遗址有600万平方米，发现有多处宫殿遗迹，其中1号宫殿基址就有一万平方米，上面有宫殿、门厅和回廊，中间是一个大庭院。二号宫殿略小，但结构更加规整。围绕宫殿有道路和城墙，城内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明显是一座宫城。照理外面还应该有更大的城圈，也就是王城的城墙，可惜至今没有找到。不过既然有这么大的宫殿和宫城，自然应该是王都所在。二里头遗址可以分为四期，宫殿主要在二、三期，延续使用至四期之末。一期虽然没有发现宫殿，但一些迹象表明其规格不同一般。例如在一座不大的墓葬中就随葬有迄今所知形体最大、制作最精美的龙形物。它是用2000多片松绿石和玉质组件拼装而成的高档工艺品。可见在二里头一期就可能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只不过到二、三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二里头一期早段大约与新砦期同时，一期晚段则比新砦期略晚，所以有人认为二里头可能是从少康直到最后一位帝王夏桀时期的都城，这与文献的记载略有不同。

　　二里头遗址除宫殿外，还有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铜器作坊遗址。在一些中小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有鼎、斝、爵、盉、铃等礼乐器，戈、钺、戚、镞等兵器，锛、凿、钻、锥、刀和鱼钩等工具，还有镶嵌松绿石的铜牌饰等。从铜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铸铜陶范来看应该还有更多更大的器物。可以说在后来商周时期各主要类别的青铜器在此时都已初具规模，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这跟此前的古国时代相比显然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单是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把夏同商周合在一起称为三代也是合乎情理的。

　　应该强调的是夏王朝并不是孤立的，和夏王朝同时还有其他国家或王朝。从《殷本纪》和甲骨文所见商先公的世系和事迹来看，那时的商人也建立了一个与夏王朝竝立的世袭王朝。过去以为商的先人起自东方的山东一带，现在看来并不正确。真正代表商先公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先商文化，它分布于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与代表夏的二里头文化相邻，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一处先商的都城遗址。最近在河南濮阳戚城发现一处龙山时期的城址，是否与商人早期的活动有关，值得注意。与夏朝发生关系较多的是东夷。近年在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发现的岳石文化已被证明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是继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心可能是章丘的城子崖，那里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址颇具规模，城墙的版筑技术已很成熟，说明其文化发展水平不低。

　　把眼光放大一点，跟夏代基本同时的还有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甘肃、青海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四川地区的宝墩文化，江汉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钱山漾文化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出土过一些青铜器，开始步入了青铜时代，并且直接间接地与中原的夏文化发生过各种关系。商灭夏后不但尽有夏商之民和尽有夏商之地，并且进一步扩大控制的范围，建立了一个比夏朝版图大得多的统一王朝。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郑州商城，其规模之大与规格之高又远非夏朝都城的二里头可以比拟。由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为往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确实存在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

　　早期中国历史的重建虽然是长期的工作，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至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说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文明古国的资料可能还不够完整，它本身也还不够成熟，毕竟跟以前的原始社会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早期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西南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早期文明发展的模式也不相同，其中有许多跌宕起伏。尽管如此，各早期文明之间仍然有许多因素的交流、渗透与碰撞，很多情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从古国后期开始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黄河流域的力量逐步加强，并且进一步集中到中原地区，又由中原向四周扩展。这与中原地区文化本身不尚浮华，强调王权而不过分渲染宗教的神力，在文化方面不固步自封而乐于吸收周围地区的优秀成果有关。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给它提供了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特别便利的条件，因而得以持续发展。

　　早期中国发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十分强大，并给与周邻的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湖北的荆南寺文化、湖南黄材的青铜器、江西的吴城文化和大洋洲青铜器、辽宁喀左的青铜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等，都是在商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并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又对更外围的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形成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深深地影响到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波折，而文明本身却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发展下来，与早期中国所奠定的有核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