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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要快乐”到“我可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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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

在新年第一期,在国民幸福指数成为新追求的今天,我们阅读快乐。

我们重温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林和靖、苏轼、唐伯虎、徐渭、李渔、袁枚的快乐之道,关注快乐给开心网、乐水行、电视、摄影、联想、软饮料和诸多商业带来的生产力,也聆听郑渊洁、孟非、董路、宁财神、王子文、姚晨的快乐宣言。

“我要快乐”,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关乎自由。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唯自由了,你才能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你给予自己的期许和礼物。唯有如此,快乐才持久和深邃,而非傻乐。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盲从和伪信。

乐自由你,快乐生活人人要,“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何力语)。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你会在乎谁在看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

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

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

乐自由我

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

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

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

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

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

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

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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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幸福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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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境界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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