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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及其禅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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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豫川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佛教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寺院经济蓬勃发展,具有不同特点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都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唐朝,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高峰,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

顺应这一历史因缘,王维这位精通禅学,擅长诗歌,首创泼墨山水画,熟谙音律的艺术巨匠出现了。

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字摩诘,武则天长安元年(701)诞生于今山西省祁县。其父王处廉,后迁居蒲州,遂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王维幼年聪颖过人,九岁知属辞。其弟王缙,官至丞相。王处廉去世较早。其母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成名后,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道:“故博陵县(今河北省蠡县南)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大照禅师即普寂,为禅宗北派祖师神秀(约606-706)的大弟子。神秀示灭后,其法众即由普寂统领。《宋高僧传》记述:开元十三年(725)即王维二十四岁时,普寂由洛阳移居长安,“王公大人,竞来礼谒”。崔氏得拜这样一个高僧为师,守戒习禅三十多年,自然是一个颇有修养的居士了。生长在佛教气氛如此浓厚的家庭,在母亲的影响下,王维和王缙“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菇荤血。”(《旧唐书·王维传》)

开元九年(721),二十岁的王维进士及第,授官大乐丞。后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贬为济州(今山东省茌平县)司库参军。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回到长安,得到丞相张九龄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吏部朗中、给事中等官职。所以说王维青壮年时期也曾积极从政,对张九龄“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献始兴公》)的贤明政治,表示了明显的支持。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为奸相李林甫所陷害,被罢相,贬官荆州。“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独揽朝政,国事日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王维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从开元二十八年(740)起,他先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别墅,后来在蓝田西南鹿苑寺畔辋川得到唐初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遂迁于此,过着禅悦诗情的生活。正如他的《山中寄诸弟妹》一诗中所咏: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王维的诗歌,保存至今的有四百多首。虽然他的诗歌多半无法编年,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出其前后期诗风的不同。象盛唐许多诗人一样,王维青壮年时期也写了一些游侠、边塞的诗篇。如《少年行》描绘少年游侠的昂扬豪迈,《济上四贤咏》赞扬了“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肠”的成文学等四贤;他们都是“解印归田里”或“中年不得意”的有志之士。诗里有意识地把四贤正直高堂的形象和那些“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的“翩翩繁华子”作对比,指摘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深沉蕴藉,婉而多兴,风格很接近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洛阳女儿行》在华丽的词藻铺陈中流露出冷嘲,又颇似卢照邻的代表作《长安古意》。《从军行》、《燕支行》等诗豪情四溢,很有盛唐边塞诗的浪漫色彩。

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写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说他:“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可知他二十多岁时即已受教于名僧。王维年近三十丧妻,由于佛教对他的影响与日俱增,故“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交游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其诗文中有名有姓的就将近三十人。从他写的《赞佛文》、《绣如意轮像赞》、《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谒璇上人》等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学,尤其是禅学,具有很深的造诣。

《宋高僧传》载:“元崇以开元末年从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受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从引文我们可以窥见王维佛教生活的一斑。这位天才的诗人在禅诵之余,常以吟诗作画自娱,他的许多富有画意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旧唐书·王维传》云:“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口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乱军攻破潼关、长安,玄宗仓惶逃奔四川。五十五岁的王维追随玄宗不及,在长安被乱军所俘,囚于菩提寺,他服药佯喑。后安禄山强迫他作给事中伪官。至德二年,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郭子仪(697-781)收复长安,肃宗李亨还京,下旨凡陷贼官,一律分三等定罪。王维一度被贬官为太子中允,因曾作凝碧池诗,特宥之,后升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石丞”。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陈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

此后,他更加摒弃世事,修持禅诵,勇猛精进,以求心灵的解脱。《旧唐书·王维传》叙述其晚年的生活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元(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肃宗上元二年(761)一日,忽索笔作书,与亲朋故旧诀别,安坐而逝。”

印度佛教是没有禅宗这个宗派的,所以说禅宗是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它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期,始祖为印度菩提达摩,而其兴盛则肇自初唐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圆寂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为领袖,主张渐修,得到武则天的支持。长安元年(701),武则天把九十高龄的神秀迎请到京都长安,尊为国师(见释净觉《楞伽师资记》)。神秀上殿,武则天亲自跑拜。中宗李显即位后,对神秀“尤加敬异”(见《旧唐书·神秀传》)。故禅宗北派在武则天至唐玄宗的七十年间,盛极一时,该派名僧或扬眉高殿之上,或策杖深庭之中。但此后不久,便逐渐衰歇了。禅宗南派以弘忍的得法弟子慧能(638-713)为代表,大倡“顿悟”法门,后世称为禅宗六祖,盛行于岭南一带。慧能灭度后,其弟子神会(668-760)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北上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大云寺,设无遮法会传播南宗教旨,掀起南能北秀之论争。后又于天宝八年(749)在洛阳大弘宗理。大宝十二年(753),神会被北派僧侣排挤,黜居弋阳郡(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安史之乱起,至德二年(757),神会应请在洛阳主持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见《宋高僧传·洛京荷泽寺神会传》)。得到肃宗李亨的信任,此后南宗弘传甚盛,成为禅宗正统。

王维与禅宗南北二派都有很深的关系。前文已述,他母亲是北派首领普寂的弟子,他写过一篇《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大通禅师是神秀的赐益,大照禅师是普寂的赐谥。他又曾应南派首领神会之请,为其师慧能撰写《能禅师碑》,文中说:“谓余知道,以颂见托。”(见《全唐文》)可知他又心印曹溪。这篇《能禅师碑》是研究慧能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王维虽然信奉禅宗,但毕竟不是有一定师承关系的僧人。当京师一带北派盛行时,他自然与北派禅师密切来往;至德以后南派大弘,他又与南派禅师交游论道,不存门户之见,这是很可贵的。

慧能创立的南派禅宗,主要宣扬人心是成佛的基础,要求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这样,人虽然身处在尘世中,精神却可一尘不染而成佛。禅宗的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正如清朝诗论巨擘沈德潜所说,王维诗句多是“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在山水园生活的描绘中蕴含着禅意,用热闹的字眼透出幽静的意境,寓静于动,动中显静,以含蓄曲隐、意在言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哲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后人认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联,是最得理趣的名句。佛教认为,世间一切法皆有生、住、异、灭之迁流变化。此联正是在观赏行云流水之际,透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生生灭灭,穷尽复通的禅理。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主要表现为空寂的境界。由于他的心灵自幼浸染了佛教清净无为的色彩,所以他笔下的山水田园被描写得那么宁静安祥,澹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里弹琴长啸,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惟有皎洁的月光相伴,这是多么清静幽寂的画境!

《鹿柴》一诗,也是这种心境的流露: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阒寂的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语,幽深的密林里偶尔照到青苔上的一缕夕阳,被诗人信手拈来,给我们一种远离尘嚣的无比清幽的意趣,使人回味无穷!

又如《辛夷坞》云:

木末芙容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鸟鸣涧》云: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六》中说:《辛夷坞》和《鸟鸣涧》两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尤其《辛夷坞》,更是“入禅”之作。一语中的,诚哉斯言!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如《戏赠张五弟湮》云:

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

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

佛教无我的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庄子哲学颇有一致之处,二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一联,用的是《庄子·山木》典故:“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虚白”一词,则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经典释文》:“(晋)司马(彪)云:‘室,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用以形容清净的心境。

王维的另一首诗《山中示弟等》,更是将佛、道二教融合在一起,表现了无我的境界:

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

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

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

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

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

“吾丧我”乃《庄子·齐物论》中南郭子綦的话。“广成子”则典出《庄子·在宥》,唐陆德明、成玄英等人均认为“广成子”乃老子的别号。“缘合”、“性空”均为佛学术语。《大般若经》云:“一切法,自性本空,无生无灭。缘合谓生,缘离谓灭。”《华严经》道:“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与此相类似,王维还有一首《酬黎居士淅川作》:

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

着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

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

气味当共知,那能不携手!

“着处是莲花”,即着意于求佛法。“变杨柳”出自《庄子·至乐篇》:“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变杨柳,体现着自然的化迁。“无心变杨柳”,意思是忘却自我,顺从自然;与“着处是莲花”正好合拍。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说:禅家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学人 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他又说:“禅家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在向上一着,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泛泛地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他们所认识到的,即是人们的心地,也可称为本心。”这种追求主观精神的自由境界,在王维的诗歌中表现得很充分,如《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向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总之,佛教世界观对王维诗歌创作影响是显著的,禅宗思想对其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是深刻的。正是由于这点,所以,王维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在盛唐处于上升阶段的禅宗南派,提倡:“顿悟成佛”,即凭着自己的智慧,单刀直入,一下子便领悟佛教的真理而成佛,很适合当时文人的口味。加入禅宗的表达方式又常常是形象诗的语言,因此像王维这样一个耽于禅悦的诗人兼画家,当他超脱尘俗,投身山水田园并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顿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导他迸出灵性的火花,在刹那间突破一点,进入富有哲理意味和艺术情趣的境界。

禅意和画意,是王维诗歌最突出的两大特色。他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画家,被后世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对祖国山水画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他的诗最有写意画的效果,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正如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禅悦诗抄

杰出丛林是赵州,老婆勘破有来由。

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与路为仇。

──黄龙慧南禅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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