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代佛教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大藏经的翻译和传播，对我国古代很多少数民族文字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对我国多种民族文字大藏经的形成，它对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所起的催化作用，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重点分析。
　　关键词：大藏经 民族文字 古文字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佛经，特别是大藏经的翻译、传播，对我国古代很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一、大藏经的形成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学说是他生前以口头形式传诵的。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举行了4次大规模的“结集”活动。基本上形成了佛教原典——“三藏”，成为后来“大藏经”的基础。“三藏”是佛教经典总集最早的称谓，指经藏，释迦牟尼宣说的佛教教义；律藏，释迦牟尼为僧团制定的行为轨范；论藏，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对佛说经义的阐释与发挥。
　　一般来说，所谓大藏经，就是指佛教典籍的总集。它除了包括三藏的内容，后来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大藏经的形成是中外历代僧人们长达千余年精心创作、发展、甄别、校正、整理的结果。有丰富的内容和严格的序列。[1]（P.1）
　　13世纪初，伊斯兰军队的入侵，使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由于佛教早期向东的大规模传播，佛教典籍在印度本土之外被大量保存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佛教东传，分南北两条路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佛经的翻译实现的。我国北传大藏经有汉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等，属于大乘佛教；而南传大藏经仅傣文一种，属于小乘佛教。
　　佛教东传过程中，我国古代一些民族在接受佛教影响的同时，首先使用自己的语言，进一步或发明或使用自己的文字来译写佛教典籍，使本民族的文字也在这一工作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使自身成为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佛教文化也形成了我国古代许多民族重要的民族特点。
　　二、大藏经的翻译传播及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产生的影响
　　1、北传大藏经
　　佛教北传中国汉地后，三藏典籍最早被逐渐翻译成汉文，并最终发展成汉文佛教大藏经。佛经汉文译籍和论著的产生，不晚于东汉桓帝之世（147－167）。汉文大藏经的形成，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间。
　　藏文产生于7世纪中叶，吐蕃33辈法王松赞干布（？-649）时期。据几部重要藏文史籍记载：藏族原无文字，松赞干布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他学成之后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据梵文创立了藏文。屯米桑布扎从梵文的34个字母中，剔除藏语中没有音的11个，又据藏语的实际增补了7个，制定了30个藏文的辅音字母。又从梵文的16个元音字母中，挑出4个与藏语相符的，制定了4个元音符号。他根据梵文兰查字母创制了藏文正楷，又根据乌尔都字母创制了草书。并用藏文写下了8种文法书，翻译了《宝云经》等20余部梵文佛教经典。[2](P.12)，[3]（P.17）。可见藏文文字的出现，首先就与对佛经的学习有直接关系。
　　藏文的出现和使用与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过去藏文的教学和传播主要由寺庙承担。藏文从创制开始，除政府、军队、民间等少量使用外，主要用于译经，即将梵文或汉文经典译为藏文。因此，藏文的文献和著述大多与宗教有关，现存的早期文献主要和大量的就是佛经，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也大多是宗教职业者。
　　藏文是一种参照梵文字母体系和文字制度而创制的辅音字母式的拼音文字，开始并不与藏语完全吻合。学者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改进。藏文从创制到15世纪初叶的800多年间，有史籍记载的重大修订工作就有三次。这几次修订都是由于译经的要求，由著名经师主持的。
　　三次修订中以第二次影响最大。这次始于814年，由吐蕃王赤热巴巾（815－841在位）亲自领导，在噶瓦·白泽、觉若·鲁意坚参、尚·益西德三大译师主持下进行。译师们主要是统一佛经译语和简化正字法，以适应语音变化、文字规范和使佛经通俗易懂的要求。当时还编写了《语合二卷》和《大、小翻译名义集》等语法修辞和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丹珠尔》杂部的《语合二卷》里收录了这次厘定译语的法令全文和厘定译语的词目。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赞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强制推行，取得较大成效。现行藏文基本上与这次规范后的藏文相同，这次文字厘定也成为鉴别古今藏文的重要标志。[2]（P.14）
　　藏文大藏经是译成藏文的佛教原典和藏文佛教著述的总称。屯米桑布扎创 制藏文不久，就开始了最初的译经活动。赤松德赞（754－797）时期，据藏文《登迦目录》记载，当时除密教、显教的部分典籍，藏文佛典已基本完备，为藏文大藏经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基础。尽管吐蕃时期的绝大部分文献毁于朗达玛的灭佛运动，但幸存下来出自噶、觉、尚等大师手笔的藏文译典都成为定本。1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300年间，藏译佛典活动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所译经典达2000种左右。14世纪后半叶，最终形成了藏文佛教大藏经。“佛经翻译对藏文的不断成熟起了催化作用，在译经基础上，藏人著作的大批问世使藏文得到锤炼，逐步发展成为表达力强、运载宏富的文字。”[4]（P.8）
　　藏文大藏经包括的经书达4500多种，由三部分组成。主要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此外还有被称为《松绷》的藏文著述。《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主要是“三藏”典籍中的经、律部分。包括藏文译成的原始佛经1108种（据德格版统计），由贡噶多吉编订。《丹珠尔》藏语意为“论部”。包括对经律的阐释和注疏、密教仪轨和五明杂著等。有文献3461种（据德格版统计），由布敦·仁钦珠编订。《松绷》主要包括各种藏文著作，如天文、历算、逻辑、文法、工艺、医药、美术、诗歌等。大藏经可以说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永乐12年(1414)，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南京印制《甘珠尔》、《丹珠尔》。结果制成铜版印模，印刷了数套红油墨楼梯折叠式的《甘珠尔》、《丹珠尔》，合称《藏文大藏经》，封题为金字汉藏对照。南京铜版《藏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第一个版本，影响至巨至深，此举有力地推动了西藏印刷事业的发展。使前藏、后藏、阿里、康区、甘肃、青海、蒙古等地的木刻印刷和铁字铸造技术得以成长起来，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印书院。《藏文大藏经》逐渐出现了多种版本：如万历版、里塘版(丽江—里塘版)、卓尼版、那塘版、德格版、北京版、库仑版、拉萨版、拉嘉版等。[4](P.25)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1003－1048）“自制蕃书”，命手下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制定西夏文字，最后演绎成12卷，推行国内，与汉文并用。1036年，元昊正式颁布了西夏文，史书称为“蕃书”、“蕃文”。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将其尊为国字，并改元大庆元年，以示庆祝。
　　元昊信奉佛教，他大力推崇并亲自下令，让官民礼佛，所以西夏人十分尊崇佛教。西夏党项是个重佛轻史的民族，以至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史书极少，而佛经却十分完备。西夏语与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党项族在归附唐朝以前，一度为吐蕃所统治，曾借用藏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由于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接受佛教更为容易。西夏留下的文献中，大多为翻译的佛经。
　　西夏文创制不久，即开始了译经活动。北宋景祐元年（1034），汉文大藏经《开宝藏》传到西夏，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予以收藏，同时召集僧人将其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字。西夏建国前期的40多年中，曾先后6次向宋朝进马赎经，然后进行翻译。从1038年起，到1090年，共译出佛教经籍3579卷。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最终形成了一部西夏文译写的《大藏经》，或称蕃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是除藏文佛经外，翻译、结集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大藏经》。它在我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06年（元大德10年），西夏灭亡20年后，元朝统治者还在杭州大万寿寺雕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经》3620卷，印造30多套，分送原西夏统治的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养”，以继续利用佛教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10]（P.105）
　　据统计，现存的西夏文共有5900余字。[10]（P.123）西夏文字的成熟和翻译大藏经有着密切关系。西夏文大藏经很多是从汉文译过来的。西夏文字虽仿造汉文，又无一字与汉文相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西夏文与有几千年历史的汉文对译卷帙浩繁的大藏经，它的文字、词汇、语法、表现能力都受到严峻考验，如果西夏文字本身没有巨大的发展和进步，能完成这一工作是难以想象的。还有相当部分的西夏文大藏经译自藏文，这也说明在译经过程中，西夏文字的活力在不断增强。
　　由于活字印刷的实物没有留存，国外甚至有人质疑活字印刷术是否为中国人首先发明。经我国学者鉴别发现，西夏文遗留的译经文献中有十余篇活字印刷的实物。特别是甘肃武威市亥母洞寺遗址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1998年经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认定它是12世纪前期的活字印刷品。这既为中华民族在这一科技领域内所做的开创性贡献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也表现了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活字印刷的发明发展上，学习交流，薪火相传的光荣传统。大藏经的翻译、印刷对西夏文字发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11]（P.146）
　　1204年，成吉思汗在扫平西部蒙古乃蛮势力时，俘获其国师掌印官塔塔统阿。“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见《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5]（P.3048）这里的国言即指蒙古语，从此用回鹘字母书写的古代蒙古文便成了蒙古汗国的正式国文。这种文字先在贵族中使用，进而在全国推广，这就是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经本民族语言学家的多次改革，现在回鹘式蒙古文已经成为规范化的文字，为我国蒙古族所通用。[7]（P.6）
　　蒙古语和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关系十分密切。在类型上都是粘着语，有大量共同成份，语音系统也相似。因此回鹘文字母，蒙古族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回鹘式蒙古文很容易得到认同和推广。17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这一举动不仅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对近代蒙古文的形成也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蒙古文研究专家道布先生认为：“一般以17世纪初林丹汗时期，蒙古族学者集体翻译的《大藏经》甘珠部作为近代蒙古文形成的标志”。[6]（P.296）
　　成吉思汗时代，回鹘式蒙文一直是蒙古人最主要的文字。即使在不再享有“国字”地位的元代，回鹘式蒙文依然得到改进和发展。元代蒙古族学者搠思吉斡节儿，撰写了第一部蒙古语语法书《蒙文启蒙》。这部著作补充了蒙文字母，修订了正字法，对回鹘式蒙古文的拼写规则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为回鹘式蒙古文的规范奠定了基础。成为蒙古传统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的蒙古语文学家，精通蒙古语、畏兀儿语、吐蕃语等。元仁宗时（1311－1320）被封为国师。他本人也是著名佛经翻译师，兼通蒙古、梵、藏等文字，译过不少佛经。他曾率领译者将众多藏文经、咒译成蒙文。他自己也用蒙古文翻译了印度学者寂天所著的梵文经典《入菩提行经》，并撰有《入菩提行论疏》，对该文加以注释。此外他还翻译有《五守护经》、《十二因缘经》等佛经多部。成为早期使用蒙古文翻译佛经的重要学者。正是得益于丰厚的文字学素养，他能够为蒙古文的最初改造发挥重要作用。
　　17世纪后，以康熙帝钦命刊刻《如来大藏经》为重要契机，蒙古文的书写形式和拼写规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字母笔画结构有所改进，拼写规则渐趋严密，一个词分成两段书写的现象消失了。[6]（P.295）由于刻写经书对语言文字本身和概念的准确反映都有严格要求，这使回鹘式蒙古文变得更加规范化，终于形成了近代蒙古文。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过几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校勘。
　　由于清政府将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蒙古诸部的重要工具，所以其蒙古文的官刻本中占大多数的是藏传佛教经典。较为重要的有早在康熙22年（1683），钦命刊刻的《如来大藏经》。该经是从藏文译成蒙古文的，历时17年，到康熙39年（1700）方告刊成。当时投入之多，所设机构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分工之明确，都可以看出清廷对这部文献的重视。康熙59年（1720）在北京又雕版刊印了《御制甘珠尔》108卷。乾隆14年（1749）又刊印了《御制丹珠尔》共225卷。这两部佛典的最终完成，是几代多少人努力的结果。它内容丰富，涵盖多种学科。堪称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民族已知最大部头的古籍。蒙古文字也在译经过程中得到充分锤炼，提高了自己的交流和表现能力。
　　另外元朝的八思巴字和蒙古的托忒文也有类似情况。文字的创造者本身就是佛教大师，把创制文字和译经结合起来，在译经过程中，检验和使用新文字。八思巴是藏族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中第五代祖师罗追坚赞（1235－1280）的尊号。史书上说他七岁，便能诵经数十万言。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命令八思巴创制新文字。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时，已经是佛学大师。1269年，文字制成，由忽必烈下令颁行。因新字是八思巴用梵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故近代学术界通称其为“八思巴字”。[9]（P.309）八思巴有《彰所知论》以及一些译经等多种著述问世，生前对内地与藏区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17世纪初，西藏黄教传入蒙古卫拉特部。咱雅班第达（1599－1662）被首领认为义子献出当喇嘛。他16岁受戒，17岁赴西藏修习佛法。十年时间，成为博通经教、出类拔萃的僧人，被大昭寺授予“格西”学位，深受班禅和达赖的赏识。他创制的托忒文是在原蒙古文的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使书面语和卫拉特方言密切结合，能够较好地表现卫拉特人的语言。托忒文在新疆卫拉特部一直沿用至今。他先前翻译了藏族文献《玛尼全集》。创制托忒文后，又与弟子把藏文佛经《大涅槃经》、《无量寿智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译成托忒文。他翻译的藏文著作达170余种，多为宗教典籍。他著的《缀字法》是托忒文的第一部正字法。[8]（P.39）
　　明万历27年（1599），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老满文”。老满文与蒙古文实际上相差不多，在使用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达海（1594－1632）编制了十二字头，规范了满文的字母形式。改进后的文字被称为“有圈点的满文”。达海还创造了译写汉字的新满文字母，称之为“外字”，共10个。“切音法”也是达海所创。有圈点满文创制在后，故又称为新满文。从满文的创制到改进完善，经历了30多年。达海对汉文造诣亦深，改造了满文后，即将《大明会典》、《孟子》、《三国志》、《通鉴》、《大乘经》等译为新满文。为新满文的使用打下了基础。[12]（P.5）
　　乾隆皇帝因《大藏经》有汉、藏、蒙文本，独缺满文本，便在开修《四库全书》的同年（1773），下令设内府清字经馆，以汉文《大藏经》和藏文《甘珠尔》为底本，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在清时又称《国语大藏经》，是清代与《四库全书》并行的巨大的文化工程。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用满文与汉藏文字对译而成，这可以说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满文工程，对于满文的成熟作用巨大。这部大藏经，也是部头最大的满文书籍。全书于乾隆55年刊竣，共收录佛教经典699种，2535卷。有刻板48211块，96422页。有1780万个满族文字。它代表着清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产物。自此，中国佛教无论显密汉藏，形成四种文字的《大藏经》流传天下。
　　此外，据史籍记载，我国还有过契丹文的《大藏经》，其实物还有待考古发现。辽代书禁极严，凡个人著述传入别国即犯死罪，因此辽代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
　　西域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盛行佛教，那时佛经全靠口头传诵。后来佛经在印度本土被整理成文。随之西域各国就有了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的佛经。西域各国译经情况缺少记录详情。一般来说，西域古民族文字的出现晚于佛教梵文经典的出现，而这些文字一旦出现，就被用于佛经的翻译，可见其中的关系。[13]（P.49，P.108）
　　据我国学者马雍先生研究，西域古文字佉卢文的“佉卢”二字是“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原词系梵文词，其汉译名及其简称均出自古代佛经汉译本。是音译，意译为“驴唇”，与佛经中“驴唇仙人”的传说有关。在遗存的佉卢文文献中有《法句经》写本的残叶4张。专家认为属于2世纪。还有大量古代西域的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书写的佛经译文被发现。这些文字与佛经的翻译有密切关系，要研究解读这些已经死亡的古文字，对佛经没有了解是难以办到的。
　　专家研究证实，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而是经西域各国间接传入的。最早的佛经也不是直接从梵文或巴利文译成汉文的，而是先译成西域各国文字，再译成汉文的。可见大藏经翻译对我国各地文字交流所起的桥梁作用。[13]（P.168）
　　2、南传大藏经
　　佛教南传，还形成了巴利语系的大藏经。公元1世纪，斯里兰卡大寺派的500位高僧，用了3年多时间，将三藏典籍全部用僧诃罗字刻写在贝叶上，并校对了100多遍，从而比较完整地用文字形式将南传大藏经保存下来。5世纪上半叶，在印度佛教大师觉音的组织下，将在斯里兰卡用僧诃罗文刻写的经文典籍全部译成印度本土的巴利语，最终完成了流传至今的南传巴利文大藏经。
　　巴利文大藏经随后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和我国云南的傣族地区，并对这一地区的文字创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先后出现了缅甸文、泰文、柬埔寨文和我国傣族文字，以及由这些文字译写的大藏经。[14]（P.63）
　　现在把傣族过去的文字称为老傣文，以与解放后创制的新傣文相区别。老傣文按地区又可分为4种，它们是：西双版纳傣文，又名傣仂文，字母呈圆形；德宏傣文，又名傣哪文，字母呈长方形；金平傣文，又称傣端文，字母形状方圆兼备；在瑞丽、澜沧、耿马等县部分地区使用的叫傣绷文，字母呈圆形。这4种傣文都是从古印度婆罗米字母或巴利文字母演化而来，与老挝文、泰文、缅甸文、柬埔寨文同属一个体系，有渊源关系。这四种傣文都是随着佛教文献的传入而产生的，现在以傣仂文为例进行说明。
　　傣仂文是西双版纳、孟连、双江、耿马、镇康、景谷、澜沧等县的傣族以及信仰小乘佛教的布朗族、德昂族等使用的文字。在国外，使用这种文字的还有缅甸南掸邦的“傣痕”、泰国北部的“傣允”和老挝的居民。这些地方的人都把这种文字称为“经书文字”。在西双版纳地区，这种文字起初仅用于宗教活动，后来逐渐传入民间广为使用。但在其他地方，至今依然只作为寺院中使用的经典文字，与日常使用的文字不同。
　　傣仂文的创制年代目前尚无定论。傣仂文比中南半岛各国使用印度字母系统的各种文字形体（如老挝文、泰文）更为古老，至今在老挝和泰国北部仍被视为经典文字，专门用于佛教经典中。老傣文的产生与佛经的传入和译介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没有疑问的。人们学习傣仂文，主要通过寺院。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男子7、8岁时就被送到佛寺当小和尚，在那里通过念经学习傣仂文。成年后还俗为民，称作“康朗”，被社会上看作是有学问的人而受到尊重。少数留寺院深造，成为终身僧侣。[15]（P.60）
　　傣文大藏经都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因此被称为贝叶经。现存最早的贝叶经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刻写于傣历1162年（1800）的《玛哈瓦戛经》。傣文大藏经有三种不同地方文字的写本和刻本，即西双版纳的傣仂文本、德宏的傣哪文本和傣绷文本。[8]（P.148）
　　三、译经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产生影响的原因
　　大藏经的传播与翻译，能够对我国古代多个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有以下原因。
　　1、我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政权的开明君主，信奉佛教，重视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落之后，开拓疆土，逐渐强大起来。为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不仅要有血缘关系，还要有一种精神纽带。当时佛教是一种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具有比较系统的思想。松赞干布选择了佛教，在佛教传播的同时，创造了文字，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他修寺庙、建佛像。请尼泊尔匠人，按照自己的身量塑了一尊观音像，供在大昭寺中。为了与邻国往来和治理民众，他派贵族子弟外出学习文字和佛法。过去藏地没有一定法律，松赞干布依佛经所说的十善戒制定了法律。这段时期，藏地开始有了佛教，创造文字，翻译经典，制定法律，教育民众，使藏民族逐渐强盛文明起来。所以藏地史书都说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化身，为造福藏民族而来。
　　其他如西夏的元昊、蒙古的成吉思汗、元朝的忽必烈、清朝的努尔哈赤等。他们立国之初，便深感创制文字，建立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他们深知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难以成为统治民族的。于是派得力大臣或重要学者专门创制文字，将其视为国家民族振兴的大事，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大力推行本民族文字。其他如契丹的耶律阿保机、金国的完颜阿骨打也是如此，他们分别派人创制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
　　10－12世纪，藏传佛教先后传入西夏、辽、金、蒙古、元朝，并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所接受和推行。佛教正好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他们在创制文字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礼佛译经活动，使这二者自然结合，从而使自己的民族文字得到了深度的运用和发展。译经成了政府行为，政治上有强大后盾支持，经费充裕有保障。
　　2、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功力深厚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成为早期本民族重要的知识分子，并形成了有一定自身特点的组织形式，如寺院等。如创制并改造藏文的屯米桑布扎、噶瓦·白泽、觉若·鲁意坚参、尚·益西德、仁青桑布、贡噶多吉、布敦·仁钦珠、欧巴洛赛益西等。西夏元昊、野利仁荣召集的各族僧人。首创回鹘式蒙古文的塔塔统阿、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创制“蒙古新字”的元朝帝师八思巴。创制托忒文的咱雅班第达。改进老满文的巴克什达海。创制傣仂文的佛爷督英达等。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有学问，通晓多种语言文字，而且有能力，在佛经翻译传播过程中，同时为创制使用推行本民族的文字作出巨大贡献。
　　佛教僧侣有自己特殊、专门的学习条件。如大量寺院的存在，很多寺院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号召力，能对佛教文化进行专门的整理、继承。同时还有大量职业的僧侣，能够有力量对佛教文化进行专业传习。这些都为传授、学习、使用文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佛教有自己的文化系统，大藏经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佛教一旦被统治者接受，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者就要大力推行它。而佛教的特点就是它有悠久的历史，它的思想理论都被译成大藏经传播。古代一些民族比较杰出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佛教的同时，都有一个讲经译经的过程，先把佛经译成本民族的语言，进而或是借助佛经原有的文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或是利用本民族刚刚创制的文字，去翻译佛经，把佛经译成本民族的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使本民族的文字受到锤炼，发展成熟。
　　可以说这些古代民族文字发明后，它能否被接受，有无价值直接在于它的实用性。这些文字首先被大规模使用不是在民间用于文学创作，它最先可以是简略的，先用于政府诏令、军事文书，进而用于民间记帐、书信等。这些民族古文字最先受到考验和挑战，被大规模运用的，就是翻译大藏经这种工作。可以说大藏经是我国古代很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催化剂。大藏经成了这些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的有系统的早期最大部头的著作。而且由于精神的虔诚，那种使用是非常认真的。很多问题被及时探讨、解决。译经使这些民族文字，按当时的实际需要，一产生就能发挥重要作用，成了非常实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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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罗美珍：《西双版纳傣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63页）
　　[15]、张公瑾：《傣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1987.2（5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