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经用语研究的深入——读朱庆之教授（论佛教对古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
　　俞理明（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译佛经用语与一般的汉语文献用语比较，有著明显的不同，在传统的小学研究中基本无人涉足。二十世纪以来，在汉语研究领域，佛经逐渐受到重视，最初被用作汉语研究的有效参照，证明汉语音韵或语法、词汇方面的某些现象。到一九八O年代，国内一些研究者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汉语语料加以研究，研究者重在对其中的特殊语言现象的描写，强调它的口语性，或者它与现代汉语的源流关系。由此发现，除了借词，后来的汉语中（包括现代汉语）有大量语言成分首见于佛经，不少汉语词汇或语法成分的变化，在佛经中有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材料，佛经用语的研究受到行内学人的关注。一九九O年以后，一些研究者又使用了“佛教混合汉语”或“佛教汉语”的概念，对汉译佛经中的外来因素及其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一种更新的认识，朱庆之教授是持此论最坚且研究最力者之一。
　　新的认识，开辟了新的视野，把研究引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很多以前研究没有充分注意或者无法说明的问题，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有了很好的解释，许多原来不确切的解释，由此得到更正，令人耳目一新。朱教授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从这一新角度出发，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
　　首先，佛教混合汉语或者佛教汉语的定位需要加以明确。混合语也称克里奥耳语或洋泾滨语，像洋泾滨语原是土著的人群受外来影响，采用了外来语言，并揉人了大量的本土语因素，造成了一种本土化的外语。汉文佛经用语不能定位在这个概念上，因为它虽然变异显著，但仍是汉人用的汉语，是一种含有浓重外语因素的汉语，不同于洋泾滨英语——主要由非英语民族使用而造成的异化的英语。这种用语的产生当然基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但是它的使用者却基本上是单一的，不是两个或几个不同语言集团的成员问的交际语：—准确地说，它是在佛教从古印度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最初由异族人和汉族人共同造成、后来主要由汉人使用的，向汉人宣扬佛教或供汉人学习佛教的用语。
　　除了音译词以外，汉文佛经用语存在著大量外来因素，并吸收厂不少口语和方言成分，与一般汉语（主要是作为典范的文言）比较，它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由特别的文化集团使用的汉语社会方言，或者是一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带有社会方言性质的汉语文献用语。
　　其次，汉文佛经用语本身的形成和变化尚需加以关注。佛经的汉译延续了近千年，最初根据的是来自中亚的、所谓的胡本，后来才直接采用梵本；译师从不能兼通胡汉或梵汉，到梵汉兼通。在此过程中，外来语的影响前后可能不同。以“如是我闻”的形成为例，在最初的时候，它被译作“闻如是”，汉魏两晋的译经基本采用这个形式，在南北朝的译经中仍不乏使用。魏晋之际部分译师用的“我闻如是”，是一个过渡形式，后来让位于广泛使用的“如是我闻”。“如是我闻”最确切的早期用例见于东晋高僧法显译经，《大般涅洹经》开篇采用厂此语，他籼佛陀跋陀罗共译的《摩诃僧只律》也有二例。此后，“如是我闻”逐渐成为这一类经文开篇的定式，唐末译经中几乎没有例外。“闻如足”比较合乎汉语习惯，“如是我闻”则明显仿梵语结构，目前我们还无法弄清这个变化到底是翻译底本中胡本与梵本的差异造成的，还是译师翻译造成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法显曾去印度取经，即使不是由他首创，“如是我闻”出现在他所译的经文中，可以说明译僧们对译文切近原文的热切追求。这个变化过程表明，汉文佛经译文的梵化是有过程的。
　　在整个佛经翻译的数百年问，“汉化”与“梵化”是两个互相制约的因素。住深人发掘经文用语中梵化因素的时候，也看到一些迹象，表明经文用语《：汉化的倾向：最初来自异文化的胡僧应该倾向于追求地道的汉语，⑥但限于他们的汉语能力，不得已，在汉语中掺人了大量的外来语因素。随著交流的增加和深入，胡人或梵僧的汉语水平和汉人的梵语的水平部得到厂很大的提高，追求地道的（切近原文的）翻译成了译人的目标，译文尽量接近原文。梵化的倾向，大约更多地与大量汉人参预译经，并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有关。但另一方面，过度的梵化创造出的一些成分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其中也不乏返朴归真的实例，一些后起形式不如原有形式有生命力，一些含有更多外来因素的成分不如本上形式流行，如唐译使用的二必刍”就没能代替汉代开始使用的“比丘”，音译的“优婆塞”也不如意译的“居卜”使用广泛。仿译似乎是二者的一种理想结合：在汉语的外壳中注入梵语的意义以及结构，照顾了汉人的习惯，又达到了切近原文的目的。
　　第三，汉语本身是在变化之中的，出现在佛经中的用语变化，应该包括或反映汉语本身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在其他文献中表现不明显。因为传统形式的文献，受某些表达定式的影响，在用语上相对保守，不如正在成长中的译经用语容易吸收新成分。这里有几种寸能：
　　㈠佛经中的一些用语变化，单纯地反映了当时汉语的变化或口语方言的冈素。比如汉语疑问词“那”代替“安、焉、恶”的过程，在佛经中有丰富的用例，但与外来影响无关。
　　㈡佛经用语的创新与汉语的某些变化处于同步状态。如五七言偈文的普遍使用与当时汉语诗歌创作的进程一致，四字格的兴起与辞赋骈俪等时行文体和当时的散文风格一致，佛经中的“大小便（大便、小便）”、“清信士女（清信七、清信女）”和《礼记》中的“祖父母（祖父、祖母）” 《史记》中的“左右贤王（左贤乇、右贤王）”结构变化方式相同，可以认为这是佛经翻译采用厂汉语的一些表达方式。
　　㈢梵汉语言一致的地方在译文中的表现·如佛经中的“四无所畏”和《论语》里的“三畏”“四时”等等。
　　㈣佛经中的用语变化，是某些汉语变化的放大。也就是说，汉语中出现了某些变化，但是不普遍、不稳定，佛经中却大量使用，不仅使它趋向普遍稳定，还行走向极端的现象，如叙述佛本生内容的经文，在唐末的一些译本中，韵文用五言或七言句，散文用四字格，整齐异常，通篇没有零散的字。
　　㈤佛经的翻译刺激了汉语的变化。—《‘，隐含的、可能的变化，以及根本不呵能的变化，成为现实。
　　以上，㈠、㈡是汉语变化对佛经用语中新质的作用，㈣、㈤则n《外来语对佛经用语中新质的作用，㈢处于两可之间，汉语形式中各语素与原形式的构成成分逐一对应，整体结构也相同。
　　监于佛经用语的复杂性，我们以为，在从梵汉对比的角度对佛经用语作可贵的探索的同时，能有更多的有志者从更多的方面来围绕这个目的互相配合展开研究。比如，有必要对汉译佛经用语作更细的考察，弄清不同的历史层面佛经用语中的新质发生的情况，埋出其中受外来影响和本土口语方言作用的成分和程度，比较准确地评价外来影响、本上口语或方言的作用，冈此需要对现存的材料作细致的描写。工作需要分几步来做：
　　㈠分段描写出各历史层面上佛经用语中的新质：
　　㈡与同时的汉文文献作比较：
　　㈢与梵文或其他外语材料作比较：
　　㈣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我们可能比较切实地了解到，伴随佛教传人中国而发生的这次空前规模的语书大接触，对汉语发展的影响及其程度。当然，这是一项艰钜的工作，它需要很多人和很多方面的合作，但这是深入研究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