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音乐史料领域的新拓展——评王昆吾《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
　　戴伟华 陈景春
　　王昆吾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音乐与文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甚丰。王先生也早就与中央音乐学院结下了良缘。1996年，中央音乐学院与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相合作，成立了由袁静芳教授领导的“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室”，组织编辑“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丛书”，以项目列项的形式向远在扬州的王先生征稿，王先生遂提出了本书的编纂计划，并协同助手何剑平等顺利开展工作。就在该书成稿之际，项楚先生领导的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正编辑“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丛书”，该书遂被列为丛书之一，由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问世。本书有如下特点：
　　1．内容丰富 本书是为佛教音乐研究以及文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提供资料的一部文献著作。正如编者在第880页的后记中指出，“本书是为了向新学术的若干方面提供资料基础而编写的”，此处所指的新学术，主要是指新兴的佛教音乐研究，同时还包括由此带来的新视野、新方法下形成的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因此编者采取了“尽力求全而非选编的方针”，基于这一前提，本书所包含的内容特质就是一个“全”字，它主要体现于两方面：其一，佛教音乐史料非常全。本书收集了目前流行的主要汉文佛经中的所有音乐史料，包括原始佛教音乐及其流变，有音乐神话，音乐体裁，音乐乐器，音声中的哲学，诵经说法音声种类，佛教音乐与俗乐，中土佛教音乐，以及日僧汉文佛经中的音乐记载等等，基本上涵盖了佛教音乐的各个方面。这些内容，形成了本书的构架。因此，就条目内容、选材方向看，本书主要是针对佛教音乐研究者而编写的，达到了编者“为某一具体专业——佛教音乐研究——提供线索的意图”。
　　同时，编者还强调了“若干方面”，就此而言，本书的编写还“考虑了包括艺术史在内的诸多学科的需要”，第二，在此编辑方针的指导下，编者除了注意史料中上述音乐文献的性质外，还注意了史料中与音乐相关的其他艺术门类的文献性质，其内容也就涉及文学、汉语语言学、中国艺术史及中国古代哲学等等，因而本书的许多内容又可作为众多学科的史料来看待，比如，佛教音乐与体裁一章的绝大部分材料，既可视为音乐史料也看作文学、汉语学文献；又如佛教音乐传人中土与中土佛教音乐中的不少内容，一方面是音乐资料，同时也是艺术史、文学的史料；其中音乐神话、僧侣人物及其相关事迹的记载，显然也是研究佛教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至于其中反映出的典籍思想则又切人了古代哲学。在对文献资料的分类归纳中，体现了编者对音乐理论体系的学术理解和在相邻事物联系之间解决问题的一贯学术风格。
　　2．辑录细致 本书辑录极为细致，全书所收的内容，是从500余种汉文佛经中辑录出来的音乐史料，据粗略统计，有1090多条，包括征引佛经目录共十五部分，68万字。从收集的来源看，其文献主要取自于日本《大正新修大正藏经》，并参校了《中华大藏经》，同时结合了八九种水平较高的新校本校勘成果。就《大藏经》而言，光是通读一遍就得好几年工夫，遑论从中采撷、辑录、参校。而且，佛经文献在内容上、形态上、表达上都具有特殊性，要梳理极为不易，编者所费心血、艰辛可见一斑；从收录标准看，凡是能彰显佛教音乐的文献本书都不加以忽略，不因学科的分工而只注目于狭小的音乐圈内，故本书收录时，有专门谈音声的，也有只涉及到或反映了而未明显提到音乐的；有数页的篇章，也有寥寥数语。如第502页的声明一目，专议音乐；而同是502页文句目最后一条却光论文句，对音声只字未提。又如第四部分《早期佛教与俗乐》中其他俗乐伎目，第一条引《增壹阿含经》(东晋僧迦提婆译)卷十六中的一段从188页至195页，长达4页；而如第七部分《声才与辩才》中四辩目，第二条引《佛说长阿含经》(后秦佛陀耶舍等译)卷四(第338页)，短至11字——大迦叶有大威德，四辩具足。如此开阔的视野、广泛的搜寻，所获自是极为宏富，而以此方式所建构的研究，势必更周密、深入，其研究自然也就更为真实。
　　3．体例科学 本书参考了1994年商务印书馆版的《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汤用彤著)之结构安排，而以《大正藏》之经、律、论编次排列为主，又增加了《征引佛经目录》这一有助于其文献资料时间顺序得到明确提示的内容。前有代序、凡例，后有《征引佛经目录》、后记，凡例中明确指出了此书的内容、编著的目的、所用版本、正文标注体例及全书的编排，全书严格依照凡例的规定，体例划一。正文的《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此文又见于《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代序，有助于对全书的理解；正文共分为十四大部分，前十三部分为中国汉文佛经中的音乐资料，每一部分以经、律、论编次，每一小目又注意以时间为先后，每一条资料均努力注明其在《大正藏》及《中华藏》中的位置。日本僧侣所记录的音乐资料另立为第十四部分，除与前面标准相同外，另附小注，以说明日本年号所对应的公元年及图表文字，此种编排极为科学，有助于读者更为便利地使用此书所贡献的成果。
　　如此从浩翰的《大藏经》中搜罗辑录有关音乐史料实属不易，但这种工作因其付出艰辛的劳动而倍受学术界重视，此书价值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1．本书具有极为广泛的文献史料学术价值 本书做了扎实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这将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给学界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下，更为全面、深入、系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原创性成果，其学术价值更是不可估量。书中详尽的佛教音乐资料对于佛教音乐研究的巨大贡献自不待言，其中所涉及的文学史料、汉语学及其他如艺术史料等，也极有价值(实际上，王先生已经使用过其中的某些文献，解决了不少音乐史、文学史上的问题。)如第十部分体裁与语文，第四日梵汉语文的比较，其中许多材料是汉语学、文学的珍贵史料，比如562页《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九：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日梵，其书右行；次日怯庐，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
　　书下行。……梵怯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文书诚异，传理则同矣……东西之
　　书源亦可得而略究也。(《大正藏》53：351 《中华藏》71：325)又563页《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六：
　　寻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者，从文以结章；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
　　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歌赞于佛德”，斯之谓也。(《大正藏》54：31
　　《中华藏》53：533)
　　前一例论字，是为汉语学史料；后一则言文体之异，则又为文学之史料。也有既论字又论文体的，如609—612页呗赞与转读概述第2条《高僧传》([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咏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韵相属……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者盖寡
　　……近有西凉州呗，源出关右，而流于晋阳，今之“面如满月”是也(《大正藏》50：414—
　　415，《中华藏》61：458—459，汤校507—509)
　　此段既是文字，也为文体、又为艺术史之史料。类似上文所举之资料，本书中收集甚多，凡此种种，均不是寻常文献所可能收录的。由此言之，本书实已达到了编者在凡例中所提出的编著宗旨，即“为宗教音乐研究者、中国文化研究者提供一批全面、可靠、条理清楚的资料”。
　　2．研究空间的开拓 本书以新兴的佛教音乐研究为对象，进行资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即是扩大了学术研究领域。一方面，本书的出版必将极大地推进佛教音乐的研究，同时它也为其他相关学科的进一步研究展示了广阔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因此而产生的新视野、新眼光，以及由此而将形成的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本书实际上又为学术以何种面貌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操作的一种开创性的尝试。
　　，3．研究方法的启示 文献整理属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石与起点，尤其是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下全面、深入、系统的开创性资料整理，它本身即代表了如编者后记中，就新兴专业而言的“一种科学的视野、一种综合和比较的学术方法，以及一种切近事物本性的研究”，本书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
　　台湾蓝吉富先生在《印顺吕激佛学辞典》编者序中云“……佛教信仰水平，与当时佛学菁英分子之多寡，以及佛学研究成果之是否为时代接受，应有直接的关联。菁英分子多，其研究成果能被时人所汲取，则这一时代的佛法，自然较容易有良性的发展，信仰水平自然较易提升……”，学术的发展亦如此，相信在菁英云集的当今学界，此书的研究成果会极为迅速地为时人所汲取，以更为迅速地推动当今学术的发展。
　　(《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王昆吾、何剑平编著，68万字，巴蜀书社，2002年1月出版)
　　(本文作者戴伟华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景春系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