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圣教序》的背景
　　□ 荒金治　《青少年书法(青年版)》 2006年第09期
　　编者按:作者荒金治是北师大一位留学中国的外籍书法博士生。《四种〈圣教序〉的背景》这篇论文做得很细,切入的研究点也很好。可谓是“小题目,大文章”。一说到《圣教序》,通常之下,往往只想到它是一通唐碑,其他也不再去深究。荒金治却能从常人不注意的一通唐碑里,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去探讨《圣教序》背后的初唐政治斗争,比如关陇集团中心的政治格局的动摇,比如武则天政治势力的上升。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刊登时加以删节。
　　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唐太宗李世民给他撰写了《圣教序》,唐高宗李治又撰了《述圣记》,合称为《圣教序》。现在能看到的《圣教序》碑共有四种,其中两块是褚遂良书写的《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另外两块是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书的《集王圣教序》和王行满书写的《招提寺圣教序》。《雁塔圣教序》嵌于大雁塔南门左右,《同州圣教序》与《集王圣教序》都在西安碑林,《招提寺圣教序》现存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四块《圣教序》碑都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建成,《雁塔圣教序》建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五日、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招提寺圣教序》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同州圣教序》建于龙朔三年(663年)六月廿三日,《集王圣教序》建于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八日。
　　一、《雁塔圣教序》
　　大雁塔的南门东西有《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这两块碑有如下几点明显的对立关系:左为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右为高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文章方向从中间向东西方向走,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是从右到左、《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是从左到右。前者题额是隶书、后者为篆书。褚遂良的官名,前者为中书令、后者为尚书右仆射。年月日,前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后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两碑隔大雁塔南门并立,但我们看到的样子确实是两碑的对立。
　　其中有时间概念上的矛盾。褚遂良任中书令是唐太宗在位时,即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己亥到被左迁的永徽元年十一月;而任尚书右仆射是从永徽四年九月甲戌(25日)至再次左迁的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这两块碑建立时褚遂良明明是尚书右仆射。
　　褚遂良从同州回到长安,在“癸丑年”的前一年,永徽三年正月己巳,“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建立“圣教序”碑做了关键的一步。第二年,“九月甲戌,遂良为尚书右仆射、同书门下三品仍知选事”。这样,他的官职终于超过了被左迁之前的中书令之官。
　　比田井天来与松田南溟在《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里记录了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比天来南谷在“后言”里说,“关于这些一个一个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此后一直是一个谜。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继续研究《雁塔圣教序》,他去大雁塔进行近摄一字一字的照片,结果发现很多补笔的修正地方。通过实地考察、把照片放大的研究,在《序碑》的821个文字里有566个文字、860处修正;在《序记碑》的642个文字里有412个文字、632处修正。研究的过程中,有的修正部分把文字扩大了原大的10倍才能看得清楚。在大正年间,天来、南溟两位书法家,光看原始的拓片就找到了这么多的疑问,应该值得佩服。把拓片与照片比较起来一看就知道很多修正部分是在拓片上绝对看不到的。再说如果有人去大雁塔亲眼看原碑,也一样找不到这么详细的统计结果。
　　看照片后可以发现从行书表现到楷书表现的过渡,表示下面的褚遂良的工作程序:(1)用非正书体(行书表现)来写。(2)因为被左迁为同州刺史,离开了一段时间。(3)回复后再写一次,但没有以前写得好,只能用以前写的作品来补,这时候再进行修正。
　　二序文本身的关系是先有《序》后有《述圣记》。所以如果褚遂良在贞观年间写过《圣教序》的话,当然先写太宗的,接着写李治的。到了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已经是皇帝。皇帝应该是天下第一,为了避免高宗为第二个位置,做了一些调整,从中间向左右写文章,就是两个都是上位,成为左右对称的完整的一套碑。
　　在这次调整的过程之中,褚遂良遇到了不少苦恼。第一次挥毫时,可能还没有正式准备建石碑,所以有一点含着行书的风格。后来左迁到同州,又回来的时候,高宗让褚遂良开始准备建立石碑。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长安的褚遂良当然心情不会是开阔的。挥毫了几次都不如以前写得那么好。最后不得不用以前写的稿子来修正文字,所以出现修正的痕迹。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
　　在此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留下原来的线条。在一般情况下,修正、补笔以后,最后完成的时候应该看不出修正的痕迹。如果痕迹留下来的话,就不雅观了。褚遂良的书法水平是相当高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这种结果。应该考虑他的不正常的状况。
　　《雁塔圣教序》的刻者是万文韶。目前没有其他的关于他的记载。但可以确定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后来的《同州圣教序》是用《雁塔圣教序》的原稿或拓片来刻成的。通过一字一字的比较,文字的特点一模一样,几个的修正部分都是刻出来的。但是《同州圣教序》没有《雁塔圣教序》精彩。这都是因为刻工的水平问题。
　　褚遂良在原稿上做了修正以后,交给万文韶刻字。从结果来看万文韶不管有几条线、多了几个点,都刻下去了。褚遂良与万文韶之间恐怕有一个距离,要不然万文韶也不会这样刻的。
　　二、《招提寺圣教序》
　　《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又称为《招提寺圣教序》。此碑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州金石记》评价此碑书法“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不在遂良之下”。《偃师县志》一书中介绍此碑现在的情况:“碑原在府店乡招提寺,清乾隆时已移于县文庙内(今老城学校),于1963年6月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文革’中被砸毁,残存之两块,约占全碑的三分之一,现存县商城博物馆。”2001年5月3日,笔者参观了商城博物馆。听馆长说:“此碑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修路而被砸毁。四五年前,把石碑搬到博物馆来了。”虽然这段时期与“文革”时期是一致的。但是据我看来根本不像被砸毁,现在石碑在商城博物馆展厅后面的园子里。在那边有一大堆残碑与墓志。我看到的《圣教序残碑》共有两块。一个是碑头,题额是用篆书来写“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另一个是石碑的上部,与碑头可以缀合在一起,但是有用锯子来切开的痕迹。这块残碑的左右是平行的,而却与原来的左右不同。很明显看得出来是无视文字而只利用石头的结果。
　　此碑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值得注意的是建碑的同一年,三月,褚遂良由潭州贬至桂州,八月,又由桂州贬至爱州。此碑是褚遂良被左迁后建立的。第二年褚遂良去世,年六十三。
　　从显庆二年开始唐高宗与武则天一起徙居洛阳。根据《旧唐书》,显庆二年唐高宗的行动如下:“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阳。”“二月辛酉,入洛阳宫。”“夏五月丙申,幸明德宫。”“秋七月丁亥,还洛阳宫。”“冬十月戊戌,亲讲武于许、郑之郊,曲赦郑州。”“十二月乙卯,还洛阳宫。”“丁卯,手诏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从而可知,显庆二年洛阳的地位明显比长安的地位高。
　　顺治《偃师县志》有关寺的记载:“招提寺,在治南仙君保,唐时建,元至正七年(1347年),寺僧达本重修。”关于招提寺的记载,今天能看到的不太多。但是,从当时的洛阳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显庆年间是一个最繁荣的时期。据《宝刻类编》王行满的其他作品有:《太子少师窦良碑》(贞观十二年)、《赠兵部尚书陈良碑》(永徽六年)、《齐国夫人石氏造浮图铭》(显庆元年)。但在其他文献上没有找到关于王行满的记载,只能靠这块碑来推断。碑文落款为:“门下录事臣王行满书。”门下录事是门下省属官,掌出纳文奏,从八品上。属于中央的官,当时百官从长安移到东都。王行满也是走这样一个路线。
　　三、《同州圣教序》
　　《同州圣教序》是建立于龙朔三年(663年)。在清代人编的县志里有记载:“圣教序,唐褚遂良书,在金塔寺。”金塔寺位于大荔县城北门偏东,即现在的城关中学和城关粮站内,创建时间不详。“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541年)六月癸丑,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隋文帝出生此地,据此,其创建时间应在南北朝时期。然后隋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下令对般若寺大加修葺,遂改名大兴国寺。大兴国寺在金塔寺右,唐改龙兴寺,尉迟恭建砖塔。宋开宝时(968年—976年)重修。后寺废塔存,与金塔寺合为一寺。《大荔县志》载:“金塔寺为隋文帝建,以葬其养母神尼。塔基崇以砥石,高寻有尺,上作一柱,殿中擎金龙顶,设九重沃金浮图。开皇四年赐额金龙寺。”
　　高宗在龙朔二年(662年)“三月甲申,自东都还京。癸丑,幸同州”。高宗时年34岁,自显庆五年(660年)多病后,便使武后决百司奏事,此后在政治上已不起实际作用。武后的权力越来越大,关陇集团的实力消灭后,高宗也没想到自己的位子很快消失。这时,有可能开始怀念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关陇大臣。如果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的话,政局也不会变。在褚遂良过去被贬的同州,建立跟《雁塔圣教序》一模一样的碑,就是高宗对褚遂良的心意。在《雁塔圣教序》里边,高宗登基初始,为加强威信使其文与太宗之文并列对正。这次在同州没必要那样,高宗可以排在太宗的后边。金塔寺又是隋文帝为了母亲而建的,他初次建立的《雁塔圣教序》是自己为了母亲长孙皇后建立。后来建立《集王圣教序》的弘福寺是太宗为母亲建立的寺庙。高宗在多种怀念之中,支持在同州建立“圣教序”碑。
　　该碑建立于龙朔三年,当时褚遂良已经去世5年。褚遂良当然不会知道其年号。所以最后末尾的30字不是褚遂良写的,即“龙朔三年岁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厅”。这部分书写水平显然比正文要差,究竟是何人所书不得而知。会不会出自在同州建立圣教序碑的高宗之手,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集王圣教序》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有如下记载:“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这一段是在弘福寺建立《集王圣教序》的第一步。当时的弘福寺已经得到了建立《圣教序》的许可。值得注意的是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用谁的字来刻石碑。
　　《集王圣教序》有润色的记载。“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等。奉敕润色。”这个记载与下面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的记载有所区别。显庆元年正月,“壬辰,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敦礼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校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罢朝后,敕遣内给事王君德来报法师云:‘师须官人助翻经者,已处分于志宁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知称师意不?且令相报。’法师既奉纶旨,允慰宿心,当对使人悲喜,不觉泪流襟袖。翌日,法师自率徒众等朝堂奉表陈谢。”于志宁、许敬宗的官名与实际完全符合。来济的官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多了“检校吏部尚书”。薛元超是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多了“汾阴县开国男”。李义府也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多了“广平县开国男”。最后,最大的区别是《集王圣教序》里没有杜正伦。
　　润色的具体活动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光看《集王圣教序》的话,可以想象与集王羲之的书法有关。但此数人并不以书法称许,由他们来润色王字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唐太宗收集王羲之的书法,据说是唐太宗遗言说把《兰亭序》埋在昭陵里。其他作品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至少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即现在王羲之的真迹是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而唐代时他的真迹确实是存在过。
　　但应该考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此书的成书年代是垂拱四年(688年),比《集王圣教序》建碑(672年)晚了16年。但是此书把这条排在显庆元年正月壬辰,彦也是玄奘的直接的弟子。所以应该可以相信这条记载。但是他也没写集王羲之书法之事。所以这里的润色有三种可能:一是对集王字书法的润色,二是对太宗圣教序本文文字的润色,三是误引了由这些人奉敕润色译经的文字。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这些王字的史料来源,最好的本子当然有高宗来管理。所以如果没有高宗的支持,就不会有那么高水平的《集王圣教序》。高宗对《集王圣教序》的态度是与对《同州圣教序》的态度一样的,即对褚遂良等被自己贬谪的大臣们的怀念。显庆元年的润色直接影响到高宗的心理。所以润色与王羲之的书法的联系性非常大。
　　《集王圣教序》立在弘福寺。《两京新记》有修德坊弘福寺的介绍。其云:“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现在在西安碑林的《集王圣教序》的背面是一大空白。从此可知,韦述记载的《圣教序》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集王圣教序》。在《名画记》里有另一条记载:安定坊,千福寺,“在安定坊。会昌中,毁寺。后却置,不改旧额。寺额上官昭容书。毁寺后,有僧收得,再置却悬之。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修德坊是掖庭宫的左侧,安定坊是修德坊的左侧。修德坊与安定坊是连接的。而且弘福寺是修德坊的西北角,千福寺是安定坊的东南角。特别近的两个寺之间估计有什么联系。日比野丈夫提到这些文献之后,认为“可以考虑会昌的废佛之后,从弘福寺移到千福寺。但是在唐代这种碑存在过几块,这样的理解比较好。现存的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没有其他根据,把这块断定为怀仁的原碑,有一点草率。再说,该碑从元代已经在现存的地方,绝对不知此前的位置在哪里”。
　　唐朝是在宇文泰的“关陇本位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势力非常大。玄奘在唐朝开始稳定的时候回到了长安,唐太宗李世民、皇太子李治为他撰写二序文后,弘福寺寺主圆定得到了建立石碑的许可。第二年唐太宗去世,历史的趋向有所改变。以关陇集团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开始动摇,以武则天为中心的山东寒族逐渐提高了其政治地位。在这个转变的漩涡当中,四块《圣教》碑被建立了。《雁塔圣教序》是高宗刚刚称帝时,为加强威信而使高宗之文与太宗之文并列。《招提寺圣教序》是武后的势力开始上升时,洛阳改为东都的那年,在东都建立,从而显示她与东都的地位。《同州圣教序》可能是高宗失去了实际权力后,开始怀念褚遂良等关陇旧臣,故而特意加以修建的。《集王圣教序》建于弘福寺,因为《圣教序》碑的建立是该寺僧人最先发起的,它的建成,既是书法史上的辉煌,也是时人对太宗的追念。因此,《集王圣教序》是凝聚了初唐书法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最后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