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刍议
　　□ 普 慧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04期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相互联系着的大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中,各种子文化在不断地进行着对话和渗透。作为文化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其相互间的碰撞与融合十分突出,而精神活动中的宗教与艺术的联系又表现得异常活跃与密切。从人类早期的精神文化活动来看,宗教与艺术本身就是一对连体婴儿。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宗教与艺术向着各自的方向迈进,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现象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经验来解释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但是,由于二者的原创性以及社会功能和反映形式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使得二者的积极对话和相互影响、相互利用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没有丝毫的放松,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给人类的思维、思想、情感、审美以及生活方式等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深刻变化。
　　作为世界性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与艺术的联系尤其密切,特别是与艺术中最大的部类文学的对话和交融,尤为积极和自觉。佛教从它诞生起,就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学材料。同时,佛教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又十分清楚文学感染人心的魅力,他们在宣传和扩大佛教影响力的时候,非常注重利用文学手段来为其服务。这样,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就更加密不可分,随之亦产生了“佛教文学”的文化系统结构。
　　佛教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原典文学,一是区域佛教文学或国别佛教文学。
　　佛教原典文学,又称佛藏文学,是指印度佛教原典文学,由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所创作,主要是古代印度的产物。它广泛吸收了古代印度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和宗教经典创作的成果,如《四吠陀》、《梵书》、《奥义书》、《往世书》及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的文学素材和表现手法,构建了富丽堂皇、琳琅满目的文学宝库。仅以佛经体例而言,就有“十二部经”之称,即按文体和内容划分为十二种:(1)长行,以散文直接记载佛陀之教说;(2)重颂,重复长行散文说理的诗歌;(3)偈颂,孤起直抒事义的诗歌;(4)记别,佛陀讲述众弟子未来世情况的文字;(5)自说,佛陀未待他人问法,而自讲法理的文字;(6)因缘,叙述佛说教化当时事实的文字;(7)譬喻,以浅近的譬喻宣说深奥的哲理;(8)本事,记载本生谭以外之佛陀与弟子前生之行事;(9)本生,载佛陀前生修行之种种大悲行;(10)方广,叙述广大深奥的教义;(11)未曾有法,记叙佛陀及诸弟子种种奇特之事;(12)论议,述说佛陀论议诸法理的文字。12部经,前3者为文体,后9者为内容。凡12部者,皆重文学的娱悦审美、曲折感人、启迪教化的功能。
　　佛典中的譬喻故事,就是典型的寓言文学,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佳喻甚多,具有移情益智之功效。难怪鲁迅当年捐资刻印《百喻经》,促其广泛流传。大乘佛教典籍则更重文学叙事的婉转迂回、跌宕起伏的手法。如《维摩诘所说经》叙述大居士维摩诘染疾,佛陀遣诸弟子探视,多数弟子因畏维摩诘神通与辩才,不敢前往,惟舍利弗与文殊师利敢去。于是,维摩诘为其现身说法,应机化导,显示种种神通和辩才无碍的高超本领,借机阐明大乘不二法门的教义。从整个经文来看,叙事曲折生动、悬念迭起,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急缓张弛,剧情首尾呼应,有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和尾声等戏剧结构要素,完全可视为一部五幕戏剧。马鸣菩萨所造的《佛所行赞》又是一首长篇传记叙事诗,它以铺排陈叙的手法,将佛陀一生的故事书写出来。其文笔华丽绚烂,词藻丰赡富益,音声朗练圆润,完全体现了梵语文学语言的特色。故鸠摩罗什赞叹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人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须赖经》叙说古印度舍卫城中的穷人须赖,品德优越,坚守戒律,修持十善。帝释天尝以暴力威逼,金银诱惑,终不能动其求道之志。在与波斯匿王(Pra-senajit)争论贫富问题时,佛陀裁决,谓虽贫而心净犹为富,虽富而欲深犹为贫。波斯匿王闻后,遂皈依佛陀及须赖菩萨。该作品情节曲折,波澜起伏,故事完整,首尾呼应,是一篇优秀的小说。又《莲华色尼因缘经》讲述中印度王舍城美貌女子莲华色嫁一人,回家生女后,得知夫与已母私通,认为母女同事一夫为不伦,遂舍家赴波罗奈城,遇一长者,长者见其容色绝美,乃娶其为正妻,其后,长者赴优善那邑处理商务,适逢童女节会,长者以万两黄金娶一年轻绝色美女。长者偕新妻返波罗奈城。经莲华色问此女父母名,方知为自己女儿。莲华色大感悲伤:从前与母亲共一夫,如今又与女儿同一夫。遂舍家赴毗舍离城,加入淫女群,以巧得男子欢心而著称于世。后迁至王舍城,蒙世尊化导而皈依,成为比丘尼。该经故事委婉曲折,跌宕起伏,前有伏笔,后有回应,人物个性鲜明,心理描写细腻,是一篇精美的短篇小说。由此可见,在佛教原典文学中,就已经具备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文体特征。
　　佛教原典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内),依据语言载体可分为:梵语系、巴利语系、胡语系、汉语系、藏语系五大系统。最早的佛教原典(小乘佛教)多用接近口语化、生活化的巴利语创作,大乘佛教兴起之初,其典籍改用典雅、古奥的梵语,但由于处在过渡阶段,其典籍中仍夹杂有大量的俗语,形成了一种混合梵语的现象。如《法华经》。直到大乘佛教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印度孔雀正朝(Maurya,B.C.321~B.C.185)之国教时,才使用了纯粹的梵语,遂形成梵语系佛典文学。随着佛教向外传播,小乘佛教沿南印度向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传播,遂形成了巴利语系的佛教原典文学。大乘佛教则向西北印度扩展,进入西域(广义)地区。西域地区国家众多,民族杂居,形成了多种语言。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将原来只称匈奴为“胡”的说法推展到了西域,并把西域诸种语言统称为“胡语”。西域各民族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是直接照搬的,而是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了佛教原典作品,遂形成了胡语系佛教文学。如1959年在新疆哈密发现的佛教剧本27幕的《弥勒会见记》,原为梵文,该剧第三幕结语:“洞彻并深研了一切论、学过毗婆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从梵语改编成吐火罗语;波热塔那热克西提有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中无生罗汉的譬喻故事第三幕完毕。”吐火罗语即为西域胡语之一种,分为A种(焉耆语)、B种(龟兹语)。再如,汉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可能是从大夏文的《法句经》翻译而来。《法句经》还有犍陀罗文本。可以肯定地说,印度佛教从北路传入中原,的确是经过了西域胡语作为中介。由于古代印度有口传经典的传统,其文字产生得较晚,大约公元前700年至600年左右,印度人才通过商人的贸易吸收了叙利亚及两河流域阿拉玛人创立的阿拉玛字母,创立了古代印度最早的文字婆罗谜文,成为印度文字的基础和原型。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西北印度又出现了另一种文字佉卢文,因该文字传说为驴唇仙人所 造,故又称为驴唇文。早期的巴利语系的佛教典籍曾使用过婆罗谜文,但未能将其固定下来,故形成了有语无字的局面。巴利语系佛典的传播,主要靠口头进行,所到之处,根据巴利语的语音,以当地的文字记录巴利语佛教典籍,遂呈现出巴利语系佛典的多种文字的现象。僧伽罗文、暹罗文、缅文、傣文等都成为巴利语系佛典的载体。记录梵语系佛典的书写符号主要是婆罗谜字母,孔雀王朝时形成了“孔雀体”;巽伽王朝(B.C.183~B.C.75)时,形成了“巽伽体”;笈多王朝(320~540)兴起后,形成了“笈多体”;6世纪初,又演变为“悉昙体”;7世纪又演变为“天城体”。梵语系佛典还有少量用佉卢文书写,主要在西北印度。胡语系佛典主要使用佉卢文和笈多斜体字母书写,有少量杂有闪米特字符。唐宋时,回鹘、西夏兴起,胡语系佛典又多出了回鹘文和西夏文。汉语系佛典从佛教输入中原始,就用汉语汉字将其翻译过来,一直到宋代,历1000余年,翻译家辈出,有姓名记录者200余人,共译佛典2100余种。流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的佛教典籍均属汉语系,直接照搬汉文藏经。佛教于7世纪分别由中原和尼泊尔两路同时传人藏区,至14世纪,藏区的佛典翻译全部完成,由蔡巴噶举的衮噶多吉编订了《甘珠尔》,日喀则夏鲁寺的布顿·仁钦朱编订了《丹珠尔》,构成了藏语系大藏经的两大组成部分。《甘珠尔》为正藏,收录经、律两部,《丹珠尔》为副藏,收录论部。藏语系大藏经约4/5的内容为汉文大藏经所没有。藏语系大藏经的书写符号是藏文字母。最早的藏文字母传承于笈多体。639年,藏人屯弥三菩札从印度留学回藏,根据迦湿弥罗的天城体字母重新创造了藏文字母。藏语系大藏经还被翻译成蒙文本和满文本。在五大语系中,汉语系和藏语系的佛典文学最为丰富、最具审美蕴涵,是宗教文学中一座藏琼储琚的宝库。
　　佛教区域文学或国别文学,主要是指佛教传人地的佛教信仰者依据佛教教义、教理创作的旨在弘扬佛法的文学作品或带有浓郁文学性的文字。如西域佛教文学、中国佛教文学、日本佛教文学、藏传佛教文学等。其中,世俗信仰者依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和体验,反射于人生,由此所感悟出的情境(或崇高,或澹泊,或进取等)体现于文学者,在国别佛教文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以中国佛教文学为例,除了佛教僧侣创作的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外,崇佛文人所创作的宣扬佛教神威、神圣、功德的作品是其重要部分。尤其是崇佛文人联系佛教教义、教理而感悟社会人生的空苦、虚幻,由此抒写出的体悟禅境、禅趣的作品,最具文学审美情趣,其理解社会之深刻,感悟人生之细腻,往往是一般文人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主题就宣扬因果报应、人生无常、虚幻空苦的思想。另如王维的《鹿柴》、柳宗元的《江雪》等诗作,又表现出了澹泊、宁静、致远的禅悦、禅趣。它们或怒放吐艳,或绚烂缤纷,或淡雅纯净,构成了中国文学园地一朵朵多姿多彩的奇葩,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以致有学者认为,“不懂佛教,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学”,或“不了解佛教,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只能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些看法虽不免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中了要害。再以东南亚佛教文学为例,由于东南亚各国的文字产生较晚,各国的文学仅以口头流传而无文字记录。佛教输入后,以强劲的态势完全主导了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成为其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之后所产生的文学,无不以佛教作为核心内容。如缅甸的《格宋欧寺碑》诗,以佛教祈祷为核心,是一首具有人生哲理的诗篇。又日本平安朝时期紫式部创作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着重宣扬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且以这种思想作为组织故事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日本佛教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作品。在区域或国别佛教文学中,中国佛教文学最为丰富,最具文学审美价值。其中,藏传佛教文学又是一块丰饶而亟待开垦的处女地,那里潜藏着极其珍贵的文学宝藏。如藏传佛教中,乳贝坚金撰写的《米拉日巴传》就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他所编辑的《米拉日巴道歌集》也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