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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英：慧远与山水诗及佛经翻译

　　慧远是东晋时代佛教界不世出的杰出人物，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新兴佛教融会贯通的一代高僧。

　　慧远来到森林茂密峰回路转的庐山之后，三十多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创立了东林寺，与十八贤士结成白莲社，弘道宣法，孜孜不倦，使得佛教在江东一带迅速传播，发展壮大，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地，盛名远扬。慧远还以充满睿智的雄辩，阐扬佛理，阻止了当局要沙门向王者致敬的做法，为佛教独立于专制的世俗权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

　　魏晋南北朝时代，政局变换频繁，各种矛盾尖锐，战事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挣扎在贫困线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这种环境为宗教传播、思辨自由、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提供了很好的土壤。由于政治黑暗，不少有志之士无处施展才能，遁世脱俗之风日盛，出家为僧道的人增多。当时有大批像鸠摩罗什这样精通中文、学识渊博的西域高僧携带大量的印度佛经来到中国，传播佛教。中国国内也涌现出道安、慧远这样一批献身于佛教的高僧大德。特别是像道安、慧远这样的高僧，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他们身体力行，收集整理并大量翻译佛经，全心全意弘扬佛教，使得佛教迅速融入中国，蓬勃发展，促成了佛教深入社会，民众崇信佛教，士人翻译佛经，民间佛教团体发展壮大的空前盛况。

　　在他们这批高僧之中，慧远法师以其远见卓识和平易近人的慈悲胸怀，展现迷人的人格魅力，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地诠释佛教经典，赢得了当时南北朝廷大批权要和众多文人学士的敬重和信仰。慧远法师在与他们保持密切交流、向他们传播佛法的同时，和他们共同探讨文学诗话、人生哲理、佛学经义乃至佛经翻译，一时间名士僧人结交风气颇为兴盛，僧人加入清谈，士子研究佛理，追慕隐逸，向往山水。佛教的思辨方法、神鬼变异故事以及因果轮回之说，成为老庄玄谈之外名士积极探讨的问题，佛玄交流，山水、清谈、诗酒成为生活时尚。慧远在传播和维护佛教、翻译佛经以及同文人志士、当政权要、外国高僧的频繁交流中，留下大量文采横溢的诗篇、散文和佛教论文、译经，对后世的诗歌、文学、小说、佛经翻译等文学精神及其文学形式发展方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慧远是首先将佛理写入山水诗歌的开拓者，从形式上、精神上都给诗歌注入活力，开创新风。由于慧远是位深受皇帝、当政权要、文人学子乃至普通百姓爱戴的大德高僧，受他的影响，不少士人紧随其后，写出不少带有佛教意境的优美诗篇。

　　魏晋时代，诗歌是文学的主要形式，诗以言志，言以知物。慧远法师对佛理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在运用诗歌袒露心胸之际，佛教的人生哲学自然体现在字里行间。他在《五言游庐山诗》中写道：

　　崇岩吐气清，幽岫栖神迹。

　　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

　　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

　　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

　　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

　　孰是腾九霄，不夺冲天翮。

　　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1]

　　在《五言奉和刘隐士遗民》中写道：

　　理神固超绝，涉麄罕不群。

　　孰至销烟外，晓然与物分。

　　冥冥玄谷里，响集自可闻。

　　交峰无旷秀，交岭有通云。

　　悟深婉冲思，在要开冥欣。

　　中岩拥激兴，临岫想幽闻。

　　弱明友归鉴，暴怀博灵薰。

　　永陶津玄匠，落照俟虚昕。[2]

　　在《五言奉和王临驾乔之》中写道：

　　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

　　彻彼虚明域，暧然尘有封。

　　众阜平寥廓，一岫独凌空。

　　霄景凭严落，清气与时雍。

　　有标造神极，有客越其峰。

　　长河濯茂楚，险雨列秋松。

　　危步临绝冥，灵壑映万重。

　　风泉调远气，遥想多喈嗈。

　　遐丽既悠然，馀盼觌九江。

　　事属天人界，常闻清吹空。”[3]

　　在《五言和張常侍野》中写道：

　　觌岭混太象，望崖莫由检。

　　器远蕴其天，超步不阶渐。

　　朅来越重垠，一举拨尘染。

　　辽朗中大盼，回豁遐瞻慊。

　　乘此摅莹心，可以忘遗玷。

　　旷风被幽宅，妖涂故死灭。[4]

　　在《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中写道：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

　　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

　　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

　　驰步乘长岩，不觉质自轻。

　　矫首登灵阙，眇若陵太清。

　　端坐运虚轮，转彼玄中经。

　　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另外，慧远在《报罗什法师偈一首》中写道：

　　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

　　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

　　惑相更相乘，触理自生滞。

　　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世。

　　时无悟宗匠，谁谓握选契。

　　末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5]

　　以上诗歌，在山水风貌的刻画中慧远即融入佛教精神，也表达了其宣法护法的雄心大志，“孰是腾九霄，不夺冲天翮。”这是何等宏伟的抱负和气势！这些都是慧远对刘程之、王乔之、南阳人张野来诗的应答，在慧远的带动下，佛理入诗成为时尚，涌现出不少这样的诗作，如琅邪人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四首，因画般若台，而随变写就的五首赞颂《萨陀波仑赞》、《萨陀波仑入山求法赞》、《萨陀波仑始悟欲供养大师赞》、《昙无竭菩萨赞》、《诸佛赞》，张翼的《答庾僧渊诗》等。他们在诗中描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情怀，或咏佛理，或写佛境，或赞美佛祖菩萨功德，这些有益的尝试，为诗歌注入活力，令人耳目一新。

　　特别是很早就怀抱师事慧远愿望、为东林寺穿凿流池三所，后来为慧远法师撰写碑铭的大诗人谢灵运，受慧远法师的影响写下不少充满佛理、佛经的诗歌，如《无量寿佛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

　　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

　　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

　　穨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6]

　　《维摩经十譬赞（八首）》，其一《聚沫泡合》：

　　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

　　即异成貌状，消散归虚壑。

　　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

　　愚俗骇变化，横复生欣怛。”[7]

　　其二《焰》：

　　性内相表状，非炎安知火？

　　新新相推移，荧荧非向我。

　　如何滞著人，终岁述因果。”[8]

　　其三《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

　　含萼不结核，敷华何由实。

　　至人善取譬，无宰谁能律。

　　莫昵缘合时，当视分散日。”[9]

　　其四《聚幻》：

　　幻工作同异，谁谓复非真。

　　一从逝物过，既往亦何陈。

　　谬者疑久近，远者皆自宾。

　　勿起离合情，会无百代人。”[10]

　　其五《梦》：

　　觉谓寝无知，寐中非无见。

　　意状盈眼前，好恶迭[11]万变。

　　既悟眇已往，惜为浮物恋。

　　孰视婆娑尽，宁当非赤县。”[12]

　　其六《影响合》：

　　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

　　一旦挥霍去，何因相像似。

　　群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

　　四色尚无本，八微欲安恃。”[13]

　　其七《浮云》：

　　泛滥明月阴，荟蔚南山雨。

　　能为变动用，在我竟无取。

　　俄巳就飞散，岂复得攒聚。

　　诸法既无我，何由有我所。”[14]

　　其八《电》：

　　倏烁惊电过，可见不可逐。

　　恒物生灭後，谁复覈迟速。

　　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恧。

　　发已道易孚，忘情长之福。”[15]

　　此外在《佛》诗中写道：

　　惟此大觉，因心则灵。

　　垢尽智照，数极慧明。

　　三达非我，一援群生。

　　理阻心行，道绝形声。[16]

　　在《菩萨》诗中写道：

　　若人仰宗，发性遗虑。

　　目定养慧，和理斯附。

　　爰初四等，终然十住。

　　涉求至矣，在外皆去。”[17]

　　在《缘觉声闻合》诗中写道：

　　厌苦情多，兼物志少。

　　如彼化城，权可得宝。

　　诱以涅槃，救尔生老。

　　肇元三车，翻乘一道。”[18]

　　以上诗作充满了佛教精神。谢灵运同陶渊明、颜延之齐名，是引领南朝诗歌潮流的代表人物，当时人们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19]锺嵘在《诗评》中指出：“灵运诗其原出於陈思，雅有景阳之体。”[20]认为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21]简文帝萧纲也在《与湘东王书》评谢灵运的诗为“吐语天拔，出于自然”，[22]唐朝释皎然评谢灵运的诗是上蹑风骚，下超魏晋，总之谢灵运充分发挥语言的表现力，尽显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在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的同时，将佛理融入山水诗话中，抒发人生情怀，充满佛学思辨，令人在欣赏诗歌鲜丽清新、自然可爱的同时，感悟人生，获得很高的评价，而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中，处处都能看到慧远法师对他的影响。在慧远的带动下，他身边的文士齐努力，使得山水玄言诗深深地影响了南朝一代的诗风，成为文学主流，并对后来盛唐诗风的产生重大影响。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后世宋明理学家之诗，都从山水玄言诗汲取文学养分。

　　二

　　在文学、翻译方面，慧远法师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慧远自小好书善文，聪颖过人，顿入空门后，慧远深为佛教的丰富内涵所折服，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学理论融会贯通，其理论思辨和文学造诣上都获得了进一步升华，进入更高的境地。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因果轮回以及三界五道等观念，改变了中国传统伦理中只有今生今世的思维，给国人新建起彼岸的世界。佛经中十八层地狱等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说法，让中国人耳目一新，为之心灵震慑，不敢作恶。把这些故事翻译出来，给中国文学注入新鲜活力。而且在大量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对文字的推敲、吸收、研究、以及直接引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文学观念。所以，慧远的诗文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氛。

　　慧远言谈举止充满人格魅力，在同当时的名士交游中，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少人为他所折服，例如上述的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人，以及名动当时，颇为孤傲的谢灵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都因为同慧远的交往而认识佛教，甚至从此倾心向佛。慧远入住庐山三十余年，送客不过虎溪，然而据唐朝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记载：“远法师（东晋释慧远也）住庐山。《庐山记》云：远法师送陶元亮、陆修静，不觉过虎溪，因相与大笑。”成为佳话，想必慧远大师与陶明渊等诗友谈史论道沉浸在忘我境地中，以致忘却身在何处，可见他们关系之融洽，言谈之默契。

　　慧远一生笔耕不断，留下了不少文辞优美的散文诗赋，他的《庐山记》为《水经注疏》、《地理志》等许多史书引用，优美细致的刻画，使庐山闻名全国，提到庐山，人们就会想起慧远法师的《庐山记》。为方便广大信众学习佛教，慧远创造了以带头放声高唱的方式，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慧远每次讲演佛经，都“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唱导法理，在唱导法理的过程中，既立意简明扼要，又注意辞藻端重优美，还推动音乐的发达和文学的流行，对魏晋文学家撰写文学散文影响很大。佛教“唱导”“说法”成为广大信众喜闻乐见的弘法形式，长期延续下来。

　　在佛经翻译上，慧远从方便佛经传扬，方便信众学习出发，总结道安主张佛经直译，罗什较重意译的经验，认为“若开易进之路，则阶籍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23]主张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直译与意译应有机结合，在不失去原意的基础上，以方便易进、浅显易懂为主，首先提出了翻译学上融合直译、意译手法之说，这种观点对于今天的文学翻译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慧远除了自己亲自翻译佛经或请到中土的西域高僧来庐山共同磋商翻译佛经之外，还组织重新翻译文字不通、意思不明的佛经，如《阿毗昙心》、《三法度论》，亲自将文句浩瀚繁杂、令初学者望而却步《大智论》，摘要缩写成二十卷，还撰写了简洁明畅、文词渊雅的序言，令初学佛者能够方便进入佛学境地，为佛学深入民间，做出重要贡献。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万象更新、孕育产生新文学的时期，与政治黑暗、政局动荡的局面相反，文学、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化领域生机勃勃，佛教的传入以及迅速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激发了人们充满创造力、生动活泼的文学冲动，使魏晋南北朝文学涌现出绚丽多姿的蔚然景观，成为文学艺术走向多元化的转折时期。慧远以其巨大的声望和在诗歌、散文、论说文、翻译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正如王阳明在《又次邵二泉韵》诗中所说的：“慧远陶潜骨同朽。”[24]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同陶明渊一样，是开创新局面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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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全晋诗》卷7，中华书局1959年版。

　　[2] 《四库全书》《庐山记》。

　　[3] 《庐山慧远法师文钞》台中市佛教莲社。

　　[4] 同上。

　　[5] 《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全晋诗》卷7，中华书局1959年版。

　　[6] 《全宋文》卷3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一作“迷”，即“好恶迷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