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边塞诗歌综论

　　胡大浚 王志鹏

　　唐代边塞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秀色独具的苑囿，是唐诗高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高度强盛发达的反映。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盛唐之音》中所言：“个人、民族、阶级、国家在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社会氛围中，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方面，它在中国诗史上确乎是前无古人的。”边塞诗以饱满酣畅的热烈情感，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描绘了色彩鲜明、生趣盎然的唐代社会生活图画，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繁盛景象。

　　敦煌边塞诗是唐代边塞诗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敦煌边塞诗歌以它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典型、具体地反映了我国唐代西北边地的社会生活状况，描绘了奇异多彩的山川风物、民情习俗，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史学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考察隋唐五代、以至宋初西北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把握西北边地的历史文化特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敦煌边塞诗歌写卷说明

　　本文所说的敦煌边塞诗歌，是指保存在敦煌卷中描写边地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的诗歌。敦煌诗歌作品，总计约达三千多首，仅就这种反映边塞生活内容的来说，据笔者辑录、整理统计约有300首左右。这些诗歌，除少数写有作者姓名外，大多没有署名。对于无名之作，经学者们的研究，有些已考证出作者，这主要是见诸其它著录的中原文士之作，而尚待考证及无法考知其作者的诗作，还有不少。

　　保存在敦煌卷中的诗歌作品，主要是唐人作品，包括有专集、选集、某一时期诗人作品的合集等几种形式，也有不少是诗文合选。此外还包括一些零篇散句，它们或题于卷尾卷背，或抄存于其它文字的行隙缝间，间有可观，然多系随意抄写之作。敦煌边塞诗歌，主要保存在《珠英学土集》残卷——斯2717和伯3771、伯2552、伯2567，伯2555、伯3862、伯2672、伯3619，以及斯555等写卷中。具体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一首诗歌见于几个写卷，也有少数诗歌在同一写卷中重复出现，甚而有个别诗歌分开抄写于不同的两个写卷。

　　《珠英学土集》残卷，是敦煌唐人诗集中唯一见于历代著录者，包括斯2717和伯3771两个写卷。两者笔迹相同，因斯2717马吉甫诗前有“珠英集·第五。一行文字，故推知为《珠英学士集》残卷。其中有些诗歌《全唐诗》未录。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五云：“伯3771与斯2771两残卷……合得佚诗27首，并辑人《敦煌诗录》中。”有的学者认为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这两个残卷，很可能是这部诗集的第五卷和最后一卷。斯2717存诗36首，其中15首《全唐诗》无；伯3771存诗17首，其中12首《全唐诗》无。今从中辑录边塞诗9首。

　　敦煌卷中的其它诗集(有些是诗文合选)，可能在当时并未广泛流传，所以未见诸历代著录。然而，这些不见于著录的唐诗选集，所收作品多有可观，其中以伯2552、2567和伯2555两种最为重要。伯2567下接伯2552，存诗118首；伯2567存诗74首。卷端残诗半首；伯2552存诗44首。两卷珠联璧合，书法精美，实为同一写卷撕裂的两部分，今已拼合为一卷。这些诗歌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作者多是我国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中高适、李白两位大诗人的作品最多，今录边塞诗34首。

　　现藏巴黎的伯2555，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唐人写卷，它是我们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王重民早在巴黎时就指出“此卷极重要”。卷中不仅有许多中原文士的诗文作品，而且保存了不少敦煌人士的诗文及其它杂记性的文字，内容庞杂。正面存诗173首，背面32首，合计205首。其中见于<<全唐诗》的仅有34首，其余17l首原本都已失传，可说是“唐代佚诗文之渊薮”(项楚语)。今录边塞诗118首。

　　伯3862，是高适诗集残卷，收录诗歌36题，计51首。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5云：“《高适诗集》残卷，起《侯少府》至《吕判官从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七级浮图作》，共得36题，诗若干首，惟首尾两篇有残缺，书法虽非上驷，亦整秀可观，避唐讳甚谨，的是唐人所书”。今录边塞诗6首。

　　伯3619也是重要的唐诗选集，存有唐诗47首，包括《全唐诗》所无的佚诗27首。今录边塞诗22首。

　　从敦煌遗书所保存的这些唐诗写卷，我们大体可以想见唐代诗集在当时广泛流传的情形。唐代诗学发达，当时人们编选的诗集很多。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l所载唐五代人选唐诗，就有三十多种。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所载唐人选唐诗，又有《癸签》所不载者数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唐人选唐诗，尚有十多种，其他则只见于著录。至于当时存在而今已失传，且不见于著录者，当也有不少。敦煌卷中所保存的这些唐人诗集残卷，即是最有力的明证。

　　敦煌边塞诗中见于历代著录的诗人之作

　　敦煌卷中见于历代著录的诗人的边塞诗作，据笔者辑录计有60多首，除少数作品为佚诗外，多见于《全唐诗》或其它著录。其作者如王无竞、胡皓、东方虬、沈佺期、乔备、崔浞、常建、李白、高适、王昌龄、岑参等，都是中原文士，而且是主要活动于初盛唐时期的诗人。因此，这些诗作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唐代边塞诗歌，特别是盛唐边塞诗歌的共同特点。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以来，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商旅之路，这不仅扩大了中华民族的视野，也引起了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的兴趣。隋唐时期对此为重视。李唐立国，在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的事业上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边患，稳定了社会经济环境，而且发展加强了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西方许多国家通过“丝路”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唐大诏令集》卷130载：贞观时，“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讨高昌王麴文泰诏》)可见其繁盛景象。《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二载条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经济的繁荣，中外交通贸易的发达，“丝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在如此热烈的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密切交流发展的气氛中，地处“丝路”枢纽的敦煌，成为中外商人贸易往来、使节僧侣频繁出入经行之地。这种丰富多彩、流动多变的社会生活，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边塞诗的成长培育了深厚的现实土壤。但在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重兵内调子乱，吐蕃乘机发动了大规模妁战争，尽取陇右、河西之地。此时唐王朝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力西顾。敦煌经过十多年的困守，最后也在德宗建中二年(781)陷落。从此敦煌与中原断绝了联系。直到宣宗大中二年(848)，在吐蕃内乱、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张议潮率领沙州人民举行起义，相继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凉州等地，建立了归义军政权，才使河西地区重归唐朝版图。而这时唐王朝国力已经衰弱，未能在河西一带实行有效的经营和管理。加之新建的归义军政权处境险恶，南面的吐蕃、北面及东面的回鹘都严重威胁着它的安全，邻近的少数部族也时来骚扰劫掠，河西地区已是灾祸连绵、烽烟不断。这样，敦煌与中原的交流与联系，不可能再恢复到象唐代前期那么频繁和密切了，因而敦煌卷中保存的这些唐代诗人的边塞诗作，主要是唐朝国力强盛、“丝路”繁荣时期，从内地流播敦煌的作品，它们是敦煌与内地密切交流的产物。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在敦煌沦陷以及中唐以后，中原文土的作品仍有通过各种渠道传人敦煌的，只是就现存资料看，除个别著名诗人的作品外，为数已是甚微了。

　　敦煌边塞诗中见于历代著录的作者，大都是唐代著名诗人。武则天时期修撰的《珠英学士集>>，其中诗人是根据官晶、级别进行分类，他们大抵是当时宫中的最佳诗人。敦煌残卷中留存的如沈佺期、崔提、乔备等，在今天看来，也是当时诗坛上的彪炳杰出者。而伯2552+2567的盛唐诗歌选集，更可说是精心抄录的名篇荟萃，其中高适、李白、王昌龄、常建、崔颢等，都是盛唐时期最负盛名的大诗人，且多为边塞诗歌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之所以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保存，原因有二：1．中原人士或从军、或仕宦、或谋生，投身边塞，把诸多内地盛传的诗歌名篇带到祖国边地，2．敦煌人土仰慕中原文化，抄录诵习。这正是诸多敦煌写卷告诉我们的情况，说明唐代发达的内地文化哺育着祖国边地文化的成长，中原文士的诗歌，特别是边塞诗歌，备受敦煌人民的青睐。敦煌卷中的诗篇，多是经由敦煌人士抄写，有的甚而是习诗者选抄，供自己学习使用的，这必然与抄写者个人的生活经历、艺术爱好、审美趣味有着密切的关系。敦煌地处西北边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然比较关心与边塞生活有关的人与事，思想也容易与边塞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内容发生共鸣，因此他们在抄写，学习、鉴赏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对边塞诗歌发生了偏爱，使之成为敦煌诗歌中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现象。

　　敦煌边塞诗中见于历代著录的诗人之作，包含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或描绘祖国边地奇异壮阔的山川塞色；或讴歌行军征战的恢宏气势；或赞美英雄人物，抒发渴望立功边塞的报国豪情；或叙写诗人对于边塞战争的切身体验，表达对民族矛盾的认识等等，较为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内容。其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注重对征战场面、声势进行描画和点染，宣扬大国声威，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表现盛唐时代特有的那种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渲染军马征战浩大声势的诗歌，当以李白、王昌龄等人的诗歌为代表。如李白《出自蓟北门行》(伯2567)：

　　虏阵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旁。孟冬沙风紧，旗旃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歌舞归威阳。

　　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将大部分笔墨用来铺排渲染边情的紧急，自然条件的严酷，大军出征的浩壮场面。最后仅用四句：“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广平荡，种落自奔亡。”交待战争的过程及结局，极其简略。而前后对照，便烘托、突出了唐军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洋溢着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类诗歌即使表现英雄失败的不幸遭遇，也注意创造一种悲壮动人的情境，突出人物形象。如常建《吊王将军》(伯2567)：

　　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战酣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诗歌没有正面描写将军征战的情景。只有一句：“战酣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从侧面暗示曾经有过的一场恶战：天色昏黄，残阳似血，将军和他的勇土们仿佛仍在酣战之中，大地无声，战鼓沉寂，一片死亡的恐怖中，象征性地点出将军的阵亡。诗歌也没有正面表现将军的雄威，但把他比作深入敌境千里之余去作战的“嫖姚”和匹马敢闯单于大营的“飞将”，将军超人的胆略、英雄的气魄、精绝的武艺，便形神俱活地刻画出来了。从中流露出的无比敬佩之情，使最后两句“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所表达的悼念，更显沉痛万分。

　　这类作品还有李白的《送族弟赴安西之作分、《送程刘二侍御及独孤判官赴安西》，陶翰的《古意》，王昌龄的《城旁[曲)》、《邯郸少年行》等，它们都重在对英雄人物的意气和风貌进行点染，描绘出感情充沛的境界。这也是诗人对国家强盛的一种自信和期望，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感。

　　2．诗人在对边塞征战及军中矛盾进行多方面描绘和揭露的同时，注重抒写自身的独特认识和感受。

　　敦煌卷中高适的边塞诗歌较多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诗人笔下，无论是战争的残酷、边地的荒寒，还是将士从军征战的艰辛、久役远戍的悲凉，或是统治者的赏罚不公、边策失当，军中的腐败，诗人内心对时局的忧虑等，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生动展现了当时祖国边地丰富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画面。

　　高适是盛唐诗人在敦煌写卷中存诗数量最多的一个。[美]斯蒂芬·欧文说：“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高适是最缺少形象描写的一位，是除了杜甫之外最富于理性的一位。”(《盛唐诗》贾晋华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2年版)他说的不一定都很贴切，但指出高适是一位富于理性的诗人，强调他的诗歌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是对现实生活反复思索和深切体味的产物，这一点是比较中肯的。殷墦《河岳英灵集》也说：“适诗多胸臆语”。同样强调诗人注重表达一种基于对现实生活深刻感受的思想见解。这充分体现在盛唐边塞诗歌的名篇，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伯3862，斯2049等卷)中：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枞金伐鼓下榆关，旗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凌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是诗人长期边地生活的经历和当时纷纭复杂的边塞战争以及军中现实的集中概括。作者没有囿于一时一地一战一事的场景，而是把自己对边塞征戍之事的所见、所闻、所感融为一体，把极其复杂丰富的边塞征战生活内容，有条不紊地贯穿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唐代边塞战争生活的全景式画面。其中既有格调昂扬、气势飞动的形象描写，如；烽烟四起的边警，声势浩大的出征，将土慷慨赴难的豪情，以及敌人来势凶猛，唐军英勇顽强、舍身报国的装烈情景等；也有对军中现实矛盾的尖锐揭露，将士沙场苦战与美人帐下歌舞的鲜明对比。诗人还深入到征人的内心世界，把少妇的断肠相思与征人的艰苦作战，以及戍卒戍边的凄凉情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诗歌后面：“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是对“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不合理现实的沉痛抗议，同时也是对那些怙宠邀功、不恤士卒、轻起边衅的主将的愤怒遣责。结句追忆历史上爱护士卒、威镇边境的名将——李将军，意义深广。这首诗歌以苍凉悲壮为基调，但感情义随着出征者的心绪、处境的变化而起伏宕跌，开阉变化，加上作者交替使用叙述、写景、议论、抒情的手法，使全诗像一首悲壮淋漓、波澜迭出的乐曲激荡着人们的心灵。

　　敦煌卷中高适的这类诗歌还有《睢阳酬畅判官》，《东平留赠狄司马》、《信安土出塞》等，诗人融现实生活与个人感受为——体，内容浑厚，感情激越，气势飞动，充分显示了盛唐边塞诗歌的高度艺术成就，因而深受唐代人民喜爱，当时就已远播祖国边地，从而只抄写保存于敦煌石室中。

　　敦煌诗人的边塞诗作

　　敦煌卷中又有更大数量不见于《全唐诗》或其它著录的诗人的边塞诗作，从诗歌内容看，既有敦煌人土的作品，也有很多寓居敦煌的外来文土之作。这是敦煌诗歌研究中尤为重要的部分。其中有些存有姓名者，如史昂、李斌、殷济、梁去惑、恒颐、严嶷、萧沼、浑维明等，从诗歌所表露的思想感情看，大致可推断为中原文士。但是，长期的塞外生活，对边地艰辛困苦的深切体验，使他们的诗歌反映出富有边地色彩的社会现实内容，表达了与当地人民大体相一致的感情愿望。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这类中原文士的诗歌，连同敦煌本土文士以及无名诗人的边塞诗作，统称为“敦煌诗人的边塞诗歌”。

　　敦煌诗人的边塞诗歌，时间跨度大，始自初唐，延至宋初，涵盖了敦煌地区四百多年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又赋予了敦煌边塞诗歌以不同的思想内容和创作特色。敦煌诗人边塞诗歌创作主要兴盛在两个时期：一是吐蕃进占沙州(即敦煌)之前，大致为初盛唐，包括中唐前期的一段时间；一是历史上所说的归义军时期，即从张议潮起义，直到北宋景佑三年。在吐蕃统治敦煌的近七十年间，敦煌地区的诗歌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敦煌卷中留存这个时期的边塞诗作很少，所以我们把它一起归并于归义军时期。下面我们就从诗歌发展大致所经历的这两个阶段，具体来看敦煌诗人边塞诗歌的思想艺术特征。

　　1．吐蕃进占以前敦煌诗人的边塞诗作

　　正如前面所说，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迅速发展，国力强盛，“丝路”畅通，中外交通贸易发达。敦煌地处“丝路”之枢纽，人口流动量大，同时与中谅结成一体，联系密切，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一方面，敦煌积极吸收先进发达的中原文化，中原诗人的诗歌在敦煌地区广为传诵。另一方面，敦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注意学习和借鉴中原诗人的创作经验，因而有不少敦煌诗人的边塞诗作，在遣词、炼句、写景、造意、用典等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学习和摹仿唐代著名诗歌的特征。不仅诗作数量多，内容也很丰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歌发达的盛况。

　　首先，表现对于边塞战争、功名事业态度的诗歌，大多流露了功名失望、厌战、反战的思想情绪。

　　有的诗歌虽表达了诗人渴望从军边塞、报国立功的情怀，体现出积极有为的时代风貌。如佚名《从军行》二首(伯2555)：

　　侠少翩翩驰铁骑，白羽插腰弓在臂。战胜未蒙天子知，功成却使将军忌。十年辞魏阙，征战犹未歇。容颜久犯胡地霜，肝胆长悬汉家月。愿得总王师，灭却匈奴也不疑。何图只取班超印，不愤空传窦宪碑。此怀犹未惬，举目愁云又重叠。试听胡笳一两声，归心便碎榆关叶。

　　十四五年在金微，身上何曾解铁衣。教旗乍觉山河改，走马回头草树飞。边庭三月仍萧索，白日沉沉映沙漠。关中春色始欲来，塞上寒风又吹却。频到虏庭斩首还，即今刀上血犹殷。欲觅封侯仍未得，却令羞见玉门关。这里塑造的都是勇武超人的“侠少”形象，英风飒然，慷慨壮烈，“纯是盛唐气象”(项楚语)。又如伯2555七言诗第十四首：“少年凶勇事横行，欲击单于不用兵。塞外不辞弓甲冻，山头月照宝刀明。”刚劲有力，洋溢着乐观豪迈的报国热情，也大抵接近盛唐时代的作品。然而，敦煌诗人的这类作品，数量很少，多数诗歌对于功名、战争所表现的态度，缺少热情，或表现为一种冷静的认识和反思，或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甚而流露出极度厌战、反战的思想情绪。如：

　　行行遍历尽沙场，只是偏教此意伤。从来征战皆空地，徒使骄矜掩异方。(《叹路旁枯骨》，伯3812)

　　莫道封侯在武威，请看辛苦老戎衣。书中永有黄金去，梦里羞题白发归。(伯2555，七言诗·其一)

　　塞上无媒徒苦辛，不如归金早宁亲。纵令百战穿金甲，他自封侯别有人。(同上，其十三)

　　十载支离泣已方，一生徒说赋长杨。功勋不敢邀麟阁，形影何曾接雁行。(同上，其二十)

　　生年一半在燕支，容鬓沙场日夜衰。萧关不隔乡园梦，瀚海长愁征战期。 (《萧沼二首》其一，伯3619)

　　这些都表达了诗人对于战争及其所带来一系列后果的清醒认识。残酷的战争，不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使无数青春生命，堙没于黄沙大漠，葬身异域荒塞，而且对当地的社会生产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生活于边地的人民，对此感受更为深切。同时，塞外生活也并非总是那么充满情趣、富有诗意；相反，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条件的艰苦，对于广大下层士卒来说，更是充满苦难和不幸。他们有不少人葬身沙场，即使在战争中幸运地苟存下来，但久役塞外，青春已逝，白发早催，征战一生，却功名成空，穷老归来，无以为生，异常凄凉。这些诗中既有着从军出塞的辛酸经历和愤懑情怀，也交织着种种悔恨之情，以及叹老嗟卑的凄凉感受。有的诗歌尽管化用了盛唐著名诗人的诗句，但格调仍凄苦沉重，感情抑郁悲愤。可以说盛唐边塞诗歌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英雄赞歌，敦煌诗人的这些诗作，则是面对广阔的社会民生，主要抒写遭遇不幸的下层土卒及边地人民的悲凉怨叹。这正是作者对自己从军边塞的经历和边地生活见闻进行冷静思索、深刻反思的结果。

　　其次，表现边地生活艰苦，抒写边愁及思亲怀乡之作，多染上浓重的悲苦色彩，而与初盛唐边塞诗多抒发旷达浪漫之情怀有别。

　　表现边地的苦寒，广大土卒久役不归的乡思，是唐代边塞诗歌常见的题材。敦煌卷中这类边塞诗作也有不少，伯2555的“七言诗”，可说是其“集大成者”，它多方面地展示了唐代敦煌地区中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落魄的人生，以及愁苦无奈、凄切哀怨的内心。如直接写出“愁”字的：

　　久游塞外倦风尘，是日穷途问苦辛。百年富贵知何处，一身栖惶愁煞人。(其十六)

　　岁去年来巳白头，更闻啼鸟使人愁。(其十八)

　　万里愁肠断不难，眼前分水不曾干。故乡只今谁忍道，莫教鹦鹉叹长圆。(其二十一)

　　万里城边一树花，愁来相对几咨嗟。旅客只今肠欲断，春光何事到流沙。(其二十二)

　　春风不解传乡信，江月偏能照客愁。(其二十五)

　　美酒三樽独不酌，愁来更作故人篇。(其二十六)

　　思忆遥遥房屋处，缓步亭前恐独居。君向陇西经几载，愁来寒雁与传书。(其三十一)

　　星疏月落三更半，忽起披袍坐长叹。愁来捻以绿琴弹，不觉归肠寸寸断。(其三十四)

　　今朝心里闷会会，不意更将愁来对。共君好酒觅五斗，一起送愁千里外。(其四十三)

　　小小愁时一两盏，大大愁时三五杯。一日中间三度醉，叫我愁时从何处来。(其四十四)

　　还有以愁立意的：

　　边域汉少犬戎多，数月僮团更索和。南望汉兵肠欲断，不知圣主意如何。(其二)

　　作客令人心里孤，如今归去一钱无。家乡不应久如此，自到河西频失途。(其十七)

　　塞上磋砣数岁年，一离桑井更无缘。朝朝唯候天兵讯，宿昔令人白发迁。(其十九)

　　从诗意推测，这些诗歌的作者，社会地位都不高，且多是因故流落敦煌的内地下层文士。他们或从军、或谋生，来到祖国西北边地。但。一离桑井更无缘”，在边地生活多年，再不得回归故土；，贫困潦倒，备尝艰辛，沉沦于社会底层。寄身异域的悲哀，青春已逝而功名不立的苦闷，连同日常生活的种种萧然生计，穷．愁病老，缺少温情，无人过问，以及对故乡亲人魂牵梦绕、铭心刻骨的思念，一齐涌向心头，托之于文辞。由于他们对边地人民，特别是下层社会的苦难和不幸，有着较深切的体验，从而使这些诗歌在情感上与边地下层人民联系起来，内容上更加贴近下层人民生活的实际，透示出初盛唐繁荣时代存在于下层社会的苦难黑暗方面，因而更具真实性，有着独特的价值。但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完全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隘范围，艺术境界窄小。

　　敦煌卷中比较深刻地揭示边地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还有《无名歌》(伯3812、伯3620)：

　　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今年苗稼看更弱，扮榆产业须抛却。不知天下有几人，只见波逃如雨脚。去去如同不系舟，随波逐水泛长流。漂泊已经千里外，谁人不带两乡愁。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眼宿。君不见城外空墙匡，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栖惶处，段段茅花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此诗的作者，陈祚龙《校订释无名<无名歌)》认为是释无名所作。(《敦煌学海探珠》)但从诗歌内容看不出僧徒所作的痕迹。项楚认为“无名”并非人名，“无名歌”的意思是不知篇名作者之歌。(《敦煌诗歌导论》)项说为是。关于诗歌创作的年代，项楚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后的若干年；”(同上)据《通鉴》卷223、224：永泰元年(765)五月，“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税法’，上从之。”至大历元年(766)十一月，以“民苦其重，多流亡”，“悉停什一税法”。唐行什一税法，前后只有短短一年半时间，则诗歌大抵只能作于这段时间或稍后。此时距安史之乱发生已经十二年，而吐蕃不断袭扰，蕃镇之祸复起，正所谓。天下沸腾积年岁”。《无名歌》揭示了生活在这种混乱时代边地人民的深重苦难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下层人民耕种着贫脊的土地，却要负担繁重的赋税；上层人物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一贫如洗的广大人民，终于不堪重压，纷纷逃亡，剩下空旷无人的断壁颓垣，陋室空堂，仅供将军栽培花竹，连燕子尚且不愿在此筑巢安息，这是贫苦人民在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

　　第三，描写边地山川风物、习俗民情的边塞诗作，散发着新鲜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如《玩月》(斯6234)：

　　玉树当空云不遮，雪山西面照长沙。重龙岂是乌孙圣，皎洁分明为汉家。诗歌描绘了一个和平宁静的边地明月之夜。天上，一轮明月当空高挂，月中桂树清晰可辨；地上，雪山高耸，静静地沐浴在一片朦胧月色之中；向西望去，银色的沙碛一直延伸向渺茫无际的天边。诗人置身于这么一个神话般的世界，自由地层开联想：月亮这般无私、热情地把她的灿烂银辉抛洒在这荒远之地，难道是异域(乌孙国)出现了圣人?(诗中“重龙”疑即重轮，日月外围所现之光圈。唐张说有《月重轮颂》)不，这分明是“汉家”恩德远播，化育边疆大地！诗歌充满对祖国的深情。再如《焉耆》(伯2672)：

　　万里聘焉耆，奔程踏丽龟。碛深嗟孤独，山远象蛾眉。水陆分三郡，风流效四夷。故城依绝域，无日不旋师。全诗抒写诗人从万里之外，远赴焉耆途中看到的壮阔边地风光及其感受。诗人纵马驰骋于辽阔的大漠戈壁深处，战马飞驰过一个个高低起伏的小丘，就象踏在隆起的龟背上行走，别有情趣。蓝天高远，大地无垠，诗人骤然间感觉到人的渺小存在，感受到自己隐藏内心的那楼孤独，但没有流露出一丝感伤情绪。他在饱览边地山川秀色的同时，更看到焉耆这个军事重镇控扼西疆险要，正是报国有时，英雄有用武之地!诗歌格调豪爽，别有一种奇壮之美。又如：

　　交河虽远地，风俗异中华。绿树参云秀，鸟桑戴囗花。囗囗居猃狁，芦(虏)酒囗胡笳。大道归囗国，三年路不赊。(《西州》，斯6234)这里描写交河这个边地重镇的形胜。我们从参云的绿树，戴花的“乌桑”(植物名)，虏酒、胡笳等景色物事及活动于其间的少数族人物描写，便可领略到鲜明的“异域”风情，从中也透射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

　　大致说来，这类诗歌内容单纯，通俗浅易而又清新别致，具有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

　　第四，深情绵邀，哀怨动人的闺情诗

　　外有征夫，内有怨女，闺情诗不仅与塞外征人的思想、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有许多闺情诗并不是出自独处深闺的思妇之手，而是由诗人或久役塞外的征夫所作。作者凭借想象，从对面落笔，虚构出一种特殊情境或氛围，并通过描写对方真挚热烈的相思，寄托自己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思念，即所谓“分身以自省，据已以付他”(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人们常常称之为。对面生情”的表现手法。这类诗歌往往情景交融，或以景写情，清丽委婉，感情笃厚，曲折而深有余味。唐代边塞诗中有大量成功之作，敦煌诗人的这类作品也有不少。有的是从征夫角度写的，如：

　　八月金风万里秋，起飘罗帐不缘愁。忆想长安闺里妇，悔叫夫婿觅封侯。(伯2555，“七言诗”其二十四)

　　而大多是以思妇的身份写的；

　　自从沦落到天涯，一片真心恋着查。憔悴不缘思旧国，行；啼只是为冤家。(《闺情》，伯3812)

　　相随万里泣胡风，匹偶将期一世终。早知中路生离别，悔不深怜沙碛中。《闺情四首》其一，伯3812)

　　沉吟疑悟渐更深，玉漏催妆未可吟。裁衣寄向边庭塞，唯愿强夫照妾心。(伯2555，“七官诗”其三十二)

　　夜闻孤雁忉人肠，忽忆征夫在远乡。直为关山多屈滞，造得寒衣谁与将。(伯2555，“七言诗”其三十三)

　　自从夫婿戍楼兰，啼泪涟涟识(拭)不干。他家闺阁冬犹冻(暖)，贱妾房风春亦寒。(伯2555，“七官诗”其四十)。

　　这些诗歌，无论意境的创造，艺术手法的运用，还是句式特征等方面，都明显地接受了内地诗歌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借用著名诗句，但总体上都带有浓厚的边地民间色彩。这既表现在内容上，更体现在语言风格的浅近直白租多用方言俗语等。因其写情比较细腻、真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总之，在吐蕃进占之前敦煌诗人的边塞诗作，大多侧重于抒写边地现实生活感受，体现出质实平易的特点。，然而它失却了唐代著名诗人边塞诗歌所具有的那种宏大气魄和壮阔胸襟，因此在艺术表现上境界狭小，缺少光彩。奶果说盛唐诗人的边塞诗歌是面向理想激情洋溢的歌唱，虽然也有低沉愤懑、曲折回旋之处，但基调是明朗的，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闪射着理想主义的灿烂光彩；那么，敦煌诗人的边塞诗作，则是面对现实人生较冷静真切的评说，多带着伤痛的呻吟，显示出边地现实的冷峻，虽也有格调高昂之处，总体表现为悲苦失意的情调，色彩是灰暗的。但正因为这些诗作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地的社会现实生活，揭示了边地人民及中原流浪客子的种种苦难和不幸，其价值不容忽视。

　　2.吐蕃统治及归义军时期的边塞诗作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乱后，从肃宗至德元年（756）到代宗户德元年(763)，吐蕃先后攻陷廓、霸、岷、秦、成、渭、洮、河、兰、鄯等州；在公元764年到776年间，又相继攻占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占领沙州，控制丁整个河西。从此，在敦煌历史上开始了近七十年的吐蕃统治时期。

　　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给敦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他们劫夺财物，践踏农田，把丁壮掳去为奴。沈既济云：“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资治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条引《通鉴考异》)同时又大力推行同化政策，敦煌伯4640(阴处士碑》有文云：“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环钿而辫发。”这激起了敦煌人民的不断反抗。由于吐蕃统治者除对佛教较力关注外，不大重视文化，因而这一时期敦煌的整个文学创作都处于萧条冷落状态，在敦煌卷中保存下来的诗歌作品很少，边塞诗歌只有在吐蕃统治早期的几篇。如伯2119的一首。无题诗。写道：

　　自从塞北起烟尘，礼乐诗书总不存。不见父兮于不予，不见君兮臣不臣。暮

　　闻战鼓雷天动，晓看带甲似鱼鳞。只是偷生时饷过，谁知久后不成身。这首诗又见于《蚜舸书》(斯4129等卷)一文，可见是一首在敦煌民间转诵较广的诗歌，它揭示了在吐蕃统治时期封建道德受破坏、文化遭到摧残的事实，以及边地人民性命不保、偷生度日的情形。还有佚名《忆北府弟妹二首》(伯3812)：

　　骨肉东西各一方，弟兄南北断胖肠。离情只向夫边碎，壮志还随行处伤。不料此心分两国，谁知翻属二君王。艰难少有安中土，经乱多从胡虏乡。独羡春秋连影雁，每思羽翼再成行。题诗泣尽东流水，启话无人问短长。

　　与尔俱沉沦没世，艰难终日各东西。胡笳晓听心长苦，汉月霄看意转迷。独泣空房襟上血，孤眠永夜梦中啼。何时骨肉园林会，不向天涯闻鼓粹。从“不料此心分两国，谁知翻属二君王”，“与尔俱沉沦没世”及“何时骨肉园林会，不向天涯闻鼓鞸”等诗句来看，当为吐蕃统治前期的作品。诗歌通过叙写战乱中亲人离散，骨肉兄弟分离两国、不得相聚的痛苦，作者自己孑然一身、漂泊异乡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渴望平息战乱、亲人团聚，过上和平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

　　唐宜宗大中二年的张议潮起义，驱逐了吐蕃统治者，在敦煌重新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政权。此后在险恶处境中，张议潮领导河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统一了河西。唐僖宗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居京师，将河西归义军事务委付其侄张淮深管理。大顺元年(890)，张淮深被张淮鼎杀死；但不久张淮鼎便托孤索勋而死，结果索勋独揽了归义军政权。这又引起李氏家族的不满。894年，张议潮第十四女率张、李家族推翻了索勋的统治，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张承奉掌握归义军政权后，曾在906年建立了“西汉金山国”，后又迫于甘州回鹘的压力，改“西汉金山国”为“敦煌国”。张承奉卒后，归义军政权转到曹议金手里，直到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为西夏所灭，曹氏统治维持了120多年的历史。

　　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又出现了活跃兴盛的景象，产生了《敦煌廿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一批重要诗作，内容丰富、篇幅宏伟，地域特色尤为鲜明，充分显示了敦煌边塞诗歌创作高峰期的风貌。

　　首先，表现敦煌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代表作有《敦煌》、《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

　　《敦煌》一诗反映了张议潮起义驱逐吐蕃之后，敦煌人民重建家园，安居乐业的兴奋情景，同时流露了对大唐昔日繁华的无限怀恋，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的深情：

　　万里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上(尚)梳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猃狁夸。(伯5007)

　　《白雀歌》和《龙泉神剑歌》表现的都是张承奉掌握归义军政权后，建立西汉金山国的历史故事。《白雀歌》分开抄写了伯2594和伯2864，上下衔接，可知。本为一卷，断裂为二”。关于作者，据歌前献《白雀歌》表文，研究者定为张永，然生平无考。哎龙泉神剑歌》抄存于伯3633，原卷极为模糊，涂改之外甚多，诗题下有一行小宇：“大宰相江东吏部尚书臣张乞撰进”，作者当是张色。蒋礼鸿认为，。色”又作。某乙。或。厶乙”，是一种寓名，可用于自称，也可用于他称，而且贵贱男女通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李正字据伯363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张安左邀真赞》及《龙泉神剑歌》等文的书写情况，认为它们均出自一人手笔，作者就是金山国宰相张文彻。(《敦煌文学杂考二题》)

　　《白雀歌》表现金山国。承白雀之瑞，应周文之德”，诗歌以飞来送瑞的白雀起兴发端：

　　白雀飞来过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深向后宫呈宝瑞，玉楼高处送嘉声。然后迫古思今，历叙各种祥瑞，兆示金山国的建立顺应天意民心。接着作者叙写建国初期武功与朝政的盛况：

　　百官在国总酋豪，白刃交驰未告劳。为感我王洪泽厚，未能平戎展戎韬。白裾曳履出众群，国舅温恭自束身。罗公挺拔摧凶敌，按剑先登浑舍人。白雪山岩瀚海清，六戎交臂必须平。我王自有如神将，沙南委付宋中丞。白屋藏金镇国丰，进达偏能报虏戎。楼兰献捷千人喜，敕赐红袍与上功。文通守节白如银，出入王宫洁一身。每向三危修令德，唯祈宝寿荐明君。突出描绘了建国之初君臣同心御敌、共庆胜利的欢乐情景，同时也点明金山国是在战事纷扰的艰难处境中建立的。

　　《龙泉神剑歌》可视为《白雀歌》的姊妹篇。正如王重民所说：“《白雀歌》多呈瑞验，此则专歌武功。”(《金山国坠事零拾》)全诗以赞美龙泉宝剑的神奇威力开头，主要叙写了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几次战事，歌颂金山国将士们英勇善战、保家卫国的光辉业绩。如：

　　金风初动虏兵来，点龊干戈会柏台。战马铁衣铺雁翅，金河东岸阵云开。募良将，拣人材，出天入地选良牧。先锋委付浑鹞子，囗向将军剑下摧。左右冲囗搏虏尘，匹马单枪阴舍人。前冲虏阵浑穿透，一段英雄远近闻。前日城东出战场，马步相兼一万强。囗囗亲换黄金甲，周匝尽布绿沉枪，着甲匈奴活捉得，退去囗竖剑下亡。千渠三堡铁衣明，左绕无穷援四城。宜秋下尾摧凶丑，当锋入阵宋中丞。内臣更有张舍人，小小年内则伏勤，自从战伐先登阵，不惧危亡囗囗身。今年回鹘数侵疆，直到便桥列战场。当锋直入阴仁贵，不使戈铤解用枪。……军都日日更英雄，囗由东行大漠中。短兵自有张西豹，遮收遏后与罗公。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东取黄河第三曲，南取雄威及朔方。通向一个金山国，子孙分付坐敦煌。

　　《白雀歌》和《龙泉神剑歌》不仅在诗题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写法相近。开头均用托物起兴的表现手法，内容都兼述国家政事，追怀开国武功，赞颂英雄业绩。金山国史实因此而明，故有人称之为“西汉金山国的史诗”。

　　西汉金山国实质上是要为被中原王朝弃置不顾的汉族子民在少数民族势力相当强大的西北边陲建立一块立身之地，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正史记载特别简略，因而受到学界高度重视。近年来，研究者们还根据《白雀歌》和《龙泉神剑歌》的内容，进一步探讨金山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出其重要的史学价值。

　　其次，描绘地方风物名胜，展示敦煌风貌。

　　与前期诗作相比，这一时期对敦煌地区山川古迹、历史文化、习俗民情的描写，寄托讽喻颇多，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现实内容，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而比较系统地层现敦煌地区社会、自然风貌的作品，组诗《敦煌廿咏》堪称其代表。《敦煌廿咏》是由一篇短序和二十首五言律诗组成，作者姓名早佚。诗前小序云：“仆到三危，向逾二纪。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究竟，聊申短咏，以讽美名云尔矣。”据此可知作者是一位流寓敦煌二十余年的诗人，其间参考图录，遍览山川胜迹，种种奇闻异趣引发了诗人热爱敦煌的深情，于是写下了这组不朽的诗作。

　　《敦煌廿咏》的创作年代，研究者有不同的推断。李正字据诗歌内容和敦煌地方史料，认为其上限早不过张议潮起义的大中二年(848)，下限晚不过咸通二年(871)。他根据伯3870末尾款题“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廿日学生刘文瑞写记读书索囗”，推知抄于此卷的《敦煌廿咏》创作时间必然在此之前。对于诗歌上限的判断，主要是根据《水精堂》一诗的最后两句；“可则弃胡塞，终归还帝乡。”认为这里化用了淮南裨将谭可则困蕃六年，受尽磨难，最终逃回长安一事，进而推断出《敦煌廿咏》的写作时间在大中二年张议潮起义之后。《参见《<敦煌廿咏>探微》这种看法目前基本为学界所认可。

　　《敦煌廿咏》从咏山开始，到咏水结束，中间历写鸣沙、石窟、奇泉、灵湖、墨池、古关、遗庙，兼有圣帝神祗、使臣良将、烈女书圣、天马飞龙、叛官妖异、瑞草异木，以至民间祈赛活动。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色彩斑澜。如《三危山咏》：

　　危山镇群望，岫崿凌穹苍。万古不毛发，四时含雪霜。岩连九陇险，地窜三苗乡。风雨暗溪谷，令人心自伤。

　　这是全篇的第一首，也是“二十咏”的总纲。诗人把三危山作为敦煌地望加以吟咏，描写三危山以峭拔凌苍的雄伟气势，独立于僻远荒寒之地，并艺术地概括了这一带万古不毛、四时雪霜，惊风暗雨常自飘零的风物特征及悠久的文明历史。《白龙堆咏》：

　　传道神沙异，暄寒也自鸣。势疑天毂动，殷似地雷惊。风削棱还峻，人跻刃不平。更寻掊井处，时见白龙行。此处“白龙堆”，研究者多认为是指敦煌城南的鸣沙山。就诗中描写的内容看，大抵不错，鸣沙山至今仍是敦煌一大胜景。诗中把神话传说、古俗民情连同自然景观，巧妙地融为一体，突出了鸣沙山的奇异色彩。《莫高窟咏》：

　　雪岭干青汉，云楼架碧空。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洗心游胜境。从此去尘蒙。这首诗寓含着一个美好的传说。敦煌伯3720((莫高窟记》云；。在州(沙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傅，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凿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傅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诗中追怀法师当年开凿石窟、兴建佛寺的壮举，而着重描绘了几百年后莫高窟成为一大佛教圣地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灵瑞祥和之气。在这里，瑞鸟含珠、灵花吐蕙，光影摇曳。游人至此，清心悦目，涤荡尘蒙，仿佛进入佛国天府静穆庄严的境界。《白龙堆咏》和《莫高窟咏》歌咏了敦煌境内最著名的两处胜迹，而《安城袄咏》则反映了敦煌地区袄教盛行及其宗教活动的景况：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析景祚，万类仰休征。苹藻采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渑。

　　袄教或称火袄教、拜火教，源出于波斯，西域诸国多奉其教。袄教约于北魏神龟年间传人中原，唐武宗以后，内地袄庙曾遭禁止。敦煌地区在吐蕃统治期间袄教流行，到归义军时期更为兴盛。当时的敦煌，每一季节都要举行“赛袄”活动。诗中描绘可见其热烈情景。《分流泉咏》：

　　地涌澄泉美，环城本身奇。一源分异派，两道入汤池。波上青苹合，洲前翠柳垂。况逢佳景处，从此遂忘疲。据敦煌伯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分流泉在敦煌西南七里。伯4640<(归义军纸破历》庚申年(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三月三日记云：“三水池、百尺下、分流泉等三处，赛神用钱财，粗纸一帖。”可知分流泉是当时敦煌人民祈福赛神的热闹场所。诗写分流泉拱卫州城的作用，并盛赞其清泉澄美、绿波荡漾、翠柳低垂的形胜，人们置身其中，乐而忘疲。《廿咏》以此作结，与全篇第一首相呼应，说明在这荒远不毛之地，却佳景密布，灵迹处处，是个美好的所在，令人神往。

　　《敦煌廿咏》是作者有意选取吟咏对象，巧妙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组纵览古今的敦煌史诗，并非全系写景之作，它或写景、或抒怀、或寄意，都饱含着诗人的热情情感。如千秋有名的雄关古戍，在诗人笔下却是：“马色无人问，晨鸡吏不听。遥瞻废关下，昼夜复谁扃?”(《阳关戍咏》)叱咤千古、英名远播的兴圣帝庙，是“牧童歌原上，狐兔穴坟旁”(《李庙咏》)，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古今对比之下，自有一种悲凉之气充溢胸腔，无限的感慨尽蕴其中。还有《贰师泉咏》、《五女泉咏》，明为写泉，实是缅怀前贤，皆为怀古讽今之作。前者“不单是思古良将，而是兼有讴歌今时良将的含义”(李正宇语)；对于后者，项楚云：。玉女泉的传说实际上是敦煌民众对张嵩的口碑，而以神话出之也。”其它如“可则弃胡塞，终归还帝乡”(《水清堂咏》)的坚贞执着，“世人偏重此，谁念楚材贤”(《瑟瑟咏》)的忧郁不平，。不见中华使，翩翩起虏尘”(《望京门咏》)的悲凉情思；“峻宇称无称，何曾有不亡”(《贺拔堂咏》)，对不恤民情叛乱者的严正斥责，“一人重泉底，千金市不回”(《渥洼池天马咏》)，笃厚执着、眷恋故土的深情，都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感情态度。隽永的诗意，赋予敦煌山川风物以丰富的历史现实内涵，并为它罩上了一层诗意的光辉，使之显示出独特的风采。

　　此外，伯2555的佚名组诗59首，也是敦煌边塞诗歌的一部分，因限于篇幅，本人也已有专文发表四，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毋庸讳言，敦煌诗人的边塞诗作，从总体上看，较之中原文士的边塞诗作，特别是盛唐著名边塞诗歌，无论思想认识的深度，还是艺术表现的精美，多有逊色之外。但是，敦煌诗人的边塞诗歌以其更加贴近边地社会现实的特点，反映了敦煌地区几百年间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描绘了祖国边地奇异多彩的山川古迹、自然风物、习俗民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无法替代的社会历史价值。因此它在整个唐代边塞诗歌的发展史上，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摘自《敦煌研究》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