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综述

　　中国 中央音乐学院 杨秋悦

　　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今现代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2年，佛教音乐便随着佛教东渐传人中国汉地。经过长期与各地风俗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汉传、藏传和南传三个佛教音乐体系。它们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音乐风貌、丰富的音乐类型、深刻的宗教涵义。同时，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又使得佛教音乐游移于多个社会阶层之间，为众多人们所关注和喜爱。本文从历寸性角度人手，观察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在历史和当今的发展状况，按照研究课题和类型试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作理论性评述。

　　一、历史上的佛教音乐研究(20世纪30年代之前)

　　从今天音乐学角度来看，古代的中国佛教音乐研究主要侧重史料收集和记述。总的来看，相比较之下藏传、南传佛教音乐现存历史史料较少。而汉传佛教音乐依靠汉族历朝历代著书撰史的传统保留了更多文字资料，使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历代史料、佛教经典对佛教音乐在中国历史上的传播、发展状况作大致了解。其中有历代僧人撰写的史料，如慧皎著《高僧传·经师论》(519)记：

　　然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

　　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管弦。[1]

　　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二十八记：

　　昔者齐太宰作净住法，梁武帝忏六根门，澄照略成《住法图》，真观广作

　　《慈悲忏》。至乎会昌年内，玄畅大师请修加一万五千《佛名经》，是以两京

　　礼经，则口唱低头，挝磬一声，谓之小礼。 自淮以南，民间唯礼《梁武忏》，以

　　为佛事。或数僧呗匿，歌赞相高，谓之禳忏法也。[2]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法苑杂缘原始集》、《经呗导师集》，唐《法苑珠林》，唐道宣《广弘明集》，宋普济《五灯会元》，宋道原《景德传灯录》等书中均对佛教音乐进行了收录。它们记载了佛教音乐传人汉地初始状况以及其与中国汉族音乐文化、语言文字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过程。内容涉及到中国汉传佛教梵呗传人的具体源头；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的主要形式；汉传转读方式的建立；佛教音乐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制度的形成；唐代俗讲的形成以及宋代以后佛教音乐日趋世俗化的发展趋势等等。

　　除此之外，历代官方正史和民间文人也在撰写的文献史料中收录了佛教音乐的信息。如《隋书·音乐志》记载，吕光等灭龟兹，得到龟兹乐“于阗佛曲”。同时其中也记载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制作《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10篇佛曲。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史料，如《乐府杂录》、《因话录》、《太平广记》、《羯鼓录》等均记录了佛教音乐曲目、传播状况。

　　从整体上看，史料中关于中国佛教音乐的记载较为分散，整体意义上的搜集、整理、研究较为鲜有。最完整的是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400余首汇集成册，名《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其中收录了北曲“佛名称歌曲'73首，“世尊名称歌曲”3首，“如来名称歌曲”140首，“菩萨名称歌曲'68首，“尊者名称歌曲"12首，南曲“佛名称歌曲"61首，“如来名称歌曲'56首，“菩萨名称歌曲'22首，“尊者名称歌曲”13首。[3]此举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有的全国性大型整理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的发展面貌，为今人了解、研究中国佛教音乐在历史中的发展脉络提供了线索。

　　二、中国佛教音乐研究(20世纪30年代至今)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音乐工作者便展开了对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历经70余年，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层面从对原始资料的初步收集整理发展到极具学术性的深度研究；研究对象从着重汉传佛教音乐到放眼藏传、南传乃至流传于各国各地区的佛教音乐；研究方法也逐步涉及音乐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总的来看，中国学者对佛教音乐的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2，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3、20世纪80年代。4、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第一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是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对佛教音乐原始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主要代表为刘天华，他记录了当时流行的佛教音乐，收集成册《佛乐谱》。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开端并未从对古代文献记载进行整理编撰起步，而是首先将视角投向存活在民间佛事活动中的佛教音乐。这一研究角度体现出中国学者对现存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整理抢救的迫切要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全面渗透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时期。中国原有传统意识形态和音乐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层音乐文化体系已经逐渐被打破，众多音乐品种以民间社会为依托继续传承、传播。外部的冲击和内部较为脆弱的发展方式使抢救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成为研究首先需要关注的焦点。这一点与中国历史上僧人、史官和文人收集整理佛教音乐的工作相比，其出发点和目的都具有一定差异。此外，这种注重收集整理原始资料的思路也对此后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二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原始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早在中国历史上便已经展开，但与之相比，这一阶段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身份有所改变，基本上为专职音乐工作者。如1947年解放区音乐工作者亚辛对山西五台山佛教音乐进行收集工作，记录五台山青庙、黄庙及“八大套”等传统佛教音乐。1955年由中国音协成都分会编辑、亚欣整理的《寺院音乐》收集四川峨眉山佛教音乐曲谱共104首，五台山佛教音乐207首，“八大套”全部曲牌。1959年音协西安分会编，何均、樊昭明、李石工收集整理《陕西葭榆宗教音乐散编》。

　　2．50年代针对具体乐种、具体地区的专题研究得到开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2—195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智化寺京音乐的研究和1956年杨荫浏对湖南佛教音乐的普查研究。

　　(1)智化寺京音乐。关于智化寺京音乐的研究始于1952年。以查阜西、杨荫浏、潘怀素几位先生为主汇集王迪、简其华等音乐学研究者，历时2年。从历史和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进行详细研究，是近代中国音乐学家们针对某一具体乐种较为深入的大规模学术考察。其间编辑两本“采访记录”——《智化寺京音乐》：“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一号与第五号”(智化寺京音乐一、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二十一号”(智化寺京音乐三)。[4]文章研究了智化寺的历史及其音乐传统；音乐的曲调、宫调、乐器以及乐谱符号；并且对艺僧的基本情况和音乐传承方式进行采访。

　　(2)湖南佛教音乐研究。1956年，杨荫浏对湖南长沙开福寺佛教音乐作实地考察。其中对佛教梵呗唱诵、瑜伽焰口仪式进行了详细调查报告：《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宗教音乐》。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此次佛教音乐考察中，杨荫浏进行了国内首次对瑜伽焰口的起始考察与研究。[5]文章记录了调查的时间、地点、参加者在道场中的位置排列、瑜伽焰口进行的程序以及唱奏形式、仪式中僧人的演奏、演唱状态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对施法时的道场绘制了图表。其研究特点：1、采用调查实录的方法，整体、客观地描述了整个佛教法事仪轨进行的过程。这种研究方式使瑜伽焰口仪轨得到一定程度的再现和保存，并且提供了一种研究宗教仪式音乐的先例。2、在实录中加入理论性概括，分析了仪式的构成因素、结构形式、表演方式特点和其中所反映的审美情趣。

　　从上可见，与30年代相比，第二阶段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同时，这一时期学者在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为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思路。今天，这种调查研究方法在当今研究中仍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

　　(三)第三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佛教音乐研究重新复苏的时期。其特点有：

　　1．原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仍在继续

　　众多音乐工作者对佛教音乐进行实地考察，收集音响，记录曲谱，范围涉及全国广大地区。主要出版资料有：山西音协、文化局编，陈家滨、刘建昌记录整理《山西民间器乐集·五台山寺庙音乐》(1980)；咸阳地区文化局民间音乐编委会编《咸阳地区民间歌曲集成·宗教歌曲》(1981)；黄新光、王亨春记谱整理《禅门赞集》(1983)；黄智隆居士鉴定、闻妙编《音声佛事一梵呗佛教歌曲集》(1987)等。此外，全国性的音乐集成编辑工作亦对佛教音乐进行大范围收集整理。可以说，这一时期学者们积累了大量中国佛教音乐原始资料，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2．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学术性加深

　　首先是参与学术研究的学者增多。除中国内地音乐学者外，中国香港地区及欧洲、美国等地学者也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如1989年3月在中国香港举办的“第一届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境内外与会代表共27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法国、美国的音乐学者，发表论文25篇。[6]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使国外学者涉人中国佛教音乐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使其成为一门国际性学术研究课题。

　　其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均有较大发展。专题研究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80年代五台山佛教音乐、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以及河南大相国寺佛教音乐得到继续深入研究。其中有关五台山佛教音乐的论文有：陈家滨《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7]；研究河南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的论文有：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文献初探》[8]、《大相国寺音乐与古代音乐》[9]；智化寺京音乐研究自50年代杨荫浏考察整理后曾一度中断。80年代以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为主的音乐学者先后多次实地采访北京智化寺、水月庵等寺院艺僧。对以智化寺为中心的中国佛教京音乐作了更为深人的学术研究，发表论文《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之一》[10]，将中国佛教京音乐纳人乐种学范畴探索中国佛教音乐在历史社会变迁中演变发展的规律以及其与其他音乐品种相互交流的关系。90年代袁静芳发表了一系列智化寺京音乐的研究论著。

　　此外，音乐学研究与考古学、文献学相结合涉及石刻、石窟、壁画中佛教音乐信息的研究。如肖兴华《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11]、蒋咏荷《敦煌壁画中的隋唐乐器及其组合形式》[12]、庄壮《榆林窟壁画中的音乐形象》[13]、赵昆雨《云冈北魏伎乐雕刻探微》[14]等等。这些研究从考古学、文物学等角度为佛教音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同时，藏传佛教音乐研究也逐步展开。如崔炳元《德格印经院的三份乐谱》[15]、邢野《呼和浩特地区的喇嘛教音乐考》[16]、郝毅《拉卜楞寺院藏文谱》[17]等等。

　　其三，80年代的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跨学科发展趋势。研究采用了多种观察角度，涉及史学、文献学、比较音乐学、音乐形态学、美学、音律学等多种学科。如管建华、兰光明俨慢弹”音乐与“奥加农”之比较》[18]立足中西文化比较角度探讨中国佛教音乐梵呗唱腔、音乐发展手法与西方“奥加农”复调思维之间之异同。运用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还有法国陈文溪《越南佛教音乐与东亚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19]等；音律学方面主要有胡耀《梵呗音律学》[20]。同时，80年代有的学者已展开对佛教仪轨程序、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如香港徐佩明《焰口施食科仪结构之研究》[21]、林培安《丛林度化观水陆——中国佛教梵呗仪轨浅谈》[22]。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外学者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均较为广泛。相比之下，国内学者较多关注本土佛教音乐状况。其中虽然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整体上还未出现十分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仍以中国汉传佛教音乐为主。

　　(四)第四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中国佛教音乐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研究状况大致具有两方面特征：

　　1．国内研究更具学术性

　　首先，从90年代初起，多部佛教音乐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如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慈济文化出版社，1992．6)、《中国汉传佛教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10)、胡耀《佛教与音乐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12)、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4)、田青《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3．9)、尼树仁《中州佛教音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7)、王昆吾、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1)、杨明康《呗叶礼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等等。这些专著或对特定地区、特定乐种的音乐特征进行探讨；或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佛教音乐作总体阐述。这表明当今研究正逐渐具备综合、整合中国佛教音乐的能力。

　　其次，学术研究范围扩大，对藏传、南传佛教音乐的研究展开。如杨民康《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23]、《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佛教课诵仪式音乐》[24]、《论云南少数民族南传佛教的乐器、器乐音乐及其与原始佛教音乐的渊源》[25]；田联韬《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26]嘉雍群培《藏族宗教乐舞的形成与发展》[27]；包·达尔汗《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多元文化特征》[28]等等。同时，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佛教音乐研究的交流。如周耘《佛乐东渐及其日本化》[29]、蔡璨煌《在英国的“中国”佛教音乐是谁的》[30]。特别是在前两届中韩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中国和韩国学者就中韩佛教音乐各自特征以及在历史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讨。

　　其三，延续80年代的发展趋势，当今中国佛音乐研究在音乐形态学、美学、史学、比较音乐学等方面均有深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引入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佛教仪式与仪式音乐的关系；佛教音乐文化与人类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如杨民康《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佛教课诵仪式音乐》[31]。

　　2．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

　　1998、2000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举办两次佛学研究会议。2002年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就中国佛教音乐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2003、2004年在中韩北京、仁川两地举办第一、二届中韩(韩中)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几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均对当今研究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历时70余年，从横向来看，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对象范围、研究方法和国际学术交流均取得极大发展。从纵向来看，研究的角度、深度均在不断加深。

　　三、对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

　　以下对70余年研究方法特点作简略分析。

　　回顾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历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化的发展，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队伍在不经意地发生着变化。历史上，僧人、史家是整理、搜集佛教音乐的主要工作者。对佛教音乐的记载也是混合在众多宗教典籍、语录和合集之中。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佛教音乐研究似乎更多地侧重于记述、备忘之用。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佛教音乐研究主要是由专职音乐工作者担任。特别是到20世纪50年代至今，音乐学研究学者的参与使中国佛教音乐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研究课题，其深度、广度正日益加强。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综观当今学术文章，无论是从微观局部还是从宏观整体实地考察都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这一传统始于1953年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研究。亦运用于1956年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宗教音乐》中。此后大部分研究皆植根于此。本文认为这一特点是由于中国佛教音乐历史上长期以来未形成编撰整理的传统，文字记录相对较少。其口传心授、师徒相承的传承方式也增强了中国佛教音乐传播的不稳定性、流动性。同时中国佛教音乐一直游移于民间和宫廷音乐之间，并且寸至近现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变革，佛教音乐逐步流人民间与民间社会习俗、信仰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可以说当今中国佛教音乐已不是一个单纯音乐品种，它与中国社会、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其进行实地考察是研究中国佛教音乐文化必不可少的途径。研究现状表明，实地考察在不同学科中运用角度和侧重点均有所不同。

　　在当今研究中，特别是对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音乐形态学分析是深入研究佛教音乐，了解佛教音乐特征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对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所提交的论文作大致统计，其中采用音乐形态学研究方法的论文约18篇，在会议论文中占较大比重。但正如上文所述，随着学术交流日益频繁，音乐学者吸收民族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和观念对佛教音乐在佛教仪式中的功能作用，佛教信仰、信众观念与佛教音乐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习俗、文化变迁与佛教音乐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此外，本文认为目前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在两方面关注较少：第一，针对某个地区或特定音乐的专题研究仍是当前研究广泛关注的对象。在此方面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宏观角度观察佛教音乐，特别是对佛教音乐研究方法进行整体探讨较少。而这对于加强中国佛教音乐学科建设，使中国佛教音乐研究成为完整、独立的一门学科显得尤为重要。第二，目前研究多注重佛教音乐资料的收集以及对其进行音乐学分析和理论概括，而较少关注佛教音乐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活、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演变，当代僧众、信徒、音乐工作者在佛教音乐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国佛教音乐在当今中国、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处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宗教音乐》，1956年6月19日油印稿。

　　2．田青：《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5月版。

　　3．《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1)4年10月版。

　　4．田青：《世纪末回眸：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5．《2002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音乐2)》，台湾佛学出版社，2001年版。

　　6．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合编：《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1102年3月版。

　　7．陈家滨：《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增刊》，1986年；《音乐研究》，1981年第2期。

　　8．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文献初探》，《音乐研究》，1983年第4期。

　　9．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与古代音乐》，《中国音乐》，1984年第2期。

　　10．袁静芳：《文化背景瑜隐约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11．肖兴华：《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

　　12．蒋咏荷：《敦煌壁画中的隋唐乐器及其组合形式》，《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

　　13．庄壮：《榆林窟壁画中的音乐形象》，《中国音乐》，1985年第3期。

　　14．赵昆雨：《云冈北魏伎乐雕刻探微》，《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

　　15．崔炳元：《德格印经院的三份乐谱》，《中国音乐》，1985年第2期。

　　16．邢野：《呼和浩特地区的喇嘛教音乐考》，《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

　　17．郝毅：《拉卜楞寺院藏文屠》，《人民音乐》，1989年第6期。

　　18．管建华、兰光明：旷慢弹”音乐与“奥加农”之比较》，《音乐探索》，1985年第1期。

　　19．胡耀：《梵呗音律学》，《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1989年3月，中国香港。

　　20．[法国]陈文溪：《越南佛教音乐与东亚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1989年3月，中国香港。

　　21．[中国香港1徐佩明：《焰口施食科仪结构之研究》，《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1989年3月，中国香港。

　　22．林培安：《丛林度化观水陆——中国佛教梵呗仪轨浅谈》，《音乐艺术》，1988年第2期。

　　23．杨民康：《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24．杨民康：《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佛教课诵仪式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25．田联韬：《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

　　26．嘉雍群培：《藏族宗教乐舞的形成与发展》，《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

　　27．田小军：《呼和浩特地区藏传喇嘛音乐》，《音乐探索》，2000年第4期。

　　28．包·达尔汗：《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多元文化特征》，《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29．蔡灿煌：《在英国的“中国”佛教音乐是谁的》，《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合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1E年3月版。

　　30．杨民康：《论云南少数民族南传佛教的乐器、器乐音乐及其与原始佛教音乐的渊源》，《2002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音乐2)》，台湾佛学出版社。

　　31．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32．王昆吾、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年1月版。

　　33．杨民康：《贝叶礼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注释：

　　[1] 转引咱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民族出版社，m3年10月版，第3页。

　　[2] 王昆吾、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1年1月版，第597页。

　　[3] 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3页。

　　[4] 田青：《世纪回眸：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报》，1998年第2期，第38—45页。

　　[5] 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油印，1958年12月，第10—19页。

　　[6] 田青：《中国宗教音乐·中国宗教音乐研究50年》(代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0页。

　　[7]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增刊》1986年、《音乐研究》1981年第2期，第55—63页。

　　[8] 《音乐研究》，1983年4期。

　　[9] 《中国音乐》，1984年第2期，第45—46页。

　　[10]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36—44页。

　　[11] 《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第24—28页。

　　[12] 《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第9—19页。

　　[13] 《中国音乐》，1985年第2期，第67—68页。

　　[14] 《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第69—70页。

　　[15] 《中国音乐》，1985年第2期，第67—邱页。

　　[16] 《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11—115页。

　　[17] 《人民音乐》，1989年第6期，第34—35页。

　　[18] 《音乐探索》，1985年第1期。

　　[19] 《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1989年3月版，香港。

　　[20] 《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1989年3月，香港。

　　[21] 《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1989年3月，香港。

　　[22] 《音乐艺术》，1988年第2期，第28—32页。

　　[23]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103—114页。

　　[24]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68—75页。

　　[25] 《2002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音乐2)》，台湾佛学出版社，第37l—4m页o

　　[26] 《中国音乐学》，2m0年第4期，第5—26页。

　　[27] 《中国音乐学》，2mo年第4期，第27—40页。

　　[28] 《中国音乐学》，mm年第3期，第67—81页。

　　[29]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合编：《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mm年3月版，第275—289页。

　　[30]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合编：《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66—478页。

　　[31]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68—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