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珍贵的中国古代文学遗产――敦煌文学概观

　　颜廷亮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OO3年8月）

　　在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保存着一种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即敦煌文化。敦煌文学正是这种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类别和载体。因此，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敦煌文学也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一

　　19OO年出土的大约五万卷敦煌遗书、敦煌地区诸石窟所保存的碑石和题记之类文字以及中原地区所藏有关敦煌地区历史的古代文献中，有为数甚多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从所使用的文体来看，显然就是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从所使用的文体来看，属于一般所说的文章，但却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色彩，因而也应当当成文学作品看待。所谓敦煌文学，指的就是所有这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那些产生于唐五代宋初并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

　　敦煌文学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在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后不久，敦煌地区就已有文学作品流传。除了可以知道诸如《诗经》等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因被作为教学用书而流行外，在敦煌汉简中，就可以看到被汉简研究者题名为《风雨诗》这样的诗歌以及对有名的韩朋故事的记载，另外还有《致建中公、夫人书》、《元致子方书》等似乎也有一点文学色采的书信。不过，从两汉到西晋的几百年中，敦煌地区流传的文学作品，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来看，基本上都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还没有敦煌地区创作出来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的什么作品。因而，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还未正式开始。

　　敦煌文学的历史，正式开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的敦煌地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士很多。如同敦煌学界都知道的，敦煌地区本土人士或曾在敦煌地区仕宦的人士，许多人都写过文学作品。特别是西凉政权的创建者李暠，不仅据史料记载主持过几次文学创作活动并执笔创作过不少诗赋文类作品，而且还有诸如《述志赋》等一些作品流传至今。另外，在敦煌遗书中也保存有当时敦煌地区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散746《〈譬喻经〉题记愿文》之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相当可观，而且明显地具有敦煌地区的本土个性。这些文学作品既运用中原传统文学的文体，表现出与中原传统文学紧密的联系，又以敦煌地区本土社会生活为内容，表现出敦煌地区本土文学的本土特点。尤其是李暠的作品，在这方面可称典型。上述《述志赋》所述之志，就是作为汉人的李暠力图以敦煌地区为根据地，和东晋王朝一起统一河西、规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是具有敦煌地区本土特点之志。正由于此，笔者才认为应当把敦煌文学历史的开端定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敦煌文学正式产生之后，在北朝至隋时期，开始了自身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历程。不过，在这总共17O多年的时期中，可能同北朝初期还不能从战乱造成的创伤中恢复以及敦煌地区文士被迫大量东迁、后期敦煌地区又多有事故的总体形势有关，敦煌文学发展还相当缓慢，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怎么多，今所能见者主要的是一些僧人和善男信女所写的愿文。只是进入唐王朝建立之后，敦煌文学才加快了自身的发展进程。

　　唐前期的敦煌地区,与中原腹地连为一体，联系十分密切；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敦煌地区与西域以及岭西地区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敦煌地区自然会有地区以外文学作品的传入,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学作品尤其多。除《诗经》、《左传》、《史记》、《庄子》、《文选》等中原传统文学典籍被广泛传抄使用外，李峤、高适、李白等人的作品以及《启颜录》、《还冤记》和P.2OO5等卷的《歌谣》等也广被接纳。中原腹地的一些宗教文学作品，在当时的敦煌地区也广泛流行。佛教文学作品如多达３００多首的王梵志诗中的很大部分、S.5791贞观五年（631年）《化度寺故禅师舍利塔铭》（拓本）等，道教文学作品如P.2OO4等卷《老子化胡经》及其《玄歌》38首、 P.3866李翔《涉道诗》2８首等，在唐前期的敦煌地区，其总数既不为少，其中有的作品写本还比较多。这种情况表明，在当时的敦煌地区，中原腹地的宗教文学作品是广泛地参与了广大居民的宗教文学生活的。

　　然而，最能说明敦煌文学在唐前期发展步伐之加快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时敦煌地区本身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在当时的敦煌地区，无论是文士或普通社会，也无论是僧道或世俗人士，均有文学创作活动并有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留存至今。有名的《圣历碑》和《大历碑》、P.2555卷上的数十首落蕃者诗和《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P.2347沙州女官唐真戒所写发愿文、莫高窟第152窟东壁门上方僧明照所写《发愿功德赞文》、P.3128《感皇恩》二首、P.3141《五更转》和《十二时》、s.62O8《十二月小曲》等等，均应出自这个时期。不仅如此，而且这些作品一般还都写得相当好。连当时年仅17岁的女官唐真戒所写的发愿文，也都值得一读。当然，这篇发愿文不大像是出自一位年仅17岁的姑娘之手，很有可能是他人代笔写成的。但代写者恐怕也不是多么高级的知识分子，而很有可能是一位多少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道士或女官按照道教发愿文之某一定式变通而成的,因而这篇发愿文倒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一般人士的文学水准,而从其行文来看应当说写得还是不错的。一般人士的文学水准如此，至如《圣历碑》、《大历碑》以及P.2555卷的几十首落蕃者诗尤其是其中的《白云歌》等，其文学水准较此要高得多，从中更可以看出唐前期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确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此外，唐前期的敦煌文学，还有两个新的发展。其一是道教文学的兴盛。在进入唐代以前，道教题材至少在两晋之交就已进入敦煌地区的墓室和石窟壁画之中了。然而，道教文学作品今所能见者很少。S.2255大业八年（612年）王俦写《老子变化经》可以视为一篇文学作品，但虽已在敦煌地区流传，却又并非敦煌地区人士所写；三危山下十六国墓葬中发现的道教“地上生人口青鸟子诏令，死者佛女自受其殃……”云云的文字，文学色采虽不能说绝无，却毕竟不怎么突出。在那几百年中，除过世俗作品如李暠的《述志赋》等外，其余基本上都是佛教文学作品。而进入唐前期以后，情况大变，道教文学作品出现了许多。其二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中原腹地王梵志的通俗诗以及《启颜录》、《还冤记》等通俗的古代所谓小说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等体式的俚曲小调式作品在敦煌地区已有创作和传抄。而这一点，也是在入唐以前的敦煌地区未曾出现的，至少从现在所见的资料来说是如此。总之，敦煌文学自从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正式形成以后，经过北朝至隋的缓慢发展，到唐前期终于迈出了较大的前进步伐。敦煌文学大繁荣的时期就要到来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期在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之后，敦煌地区陷于吐蕃之手。此后吐蕃对敦煌地区近七十年的统治，使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和主导的敦煌文化的总体格局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和破坏，也给敦煌文学的发展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作者寥寥，作品很少。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敦煌文学一无可取、一无是处。特别是由于吐蕃统治者请求唐朝政府派俗讲僧到河西地区向汉族聚居地讲经，所以中原腹地已很流行的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也就随之传入敦煌地区，对后来敦煌文学中此类文学作品的大量创作和流行实有开先河之功。只是，总的说来，唐前期已经加快了发展步伐的敦煌文学，在这个时期发展遭到挫折，和整个敦煌文化一样跌入了低谷。

　　前后持续达18O多年之久的归义军时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作品最多、作者最多、成就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长的时期，因而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最为辉煌和最具代表性的时期。敦煌文学研究界一般都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归义军前期、归义军中期和归义军后期。其中，归义军中期和归义军后期分别指曹氏归义军前期和曹氏归义军后期，而归义军前期则指张氏归义军时期。

　　在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从吐蕃统治时期的低谷中迅速恢复重振，一方面是如饥似渴地引进中原腹地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是敦煌地区本土和旅居敦煌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官吏、僧人以至各行各业百姓纷纷从事文学创作。在引进中原腹地文学作品方面，p.2491等卷《燕子赋》（甲）、S.1441等卷的《云谣集》、P.27OO等卷的《秦妇吟》以及诸如白居易等名家的诗文既广被传抄，吐蕃时期已被从中原腹地带入的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以及中原腹地的其它传统文学形式又广被采用。在本土文学创作方面，则出现了《敦煌廿咏》（S.6167等）、《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P.3128）、《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白雀歌》（P.2594等）、《龙泉神剑歌》（P.3633）等优秀讲唱类和诗歌类作品以及《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等优秀散文作品。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敦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如慧菀、张延锷、汜唐彦、杜太初、悟真、张球、张永、张文彻等。其中，悟真为敦煌名僧，曾参与张议潮逐蕃归唐之举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咸通三年（862年）由沙州都僧录升河西副僧统，咸通十年（869年）又升为都僧统，其文学作品很多，据考有邈真赞十四篇、碑铭文二篇、《上河西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并序》（歌词己佚，仅存其序）、《四兽恩义颂》一首（P.2187）、《唐和尚百岁书》（S.O930）、五七言诗十二首、功德文二篇等；张球为归义军张氏时期著名文士，郡望清河而可能出生于越州山阴县，大约成年以后来到北方并辗转到达敦煌，其所写文学作品今存16种，另外S.6167等卷的《敦煌廿咏》和P.2488等卷的《贰师泉赋》有可能也出自其手①；张永自称“三楚渔人”，亦系由外地流入敦煌地区者，今存其所写《进诗状》（S.O811）和《白雀歌》（P.2594背十P.2864背）二作，数量很少，但《白雀歌》一篇己足以使其在敦煌文学的历史上千古流芳；张文彻曾任敦煌西汉金山国头厅大宰相，其文学作品今所知者有著名的《龙泉神剑歌》（P.363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3633背）以及《金山国诸杂斋文范》11篇（p.34O5）、《张安左生前邈真赞并序》（p.3633）、《敦煌社人平诎子一十人创于宕泉建窟一所功德记》（p.2991）等。作家和作品之多，在吐蕃统治时期及之前都是不曾有过的。

　　敦煌归义军史上的中期即曹氏归义军前期，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曹义金接掌敦煌地区军政大权起，到宋真宗咸平五年（1OO2年）曹氏第三代、曹氏归义军第六位节度使曹延禄去世时止，前后几达九十年。这是归义军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相比，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一是原己在敦煌地区传抄的中原传统文学典籍和自十六国敦煌文学正式形成以来的中原文学作品仍在大量传抄，原来未见传抄过的不少文学作品也被传写，写本之多实非前一阶段所能及。二是敦煌地区继续涌现出一批作家，其中留下姓名及生平情况的就有翟奉达、灵俊、龙训、保宣、杨继恩、孔明亮、张盈润、杨洞芊、马文斌、道真、李幸思等等，从当时的大量作品现在不知其作者谁何可知佚名作者更多;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学郎从事儿童诗的传抄和创作。他们当中，翟奉达是当时敦煌地区有名的历日编制专家，其所写文学作品今所能见者有诗5首、《画新样文殊功德记并颂》1首（莫高窟第22O窟甬道北壁）、《检家谱》1篇（莫高窟第22O窟甬道南壁小龛外西侧），与其子翟善口分别写的佛经题记愿文十篇（P.2O55等卷），所传抄的作品有《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和《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记》（P.2O94）；灵俊系僧人，曾任沙州释门都法律、福田判官，曹义金时升都僧政加紫绶，其所创作且今仍可见的文学作品有启状文2篇、碑铭传赞文11篇、七言口号诗1首；保宣也是僧人，曾任沙州释门都法律，其作品虽留存不多，而所作《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变》（P.3O51）是敦煌变文作品中惟一留有作者大名的作品；道真同样是僧人且系敦煌地区名僧，曾任沙州释门僧政、都僧录，生平对沙州诸寺院佛教典籍的置备集藏有重要贡献，所聚集的典籍是敦煌遗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文学之作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有书启文2篇、修功德序1篇、题壁记1篇、诗6首,末题“界道真本记”的P.2193《目连缘起》则当是其进行讲唱活动时所用的底本。作家（留名作家和佚名作家）之多以及作家直接创作和讲唱变文、因缘之类且留下姓名，也是前一阶段所不能及的。三是作品体式多样，尤以通俗文学形式为盛。敦煌文学的雅、俗体式，均大备于这个阶段。其中，通俗体式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传抄的繁盛程度更是前所未有。本来，在张氏归义军时期，早巳有之的通俗体式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曹氏归义军前期正承袭了这一新出现的传统，在通俗化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完成了敦煌文学的通俗化进程。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所谓俗文学之作，基本上都是创作或传抄于这个时期的。四是群众性文学活动引人注目。各种各样的民俗节庆活动如道教斋醮活动、佛教佛事活动以及世俗社会的丧葬仪式、婚娶生育、友朋往来、房舍兴建、洞窟营造、除夕驱傩等等当中，都往往伴随着文学创作和作品演唱之类活动。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讲经、说因缘、转变等形式的说唱故事活动，成了当时敦煌地区极受僧俗普通社会欢迎的一种文学活动；前述道真、保宣以及S.6551写于西州的《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的那位作者，就是这些说唱故事活动中留下姓名或略可考知的说唱家。当时通俗体式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传抄之盛，也正是和从吐蕃统治时期已经传入的这种故事讲唱活动之盛紧相联系的；这种盛况使人们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敦煌地区乃是盛唐时期的长安讲唱讲经文、变文、因缘等盛况的异地重现。

　　可惜的是，到了曹氏归义军后期，或者说到了整个归义军历史的后期，达到鼎盛的敦煌文学突然开始衰落。当时的敦煌地区，一岛孤悬，四面楚歌，内部也很不安定；特别是沙州回鹘势力日强，起而与以汉人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打破了敦煌地区从置郡时候起形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居民构成格局。这个时期开始以前的敦煌文学作品虽有保存和流传，而这个时期的写本很少，创作更是不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作品。不过，曹氏归义军后期的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对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总体看法。总体说来，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在整个敦煌文学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作者队伍空前壮大，作品数量巨增，敦煌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基本上出自这个时期，敦煌文学的通俗化历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特别是敦煌地区本土作家的成批出现、本土作品的大量创作和流传、文学样式的多样化和文学活动的群众化以及敦煌文学通俗化历程的终于完成，构成为这个时期敦煌文学的突出特点，标志着敦煌文学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到达了成熟时期。

　　然而，和整个敦煌文化一样，在这个时期末尾出现衰落的敦煌文学，到了沙州回鹘、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不仅未能得到恢复重振，而且还相反地进一步衰落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敦煌地区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期中一篇文学作品和一点文学活动也没有。不过，总的说来，作品数量既少，水平也不高，而且还明显地渐渐离开了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的敦煌文学总体格局。到了元末，随着整个敦煌文化历史的终结，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和移植，更是走到了尽头。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完全终止了。

　　二

　　延续千年之久的敦煌文学所使用的文体，是由少而多、逐渐发展和丰富的。在东晋十六国刚刚正式形成的时候，敦煌文学所使用的文体还是很有限的，从现存当时的文学作品来看，当时所使用的文体主要的不过是诗、赋以及少数几种应用文体如书、疏、题记之类。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进入唐代以后才有较大变化。尤其是词和《十二时》、《五更转》、《十二月》等俚曲小调式文体，在唐前期的敦煌地区流行和使用已十分普遍，创作和从中原腹地以及域外传入了不少这些本属民间文体的文学作品,如P.3128《感皇恩》二首、P.3141《五更转》和《十二时》、S.62O8《十二月小曲》等。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中原腹地已很流行的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因吐蕃统治者请求唐朝政府派俗讲僧到河西讲经而传入敦煌地区。到了归义军时期，此前中国文学的各种雅、俗体式在敦煌文学中大体上都有，其中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在敦煌地区更是特别盛行，不仅中原腹地不少这类体式的文学作品被广泛讲唱，而且敦煌地区还运用这类文学形式创作了不少作品，有名的P.2962《张议潮变文》和P.3451《张淮深变文》就是敦煌地区本土创作的讲唱故事式作品的典型代表；歌辞类文学形式也很受欢迎，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此类作品基本上都是产生和传抄于这个时期的。

　　敦煌文学所使用的文体，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来种。过去，有一专家学者对之进行过

　　分类工作，但他们的分类往往不够确当。前些年，笔者和全国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在周绍良先生指导下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两书②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形式角度考虑，敦煌文学可以区分为六类，每一类中又包括有若干个文体。这六类是：

　　（一）说唱类 严格地说，这一类应当称为讲唱故事类或说唱故事类。此类文学在我国源

　　远流长，它发源于古代的民间故事讲说以及类如荀子的《成相篇》一类的民间文学形式，同时也吸收了古印度次大陆佛教讲经一类的某些特点。在中原腹地，到了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和中唐时期，此类文学形式作品的创作和说唱已很普遍和成熟。在归义军时期，特别是归义军中期，敦煌地区的说唱类文学特别兴盛。此类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说唱艺术的底本，主要通过讲经、说因缘、转变、说话等方式和接受对象见面，其共同特点是适合讲唱。由于或者要说、或者要唱、或者要又说又唱，表现到书面上，便不仅是或散、或韵、或散韵结合，有些作品还留有说唱时所用曲调的痕迹，而且这类作品语言也通俗易懂，适合普通社会观听。应当归入此类的敦煌文学文体有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如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因缘（附因缘记）（如P.3O48等卷《丑女缘起》）、变文（如P.452O《降魔变文》）、话本（如S.2O73《庐山远公话》）、词文（如P.3693《季布骂阵词文》）、诗话（如P.5O19《孟姜女故事》）和故事赋（如P.2653等卷的《韩朋赋》）等。近几年，有专家学者指出论议文学作品如P.2718等卷的《茶酒论》也应属于此类，颇有道理。

　　在整个敦煌文学中，说唱类是最有特色、最为重要的一类。这类作品之被发现，使

　　人们看到了唐、五代、宋初中国文学中当日十分发达而后来却竟然鲜为人知或者竟被遗忘的一类作品。因而，这一大类的文学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变文”概念、变文起源等等一向受到敦煌文学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二）歌辞类 这是合乐歌唱的一类作品，属于所谓音乐文学范围。其中，有的作品既合乐歌唱，又合舞演出，所以又可以称之为乐舞文学。在先唐的长期历史上，我国本来就有诸如汉代乐府这样的音乐文学传统，其作品既有民间创作的，也有文人仿效民间形式创作的。到了唐、五代、宋初，一则前代民间音乐文学创作继续存在，二则燕乐盛行一时，三则佛曲大量传入，歌辞类文学创作也就盛行起来。这类作品以声定文，由乐定辞；多为长短句形式，且格式有定并有调名。在敦煌文学中，这一大类作品的数量很大。根据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所辑载，即多达13OO多首。这些作品基本上产生和流行于唐、五代、宋初。多为民间作品，题材广泛，感情真实，出唐自然；也有文人创作的，但为数较少。它们并非都是敦煌地区本土的创作，而是既有敦煌地区本土创作的，又有从中原腹地或他处传入以及传入后经过敦煌地区本土人士加工修改的，还有由异邦翻译而来的；其中出自敦煌地区僧俗人士之手以及经过敦煌地区人士加工修改过的，数量较多且最具地方特点。歌辞类作品所包括的文体有词、俚曲小调（附儿郎伟）、佛曲等。其中，敦煌词一般习称敦煌曲子词，系燕乐曲辞；俚曲小调一般指燕乐之外的民间音乐歌辞；佛曲本是外来音乐歌辞的汉译，但也有一些佛曲作品是采用中原腹地原已有之的俚曲小调或燕乐曲调创作出来以歌唱佛教内容的。附于俚曲小调中的儿郎伟是一种很特别的文体，多六字成句且押韵。从其实际用途上讲，它是一种驱傩、上梁或障车辞。这些歌辞因每个小段的开头或结尾处往往标有“儿郎伟”字样而得名，实际上也应当是一种类似俚曲小调的民间唱辞。

　　歌辞类作品在整个敦煌文学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这类作品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不仅使人们看到唐、五代、宋初中国文学中此类作品的盛行情况，而且十分有助于弄清两宋文坛上几乎受到独宠的词的来龙去脉，也十分有助于深入了解唐、五代、宋初中外文学交流的具体情景。因而，百余年来，如同说唱类文学一样，敦煌歌辞类文学研究也历久不衰。

　　（三﹚诗赋类 这是我国古已有之且在唐代以前文学总体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大类别。其中，诗歌产生特早，其形式上的主要特点是讲求节奏韵津；赋的产生消晚，是在诗歌和楚辞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形式上看介乎诗、文之间，既像文，又有诗的特点。本来，将其分为诗、赋两类也未尝不可。但考虑到敦煌文学中赋作并不十分多，且形式上又有诗歌的特点，有些具体作品甚至可以视为采用赋体的诗作，因而将它们合为一类。敦煌文学中的诗赋类作品，总的数量是很大的。其中也是既有敦煌地区本土之作，又有从中原腹地和他处传入的；既有文人作品，又有大量民间作品，既有世俗社会的作品，又有僧人道士的作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故事赋作品，如P.2941等卷的《燕子赋》（甲）、P.2563等卷的《韩朋赋》等。这些作以叙述故事为主，虽名之曰赋，且形式上也有赋的特点，而又实系赋的变体，全是供念诵之用的，拙编《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已将其归入说唱类。尽管有些专家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但笔者仍然以为这种作法未为不可，至少可以聊备一说。因而，也就姑且不将其包括到诗赋类中了。

　　诗赋类作品虽然在整个敦煌文学中的地位不如说唱类和歌辞类重要，但是也仍然是很堪注意的。这是由于，一则这类作品可补诸如《全唐诗》、《全唐文》之类各代诗、文总集之缺，二则其中有诸如p.27OO等卷的《秦妇吟》、多达三十多个卷号的王梵志诗等中原佚失己久的名作，三则可以藉以窥知敦煌地区文学所受中原传统文学影响之深，四则其中不少作品直接反映了当年敦煌地区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的真实情景，对史学研究很有价值。因而，在敦煌文学研究中，对这一类不应掉以轻心。

　　（四）小说类 这里所说的“小说”，与今天所说的小说并不相同，而是指和话本小说兴起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人传奇小说属于同一体式的小说，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小说。这里所说的“小说”，与今天所说的小说并不相同，而是指和话本小说兴起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人传奇小说属于同一体式的小说，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小说。敦煌文学中的小说多偏重于志神怪、明因果，其形式多以散文记叙为主，语言通俗易懂。其作品主要为佛教感应记、入冥记、非感应故事小说等。

　　（五）文类 大体上也可以称为散文类，泛指敦煌文学中一切具有文学色彩的说理、叙事、状物、抒情、达意的文字。和诗赋类一样，这是古代中国文学中早已有之的一个类别。在敦煌文学中，这类作品甚多，所使用的体式很杂，诸如书、启、碑、铭、表、疏、状、牒、帖、文、录、传、记、序跋、祭文等等均是。从文体上看，尽管有的作品语言通俗浅显甚至粗俗，而总的说属于雅文学范围。过去，在很长的时期中，敦煌文学研究者一般都不曾将这一类作品归入敦煌文学中。自《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出版以来，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而总的看来，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将这一类作品归入敦煌文学已经大致形成了共识。

　　（六）其它 大凡无法归入上述五类中的敦煌文学作品，诸如文牍轨范之书仪作品、体式杂而不一的童蒙读物和寺庙杂著、其体纯粹来自异邦他国且与上述五类的任一类实不相侔的偈赞之作，以及某些歌诀式作品（如《干支配合歌诀》、《七言脉诀》等）等，均入此类。

　　三

　　体和类如此之多的敦煌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有着自己的基本特点的。无论是从总体格局，还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上看，都是这样。从总体格局上说，敦煌文学是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的文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敦煌文学可说是中原传统文学的敦煌地区移植。南北朝时期，中原传统文学在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似乎有所下降，但仔细分析却可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学作品如愿文之类，其实是 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使下写成的，因而本质上说仍然是中原传统文学居于主体地位。入唐以后，一直到五代、宋初，除吐蕃统治时期多少有些例外以外，在敦煌文学总体格局中，中原传统文学以及属干其体系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抄，依然居于主体地位。当时自然还有西域以至岭外中亚、南亚文学的传入，佛教文学还十分兴盛。但这一切并不居于主体地位，而且当时的佛教文学实际上还是中国化的佛教文学，其中往往相当多地融入了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如道家和道教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时期，中原传统文化的血脉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就连吐蕃上层人士所写为数不多的一些愿文也是不仅用汉文和汉族愿文形式写成，而且其中还渗入了儒、道思想观念。只是到了归义军政权末尾阶段，特别是在其终结之后，这种格局才逐渐发生变化，中原传统文学才终于失去了主体地位。因此，完全可以说，敦煌文学是中原传统文学的敦煌地区形态。总体格局上的这种特点，乃是敦煌文学能够成为古代中国文学大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总体格局上的特点相联系的是，敦煌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着自己的地方特点。这种特点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李暠等人的作品中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归义军时期，表现得就更为充分、更为突出。总之，敦煌文学既反映了千余年间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反映了全国乃至国外某些民族和地区社会生活的某些情形，思想内容丰富多样。但是，最为突出的则还是相当广阔、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千余年间，尤其是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情景。具体地说，其思想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热爱乡土，怀宗念祖 敦煌地区居民的主体是汉族。作为主体居民的汉族人众的祖先，本来都是从汉武帝开拓河西、建立四郡的时候起因各种原因而陆续从中原腹地迁徙而来的。这些迁居者的子孙，世世代代生活在敦煌地区，并把这个“万古不毛发，四时含霜雪”（《敦煌廿咏.三危山咏》）的苦寒荒凉之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兴旺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家园怀有由衷的热恋之情，称赞自已的家园“河中现有十碨水，潺潺流溢满百渠”（P.35OO《童谣》）；对能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感到自豪，“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S.4359背残诗）就是他们自豪之情的一种自然流露。在热爱乡土的同时，他似当然不会忘记为开拓这块土地而付出血汗和智能的祖先，更不会忘记他们祖根所在的中原腹地。从敦煌碑铭文、邈真赞、氏族家传等作品中溯源寻根、缅怀先祖的文字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这种热爱乡土、怀宗念祖之诗虽然是人所共有的乡土血缘之情，但在与中原腹地远隔千山万水、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敦煌地区，却别有一种滋味即乡土深情和中原情结在内，从而构成为敦煌文学特有的思想主题。

　　（二）反抗外来侵扰，主张民族友好 敦煌地区由于远离中原腹地，四面先后与匈奴、突厥、吐蕃、吐谷浑、回鹘以及嗢末、鞑靼、龙家、仲云等民族和部族为邻，历史上经常受至到诸多少数民族的侵扰，有时候战火还烧到境内。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作为主体居民的汉人以及与汉人和平相处的境内少数民族居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外族来犯时奋起自卫。反映到敦煌文学中，便是反对外来侵扰：或追述先辈奋起抵抗的可歌可泣的事，如云“复遇人经虎噬，地没于蕃；元戎从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势。桑田一变，葵藿移心”（p.464O《吴僧统碑》）；或歌赞在保卫生存权和自主权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如云“破却吐蕃收旧国”（P.3451《张淮深变文》）；或表达驱逐吐蕃统治以后敦煌人民的欢乐之情，如云“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尚采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P.5OO7《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有与周边少数民族相安无事的时期。每 当这样的时期，敦煌地区居民便希望和努力与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反映到敦煌文学中，便是或追赞历史上民族间和睦共处的往事，如P.3636关于敦煌太守仓慈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记述；或直接赞颂现实生活中民族间的融洽关系，如P.2481《常定楼记》中所说的“六蕃之结好如流，四塞之通观如雨”。同时，在敦煌地区内部，各民族居民也是重视友好相处的。在敦煌文学中，就可以看到对面对不义战争而出现的诸多民族共同对敌的歌颂，如《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龙泉神剑歌》（P.3633）；还可以看到对面对共同敌人而英勇作战的各民族的英雄将领和士兵的颂扬，“匈奴初到绕原泉，白马将军最出先。慕容胆壮拔山力，突出生插至马前”（P.3633《七言诗三首》之一）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之一。

　　（三）积极进取，追求美好生活 大约同敦煌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地处西部边陲的地理位置有关吧，这里的人民群众继承养祖辈开拓基业的精神，普遍地富有进取精神，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执着追求。表现到敦煌文学中，也有着一股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进取精神。不同的作者，尽管所处的地位、处境和心情会有所不同，但却都有追求、都在奋斗---武将向往立功，僧侣追求正果，学子向往成名，情侣渴望爱情。比如，“三尺龙泉剑，箧（匣）里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只金花箭。为国尽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P.3821《生查子》），就表现了武将和战士的愿望和追求；“愿作合欢裙带，长绕在你胸前”（P.3836《南歌子》），就表现了思妇的向往和追求。

　　（四）普遍渗透的宗教思想内容 在唐代以前的敦煌地区，也出现过不少表现宗教意识的文学作品。入唐以后，敦煌居民中的宗教意识进一步加强，道教信仰，特别是佛教信仰，空前普及和深入人心，上自最高长官，下至黎民百姓，信徒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出现了大量反映佛道信仰、体现佛道精神的文学作品，诸如佛教变文、讲经文、因缘押座文、解座文、释子辞曲、佛教功德文以及S.683C道教话本《叶净能诗》、道教愿文、道教诗歌（如P.3866李翔《涉道诗》）等等。另一方面是敦煌地区作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在本与佛教或道教无关的一些作品中加入佛教或道教内容。比如，S.2144《韩擒虎话本》本是讲隋朝大将韩擒虎一生功业的，却要从灭佛事件讲起；S.22O4《董永词文》本讲仙女下凡婚配董永的故事，似与道教有点关系，与佛教则毫不相涉，而作品却把仙女写成“帝释宫”女，还把传说中的天池改成佛典中的“阿耨达池”。诸如此类的作品，其数甚多，敦煌文学中的宗教思想内容确很普遍、确很突出。

　　（五）注重实际，关切人生 敦煌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因在实际生活中有实用目的而作，具有明显的目的性、针对性，不仅表现出注重实际、关切人生的精神，而且还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世俗文学作品中如此，在僧、道创作和传抄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僧人的讲经、说因缘、转变，目的是宣传佛法、教人皈依，基于这样的目的创作的讲经文、因缘、变文之类，自然是教人逃避现实、出离凡尘，似乎并不关切人生；但是，仔细分析即可看到，即使是这类作品，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对遭受苦难的人仙给予同情。至于在讲经说变、教人摆脱俗累时，还要劝听众“念佛急手归舍去，迟归家中阿婆嗔”（S.244O《三身押座文》），更是不忘对现实之关注的表现了。

　　（六）市民生活和市民观念的表现 敦煌地区的中心沙州自西汉建郡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口岸城市，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是敦煌文学的基本读者和听众，其中一些人还参与了敦煌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于是，敦煌文学便和这个市民阶层发生了联系，其作品中便有一些反映了市民生活和市民观念。比如，反映市民生业的P.3644《招徕叫卖诗》二首之二写道：“某乙铺上且有：桔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拨，芜荑大黄，油麻椒秝，荷藕弗香；甜干枣，醋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秝皂矾，紫草苏芳，沙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 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土特产、舶来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而且叫卖之声充耳，叫卖之状可思，繁盛热闹，十分传神。又如P.2718《茶酒论》写道：“水为（谓）茶、酒曰：‘阿你两个，何用忩忩？阿谁许你，各拟论功，言词相毁，道西说东？……从今已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反映了拟人化的茶、酒、水商人的特定身份和心态。

　　敦煌文学上述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都是具有敦煌地区的本土特点的。从思想情调上说，也是健康、积极、进步的。尤其是其中的乡土之情和中原情结，实际上是敦煌文学的灵魂之所在，构成为敦煌文学思想内容方面最基本的特点。由于有这一基本特点，敦煌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才成为古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在艺术风貌方面，敦煌文学也是颇具特色的。当然，由于敦煌文学存在的时间跨度长达千年，作者队伍庞杂，作品数量又很大，因而艺术风貌也就多种多样、绚丽多姿，绝不是清一色的。然而，从总体上看，敦煌文学又有着艺术风貌上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敦煌地区本土所出作品上，尤其是体现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本土所出作品上；一些由外面传入却又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或被加工修改过的作品，如说唱类、歌辞类、诗赋类当中的一些作品，也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这种特点就是以俗为主、以朴见长、具有平实质朴的大众文学本色。

　　敦煌文学是以普通社会作为基本接受对象的，本地作品如此，从外面传入的作品也大体上如此。因而，它也就不能不顾及接受对象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同时，敦煌文学的本土作者，尤其是归义军时期的本土作者，多数并非专门的文墨之士，而是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或粗通文墨的普通人，有的还是以讲唱为生的艺人或因一时的实际生活需要而与文学偶有牵连的社会底层僧俗人物。那些由外面传入的一些作品的作者，如讲唱类、歌辞类的作者本来也是如此，也有一些作品的作者如王梵志、白居易等文化水淮较高或很高，但却是主张并实践着通俗文学理论主张的。因而，敦煌文学作品的主体和多数，也就不可能写得那么典雅绮丽，而是朴实无华、真实自然、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与形式主义无甚牵连。加上敦煌文学中的许多作品，本来就是因实际生活中某一具体需要而作（笔者曾称其为治实文学），重在应用而不在为文，因而这种基本特点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事实上，敦煌文学也具有关切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通俗质俚的语言、活泼多样的大众化体式、不重铺排渲染的多样化艺术手真，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到归义军时期，这种情形尤为突出，可以说敦煌文学的通俗化历程历经六七百年之久而终于完成。具有这种基本特点，也是敦煌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

　　四

　　敦煌文学作为四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和整个敦煌文化也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敦煌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敦煌文学从内容和形式上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当中原腹地一带战乱频仍、文事凋敝的时候，习称五凉文学的河西地区，文学创作却兴盛一时，成为北中国文学最为繁荣的地区，而当时河西地区作家最多、作品最多的正是其中的敦煌地区。可见，当时刚刚正式形成的敦煌文学既在整个河西地区文学的兴盛中有重要作用，又在整个北中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中有重要贡献。到了唐、五代、宋初，整个中国文学处于长期发展中的黄金时期，而敦煌文学却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为当时的中国文学贡献出了大量有关西北边陲地区社会生活的作品，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从艺术形式方面说，敦煌文学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不仅中原腹地所有的文学类别和体式这里都有，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当年中原腹地文学一些类别和体式如变文、词等的作品已存之不多或已经无存，而在敦煌文学中却保存了下来或保存较多。其次，敦煌文学促进了中外文学交流，在中国文学吸收外来营养方面很有贡献。敦煌地区地处丝绸之路咽喉，其腹地沙州是外来文学进入当时中国中原腹地的第一个西陲关口。古印度次大陆的佛教文学，正是经由此地而渐次到达中原腹地的。特别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看的佛经，还在3世纪末、4世纪初，在敦煌地区就己有翻译，出现了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是后，佛经翻译在敦煌地区仍一直进行。这就把作为佛教文学主要形式的佛经介绍进当时的中国，然后佛经又继续东进至中原腹地。敦煌文学中的佛曲一体，也是这样进入敦煌地区和中原腹地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词是燕乐曲辞，燕乐是在吸收外来音乐特别是西域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西域音乐也是经由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进入中原腹地的，可见词之形成也同敦煌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敦煌文学中有大量带有早期特点的词作，并非偶然。最后，敦煌文学在宋代以后中国文学总体面貌大改观方面也是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的。它参与了宋后中国文学总体面貌大改观的酝酿，和中原腹地先宋中国文学一起成为这一大改观的先声。大家知道，自宋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诗文虽仍被视为正统，而其它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话本小说、话本小说、鼓子词、弹词、宝卷、词、散曲等所谓俗文学形式,却竭力冲破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的束缚，努力争取自已在文学殿堂中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文学园地中至少可以和以诗文为主体的正统文学平起平坐的角色，成为中国文学重要和突出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学形式之能在文学园地中争得重要而突出的地位，自然是由唐、五代、宋初的中国文学发展作了酝酿和准备的，而敦煌文学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年敦煌俗文学的作者们，和全国的俗文学作者一起，一代接着一代，创作了大量的词和俚曲小调式的作品，创作了众多的变文、讲经文、因缘、俗赋、话本等式的作品；此外，他们还对由中原腹地传入的不少俗文学作品进行了修改和加工，并使这类作品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他们也许根本上未曾想到，正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中原腹地同行的创造，才准备和促成了后世中国文学总体面貌的大改观的发生，但他们和他们的中原腹地的同行们却确实在客观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总之，敦煌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敦煌文学和整个敦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或者说敦煌文学对敦煌文化有什么重要性呢？在前不久出版的《敦煌文化》一书③中，笔者给敦煌文化做过这样一个界定：“敦煌文化指的是以4世纪至14世纪为存在时限、以那一千年间敦煌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状况为存在背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地区全体居民具有鲜明特点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这个界定也许不够准确和完满，但大体上还是可以成立的，而敦煌文学正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物化表现之一即重要类别和载体之一。因而，敦煌文学对敦煌文化来说，其关系之重要可想而知。首先，在敦煌文化的诸多类别和载体中，敦煌文学最能体现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这是由于敦煌文学不仅和敦煌文化存在的历史相始终，而且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阔，作品的数量也十分可观。在这方面，连敦煌艺术也难以完全比拟，因为敦煌艺术虽然数量也十分可观、同样与敦煌文化存在的历史相始终，但其主体部分却毕竟是宗教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世俗艺术不仅相对较少，而且其中有许多其实还是宗教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世俗艺术。敦煌文学则不同，其作品中固然有不少是宗教性的，但更多的则还是世俗作品。这就决定了敦煌文学在体现敦煌文化的总体风貌方面比起敦煌艺术来更为完整，使人们更能窥见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而少带片面性。其次，敦煌文学完整地体现了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在笔者看来，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主要有五点，即：敦煌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地区全民创造的；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和主导的多元开放文化；敦煌文化是以敦煌地区居民强烈的乡土之情和浓重的中原情结以及二者的融合为一为灵魂的；敦煌文化是日趋世俗化和庶民化的文化；敦煌文化是中原文化圈在西部边陲的坚实存在，既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又屏障着中原文化圈的西陲边界。而最充分地体现这五个方面的，在敦煌文化的各个类别和载体中，当推敦煌文学。最后，敦煌文学是敦煌地区居民心声的最为充分的表现。敦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如前所述，本身就是敦煌地区居民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对于敦煌文学来说，尤其如此。人们常说文学是民族的心声。事实上，敦煌文学确是敦煌地区居民在阶级压迫和异族统治下苦难生活的呐喊、安居乐业和各民族和平相处生活的礼赞，是对于现实和来世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是对中原腹地这个祖根之地和安身立命于敦煌地区的忠诚不二的向往。这一切，也就构成为敦煌文学的灵魂，构成为敦煌文化的灵魂。因而，如果把敦煌文学称之为4世纪至14世纪敦煌地区居民的心声的话，那是确凿无疑、完全可以成立的，而敦煌文学在敦煌文化中地位之突出和重要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敦煌文学研究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是开始最早、成果最多的分支学科之一。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辛勤耕耘，使这个分支学科走到了敦煌学研究各个分支学科的最前列。本文的草写正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参考了前揭《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二书以及笔者和一位青年学子合作编写的《西陲文学遗珍》一书④。笔者的目的仅是给读者提供关于敦煌文学一般性的轮廓性知识。如有不当，敬请指正。⑤

　　注：

　　① 关于张球的出生地和早年经历，过去不十分清楚。此处据笔者新近发现的一件敦煌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述之，详细情况笔者将另撰专文述之。

　　② 《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③ 光明日报出版社2OQO年12月出版。

　　④ 甘肃人民出版社2OOO年6月出版。

　　⑤ 本文系介绍性文字，故其中许多文字系《敦煌文学概论》和《西陲文学遗珍》二书中相关文字的改写或约略化，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