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辏大雄
　　车过奉新县西塔乡，我们到了仙境般的奉新百丈山，为的是寻访唐代时驻锡此地三十余年，开堂讲法授徒，并为天下丛林立《百丈清规》的怀海大师的踪迹。
　　光绪版《江西通志》《山川略》中记载：“百丈山在奉新县西一百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西北势出群山，又名大雄山。”站在山道旁，远眺百丈寺的形势，寺前有田约百亩，蓄水如镜，倒映群峰；四周峦峰叠翠，白云飘渺；更有漫山遍野的修竹，随风摇曳。金黄色的山墙、赭红色琉璃瓦盖成的百丈寺就坐落在大雄山下。
　　约在唐大历年间（766－778），邑人甘贞好佛，舍财在百丈山建庵，取名“乡导庵”。突兀而起的大雄山下，开始有了梵音阵阵，香烟缭绕。
　　中唐时期，禅宗六祖慧能的高足马祖道一禅化于江西南康龚公山和洪州钟陵开元寺，后归骨靖安宝峰。其法嗣怀海大师结茅宝峰，为师尊守灵，后在游方各处时，巧遇甘贞。大约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甘贞礼请大师到大雄山当住持，并将乡导庵更名为“百丈寺”。
　　当时的大雄山，人迹罕至。但随着一代禅宗大师的到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怀海大师开堂讲法，收授弟子，一时百丈山“庵庐环绕，供施仍积，徒众愈多”。众多高僧，包括后来纷纷开宗立派的大禅师如：希运、灵佑、昙晟、大安、五峰、神赞、智闲等皆入百丈，参禅于怀海。唐宋以来，百丈寺的住持代有高僧，唐有著名禅师惟政；五代有韩国高僧明照安；宋代有道恒、道震、智映、净悟、以栖等大禅师；元代又有高僧大昕、德辉驻锡百丈；明代有被誉为“大智再来”的明雪禅师；清代有云堂、清德、石兰等高僧。百丈寺鼎盛时期，僧人曾达千余，史载“禅学之众，辐辏大雄”，可谓极盛一时。
　　《豫章书》中记载，唐宣宗在登基前，为避武宗之忌，曾有一段落难晦迹于丛林的时期。一日，他偶遇一僧，谈及此事，僧人说：“退至百丈。”意思是说，只要离开京城百丈之遥就可保无事。宣宗却理解错了，不远万里，来到奉新百丈寺，问法于怀海大师及黄檗希运禅师。参禅之余，悠游山水之间，曾赋一诗吟此地风光：“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仙花不间三春秀，灵境无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鼓朝馨碧云端。”一位未来的“天子”，在此闲云野鹤，暮鼓晨钟，观山览云，参禅悟道，却想着“山河长在掌中看”，凸显出强烈的龙庭之志。百丈寺后留下一处石刻“真源”，据说就是他当年溯流而上在泉水源头上所书的刻石。大中三年（847）唐宣宗登基，自然念念不忘落难求法之地，特敕修百丈寺，并赐题“大智寿圣禅寺”的匾额，故百丈寺又有“大寺”之称。
　　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百丈寺声名大震。深山古刹，规模渐渐扩大，至明洪武年间（1368－1398），山内香火极盛，达到“三寺五庙四十八庵”，可谓梵宇林立，僧众如云。到清代康、雍时期，先后两次修缮，寺内藏有珍贵的柳公权所书《法正禅师碑》。后多次遭火灾，据清同治十年（1871）版的《奉新县志》图载，百丈寺剩有建筑四栋，而今我们还能见着的是遗存下来的大雄宝殿和右侧的两栋客房，据说是同治时修建的，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跨入山门，但见大雄宝殿巍峨屹立。大雄宝殿右侧原先的客房已改建成玉佛殿和祖师殿。玉佛殿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法像。祖师殿供奉的是百丈寺开山祖师怀海大和尚。这尊怀海大师的坐像金碧辉煌，白眉修长，端庄慈祥，栩栩如生。著名禅师西堂智藏有一段赞怀海的话：“灵光独耀，迥脱尘根，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在中国禅宗史上，怀海大师的确是禅学天空一颗“灵光独耀，迥脱尘根”耀眼的彗星。
　　怀海大师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除了培养出一批重要的禅师外，最主要的是确立了禅宗的基本戒律，这一历史功勋就是在奉新百丈寺完成的。中国禅宗五大宗派内的二宗———沩仰宗和临济宗都属百丈怀海法系；而临济宗又衍生出了杨歧、黄龙二宗，故而才有这“续佛慧命振宗风”之说，这点明了怀海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大智禅师
　　远溯一千二百多年，约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怀海大师诞生在福建长乐。小时随母亲到寺院烧香礼佛，指着佛像问：“您常常跪拜的是什么？”母亲说：“是佛”。幼稚的怀海开口直言：“看他的样子如常人一般，我长大后也要做佛。”轻轻的两句小儿语，却是惊天动地，也预示着这个孩儿未来的人生之路。
　　不久，因家贫，怀海被送到沙京莲花山西山寺（今福建长乐龙泉寺）慧照禅师处出家，长大后在衡山法朗受具足戒。怀海习佛刻苦，曾往安徽庐江浮槎寺精研经藏，史载他“不窥庭宇者积年”，打下了深厚精湛的佛学功底。
　　其时马祖道一弘法于江西，怀海倾慕已久，虽已年过半百，仍游方千里，投在马祖座下成为一名侍者。马祖对他十分器重，常常开示。怀海虽然佛学功底深厚，参禅也十分刻苦，却对马祖禅学宗旨“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似懂非懂，难以开悟。三年过去了，怀海仍无所成。一日，怀海侍奉马祖在野地里散步。天上飞过一群野鸭子，丢下阵阵“嘎嘎”声。马祖问：“是什么声音？”怀海抬头望了望，说：“是野鸭子”。马祖又问：“野鸭子到哪里去了？”怀海答：“飞过去了。”马祖忽然转过身扭住怀海的鼻子，怀海负痛失声，马祖云：“还说不说飞走了？”忍住痛的怀海“于言下大悟”。回到寺内，怀海号啕大哭，僧众关切地问：“你如此哀伤，莫非是想父母了？”怀海摇头否认。“那您哭什么呢？”“我的鼻子被马大师扭得痛死了。”怀海答道。“你得罪了师傅？”怀海说：“你去问师尊好了。”僧人到方丈室，问马祖：“怀海侍者好像有些不对，在屋内痛哭。我问其故，他什么也不说，要我问大师您。”马祖笑云：“他已开悟，你可以去问他。”僧人又回来，对怀海说：“大师说你已开悟，教我来问你。”怀海立时破涕为笑。僧人不解：“你刚刚还在大哭，现在又为何大笑？”怀海说：“刚才哭，现在笑”，拂袖扬长而去，把僧人弄了个莫名其妙，愣在当下。
　　第二天，马祖升堂说法，众僧礼拜毕，皆恭敬肃立，唯怀海卷起铺盖准备出寺。马祖见状，法也不说了，起身回方丈室，怀海跟了进来。马祖问：“我正要说法，你为何要走？”怀海答：“我的鼻子痛。”马祖云：“你跑到什么地方把个鼻子弄痛了？”怀海答：“弟子偶有出入，没有参随大师。”马祖忽然大喝，声震屋瓦。怀海急忙跑了出去。
　　这段“百丈野鸭子”的公案，是禅宗史上著名的公案，马祖问“野鸭子”云云，可视为喻指“佛性”；怀海回答“飞走了”，是受外境的“蛊惑”，自然犯了大错，故遭扭鼻之罚。怀海在负痛之下，忽然开悟，但又不能用语言去求证于师傅，只好以号啕大哭引起僧人的好奇来间接地获得师傅的认可。
　　出祖师殿，远山上的云朵化为灵动的片片轻纱，飘飘渺渺，绕山环林，一任自性，无拘无束。想千余年前，怀海大师，率众僧不执外境，亦不执知解，一任自性，一任自然，如这大雄山的云雾，逍遥自在，当个“无求人”，做个“自由人”，这种境界，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之。
　　要做“无求人”，须摆脱所有世间及心灵的束缚，怀海大师真正做到了。一日，有个和尚来访，当头便问：“如何是奇特事？”这一问表面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机锋，难以回应。怀海大师却张口而出：“独坐大雄峰，凛凛威风四百州。”和尚闻言，心下大悟，纳头便拜。刚刚跪下，怀海师便一顿好打。
　　百丈清规
　　寺后是一望无际的竹林，参天蔽日，苍翠欲滴，清新可人。山间小径，麻石铺就，黑黪黪，光溜溜，野草杂生，蜿蜒延伸，消失在遥远的深山莽林。
　　沿着山谷小行，便见两块巨石高耸。下面略显长方形的石上刻着西堂智藏赞怀海大师的话：“灵光独耀，迥脱尘根，……”岩石长满了青苔，石面发黑，圈圈白色的苔斑布满石面，红漆正楷大字虽然入石三分，但也有些难以分辨。此石的上方，铁管圈起一块三角状的巨石兀突而立。这是百丈寺的镇寺之宝———上刻“天下清规”四个大字，据说，这是柳公权亲笔所书，右上方还刻有“碧云”两个字。
　　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还是当净饭王太子时，性好沉思生死的大道理。其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因为他还指望太子继承王位。所以，他特意安排太子出游，以解郁闷。可是，太子在城外一见农夫们在烈日下躬身劳作，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又见犁头翻开过的土地，种种虫类或被切成两半，或翻滚暴露在外，被众鸟争抢吞食。此惨状深深地打动了太子仁慈之心，也许这即是佛教“生老病死”四苦说的最早起源。但影响更大的则是，印度佛教逐渐形成了“沿门托钵”的行乞制，规定和尚每日须托着钵盂，沿途挨家挨户去乞讨，以解决衣食问题。按印度佛教的戒律，僧人们是不允许掘土耕地的，因为犁、锄头入地，必会危及诸如蚯蚓、蚂蚁、螺蚌之类的生命，这是杀生，是断然不可的。佛陀便教导僧众要“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
　　东汉时，佛教东传中国，僧人们主要沿袭了“沿门托钵”的制度，或由香客、居士们供奉。到了怀海大师驻锡百丈山的时代，在这“人烟四绝”之地，如何供越来越多参禅者的衣食，成了怀海传法的关键问题之一。他直接宣布：“佛是无着人，无求人，无依人”，而怎样才能做无求人、无依人？当然是扛着锄头去垦荒了。
　　站在“天下清规”石刻旁，仍可透过碧绿的竹林，看到百丈寺前连片的田畴。千百年前，怀海大师又带着多少僧人实践着他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呢？
　　据记载，怀海大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率领僧众天天下地劳动。后来，怀海大师已年近古稀，管事僧人于心不忍，暗将大师的农具藏了起来，欲让其休息。怀海说：“我无德之人，怎能让别人为我劳动？”于是，整整一天未进食。众僧无奈，只好归还农具。有一天，百丈寺的僧人同在田里劳动，寺内传来阵阵鼓鸣。但见一僧扛起锄头，自顾自地回去了。怀海见状，毫不怪责，脱口而出：“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晚归，怀海唤来僧人，问：“你刚才见何道理，就转身便回？”僧人答：“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怀海师大笑，亦无怪罪之意。诚所谓“劈柴担水尽是参禅，行住坐卧皆在道场”。
　　于是，巍峨大雄山下这种农禅之风迅速地传开，成为中国化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怀海大师在艰苦的农禅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所谓“普请制”，亦即请所有僧人们都参加劳动，上下齐心协力，自耕自足。这一普请制，正是构成《百丈清规》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怀海大师适应历史潮流，折中佛教大小乘戒律，制定了“清规”，后世称《百丈清规》，被誉为“励禅门之戒行，为一宗之洪范”。虽然这一清规在宋代即已失传，但为后代各种禅门清规所融入。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卷八附有宋杨亿的《古清规序》，可大致窥见怀海所订《百丈清规》的基本精神。《百丈清规》的订立，表面上只是为禅宗确立组织规则、为僧徒们制定行为准则，但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意义则在宣布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已完全确立，故《高僧传》中云：“禅门独行由海之始”。
　　至元代文宗天历二年（1329），临济宗传人广慧德辉大和尚出任百丈寺的方丈。他奔走于京师，利用其政治影响奏请重编统一的《百丈清规》。六年之后，德辉大和尚修成了《敕修百丈清规》共八卷，次年由朝廷颁行天下，这即是今日天下丛林共同遵守的佛门清规。可见，在奉新百丈寺，先后有怀海大师和德辉和尚为佛门贡献了两部重要的清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块巨石上刻的“天下清规”四个大字的深刻含义了。
　　离开石刻，拐过一个山坡，蓦然可见一个小小的岩洞，浅浅的几乎躲藏不了一个人，严格来说，仅为一块巨石压在两块小岩石上形成的空隙而已。但这块大岩石上赫然镌刻着“野狐岩”三个大字。岩石上方挺立着一棵小松树，周边的野草密如一层厚厚的毯子，严严实实地包住了这个小洞。这里正是发生禅宗史上最著名公案之一的“野狐禅”所在。
　　传说，怀海大师每上堂说法，常有一老人站在后面听讲，不知是谁，也没人关心。一日，怀海大师升堂说法后，众僧皆退，唯老者不走。怀海师问：“你是何人？为何不退？”老人说：“某非人也。还在禅宗初祖摩诃迦叶时，某便在百丈山说禅。有学人问：‘修行者还落因果否？’某言：‘不落因果’。哪知因为这一转语，某即堕为野狐之身，今已五百年矣。恳求大师一转语，破此玄关，让某从野狐身上解脱出来。”怀海沉吟一会，说：“请问吧。”老人云：“修行的人还落因果否？”怀海当下即答：“不昧因果。”老者大悟，再三感谢，并说：“某已脱野狐身矣，希望大师能到后山以亡僧礼葬我。”随后不见。怀海即令管僧堂的维那击棒集众，宣布：“食后送亡僧。”众人面面相觑：“一众皆安，寺内亦无病人，何出此言？”斋后，怀海大师率众僧至山后岩下，以锡杖挑出一只死狐狸，依佛门规则以僧礼火葬之。
　　后来，佛门以不懂禅法者为“野狐禅”，而现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野狐禅”一词则指对各种事理浅陋无知或一知半解者，又指外道、异端。
　　看完“野狐岩”，我们一行回转百丈寺，稍稍歇息片刻，出了山门，拐上了另一条窄窄的山道。雨仍下个不停，石道已被磨得光滑圆润。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心想，这肯定是一条唐宋古道，千百年来，有多少僧人、香客和文人墨客来往于此？山道默默无语，却承载了无数人间的悲欢离合，见证过数不清的虔诚信众，点点香火。想着想着，我们鱼贯地进了一个小山洼，眼前忽现一座房屋的废墟，条石码就，台阶依然，上半部却全部拆除了。四周山峰怀抱，雨似乎也掉不进来，显见得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向导印演法师指着房基中间一块圆形石质的宝顶说，这就是怀海大师舍利塔的遗址。大家全都猛吃一惊，难道就在这？就这模样？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正月十七，怀海大师圆寂于百丈寺，世寿九十五，舍利子就葬在我们眼前全毁的墓塔中了。长庆元年（821）唐穆宗敕谥怀海为“大智禅师”，墓塔为“大宝胜轮塔院”。立于塔院遗址前，我们合十默哀，不禁在心中吟咏起清人毛蕴德的诗《百丈山》：“雄风高百丈，香火镇千秋。名誉魁多士，清规遍九洲。”
　　(本文摘自《江南都市报》)
　　唐宣宗的百丈山情结
　　翻开《奉新史话》，一首唐宣宗的《百丈山》诗赫然在目。诗曰：“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天上过，山河常在掌中看。惟有上方人罕至，晨钟暮鼓碧云端”。
　　唐宣宗李忱（公元810——859年），是唐宪宗李纯第十三子，因受兄弟排挤与陷害，在即位前绝少言语，状若痴呆。唐中晚期，由于宫廷斗争非常激烈，唐武宗担心李忱篡位夺权，百般迫害。李忱为避武宗迫害，遂请教京城长安一得道和尚。老和尚视其有君临天下之相，遂在其手上写下了“百丈”二字，原意是要李忱离开皇宫百丈之远，到外面躲避宫廷的权利之争。不料李忱却会错了意，以为老和尚叫他到一个叫“百丈”的地方去。最终李忱在奉新找到了百丈山，于是在公元844年，李忱来到百丈山，留在年余，自此也就有了他的百丈山情结。
　　李忱来到百丈山之初，游历了百丈山的山山水水，走访了百丈山附近的村民，结识了百丈寺的禅师僧侣。一次，他看到百丈寺边的清澈泉水，便凿开石头引来清泉，故百丈寺的泉水有“流觞曲水”之称。他在犀牛潭游玩时，与寺中黄檗禅师题诗对句，当禅师面对瀑布高吟“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的诗句时，李忱应声回诗曰：“溪间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黄檗禅师当即看出这位出言不凡的“云游僧”有着执掌天下之雄心壮志。尔后，李忱在百丈寺做了一名和尚。
　　相传，在李忱当和尚时，百丈寺旁有一位年轻貌美、心地善良、深谙世事的姑娘，经常为他缝衣送饭，对他关爱有加。李忱非常感动，但受到《百丈清规》的约束，不敢表白爱慕之情。一次李忱病了，姑娘送去黄黏米果给他吃，李忱吃后病情逐渐转好，于是那段时间姑娘天天送黄黏米果给他吃，他的身体竟也奇迹般康复了，李忱因此更加仰慕这位姑娘。三年后，李忱回朝即帝位，仍念念不忘这位姑娘，于是派人迎娶姑娘进宫。姑娘得知一队人马往自家门前而来，误认为自己犯了欺君之罪而上吊自缢身亡，李忱很难过，命就地入土安葬，将其埋于百丈寺左侧山坡上，遂成今日百丈寺的皇娘墓遗迹。
　　李忱即位后，一改以往少言寡语的性情，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心计。首先否定了唐武宗所有的施政措施，政局从此平稳；其次斥逐异己，恢复寺院，召回僧侣。李忱在百丈寺的经历与他即位后的恢复寺院、重视佛教发展不无渊源。他在百丈山留下的诗篇和爱情故事至今在奉新广为流传。《百丈山》一诗描写出了百丈山的山川之胜、仙境之灵、气候之宜及百丈寺的宝刹之雄。
　　唐宣宗——宜春沙弥
　　九年始，马祖道一禅师在南昌、宜春一带广建禅林，十方纳子，云集道一门下。随后，怀海禅师在奉新百丈山创立农禅体系，禅宗在宜春境内迅速发展。四处游化、寄居律院的禅僧在这里找到了融禅修与农耕于一体的静修场所；在北方动乱中失去土地的流民在这里以僧侣的身份重新获得了劳动的权利；仕途沉浮，政坛角逐中失意的官僚士大夫在这里重新审视人生之路；就连皇室斗争中的落魄者，也无可选择地到这里作暂时的喘息。
　　唐武宗会昌年间，这里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身份的沙弥，他就是后来的唐宣宗李忱。
　　李忱是武宗的叔叔，他平日里少言寡语，对任何事情却是心明如镜，因而遭到武宗的惮忌。武宗视李忱为眼中钉，将他沉之宫厕，欲置他于死地，幸有宦官仇公在暗中相救，才得以逃脱。李忱历尽艰辛，逃到南方，依止于香闲智闲禅师门下，剃发出家，做了沙弥，随智闲禅师参禅访道于宜春的崇山峻岭禅林之间。
　　在百丈山，见到瀑布直下，涧水流逝，智闲禅师联想到自己四处参访的历程，借物抒怀，有感而发：“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谁知面前这个沙弥不待他想出下面两句，便续而吟出：“溪中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智闲禅师一听，便察觉这沙弥非闲之人。
　　在希运禅师那里，李忱可是吃了苦头。他见希运禅师拜佛，便道：“不著佛求，不著法术，不著僧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希运道：“不著佛求，不著法术，不著僧求，常礼如是。”李忱又道：“用礼何为？”这次希运不答话了，一巴掌便打了过来。李忱道：“太粗生。”希运道：“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随后又是一掌，再说，还打，打得李忱懵懵懂懂。
　　唐武宗迷信道士赵归真，深宠宰相李德裕。在赵、李的怂恿下，于会昌5年开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毁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不到两年，武宗一命呜呼。朝中文武百官迎李忱回宫即位，脱却辎衣换龙袍，沙弥成为宣宗皇帝。
　　李忱登基后，立即诛杀赵归真，贬罚李德裕，全面复兴佛教。此时，遍布宜春各处的禅林更是云蒸霞蔚，异彩缤纷。沩仰宗作为禅宗“一花五叶”之首，在袁州绽放。那位为李忱剃度的智闲禅师，乃沩仰宗仰山慧寂祖师的师弟。希运禅师的高徒义玄辞别宜丰黄檗山到河北开创临济宗，成为“一花五叶”第二叶。随后，又有良价禅师在宜丰洞山创曹洞宗，为第三叶。李忱复兴佛教，有如大海波涛，宜春禅林的高僧随着波涛迅速遍满全国，各为一方宗主。李忱大举兴佛的渊源，不能说不是来自于他在宜春的一段沙弥因缘。
　　黄檗山边上就是天子山。在这里，随你到家家户户，都可以听到关于李忱的传说。传说，当年李忱途经此地，天现瑞相，预示李忱合当作王，于是留下了“天子山”的名字。李忱累了，要休息，天神送来了座椅，于是山上那块酷似靠背椅的石头，留下了“天子椅”的名字。还有半山腰里的皇叔塔、观音竹下的饿木鱼石、青石路上的书经台……
　　弹指千年，穿宽袍大袖的帝王早已作古，禅林的祖师大德亦辞世常寂。李忱在宜春的这段历史虽然不长，却由大唐宫廷斗争而引发，又围绕着李忱在宜春的禅林生活而展开。最后，随着“会昌法难”和李忱的兴佛运动，宜春的禅师们走向全国成为结局。这是会昌、大中年间的社会缩影。若将散落的历史文字整理起来，若将村言俚语的民间传说收集起来，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去丰富宜春传统文化内涵，对宣传和扩大宜春文化的影响，促进宜春旅游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