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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罗棋布的寺庙把雪域大地装点得分外神秘、古老、雄伟，每座寺院都记载着一段辉煌而又坎坷的历史，一个耐人寻味的离奇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惟独对后藏的夏鲁寺怀着终生的眷恋，以极大的磁场诱惑着我，似乎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告别西藏的时候，我再次专程拜访了夏鲁寺。
西藏寺院的地址大都选择在著名大山的险峻山坡上，因为古代一座大的寺庙就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落群体的政治军事中心，既需要借助大山增添寺庙的灵气，又可依凭险峻的地势防卫敌人的侵犯。夏鲁寺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筑在日喀则以西、年楚河南岸与霞曲河交汇的广阔平原上，既没有萨迦寺那样坚固的城堡碉楼，也没有哲蚌寺那种广厦三千的宏伟气势，而以幽雅的环境和特有的建筑艺术引人注目。这里林木葱茏，良田万顷，虽然少了一点军事上的优势，却是一个修行读书的好地方。看来当初创建寺庙的高僧对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佛教理念极其自信，并不想依赖武力来征服人心。
夏鲁寺名字的由来极富情趣，寺院住持罗桑加措先生告诉我，最早的兴建者是公元十一世纪一位名叫吉尊·西绕琼乃的年轻僧人，它在募集资金以后，向正在霞曲河北山坳一座小庙里修行的师傅请教建寺地址，师傅举起一副弓箭说：“你看我射出的箭落在哪里，就在那儿修建寺院，保你吉祥如意。” 结果，那支神箭直端端落在山下的万顷田畴中。西绕琼乃在一片嫩绿的油菜地里捧起师傅射出的神箭，心情激动无比，就在这里建起一座佛教道场，命名为“夏鲁寺”，意思就是“像嫩绿的油菜苗一样生意盎然的寺院”。可能确有神灵保佑，夏鲁寺果然一天天兴旺起来，信徒和商贾同时在寺院周围聚集，很快发展成雪域高原的十大商业集市之一，一百多年后，元朝皇帝在西藏设立十三个万户府分管政教大权，相当于今天地区级行政机构，其中的夏鲁万户府就设在这里，与萨迦、乃东等城镇同享盛名。
听到这里，我不禁揖手赞叹：“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寺院主持笑了笑，又摇摇头说：“其实，天灾人祸总是难免的。”大概佛祖掌管的事务太多，对这座万山丛中的小庙也难以事无巨细地包揽下来。
公元1329年，年楚河平原遭遇到一场特大山洪的袭击，夏鲁寺及其周围的民房在汹涌波涛的冲击下变成一片断井颓垣。不过，这次真是上苍眷顾，灾祸竟给夏鲁寺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当时担任夏鲁寺法台的高僧布顿·仁珠钦大师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夏鲁寺的灾情，并发誓为弘扬佛法而修复和扩建夏鲁寺的宏大心愿。那时年仅40岁的布顿大师的已经学富五车，名满卫藏，很得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赏识，极力支持布顿大师重建夏鲁寺的宏愿，不但送来大批专用于宫室建筑的大块黄砖和绿色琉璃瓦，还派来许多工匠、画师进藏帮助设计施工。于是在西藏高原上耸立起一座在色彩和形制上都与西藏其他寺庙迥然不同的寺庙建筑。收放式的高大红墙，众多立柱支撑起来的殿堂和神殿布局是地道的藏式韵味。而斗拱式房梁，琉璃筒瓦覆盖的歇山式大屋顶，房顶双流水以及飞檐翘角，又表现出浓厚的中原建筑风格，特别是闪闪发光的翠绿色屋顶，屋顶上的瓦饰、兽吻，殿内顶棚彩色缤纷的藻井图案，则完全是内地皇家建筑才有的作派，给人高贵华丽的艺术感受。据说内地送来的大块方砖和琉璃瓦在长途运输中损耗很大，已经不敷应用，大部分材料是进藏的汉族工匠利用本地粘土压模、上釉后烧制而成的。夏鲁寺独一无二的建筑风格是汉族和藏族工匠相互切磋，通力合作的智慧结晶，给我们留下一份研究中世纪高原各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夏鲁寺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有三层楼房高的措钦大殿，包括大经堂、转经回廊和十多个神殿。大殿坐西朝东，面对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东、南、北、三面被两层楼房的僧舍和仓库包围着，显得疏密有致。夏鲁寺的喇嘛对布顿大师，这位藏传佛教发展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和两地文化交流的搭桥人怀着深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走进这里的每个殿堂，我们仿佛都能看到布顿大师的身影，听到老人喃喃的诵经声。在措钦大殿正中悬挂着布顿大师端坐法台的巨大唐卡画像，画像后面一座做工精细的布顿大师塑像也即将完成，喇嘛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位老人念诵经文。
诵经堂里间的神殿供奉着释迦牟尼及其八大弟子的塑像，左右两个配殿分别供奉着无量光佛和慈悲观音的塑像。两侧的殿堂则醒目地存放着布顿大师编修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古老木刻版本，是夏鲁寺的镇寺之宝。二楼的神殿除了释迦牟尼及其十六罗汉、宗喀巴及其弟子的塑像外，最突出的也是布顿大师的塑像及其铜质灵塔。宗喀巴及其弟子的塑像是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增添上去的。而布顿大师的铜像则是大师圆寂不久的同时代作品，他端坐法台，双手做法印，两眼炯炯有神，为我们留下一尊这位古代大学问家最真实可靠的形象记录。
布顿大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后藏的宁玛派僧人，宁玛派僧人是允许结婚生子的，母亲也熟读经书，使布顿从小就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8岁开始学习藏文字母，接着学习藏医学，诗学和工巧明，即建筑、绘画等知识，18岁剃度出家，拜当时的名师刻苦学习佛教论典，先后在二十多位高僧面前接受灌顶仪式，他学识广博，记忆惊人，在多次辩经会上以雄辩的口才占胜对方，一时名震遐迩，经过反复思量，逐渐顿悟，著书立说，终成一家之言，被称为布顿派。因为布顿是夏鲁寺的寺主，所以又叫夏鲁派。1344年元顺帝派金字使者来藏请他赴京担任要职。布顿大师却以做学问为重，婉言请求留在夏鲁寺完成它计划中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修订和编篡工作。这是一部藏传佛教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因为是在数百年间由不同僧人翻译整理出来的，水平参差不齐，译语用词极不规范。这部卷帙浩繁的中世纪百科全书经过布顿大师近十年的辛勤鉴别、整理和诠释，成为流传至今最权威的佛教经典著作，他撰写的佛教史《布顿佛教史》也是佛教学者和僧人的必读书目，在国内外一版再版。布顿大师去世数百年来，西藏教派林立，格鲁派在激烈斗争中成为霸主，其他教派逐渐淡出政治历史舞台，夏鲁派也未能幸免。但是布顿大师却以他修订编篡的大藏经和《布顿佛教史》名垂青史，受到所有教派的尊崇。想当年，如果布顿大师应元顺帝的邀请赴京，也能像八思巴那样荣任“大元帝师”之类的显赫官职，享尽荣华富贵，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读到的大藏经了。人生价值孰轻孰重，很难说得清楚。肃立在布顿大师铜像前，我对这位先贤哲人在关键时候的抉择怀着深深的敬意。
夏鲁寺还有四件喇嘛们引以自豪的珍贵文物，一直被当作神物供奉在各处神殿里，成为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对象。1982年夏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回后藏视察夏鲁寺，我随行采访，有幸近距离目睹每件神物，听喇嘛讲述发生在每个神物身上的神奇故事。第一件神物是一块约四十厘米见方的印经版。传说是布顿大师发明的。它用108块小檀香木拼合而成，可以防止本质雕版因热胀冷缩而变形龟裂。许多信徒都争相用它拓印经幡。经过近千年的拓印磨损，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据说108块木片是布顿大师运作神的魔力组合起来的，凡人不敢拆卸。一旦拆卸开来就再也无法拼合。第二件神物是一个大肚子铜质水罐，据说把水装进铜罐永远纯净清香，绝不会变质发臭。寺庙每十二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宗教仪式，然后在法号鼓锣声中揭开封闭的铜罐供善男信女饮用，被称作圣水。圣水金贵无比，当然不能让香客畅饮止渴，每人只能用手心分得极少的几滴，据说醇香醉人，饮用后可以除病免灾，事事如意。可惜十二年才碰得上一回，即便常年住在夏鲁寺附近的居民，一生中也难得品尝到几滴这样神奇的水，远来的游客更是难逢难遇了。第三件神物是玛尼石，一块并不规整的石片，刻着“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据说是十一世纪修建夏鲁寺，在油菜地里开挖地基的时候显露出来的，乃佛祖菩萨赐给雪域信徒的神物，说明在此建寺能得到佛祖的保佑。因为出土后一直供奉在神殿里，近千年来几乎没有磨损，刀笔仍然清晰有力，好象刚刚刻上去的。第四件神物是一陶盆，制作算不上精细，却是十三世纪萨迦法王萨班·贡噶坚赞来夏鲁寺讲法时用过的洗脸盆，后来被布顿大师作为神圣衣钵继承下来，一直使用到圆寂。当年两位高僧居住在距措钦大殿南面约六百米的一栋红色平房里，这个陶盆就供奉在那里。这些古老的故事有的可信，有的荒诞不经，其中深藏的民族文化底蕴却耐人久久回味。萨班和布顿都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诗人。那天，我特意请喇嘛带我朝拜两位先贤居住的红色平房——群众称为“萨班拉康”。这座掩映在柳树丛中的居室极其简陋，连同厨房和书房只有三个小间。先贤可以用大量金银和紫铜为寺院精工铸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佛祖菩萨的塑像、如果要为大师自己铸造一个盛水的铜盆当然不在话下，但是他们盥洗的用具却是如此粗糙，厚重的陶制品，生活的清苦程度令我吃惊。是严守佛教戒律，还是学者应有的品格？
夏鲁寺的壁画堪称西藏壁画艺术的一绝。因为它建筑古老，远在格鲁派许多寺庙之前，而且随着夏鲁派政治上的衰微，在布顿大师扩建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大的改建和维修，使寺庙壁画基本保持着宋、元时代的模样，为现代人观赏和研究中世纪壁画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绘画样本。
西藏格鲁派寺院大都在明、清时代兴建和扩建起来的，广大画师在寺院修建过程逐步形成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艺术风格，采用散点透视的角度，“W”形结构，给人居高临下的感受，被称为“藏择派”。夏鲁寺的壁画则属于受印度，尼泊尔影响较大的“佩孜”派艺术，以措钦大殿内回廊的壁画最为典型。在长达近百米的廊道两侧布满了讲述佛本生故事的作品，每幅呈长方形，分别表现释迦牟尼成佛前的磨难或证悟历程，画幅下方则用文字解说所经历的具体故事。洋洋洒洒，总计达100幅。气势十分博大宏伟，是一部用图画故事宣讲佛教思想的《圣经》。人物造型大多是高鼻深眼窝，身体半裸或全裸，属于印度和克什米尔热带地区居民的生活写照。它证实藏传佛教艺术明显受到印度和克什米尔宗教艺术的影响，夏鲁寺转经回廊壁画可能有邻国佛教徒及其画师的参与。该寺喇嘛介绍，回廊的壁画是11世纪建寺早期的壁画遗存，在14世纪那次洪涝灾害中有四幅壁画受到较大侵蚀，因为无法修复就改成了数十幅单个的释迦牟尼坐像弥补空缺，但余下的96幅方格壁画仍完整地保留着佛教连环画的原始风貌，更显得无比珍贵，价值连城。
大殿二楼的壁画大都是十四世纪重建和扩建时候的作品，其绘画风格与回廊壁画有明显的差异，与寺庙整体建筑一样，呈现出藏汉艺术相互交流和融合的风貌。除护法神殿的画像比较凶猛狰狞外，其他神像大都慈眉慧眼，线条细腻，与汉族地区寺庙的绘画相似，但着色喜欢铺用单一的大块红色或绿色垫底，是藏族美术在阳光格外强烈的绘画实践中形成的特有风貌。史书记载，布顿大师不仅对佛教哲理有很深的研究，在天文历算和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重建夏鲁寺的时候，他曾亲自在二楼绘制过一幅天文图，形象表现他对“地球右转，四季左转” 的认识，因为受到一位学者有理有据的非难，又虚心地重画了一次，这种坚持真理，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一直为后人所赞叹。
藏传佛教的学术知识体系中有“大五明”和“小五明”，“小五明”中又有一个支系叫“工巧明”，相当于今天的建筑学。人们很敬仰布顿大师在佛学上的高深学识，关于他对建筑学的研究和杰出实践却没有引起重视，史书对他修建夏鲁寺的具体作为记载极少。我在访问江孜白居寺才得知布顿大师在建筑学方面的惊人才华。原来该寺名闻遐迩的“十万神塔”——八廓曲登，就是盛情邀请布顿大师来主持设计和建造的。八廓曲登占地2200平方米，从基座到顶层金瓶高达30多米，是一座旋转而上的九层佛塔。在没有任何钢筋水泥的时代，仅凭中间的一根巨大石块垒砌起来的中心立柱支撑起塔内的85间神殿。不仅十万尊佛像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且从下到上逐层收缩，升华到顶层的“13天”——极乐世界，把佛教抽象玄妙的理论淋漓尽致地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布顿大师高超的审美理念和独具一格的设计风格巧妙结合，将滥觞于印度的佛塔艺术推向极致。
夏鲁派在教派林立的西藏兴盛的时间十分短暂，甚至史家叙述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中根本没有夏鲁派的名目。但是后人仍然铭记着布顿大师的历史功绩，他用自己卓越的学术贡献，一丝不苟的学风和人格力量为我们竖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