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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一生——印顺法师自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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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在星期间,曾讲‘佛法是救世之仁’,慧理记(后与香港所讲,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写‘人心与道心别说’。夏初返台湾。香港韦兼善教授,将‘成唯识论’译为英文,我钦佩韦教授为学的精诚,写了一篇‘英译成唯识论序’。中秋前,我重回嘉义妙云兰若。年底,费时两年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这一年,写成了‘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精校炖煌本坛经’,是附带写出的一部。这部书的写出因缘,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报中副栏,曾有‘坛经’是否六祖所说的讨论,引起论诤的热潮,参加的入不少。我没有参加讨论,但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值得研究一下。我觉得,问题的解决,不能将问题孤立起来,要将有关神会的作品与‘坛经’炖煌本,从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这才参阅早期禅史,写了这一部;得到道安、圣严法师的评介。

  六十年(六十六岁):春,写了‘神会与坛经’,这是批评胡适以‘坛经’为神会及其弟子所作而写的。夏天,深感身体的不适,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因缘;似乎因缘已到了尽头。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十月,移住台中市校对‘妙云集’的静室,隐居养病。那时,因‘中国禅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评讦,所以辞去‘海潮音’社长名义,并发表‘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脱稿。这是意外的一部写作。在台中静养时,偶然阅览‘史记’,见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话。扩大探究,从不同的民族神话而知各民族的动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费了一年多时间,写了这部书;意外的身体也好转,体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我觉到身体衰老,对从前要将‘印度之佛教’,分别写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所以选择重要的,从部派而发展到大乘佛教的过程,与初期大乘多样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贯理念,去年来开始作一重点的论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八十多万字的写作,时写时辍,经五年而完成。论究的问题不少,资料又繁多,这部书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萨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能或重悲愿的难行道,而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贡一主要的线索”。本书出版后,评介者有杨惠南与万荣勋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岁):四月底,‘如来藏之研究’脱稿。这是重在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真常论的早期思想;融摄“唯识”(心)而成“真常唯心”,还没有多说。七月,写了‘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读‘佛性与般若’,这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见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辩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七月初,‘杂阿含经论会编’完成。吕澄的‘杂阿含经刊定记’,早已指出:‘瑜伽师地论’“摄事分”(除律的“本母”),是‘杂阿含经’的本母,但内容过于疏略。我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明确的对比排列,但还小有错误(现已改正)。所以重新论定,断定‘杂阿含经’缺少的两卷,原文是什幺。将‘杂阿台经’的“修多罗”部分,与论文并列。经文的“祇夜”、“记说”部分,也一并排列;并附入我的‘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于前。在比对配合等过程中,心如等给以很大的帮助。日本名学者水野弘元评论为:“印顺法师说之‘杂阿含经’一文,不论就其组织型态,乃至其复原层面,都是极其合理的!其评审、确实及其整合等点,都远远超逾于日本学者的论说”(关世谦译‘杂阿含经之研究与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岁):九月初,三万余字的‘游心法海六十年’脱稿,叙述自己的学思历程与写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脱搞,从佛法、部派、般若经,到龙树论而完成缘起法即空(性)即假(名)的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别的写成多少部,所以没有再版,台湾也就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妙云集’出版以后,知道的人多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出版的,看来这部书终究非出版不可。五月里,我把这部书,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错误而应该修正的,附注参阅我所作的某书某章某节。这样,我又写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后记’。“佛涅盘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发展演化中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为了适应信增上人(也适应印度神教),施设异方便,对佛法的普及民间,是有功绩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着手于‘方便之道’的写作,已写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约十五万字。由于体力日衰,想到应该先写的,就停止下来。

  七十五年(八十一岁):一生的写作,感觉到对佛教没有什幺影响,当然也多少有人赞同,有人批评。所以搜集起来,编为‘法海微波’,作为一生的纪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岁):我对印度佛教,已写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没有能作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得心愿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来,即开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约二十七万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七、八月间,忽从一个“心”字中,发见、贯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扼要的写出了(三万多字)‘修定──修心与唯心 秘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读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开始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三万字),简要的从“印度佛教嬗变历程”,说明“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而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夏、秋间,又写了‘读大藏经杂记’,‘中国佛教琐谈’。 八十年(八十六岁):‘大智度论’是龙树所造,鸠摩罗什所译,这是中国汉译保有的大论,也是我“推重龙树,会通阿含”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知道外国学者,有否认是龙树造的,或想象为罗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体衰弱,不能长篇写作,引为遗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学的赞助,我才搜集资料,分别章节,口述大要,由他笔记整理成大约六万字的‘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并于“东方宗教研讨会”上发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写了‘“印顺法师对大乘起源的思考”读后’。这是对“在家主体”意识者误解我的意见而写的评论。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写了‘大乘起信论与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颗”读后’。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写的,到现在已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年中,虽说没有什幺可写的,但到底过了这幺久的岁月,也有多少可写的。所以去年腊月起,虽大病出院不久,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编入‘妙云集’下编十‘华雨香云’的‘平凡的一生’,照旧不改动)。

  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些了。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从‘妙云集’出版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这一理念,在传统的现实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种在沙石中,很难见茁壮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见三十一节),壮年没有理想,晚年当然也没有过分的希望,尽自己所能的写出而已!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他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幺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法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鬓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岷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与这位远地的法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曾通过信,不知他听了谁的称誉‘中观论颂讲记’而自动发心赞助,因缘实在希有!从上面所说看来,共同研究的学友,师长,远地的法师,居士,都为我的著作出版而发心,纯为佛法的弘扬着想,出钱出力,没有丝毫的功利观念。这是使我感动,使我永续的为佛法而奉献身心。只是不能推动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进步,不免心生惭愧!

  来台湾以前的写作与讲记──长篇的,可说都已出版了。出版书,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所以每部书出版后,除了部分赠与有缘人外,在四川时,由汉院流通处代为流通。抗战期间,纸张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离四川时,只带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册回来,偶尔赠送,也就没有了。留在汉院的,再也没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观今论’,‘太虚大师年谱’,由出版者流通外;其它的书,香港由东莲觉苑代为流通。台湾方面,每本书出版,总是寄一部分到善导寺流通处,那还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场。在这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刻,流通量当然不大。四十二年,我决定定居台湾。五月返香港,东莲觉苑存书,承全部折价付给我,以后也就不再烦累流通了。台湾善导寺流通处,也将过去出售的结算给我,继续代为流通。这笔书款,除保留部分作为出版费外,一部分作为修建福严精舍的费用。十年来不断出书的时代过去,在台湾将是另一形态的开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冬天,我主持善导寺的弥陀佛七,每日开示,记为‘念佛浅说’(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由善导寺护法会印行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佛法概论’修正后,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岁):‘药师经讲记’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些论文及讲录,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顽石点头’──四册。自己深感近年来的多障多病,所以编印四册,是以结缘为主的。前三册,除‘人间佛教’改为‘佛在人间’,都已编入‘妙云集’下编,但内容已有所增加。‘妙云集’中没有保存‘顽石点头’名目,内容分散编入下编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写作中,这是流通量较大的一部。以上这几部的出版,负责出版校对者,我已忘记了,大抵与当时‘海潮音’的编校者有关,也有住在善导寺的人帮助。我的书,起初在善导寺校对流通。台北慧日讲堂在五十年落成后,就将书运到慧日讲堂,由住众法师一人负责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修身之道’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六‘我之宗教观’)。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九月,‘宝积经讲记’出版。‘上帝爱世人’与‘“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香港与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册结缘。五十三年,我来台湾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国,弘法,尽做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比之早年的专心佛法,真是得不偿失。这样,(国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室自修。虽掩关只有一年,但又将进入法义深观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六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四十五万字)出版。常觉学友负责校对;乐助出版费的,是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这一年,又出版了‘谈人世与佛学’(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 )。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冬,开始编集‘妙云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这是将我过去的写作与讲录,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专着外,总合的编成字体、形式等统一的大部。全集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七册;中编是十万字以上的而独立成书的,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六册;下编是各种文字的类集,十一册──全集二十四册。上编与中编,是容易编定的,先以上编的‘胜鬘经讲记’付印;下编,到六十年夏天,才分类编定。

  六十年(六十六岁):三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出版。六月,‘中国禅宗史’(二十八万字)出版。

  ‘妙云集’的出版,有不少难得的因缘。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趟,承各位长老的惠与,善信的供养,可说收获丰盈,这才决定这部书的出版。在出版过程中,香港三轮学社的邵黄志儒,特地送了港币参万元,使印费不致困窘,这是意想不到的胜缘。二、据说台中的价目要便宜些,所以决定在台中出版。为了校对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区,购了一处小型的静室,这就是我后来在台中养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还是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的人员。慧润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体的健康很差。他从学院毕业回来,就让他去处理校对,出版的事务,多少活动,可能身体会好些的。起初是慧润一个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学性滢来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来。大家都是同学,共住一处,负起了这部书的出版任务。至于我自己,除了书的先后编列,确定字体,负责印刷费用外,一切由他们去处理,我是不大顾问的。

  我出版的书,起初并不畅销,直到‘妙云集’出版,才有较多的人知道,因‘妙云集’而进入佛法;社会经济又日渐丰裕,‘妙云集’的流通量,也渐渐的提高了。在‘妙云集’出版过程中,还同时出版了两部书:一、‘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由性滢、慧润校对,也请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国禅宗史’,也由性滢等校对。

  六十年(六十六岁)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过了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虽然我的业缘末了,以后还有写作,但进度不免迟缓了。以后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岁):十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由菩提树杂志社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同时,‘古代中国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三十四万字)出版。这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华冈出版社出版,出版费用自备。书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费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往生净土论讲记’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七十年(七十六岁):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这是费了五年的时间,一千三百余页的钜着;再加索引,不下九十万字。校对方面,性滢、依道、慧润外,又有心如同学来参加校对,并检查引文的出处,文句的是否正确。索引方面,得到洪启嵩、温金柯、黄俊威、黄启霖居士的发心。这一年的十二月,‘如来藏之研究’出版。校对与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负责。

  以上各书,除‘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书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变。从民国五十年,台北慧日讲堂成立以来,我所有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依慧日讲堂流通的。当时流通量不大,所以请一位讲堂的住众发心处理,如宏印、显如等几位,都曾负过这一任务。不过时间长达二十年,发心负过责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书的出版,起初是用没有实际组织的“正闻学社”名义;后来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云集’出版,印海学友也在慧日讲堂建立正闻图书馆,我也就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出版。到七十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闻出版社,与印刷厂联络及日常事务,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滢;以后有书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对方面,虽然性滢以外,慧润等渐渐移住到高雄、屏东,但校对主要还是依赖他们。对于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没有摄受人的善巧,所以写作的出版,能得到学友们的代为处理,总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在香港出书,是得到演培与续明的助力;在台湾出版‘妙云集’以来,都依赖性滢,依道,心如,慧润──四位。我对人平淡,对他们是与住众一样的。我信任他们,后来我几乎只是把书稿交给他们,我就不问了。演培等来汉院共住而相识,性滢等只由于慧润的同学关系。佛学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宣扬佛法,大家都是为此而努力。我为此而写作;代为记录的也如此;与厂方接洽,校对出版的,代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宝的护持下,都自动的愿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为:我对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确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写出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虽对佛法有一发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写某一部分,还是在研求,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写作一部,对这部分问题,有更为明确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说:阅览不如讲解,讲解不如写作)。我相信,记录的,负责校对的,在与佛法不断的接触中,对佛法也会有所进步的。所以写作与出版,我与协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而已! 以后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五月,‘辨法法性论讲记’出版 (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

  七十二年(七十八岁):九月,‘杂阿含经论会编’(三册)出版。这是‘杂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摄事分’(解说抉择契经部分)的会编,不能说是我的作品,但所费的心力、时间不少。“经”方面,次第倒乱的,缺佚而以余经编入凑数的,都从研究中改正过来。“论”方面,有有论而没有经的,经研考而知是出于‘中阿含经’,也有属于‘长阿含经’的;也就因此论定为本来是附编于‘杂阿含经’,后来才编入‘中’、‘长阿含经’的。另外又写了一篇‘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约四万伍千字),附编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月,‘游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五册 )。七月,‘空之探究’(十八万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万字)出版。 这可说是我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研究的结论。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二月,‘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三册)。八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出版(今编入‘华雨集’四册) 。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八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由东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一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日译本,由正观出版社出版。四月,‘华雨集’全部五册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短篇或长篇,有的还没有发表的。这部书编好后,将原稿交给正闻出版社,确已好久了,但序文说:“民国七十八年一月,序于南投寄庐”(即今永光别苑),时间未免过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脱落一“十”字的校讹,因为这篇序,不可能较‘修定──修心与唯心 秘密乘’,‘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写出更早的。

  一生的写作、记录而已出版的,就是这些。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二八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幺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幺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幺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刹。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发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彩。我本着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沉;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二、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下免失望的事。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发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沈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沉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参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的一人。译经院成立不久,我就进入大病、长病的阶段,所以不知成立后的情形如何。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幺,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贡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知道。不过,七年的时间,动用译务、事务的入不少,所费应该是不少的。如停译而毫无成就,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办医院,译佛经,我们都无条件的赞助过居士们,而结果都等于零。我不会怪那一位,只是为中国佛教界(美国佛教会,也是中国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怅!

  三、周宣德老居士对现代佛教的年青化,是有贡献的!虽在‘佛法概论’的风波中,他也曾劝我:中国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无限的谣言中,他也信以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赞同丘汉平居士的建议,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同学的接近佛法,也征得南亭长老的赞同。丘居士当时是中佛会“国际文教”委员,想到我这个空负名义的主任委员,觉得应该征求我的同意。那时,我在菲律宾岷尼拉,宣老就写信给我,叙述情形而希望我赞助。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学子接触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一份。这样,由南老与我、丘、周──四人四份,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但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异议,又加入一位委员(不负经济),大专奖学,就这样的开始。接着,各种奖学基金纷纷成立,都由宣老负责奖学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发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内,成立佛学社团,共六十多所,这可说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动。他有教授资格,是老党员,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这样的成就。有些长老,怪他不请法师去开示,不引导学生来归依,其实宗教色彩太浓,在那时是不太适宜的。是六十X年吧!宣老从美国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为大专院校同学集会的活动中心,原有的二层建筑,已不敷使用,决定加建三层,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回信表示,愿随喜赞助。后来,我派人去台北,带去一封给宣老的信,并台币参拾捌万元(合当时美金壹万元)。随喜乐施,是不用宣扬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国为我祝寿并座谈,宣老提起这件事,被记录而刊登在香港的‘内明’,所以我也就说到。从奖学基金而引起成立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使台湾佛教年青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没的。在我与居士团体的关系中,这是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现在宣老已去世了,愿继承这一事业的,能永远的引导学生,趋向于纯正的佛法!

  三0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交,虽没有什幺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着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一、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二、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幺(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着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黏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幺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沈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沈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上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黏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沈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移住台中县太平乡华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岁)冬,身体又感到不适,到南投永光别苑(起初没有名称,我称之为“寄庐”)小住。这里很宁静,山上空气又好,所以后来时常来住;特别是夏天,气候清凉得多。不过身体又越来越差了,下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多说几句,气就会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岁)腊月八日,我还知道腊八粥煮得下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摇摇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明圣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经室中坐。我不知什幺病,只是近来有些头痛而已。明圣预定十二日去花莲检查身体,机票也买了。见我的情形异常,怕去花莲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车送我到大甲蔡博雄医师处,这是经常关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两天后,转沙鹿光田医院,经扫描发现,左脑部有瘀血,需要赶快开刀。明圣向真华法师报告,真华与花莲的证严(慧璋)连系,决定转移到台北的台大医院。台大方面,由曾汉民大夫率车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后,进入加护病房。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记忆,连怎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时,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呢!但记忆完全失去了。从加护病房转住病房,五六天后,才完全清明过来。到八十年(八十六岁)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脑部积有瘀血,可能是跌交碰撞而引起的,会发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类似中风的病态。亏了明圣要去花莲,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的病。他要去花莲,是我又一次的难可思议的因缘。出院后,先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雨精舍。春末,患了带状庖疹,拖了三个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严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参加盛大的庆典。人客见多了,引起血压升高,脉搏增快的现象。冬初,去屏东法云精舍小住──这是依道、慧润建立的道场,因鼻过敏而引起鼻炎。回华雨精舍后,发生腰脊骨神经痛,真是起坐为难。在惠民医院电疗,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夏天,去永光别苑静养,承真智把日产的小型电疗器给我,起初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小时,后改为上午一小时,腰脊痛渐渐的好了,但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断除的。冬初去花莲静思精舍,鼻炎又大发,右#HZK 4382.3腮都肿了,凭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针,七天才算平复。从脑部手术以来,语言的声音响亮了,见我的人都说我身体好。其实,带状庖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连三的小病,身体越来越衰瘦,到去年──八十二年(八十八岁)春天,体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齿、记忆力等,老年不免多少变化,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华雨精舍,在下层肋骨左右连结处(呈三角形向下),偶尔有些痛,也没有注意他。九月二十二日起,那里相当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还有发烧现象。二十五日,经王辉明大夫的联络,进住台中荣总医院。经诊断为胆结石,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为了我身体的衰弱,先调理而后(初十日)进行割胆手术,顺便对大小肠调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经休养,病是完全好了,但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到了老年,病越来越多越重,八十九岁(八十三年)的我,不会希望体重增加,而只是由他去瘦吧!又病又瘦,瘦到不能再瘦,那就是业缘了结的时刻,不过以后的瘦与病,不能再执笔记下来了。

  三一 我缺少些什幺

  今年八十九岁了,思想与行动,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不到十亩的田地,父亲却在一家小南货店里作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我生下来就患了一次重病;母亲的身体弱(晚年健壮起来),奶汁不足,所以身体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幺大病的。身体寡薄,而发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成得现在这幺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关系。

  我生于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幺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我只有一个姊姊(出嫁几年就死了),家里人口简单。六岁(民前一年)的六月,我进私塾去读书。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先是进私塾,后进小学堂去读书。新仓镇离我家七里,是近钱塘江的小镇,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在家里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正轨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间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回忆起来,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幺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幺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里。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里,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幺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别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发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发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现在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幺,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幺。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幺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发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七年(十三岁)秋天,就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读书,一直到十六岁夏天。我的老师(医师)并没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学习。我了解一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幺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我实在记不得;记不得,也就失去了兴趣。但什幺药能延年,什幺药能长生,什幺奇经八脉,什幺医道通仙,却引起我的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读些‘浚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慧命经’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却是不好懂。“欲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决定学仙去,但当下被父母发见了。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父亲见我学仙着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九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我往来于家乡、新仓、袁化──二十几华里之间,在破庙里及商务印书馆,求得了几种佛教的经论,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二十年(二十六岁)到闽南求学,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就在闽院讲课,而听讲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学。这幺看起来,五、六年来阅读经论,也有些佛学的概略知识了。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幺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幺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幺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幺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幺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三二 最后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幺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幺可说呢!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xxx年x月x日,无声无息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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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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