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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画集》始末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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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先生一生笔耕六十余年。在这六十多年内,有一部作品前后相继创作的过程长达四十六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七三),这就是《护生画集》。自《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问世以来,该画集(全套六册)在佛教界、文艺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它是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

  护生画缘起于一九二七年。是年秋,弘一大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里,他俩遂商定了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丰子恺晚年曾写过一篇《戎孝子和李居士》的随笔,文中写道:“我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到上海,要我陪着去拜访印光法师。文学家叶圣陶也去……叶圣陶曾写一篇《两法师》,文中赞叹弘一法师的谦虚……印光法师背后站着一个青年,恭恭敬敬地侍候印光,这人就是李圆净。后来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便把我认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查《弘一大师永怀录》,内收叶圣陶《两法师》一文,文末所注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所以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合作护生画的编绘是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在上海的家中举行仪式,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门。他们朝夕相处,在此前后商量合作《护生画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现在一般认为,《护生画集》第一册五十幅护生画是为纪念弘一大师五十岁生日而作。此说虽无错,却稍欠准确。事实上,按照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初拟计划,《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二十四幅画,就准备出版的。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大师觉得:“若欲赠送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叶,从新编辑不可。”或许正因为此,又逢一九二九年是弘一大师五十岁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大师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辑者为李圆净,序作者为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在序中曰:“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一九二八年二月,实际应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

  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寇内地。一九三九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开始着手绘作《护生画》的续集。第一册既然是五十幅纪念五十岁,那么续集纪念六十岁,自然就应该是六十幅了。丰子恺作画完毕,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上文字。大师见续集绘出,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写信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收到此信,私下就想: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法师既已有此嘱托,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复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由开明书店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出版,夏丏尊先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大师书写。弘一大师还为续集写了《跋文》:“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由此可知,此时弘一大师已年迈体虚。大师抱病书写,为的还是《护生画》的完满。他自知不能再看到《护生画》后几册的出版,于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先后给李圆净、夏丏尊写信,要求他俩召集有关人士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并从取材、编排、风格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交代。他在致夏丏尊信中说:“《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
  弘一大师终于没有等到计划实现的那一天,过早地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泉州圆寂了。数年之后,夏丏尊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病逝,李圆净居士于一九五○年左右离世。《护生画》功德圆满的使命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身上。

  《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出版机构,皆相继印行。据我所知,仅《护生画集》第一册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其中有的注明出版者,有的没有注明。而就印数而言,每种版本每次印刷,少则一千五百册,多则五千册,这些数字相加,《护生画》流布之广可想而知。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了。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初版的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首次印数也达一千五百册。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颂护生画的,社会上对《护生画集》有异议的意见也时有所见。其中,丰子恺与曹聚仁的论争是最具代表性的。
  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氏一家,并请丰家吃了顿饭。然而此后,丰、曹却绝交了,原因就出在对护生画的态度上。曹聚仁在《朋友与我》中说:“后来……《中学生》复刊了……我就把旅途所见……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
  曹聚仁此处所述“骂”他的文章即指丰子恺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一饭之恩》。丰子恺写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丰子恺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另一篇文章《则勿毁之已》中又说:“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类似这样的表白,丰子恺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护生画集》第三册上有丰子恺自序,共二千余字,而其中一千余字就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丰子恺与曹聚仁后来确实绝交了。初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像丰子恺这样一位与人为善的仁者,居然在这件事上与朋友翻脸,足见其护生信念之坚定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丰子恺游台湾,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到厦门。在厦门期间,丰子恺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他又赴泉州谒弘一大师圆寂之地。丰子恺在泉州的时候,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他看,此信正是当年丰子恺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顿时跃至丰子恺眼前。于是他当即发愿绘作《护生画集》第三册七十幅。一月十四日,丰子恺在厦门赁居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闭门三月,终于完成。
  根据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的提议,丰子恺给当时卜居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请求题字。叶恭绰很快允诺。这样,丰子恺于四月初亲自携画赴港,两个星期后,七十页护生诗全部写毕。丰子恺又于四月底携画稿飞抵上海,交大法轮书局。《护生画集》第三册(当时书名为《护生画三集》)于一九五○年二月出版。
  丰子恺此次在厦门遇见了神交已久的新加坡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是弘一大师平生最亲近的人之一,他俩这回在厦门见面,共同发愿要为纪念弘一大师携手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完成《护生画》的最后编绘与出版。
  一九六○年夏,丰子恺已计划绘作《护生画集》第四册,只苦于出版困难。他给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写信曰:“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护生画集》第四册,即《护生画四集》遂于一九六一年初,在新加坡出版。(《护生画四集》原注出版时间为一九六○年九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一九六一年初。)
  第四册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子恺的其他友人,均建议他尽早绘作第五册。丰子恺本人也有此意。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表示:“《护生画》第五集提早制作。弟已下决心,预定一年半载之内完成,今已准备辞谢数种工作,以便速成此集。现在采办参考书籍等,定当提早完成,请转告关心护生诸信善可也。”就在丰子恺着手觅诗、作画的同时,广洽法师已在新加坡募款完毕,并与印刷部门签订了合同。丰子恺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初,收集诗文九十篇,寄北京虞愚先生书写。然后逐一作画。一九六五年八月,九十幅护生画宣告完成,并寄广洽法师。九月即出版发行。

  “文革”开始后,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的《护生画》当然也被列为“反动书刊”。可执着的丰子恺并没有忘记尚未完成的《护生画》第六集,无论处境多么险恶,他也要使《护生画》功德圆满。
  丰子恺绘《护生画》第六集,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通信不方便,就连广洽法师也不知实情。广洽法师在《护生画集·第六册·序言》中就说:“从此数年之后,往来音问,若断若续,似有不能言之隐衷……”丰子恺作第六集是在一九七三年。由于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丰子恺颇费踌躇。有一天,他与曾替《护生画四集》题字的朱幼兰谈及此事,托其搜寻可供参考的书籍。朱幼兰回家后,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动物鉴》。丰子恺见书心喜,以为此书内容丰富,作书当无问题了。不久,《护生画》第六集一百幅完成。题字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朱幼兰肩上。当时丰子恺对朱幼兰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他又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被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下表示:“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见朱幼兰《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载新加坡《联合晚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护生画》第六集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后,丰子恺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托朱幼兰保管。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丰子恺与世长辞,终于未能见到六集《护生画》出齐。“文革”结束后,广洽法师于一九七八年秋,再度赴沪。他十分关心第六集的情况,当他从朱幼兰那里了解到实情后,内心十分感动。广洽法师在《方外知音何处寻》一文里说:“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于是他此次离开上海时,即将原稿带走,随后就募款将第一至第六册,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同时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护生画》于此功德圆满。(六册《护生画》原稿,后由广洽法师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捐给浙江博物馆收藏。)台湾女作家席慕容认为:在第六集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
  早在《护生画集》第一册上,弘一大师就在跋文里指明了《护生画》的原则,即:“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四十六年来,丰子恺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任凭阴晴风雨,坚持不懈,最终实现了他“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广洽法师在《护生画六集·序言》中对《护生画》又作了总结,这就是:“盖所谓护生者,即护心也,亦即维护人生之趋向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之发展,及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是故《护生画集》以艺术而作提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时代,益觉其需要与迫切。虽曰爝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声绵邈,冀可唤回人类苏醒之觉性。”
  《护生画集》的版本很多(包括各种选本),全套本以台湾纯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影响较大。海天出版社现在出版的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的《护生画集》(六册),且补齐了被港台版本遗漏的若干原版本的序、跋文,称得上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版本了。在画集出版之际,出版社嘱我作些前言。由于本人见识无多,学业根基亦很疏浅,只能尽力把《护生画集》创作之始末,作一简要的介绍。至于对《护生画集》精神的领会,或对画集中诗、画、文的欣赏,则只能希望读者自己去静心品读了。
  (注:此文原为《护生画集》出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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