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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美术研究五十年
中国佛教美术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凡美术、宗教、考古、历史、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莫不包容。因而，参与佛教美术研究的学者也有许多不同专业，且有各国多地，并可分为欧美、日本、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等几个组区。
中国古代美术史籍及笔记等文献典籍中已有不少对佛教美术作品的载论。但近代以来以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及考察约自本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和学者对中国新疆、内地的探查、发掘以及劫走大量珍贵文物是最初阶段的显著特色。于19世纪末年最早进入中国探险的是瑞典人斯文·赫定。随后有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德国勒·柯克及俄国、日本、美国人对新疆与敦煌等地的考察。其中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等对敦煌、新疆等地的考察成果最著，同时也骗掠了大量藏经洞珍贵文物和壁画。这些珍品以后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的注意和研究。对中国内地的石窟、造像、寺塔遗址考察较多的是法国色伽兰、沙畹、瑞典喜龙仁，以及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人、他们的成果主要是以图录、专著与论文形式发表。至30、4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带领京都帝国大学调查班，在云冈石窟进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调查、测绘和摄影。以后编印了大型报告。他们还调查了响堂山、龙门石窟。东京大学松本荣一则从美术史角度出版了《敦煌画研究》。
中国学者的考察研究自1928年起，有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石窟的调查，有北平研究院对响堂山石窟的纪录等。40年代有些学者与美术机构调查了甘肃、新疆、云南和四川的石窟。1943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石窟的保护、描摹和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石窟保护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对佛教美术主要遗迹石窟寺进行了广泛的普查，从1958年至1966年又深入到重点复查及运用了考古学方法。如1950年雁北文物勘查团与东北考古团调查了云冈石窟及义县万佛堂石窟，并发表了调查报告。1951年又有敦煌勘查团并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敦煌文物展，同年还有炳灵寺石窟勘查团。1953年有麦积山石窟考察团。这两个勘查团中有许多著名美术家，如吴作人、常书鸿、李可染、常任侠、王朝闻等。考察工作中作了摄影、测绘及临摹等。在50年代还有史岩先生调查杭州南山、四川广元千佛崖及甘肃北朝的石窟，华东艺专美术史教研究组的罗卜子等调查云冈、龙门、响堂山、巩县和渑池石窟。四川、云南、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内蒙等许多省区的文物考古部门对本地区的石窟摩崖龛像进行了调查。这一时期以石窟寺为主的调查重点仍在古代艺术方面。调查成果主要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与《考古通讯》上。这个时期的调查成果中已积累了初步的资料，并通过对典型作品的分析、比较、探讨了各个时代艺术风格、题材与表现手法，以及中外历史交流的进程等。并考订了一些题铭、判定了一些石窟的时代，论述了祖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值得一提的是罗小子的《北朝石窟艺术》（1955年、上海）一书。这是中国人第一部系统论述佛教石窟艺术的专著。书中对各石窟内容现状作了详尽的介绍，并据石窟特色分为、北魏前期、北魏后期、东魏和北齐四期，又据这些石窟在地域上最有代表性的点而称为云冈、龙门、巩县和响堂山四期。尽管书中图版甚少，且分期也有值得修正之处，但此著在中国佛教美术史的研究中，实为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时期佛教建筑方面有梁思成考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的文章，以及考定大同上华严寺建筑年代、讨论山东四门塔、龙虎塔年代的论文等等。寺院遗址造像也有河北曲阳修德寺两千余躯及成都万佛寺造像的成批发现。还有论及寺院塑像、榆林窟藏象牙造像和西藏佛教艺术的文章发表。
从1958年至1966年石窟寺工作方面有了更深入的复查，并使用了考古记录、整理方法。如陕西省复查了33所石窟，甘肃发现了庆阳北石窟、复查了炳灵寺、马蹄寺、文殊山、昌马等石窟寺，尤其是在炳灵寺第169窟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的墨书题记，这是中国石窟寺中所知年代最早的题记。其窟内造像壁画也多属西秦时期的作品。此窟以自然洞窟开成，造像不具统一布局、佛龛形式尚不成熟及壁画塑像的密切联系与无量寿佛、维摩与文殊题材的出现，都有早期石窟寺的重要特点。此时期的石窟寺勘查与研究水平大为提高，方法手段逐步科学化和规范化。对石窟寺的研究要建立在科学、全面记录材料的基础之上。还要对窟前遗址及附近遗址进行发掘，以全面掌握材料。从50年代后期起，有关部门先后对响堂山石窟、巩县石窟、莫高窟北魏窟室进行实测和纪录。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专业对邯郸响堂山石窟进行了勘测实测，详细测绘纪录了南北响堂窟室的平、剖面图、洞窟分布和窟前建筑立面图，对全部洞窟与造像摄影纪录。并作逐龛纪录。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石窟寺摩崖造像共14处。此后对国内一些重点石窟的研究勘察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维修工程进行。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加固危崖的工程后，1963年实测了全部崖面遗址，并开始对窟前遗址进行了发掘。最终清理出廿多处遗址。这些遗址多是从五代到元新开或重修的洞窟，连成一体作为原崖面洞窟的前室。发掘中还出土了北魏刺绣、唐代绢幡、印本佛像及文书、彩绘漆器供具与绘塑用具等。这个阶段对更多石窟有介绍，也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宿白、阎文儒、史岩、金维诺等先生的论文是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文物出版社从50年代起，在文化部长郑振铎先生主持下，就开始出版石窟寺方面的图籍。开始多是艺术性的画册图片。如《云冈》、《龙门》、《莫高窟》三大石窟的简介，以及《敦煌壁画》、《敦煌彩塑》。1953年、54年出版的《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是当时两个石窟考察团的工作总结，仅初具石窟寺报告的雏形。1963年出版的《巩县石窟寺》，在当时石窟寺出版专书中具最高水平，附有实测图，摄影、拓片图版及研究性文章。论文介绍了石窟的年代、概况和特点，并考证其在北朝史与佛教史上的地位作用，对石经幢与佛塔，也有论文与介绍。国外的研究则以日本松原三郎出版的《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1966、东京）为代表，此著是专门研究石窟寺以外的造像，探讨了北魏至五代佛教造像风格与地域特色。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工作几乎全部中断。7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等工作陆续复苏。80与90年代，在石窟寺考古基础上的佛教美术深入展开。以宿白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及与段文杰院长领导的敦煌研究院成就最大。他们分别在石窟寺考古基础的奠定与敦煌美术的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石窟考古一方面围绕维修工程继续展开，一方面总结建国后多年研究调查的结果，编写出了各种系列化的专著、报告出版。麦积山的栈道重新修造，联结了因崖面崩落而隔断的东西崖面，使早期洞龛得以登上，发现许多塑绘残件。此对掌握麦积山历史意义很大。云冈石窟自1974年配合抢修加固工程发掘清理了9～13窟的窟前遗址与崖面遗址。廓清了其窟檐北魏时是石仿木构，木构窟檐为北魏以后加筑。在研究论文方面，宿白先生先后发表了《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南朝龛像遗迹初探》，《平城实力的积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等论文。1996年更有石窟考古的论文专集《中国石窟寺研究》与开辟西藏考古体系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这些文章都建立在严密的中国人自身石窟考古体系之上，加之很强的文史素养，因在中国佛教石窟的考古上都有指导性的意义，也可以称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创建历程的反映。阎文儒教授在佛教考古方面多年研究的成果集中在《中国石窟寺艺术总论》等著作中。这是中国第一部综合介绍全国石窟寺的专著，其中尤长于对题材的考定。经多年经验的积累，中国人自身石窟考古体系渐至形成。除全面纪录石窟情况外，还采用C14 的测定与层位学、类型学方法，并辅以近景摄影、窟前古遗址的发掘复原等工作。敦煌艺术研究方面，段文杰及研究院的专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段文杰《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莫高窟晚期的艺术》。樊绵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樊绵诗、关友惠、刘玉权《敦煌隋代洞窟的分期》；贺世哲《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与“双弘定慧”》、《关于北朝石窟的“千佛图像”诸问题》、《关于北朝石窟三世佛与三佛造像问题》、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史苇湘《敦煌莫高窟的宝雨经变》及《信仰与审美》、《形象思维与法性》、《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术的社会因素》。这些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宏观把握、对图像研究、断代分期、义理阐述及社会根源和美学论方面有突破和阐发。1981年敦煌研究所发行《敦煌研究》，筹办四年一次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讨论会的学术论文集，使敦煌研究的水准更上一层。金维诺先生198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史论集》中也有佛教艺术内容，下编中敦煌方面的文章尤多。宫大中的专著《龙门石窟艺术》亦于同年出版。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罗哲文《中国古塔》是佛教建筑方面的代表。
70年代以来的大型系列图集《中国石窟》与《中国美术全集》等呈现了在佛教美术研究出版方面的累累硕果。《中国石窟》是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所出。分别在两国出版中文与日文版。由夏鼐、常书鸿、宿白、金维诺与日本长广敏雄、冈崎敬与东山健吾等组成编委会，全套书共有17卷。《克孜尔石窟》3卷、《库木吐喇石窟》1卷、《敦煌莫高窟》5卷、《安西榆林窟》1卷、《炳灵寺石窟》1卷、《麦积山石窟》1卷、《龙门石窟》2卷、《巩县石窟寺》1卷、《云冈石窟》2卷。两种文本已全部出齐。各卷有依时序的精美图版，并配有实测图和数篇学术论文。此套图集的出版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文物出版社还印了小开本的石窟专卷。如《须弥山》、《炳灵寺》等。60卷本的《中国美术全集》中包括了更广泛的佛教美术内容。此套图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建筑工业出版社合作。其绘画编中有《敦煌壁画》2卷、《新疆等石窟壁画》、《麦积山等石窟壁画》。《寺观壁画》中以佛寺绘画为主。余各时代卷绘画与《石刻线画》、《版画》等中也有一些佛教艺术内容。雕塑编内不仅有《敦煌彩塑》、《麦积山石窟雕塑》、《炳灵寺等石窟雕塑》、《云冈石窟雕刻》、《龙门石窟雕刻》、《四川石窟雕刻》及《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及元明清各卷雕塑中也有各种材质的佛教造像与造像碑等。工艺美术编的《陶瓷》、《印染织绣》及《漆器》、《玉器》等各卷中也都有佛像、罗汉像、舍利函等佛教艺术品。建筑艺术编中的《宗教建筑》以寺庙、石窟为主，也有佛塔。书法篆刻编中各卷、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书法》与《隋唐五代的书法》有为数不少的写经、碑刻、造像记，以及砖铭、壁画题记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中，我国学者不仅撰写了有关的佛教艺术的条目，还写出了东南、东北亚等各国的佛教的条目。其中以《考古卷》与《美术》两卷为代表。如《考古卷》内中亚中世纪佛教遗迹部分诸条目、南亚部分佛教时代遗迹的诸条目、《美术卷》中日本佛教美术、印度石窟及塔、犍陀罗美术、马图拉雕刻的条目及婆罗浮屠、仰光大金塔、吴哥的条目等。
近年佛教美术的论著之成果更显多姿多彩，丰富多样。《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大系》是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型图集的诸种大系之一。考古报告中有引人注目的西藏《古格故城》，还有《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等。考察记中有在山西、山东、杭州、陕西、江西等地的石窟摩崖取得不少新成果。以法门寺舍利塔为代表的佛舍利塔艺术珍品反映在多种图集中，并引起了该地宫布列是否曼荼罗的争论。论集中有《龟兹佛教文化论集》（1993，乌鲁木齐）等，还有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991，浙江）、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1993，上海）等专著。此外还有金申等学者所编的一些金铜、石佛的图录以及普及性读物、一些历史学者也有论及佛教艺术的文章，如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一书中有《于阗佛寺志》及《敦煌瑞像、瑞像图及反映的于阗》之文。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有《论恒密石窟寺与西域佛教美术中的乌涑浒流派》等论及中外佛教流派交流状况，还有从敦煌画院、画家及论及“写真貌真与肖像艺术”的文章。王墉关於印度佛教艺术，翻译的著作则有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内数本名著。……耿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编译有许建英、何汉民的《中亚佛教艺术》（1992乌鲁木齐），等等。
香港饶宗颐教授曾编《敦煌白画》。台湾学者则有林保尧的《法华造像研究》，集中对东魏武定元年（543）造像进行极为深入的研析。李玉珉的《隋唐之弥勒信仰与图像》、《敦煌259窟之研究》、《河北早期的造像》、《黑水城出土西夏弥陀画初探》等，以及颜娟英《武则天与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河北响堂山石窟初探》、《北齐小南海石窟与僧稠》、《北齐禅观窟的图像考》等均有出色的研究。日本学者则有曾布川宽的《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研究》、冈田健《龙门石窟初唐造像论之一、二、三》、《巩县石窟的初唐样式》及宫治昭《涅槃图与弥勒的图像学》对新疆石窟及此类题材的研讨最为突出。中国美术全集现已深入“分类全集”，壁画全集已经出版了新疆壁画、西藏壁画等等。“石窟雕塑全集”方面也有分类全集并已基本完成。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原先重视不够的中小型石窟得到考察与研究。例如江西赣州通天岩、山西左权石佛寺石窟与高欢云洞，平定开河寺石窟、榆社石窟寺、杭州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造像、南京栖霞山第13窟、四川巴中西龛石窟、大足尖山子与圣水寺石窟、河南新安西沃石窟、浚县大山龙洞摩崖、河北张家口下花园窟、山东历城黄石崖、东平理明窝与驼山等。其中西沃石窟的研究测绘是配合因黄河工程而对石窟所作整体搬迁，下花园石窟则是对窟中积满的淤泥作了清理后，形成考察简报。陕西特别是北部石窟也得到概述。彬县大佛寺石窟已写出深入到考古报告的专著，辽宁义县万佛堂的复原报告也已写出。
石窟摩崖刻经方面也有成绩。河北涉县中皇山北齐摩崖刻经洞、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龛都有详细报导。山东摩崖刻经曾有《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出版，又有刻经方面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研究》的论文集，但在东平二洪顶（原属平阴）等处又有新的刻经发现。现此处刻经内容已查清且有《平阴三山摩崖刻经》出版。
佛教造像最惊人的发现是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这批造像数量达二百余尊。主要为北朝作品。像身多有贴金绘彩，其中有数件石像施以彩绘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分外引人注目。台北故宫《雕塑别藏展》中也有数件是出自青州的作品。青州附近临朐县也曾出土成批造像，应属同一体系。目前对这些造像的整理与深入研究还在进入之中。河北易县也有北魏早期造像，正定等处铜、石造像，西安的北周造像、山东巨野石佛寺的刊经碑、北凉石塔在美国克利夫兰的藏品都有研究报导。由于收藏热的兴起，对佛教造像的真伪鉴别，也有不少探讨之作。并明确了部分曾流行在各类出版物中的赝品。
西藏阿里地区在古格故城外又有东嘎、皮央石窟的发现。这是阿里地区两处最大的石窟遗存。洞窟总数在千数以上，还有寺塔的建筑遗迹，其时代应在11-15世纪。尤为珍贵的是礼佛窟中极为精美的壁画，在寺院多石窟少的藏地，确为佛教艺术重大发现。藏式寺院对夏鲁寺与元代官式、吐蕃王朝前后藏式建筑及四川建筑的关系均有探讨，夏鲁寺元代回廊壁画，阿里的托林寺都有研究，江孜白居塔极丰富的壁画也有了专著介绍。
佛教寺塔的研究也成果斐然。佛塔与塔藏文物、塔基地宫新发现不断。继山西应县木塔、陕西扶风法门寺塔以后又有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内蒙庆州白塔天宫、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众多珍贵文物及湖州飞英塔、当阳玉泉寺铁塔、密云冶仙塔、临猗双塔寺地宫文物的发现。莆田广化寺释迦文佛石塔、灵丘觉山寺塔、大足宝顶小佛湾经目塔也得到详细勘查，经目塔上有五百余种经目和祖师像、偈语。洛阳永宁寺塔基的考古报告及永宁寺塔的复原都有很好成果。对山西隰县千佛庵（小西天）大殿与彩塑的探讨得到了建于明、塑于清的确切年代。
专题研究中有圣僧僧伽的造像及崇拜等。鄂城地区早期佛教造像、装饰性瓷、铜佛像与南方佛教研讨也有深入。小型瓷塑—德化窑观音菩萨像与女画家方维仪等人所绘观音图像也得到介绍。
总的来说，佛教美术的研究愈益多姿多彩。随着文物考古事业进展，新发现不断涌现，研究成果越来越细致深化。我们期待在新的细致成果的基础上有概括、总结性的研究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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