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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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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与印刷
  印刷术是中国人伟大的发明之一,透过印刷技术的运用,可以快速而大量的复制各种文字、图画等书面资料,对于保存人类的历史文献,传承祖先的经验智慧,促进时代的教育普及,提升人民的知识水准,沟通各国的文化交流,进而带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印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说是引领人类迈向文明的原动力,对人类文明有重大的贡献。
  现在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或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朝鲜是最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其次是日本。但不论是韩国或日本,印刷术的传入,都是由佛经传播开始的。由此可见,佛教与印刷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关系密不可分。

  印刷术的发明助益佛法流通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扬、推广,除了靠弘法布教人才的宣讲传布之外,经典的书写流通,也是不可缺少的助缘之一。在佛教传世二千六百年间,佛教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背诵、书写、印刷三个时代。当佛陀住世、入灭后的几百年间,佛典都是口口相传背诵下来的,即使最初结集三藏时,也只透过问答的形式,将佛陀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弟子们能够背诵而已。后来随着佛教分别往南方及北方国家弘传,在一世纪的时候,南方的锡兰开始利用文字记录佛陀的教法,北方则在二世纪时的西北印度开始使用文字书写佛典。不过,当时纸张尚未发明,使用最广泛的是用贝多罗树叶刻字,称为“贝叶经”,其后才以书写及印刷的方式流传。

  我国现存的汉译大藏经,是从印度和西域输入的贝叶经原典翻译过来的。大藏经在古代或称为“一切经”,是将大小乘经、律、论汇集而成的一大丛书。汉译大藏经的流传,大概可分为“写本”和“印本”两个时代。自汉朝至五代,为“写本”时代;期间唐与五代事实上已有单行本的“印本”佛经出现,但真正大规模刻印大藏经,则始于宋代。

  宋代所刊刻的大藏经,主要分四种版本,即蜀本、闽本(福州本)、浙本(湖州本)和碛砂本(延圣寺本)。

  蜀本大藏经是由宋太祖敕雕,自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西元九八三年),历时十二年刻成,世称《开宝藏》,这是我国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共十三万余版,五千零四十八卷。由于这部藏经是在蜀地益州,即今之四川成都雕刻,而后送回宋都开封印行,因此又称《蜀藏》,是历史上第一部官版大藏经。

  福州本的《崇宁万寿藏》又称“福州东禅寺本”,宋神宗元丰三年(西元一○八○年),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法师等人所募刻,至徽宗崇宁二年(西元一一○三年)完成。《思溪圆觉藏》又称湖州本,是湖州思溪王永从及大慈院净梵法师、圆觉院怀深法师等,发愿为利乐一切有情而募刻的大藏经。《碛砂藏》又称作延圣寺本,南宋理宗时,由法音法师、赵安国等发起,于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的私版大藏经。

  自宋代刊印大藏经以来,此后历代陆续有大藏经刊刻流通。先后分别有辽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弘法藏》;明代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北藏》、《武林藏》、《嘉兴藏》;清代的《龙藏》、《百衲藏》;民国的《频伽藏》、《中华大藏经》、《佛教大藏经》、《佛光大藏经》等。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的动乱时期,然而当时吴、蜀一代佛经印刷却极为普遍,吴越国国王钱弘俶和延寿禅师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等,其中印数可考的有六十八万多卷,印数之大,可谓史无前例。

  及至元朝,统治者为防范知识份子反抗,实施民族压迫政策,严格限制出版图书,印刷业因而日渐凋敝,但佛经的刻印却依然蓬勃发展,在吐鲁番还发现有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刻版,对佛教的传播,贡献至钜。

  以上的史实,其实也正说明:若以单行本的佛经或佛书的“印本”而言,则年代应可溯及五代之前,甚至更早。

  根据史学家考据证实,现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书,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卷首印着一幅佛陀说法像,卷末印有“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有年月可考的雕版印刷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插图的刻本。但它并不是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书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西元一九六六年在南韩东南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西元六八四|七○四年)创造的新字,因此,推断这卷经文是西元七○四年左右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中国送给佛国寺的落成贺礼。

  这个印本的发现,证明了中国雕刻版印刷术的发明,早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同时说明由于印刷术发达,间接使佛经能够广为流通而惠及韩国,乃至泽被日本。

  早在七至九世纪之间,日本数度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带回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和佛教经卷,我国唐朝高僧鉴真大师于西元七五三年东渡日本,也带去了很多佛教经典。及至北宋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当时宋太宗也曾将此藏赐赠日僧然(法济),请回日本,高丽国王也派遣使者至我国请回此藏。此后,两国又分别陆续请回《契丹藏》、《思溪圆觉藏》等,并依此为蓝本,相继出版《高丽藏》、《天海版》等藏经,不但开启了日后日韩佛教蓬勃发展的机运,同时也促进中日与中韩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佛教兴隆带动印刷业的发展

  佛教经论在中国流传,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翻译、注释,整理汇编成各种不同文字的大藏经,实在是一件艰巨而伟大的事业。这项成就固然得力于印刷术的发明,然而相对的,由于佛教的传播日渐普及,经典的需要量日渐增加,因此带动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宋朝时代的西夏王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并与辽、金一样崇尚佛教,常以马匹向宋朝交换佛经,译成西夏文的藏经,国王、皇后尤其经常大量施印佛经,一次印数多至五万卷、十万卷,因此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尤其从北宋起,杭州刻书业兴盛,刻印的精良,居全国印刷业之首,当时高丽国也曾经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

  日本、韩国也自宋朝开始,陆续由中国请回各种藏经,并且仿照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刊印再雕本,此举对该国印刷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大藏经及各类佛书的印刷流通,也促使印刷技术不断的进步改良,举其要者,有以下三点:

  装帧艺术的产生:书籍的装帧包括版面、插图等的设计与制作。五代以前,佛经的印行大部分以卷轴式或折本居多,这种形式的书籍,阅读时有诸多不便。印度佛经是用贝多罗树叶做成,将树叶切成大小适中,然后以金属制的锐利硬笔刻上经文,再把煤烟等制成的墨汁淋上之后擦干,一页一页装订成册,便是所谓的“贝叶经”。贝叶具有耐磨、轻便的特色,携带、翻阅都很方便。此种独特的装帧方式,启发了我国经书摺装及线装书的流行,也促进佛经的广泛流通。

  活字印刷的应用: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易于流通,除了在经书的装帧下功夫外,更进一步运用最新的印刷技术来缩短经书出版的时间。西元一○四一年,继雕版印刷之后,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元代继续发展,迭有创新。除了沿用泥活字外,又发明锡活字、木活字,元朝的木活字,曾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发现数百个,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的木活字实物。

  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也扩大了佛经的传播。日本在一六三七年刊刻,一六四八年完成,自行出版的第一部大藏经《天海藏》,就是以活字版印行,此后也都采用活字版陆续印行佛经。中国则直到清末民初印行的《频伽藏》才开始运用活字印刷。

  彩色套印的发明:套印的发明,是印刷技术的一大突破,以往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都是单色。套印是两种颜色配合印刷,现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西元一三四一年)资福寺所刻,由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注》,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这些图文并茂的套色印本,正是套印本的初期作品,也说明套印本首先运用于佛经。

  及至现代科技发达,佛经的印刷不但快速,而且品质精美,尤其一九九六年佛光山率先将《佛光大辞典》轮入电脑,制作了世界上第一片光碟版佛教辞典,不但携带方便,搜寻容易,这是佛教界在不断改良印刷技术外,又一项利用现代科技所作的突破性进展,此举对佛教的弘传,将发挥无远弗届的影响与贡献。

  佛教徒刻印佛经展现护教情操

  佛教传入中国,历经时代变迁,物换星移,以及多次的毁佛事件,依然屹立不摇,蓬勃发展,不仅深入中国社会,更传扬于海外,其中最大的原因,当然是靠历代高僧的努力弘扬;此外,印刷技术的发明,使佛经能大量印刷、流通,亦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历代佛教徒,不论古今中外,多少人为了续佛慧命,让法宝流通,穷毕生的心力为刻印藏经而奔走,为了保护法宝,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佛教徒所展现的护教情操,成为千古传诵的美谈。例如:

  西元八四五年,中国发生“唐武宗毁佛”事件,河南洛阳敬爱寺珍藏的毗尼藏印本被毁,八六九年之后,敬爱寺的惠确法师发起重新刻印,当时的文学家司空图为之撰写劝募缘起,获得社会大众的热烈回响,终于重新刊印完成。

  金代刻印的《金藏》,又称《赵城藏》,西元一一四八年起,由山西潞州的女众崔法珍断臂募刻,历经二十余年雕刻完成,是一部完全由山西民间自资刊刻的大藏经。最初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一九四二年,日本企图抢走这部藏经,幸我军得悉,乃与广胜寺力空法师合力动员群众,以“运公粮”为名,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冒死护送藏经到太岳军区。沿途虽然有人为教牺牲,《金藏》却因大众的保护而流传下来,目前收藏在北京图书馆,这是我国仅存的一本孤本佛经。

  西元一二三六年,蒙古军入侵高丽,高宗为唤起士气,共同抵御外侮,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发起刻印大藏经,以信仰来凝聚全国的力量。当时在漫天烽火、冰天雪地,加上物资、经费缺乏的情况下,人人全力以赴,死而后已,终于历经十六年雕刻完成,共计八一二四○片经版,即所谓高丽藏再雕版,又称护国八万大藏经,现存于韩国海印寺,海印寺因此又称法宝寺

  西元一六六九年,日本黄檗宗僧铁眼禅师有感于日本佛教大藏经严重缺乏,佛法难以普及,因此发愿刻印一部大藏经。历经十余年的奔走、劝募,期间有二度已募足经费,却因日本境内遭逢天灾,禅师为了拯济灾民,将募款移作救灾之用,随后又重新劝募,虽然备尝辛苦,终于如愿完成一部总数七三三四卷的大藏经,世称《铁眼藏》,又称《黄檗版藏经》。

  西元一八六六年,位于南京市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创立,这是一处以刻印流通佛典为目的的佛教文化机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因感于清末兵乱,佛教经典多所佚失,遂与同志十余人四处劝募,着手佛典的开版流通。他曾由日本寻回我国失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等,刻印流通。期间并曾精心校刻了《大藏辑要》等经书二百十一种,一千一百五十五卷,佛像版共计四万七千余片,同时于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称只园精舍,培养振兴佛教的人才。

  一九一一年,杨仁山罹疾,临终委托欧阳渐等人继承遗志,继续维持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目前大陆唯一的佛学研究和木刻水印佛经的出版机构,收藏了汉藏大藏经,其在经典的保存、校勘、刻印的成就上,可谓功不唐捐。

  此外,一九六七年开山的佛光山,深体文教弘法的重要,因此揭橥“以文化弘扬佛法”为开山四大宗旨之一,成立“佛光出版社”,出版各类精美的佛教杂志、丛书,提高佛教刊物的水准。为了因应世界各地人士的请求,更进一步将拙作翻译成英、日、韩、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流通,并相继成立“视听中心”、“华光传播公司”及“佛光卫视”,制作各种佛教录音带、录影带、广播剧、电视剧、电视教学等,透过音声、影视的传达,促进社会人心的净化。

  一九七七年,星云有感于宋元明清历代所刊各版藏经编排古板,且未将三藏分段标点,致令现代人望经兴叹,于是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集有志者数十人,经年累月,采集各版藏经,分成十六大类,作文字的校勘、全经的考订,以及经文的分段、逐句的标点,乃至名相的释义、经题的解说、经后的索引、诸家的专文,而编纂一部现代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教圣典。至今已经出版的有《阿含藏》十七册、《禅藏》五十一册、《般若藏》四十二册。其中,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禅藏》,于一九九五年由佛光山赠送一千部予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寺院,及对文化、学术有贡献的学者专家。为了使佛教典籍从排版印刷到达电脑资讯,佛光山计画出版光碟版的《佛光大藏经》,透过现代科技,将佛法弘扬到世界各地,让我佛子皆有机缘亲炙佛陀的教诲。

  佛法犹如黑夜中的明灯,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光明。可惜的是,佛典卷帙浩繁,常使忙碌的现代人望而生畏,有鉴于此,自一九九一年起,佛光山即着手编纂一三二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取各经菁华,将传统的大藏经白话化、现代化,其内容包含阿含、般若、禅宗、净土、华严等经典,每册均有题解、源流、解说等章节,另有原典、译文、注释等单元,使读者能一目了然,深入妙谛,是一部兼具通俗文艺与学术价值的丛书,为佛教史上的开创之举。

  一九九六年,星云更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创办佛光大学,而于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设立“出版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所设立出版学的研究所,为国家培育具有国际宏观的出版人才,此举对未来佛教文教出版事业的发展,必能发挥重大的影响。

  佛教非常重视文字般若的传播,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金刚经》已明白鼓励信徒“布施四句偈的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乃至“十法行”中更提倡书写、演说、披读、印经的利益殊胜。由于经中在在处处指陈抄写经书、流通佛法的功德无量无边,因此印刷术发明以后,自然更加引起信徒出资印刷佛书的发心,以为护法卫教奉献心力。

  目前台湾佛教的文化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此中虽然不乏优良的出版品,只是多数精致不足,格调不高,例如:一再翻版影印,乃至盗版流通、滥写滥印等。更常见不少佛教徒自资印刷佛书置放在一些公共场所,不但内容正邪不分,而且印刷粗制滥造,又乏人管理而杂乱堆置,反而有损佛教形象,令人难以对法宝生起恭敬、稀有难得之心。因此,我们希望未来佛教所有的出版品,都能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注释、索引、题解;都能重新打字、排版、美工、精印、发行。藉着现代化的电脑科技,使佛书印刷更精致、更完美,让佛教文化再度绽放光芒,让佛教的真理散播人间,发挥净化人心、端正社会风气之功,这样来助印佛书,其功德才是无量无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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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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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元释教录》等经录的伪经录中看南北朝时期佛道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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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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