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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传历史的图像记录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二千年来大盛于东亚和南亚，对当地哲学、宗教和艺术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东亚仍有一个佛教文化圈。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兴起后不久，即传播四周，东传入中国中原、蒙古、西藏、朝鲜半岛和日本；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印尼。东传其中一条路是经中亚入新疆（即古代之西域），至敦煌，再经河西走廊入中原。
敦煌位处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就是中原与西域的交接点，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窗户。敦煌莫高窟现存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精美彩塑三千三百九十余身，成为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本卷根据敦煌的佛教历史故事壁画，探索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的历史图像，藉此明了佛教如何在中国植根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历史故事画是传教的方法之一，门类颇多，曾有不同称呼，如感应故事画、史迹画等，本卷暂称以较易理解的“佛教历史故事画”，大抵包括感应化现的传说、高僧事迹与佛教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瑞像图等。它是佛教艺术内容的一大类，但鲜有学者研究，有待研究的课题还很多。莫高窟南区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有历史故事画的四十八个，近十分之一，经考证确认的题材多达数十种。相对于构图宏伟、气势磅礴的经变画和佛陀生平的故事画，佛教历史故事画既不在主要洞窟、不占主要壁面，画面也未必特别精美。然而，它涵盖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历史价值绝不在经变画之下。佛教历史画是从佛教徒的观点著墨，等于纪录佛教徒眼中的佛教东传过程，虽零星片断，但经过重组后，显露出中国与印度、中亚文化交流的历史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从前研究佛教和佛教艺术有“内学”和“外学”之分，内学重视佛教义理及其内涵，外学则注重佛教艺术；两类研究虽各有硕果，但彼此脱节，难免各有障目之叶，不能作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使许多重大的佛教问题朦胧不清。研究佛教历史故事画则必须集内、外学，结合佛教经籍和古代历史文献，去看这些佛教艺术图像，重组二千年佛教东传长途的历程。这些故事画的内容，散见于古代汉文及藏文、于阗文和梵文等文献，后者部分有汉译本。敦煌遗书有《诸佛瑞像记》，实是绘画瑞像图的文字纪录，亦可见敦煌石窟艺术与出土文献之为一体，不可分割。
敦煌佛教历史画的发展
佛教成功的因素，其中就有极大的适应性和包容力──深谙入乡随俗和尊重当地传统文化之理，每传到一地都作相应的调整改变，把教义与当地文化紧密结合，故深受当地人尊信，最终使佛教受惠。佛教传入中国后，改变的内容更多，因此研究佛教发展绝对不能忽视佛教中国化的现象。敦煌的佛教历史故事画，可说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缩影。
佛教历史故事画始于隋代，敦煌地区有这内容的洞窟现存仅三个，以彩塑（莫高窟第203窟主龛的凉州瑞像）和绘画（说法图形式，如降龙入和白耳蛇故事等）来表现，绘画在布局上未跟其他壁画分开。彩塑只流行于隋至盛唐，佛教历史故事多以绘画表现，由隋流行至西夏。
现存有佛教历史画的初唐洞窟只有两个，但题材新画面大：莫高窟第323窟南北壁画史诗式的佛教历史故事画，题材由西汉至隋，包括张骞使西域、康僧会在江南传教以及隋文帝迎昙延入朝等。中唐时期留下的相关洞窟十一个。以瑞像图为主要形式，排列在石窟主室佛龛的四坡。这种首创的形式流行到北宋。此外，每坡的边角处也有少量为填补空白而绘的故事画，如于阗毗沙门天王决海等。中唐出现五台山图，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成了此时佛教画的重要题材，这是佛教已经中国化的形象记录。晚唐时，绘画佛教历史画的洞窟减少，但图像的位置和构图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原绘在佛龛的瑞像图走到甬道顶或甬道两壁的上端，有的绘出故事情节，画面随之增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五台山图由简而繁的发展，特别是五台山信仰的中心神祇“新样文殊”的出现。
五代、北宋至西夏，敦煌佛教历史故事画的工艺水平和数量都臻于高峰，洞窟多至四十余个。瑞像图除保存以前各期的主要形式外，又有多种新发展。例如不再是并排多个瑞像，而以单幅绘在甬道顶部；从前零星绘画的故事画也趋于一体，形成经变式故事画，绘在洞窟主室的墙壁，与其他经变画平起平坐，甚至占据主要壁面，进而形成莫高窟第61窟的钜制五台山图。还有以大画面系统表现中国高僧事迹的变相图。同时期的敦煌遗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将中国僧侣与释迦牟尼并列，如称刘萨诃为刘师佛，说何僧伽和尚是释迦化身，并都是释迦牟尼的老师，又称为释迦文佛等，凡此种种都是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表现。
晚唐以还，敦煌整体艺术水平滑落，能有优美的佛教历史故事画，得力于当时敦煌归义军府衙内专门的绘画机构伎术院和画院，其中有专门创作中国高僧故事的画家，“勾当画院都料”的董保德便以绘画佛像和刘萨诃因缘变相而驰名。从元代开始，敦煌西陲地区尊奉西藏佛教和伊斯兰教，汉地佛教集中在中原，敦煌的佛教历史故事画终成绝响。
佛教故事画的历史价值
一 展现佛教和佛像艺术的东传
佛教立教初期只有佛足迹石、晒衣石、阿育王拜塔等故事，揭示了早期佛教传到印度以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但自立教至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尚无佛像制作和偶像崇拜。佛像的出现受希腊文化影响。佛像出现后，沿著丝绸之路向东传。敦煌开窟造像的方法源自印度，并深受犍陀罗文化传至西域的各种技法影响。将敦煌的佛教图像与印度、于阗对照，再引证文献，不难考定佛像崇拜及其艺术风格是由印度经于阗再传播到中国的中原。
二 展示佛教和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进程
敦煌早期佛教历史故事画和中唐瑞像图多是印度故事，自公元848年归义军时期，莫高窟故事画的题材、绘画位置、表现形式、佛教地位发生巨变，题材多为中国佛教圣迹故事。汉地瑞像图一时涌现，如濮州铁弥勒瑞像、河西张掖佛影瑞像、酒泉释迦瑞像、凉州瑞像、中原刘萨诃和何僧伽（泗州和尚）变相等。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痕迹：以中国佛教故事为内容的中国式佛教艺术。这些材料的史学价值实非文献可比。
三 研究中印比较文学的重要材料
佛教历史故事画常有中印两个版本，许多原是印度或西域诸国的佛教历史故事，被中国佛教徒改编成中国的圣迹故事：如印度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西北部）檀特山的毛驴送粮入山故事改成中国五台山玉华寺的故事，摩揭陀国（今印度北部）摩诃菩提寺的瑞像故事变为中国的鸽圣故事，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的释迦施宝瑞像中的贫士附会为中国高僧刘萨诃和尚的前世故事等。当五台山文殊信仰确立后，文殊便取代于阗决海故事中的毗沙门天王，成为到泥婆罗国决开湖岸放出积水的主人翁。凡此都说明印度佛教故事和中国佛教故事间的演变关系。
四 复原中国来往中亚的道路
许多中国高僧和使者，如法显、宋云、惠生、玄奘、王玄策等，曾远涉西域和印度古国古城，将佛教故事带回中土。敦煌佛教历史故事画涉及印度摩揭陀国、罽宾国（今喀什米尔）、犍陀罗（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加毕试、乌仗那、泥婆罗（今尼泊尔）、于阗（今新疆和阗）、扜弥国、龟兹（今新疆库车）、末城（今新疆和阗东面），以及河西的酒泉、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地。据故事画所提供的资料，结合法显、宋云、玄奘、王玄策等人所记之情况，可知大致公元七至十世纪来往中印地区的三条主要道路，此可补中西交通史研究与考证之不足。
第一道从中国往印度。自敦煌起行，分南北路：北路即唐玄奘游学印度之路，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西出新疆，南下巴基斯坦，入印度西部的乌仗那国和犍陀罗；南路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至印度。第二道从印度西北入中国。唐朝敕使王玄策、李义表和高僧智弘律师沿此道往还中印两国。先从犍陀罗出发，经迦湿弥罗（今喀什米尔），逆信度河北上至于大勃律国（今喀什米尔北部），经小羊同国（今西藏西南与尼泊尔西北接壤处），再沿雅鲁藏布江东行，至今西藏阿里地区吉隆县，经泥婆罗国进入中国。第三道从摩揭陀国入中国。唐代玄照和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即经此道返回中国。北行出泥婆罗国，抵今西藏阿里地区吉隆县，再到吐蕃首府罗些（今拉萨），向北沿唐蕃古道直达长安（今西安）和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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