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汉传佛教书法与佛教传播
　　中国书法是体现中国艺术特征的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宗白华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生活中的一切体味，心灵深处的感受，都有可能通过敏感的书法艺术家，将其贯注于柔软的笔毫，流泻于洁白的绢纸，而这些精妙的心灵痕迹，又在后人“如见其人挥运之时”的想象中，获得新的生命。
　　中国素有重视书法的优良传统。被誉为“万代先师”的大教育家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大书法家，他的重要教学内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中，就有书法这一项。孔子导先路于前，历代士人，重视书法，蔚然成风。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以后，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书法艺术对佛教的传播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佛门对书法是重视的，如《瑜伽师地论》将书法与音乐并列在“十二工业明处”之中；《杂阿含经》把书法、美术和绘画并列在“工巧业处”之内；《尸迦罗越经》中，佛陀教导做父母的，教育子女应该“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著名律宗大德弘一法师云：“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 等等。许多佛教典籍中都明示书写佛经、受持读诵、广为传播，有极大的功德。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云：“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云：“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等等，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多出家僧人及在家居士都乐意于用佛教书法弘扬传播佛教。
　　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依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和抄经，在印刷术不是十分发达的古代，写经和抄经对传播佛教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抄写佛经的人，大多数都是虔诚信仰佛教的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有帝王、官吏、宫人、士大夫、平民等等。有的为弘扬传播佛法写经；有的为赐赠，为皇家御府收藏，或为奉诏写经；有的为祈福、报恩、布施、或为超荐亡人写经；有的写经置佛塔中保存；有的或为寺庙或专门写经等等。出于对佛法的虔诚和对佛经的崇敬，所抄写的佛经书体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面貌。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佛经圆融精妙的思想、精美优雅的语言文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等抄写流传佛典。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现代中均有不少写经和抄经的书法名作。如王羲之书《佛遗教经》；唐邕书《维摩诘所说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心经》等；智永禅师书《千字文》；南唐后主李煜书《心经》；苏轼书《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楞伽经》、《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柳闳书《楞严经》；苏过书《金光明经》；宋高宗书《金刚经》、《心经》；赵孟頫书《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等；欧阳渐书《心经》；溥心畲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典；弘一大师书《华严经》、《心经》等等。
　　由于抄写佛经在传播和弘扬佛法方面有着不受场地、财物等限制的优势，同时抄写经典的人也积累很大的功德福报，实为自利利人的善举，因此，历史上不少很有名望的高僧大德都很提倡抄写佛教经典，一些书法上造诣很深的大德还尽心尽力地向信众们进行书法艺术上的教育，提高抄经者的书写水平。如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梁陈隋间著名高僧释智永禅师，书法造诣极深。如苏东坡把智永书法比于陶渊明诗，云：“永禅师，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渊明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清梁山献《评书贴》云：“晋人后，智永圆劲秀拔，蕴藉浑穆，其去右军，如颜之于孔。”智永禅师以惊人的毅力，运用王家古法，闭关多年，书写“千字文”八百余本，成为广大寺僧信众们习字抄经的范本，使抄经更具有书法艺术作品的风格，并使抄经活动更广泛地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更为世人推崇和欣赏。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各代书法家莫不习临永禅师帖，无不认为永禅师的《千字文》是古今学书者的最佳范本。而其所发“永字八法”之旨趣，为隋唐学者宗匠，后人对书道笔法的完备，是在“八法”基础上完成的。抄写佛教经典的活动，不仅为传播佛教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武帝都曾下令灭佛，大批的手写经卷被付之一炬，佛教信众们希望能用一种不易毁灭的载体来保存传播佛教经典；而“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所以佛教信众们才以佛经刻石。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北齐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藏，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法嘱咐，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公元615年，也就是北周武帝死后37年，静琬在房山的白带山下发愿刻造石经。从《涅槃经》到《华严经》，他一帙接一帙刻下去，刻完一批就悄悄埋藏在洞里。白带山外人世间的沧桑之变，对他看来只是花开叶落，寻常之事，何必感慨唏嘘，他只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保存传播佛教典籍，利益世人的弘扬佛法的事业：“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慧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慧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其语浸透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实足感人。静琬之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继承了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再以后，房山石经成为轰动幽燕十六州的盛事，历朝历代赞助者踊跃非常。房山石经从隋代静琬法师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连续一千多年，不断镌刻佛经。至今所存经石共一万五千余块，所刻佛经一千多部，经石立起来可排成25华里长，实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人类文明宝库中稀有珍贵的文化遗产，堪与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相比美。它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是研究我国从隋至明这一千多年的书法风格变迁史的宝贵资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纸介本已失传，以此为底本的石刻本就成了稀世之宝，它比《高丽藏》和日本的《大正藏》更为准确，国际学术界和佛教界纷纷向房山投来欣羡的目光。前些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也是以房山石刻《契丹藏》作为重要校本。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有如火中凤凰，一次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原因在于有中国人如此珍贵自己的文化，哪怕是点燃自己也要保证中华文明的精华薪火相传，造福后世，房山的一万五千余块石经即为明证。
　　经幢也属于石刻佛经的一种，或矗立于佛殿前，或置于寺塔旁，被称为佛教的“立体宣传点。”一般经幢大多数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又称为“陀罗尼经幢”。原来的幢本以竹木制造，后来为了坚固耐久，改用石幢或铁幢刻经。经幢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又是一种金石书法艺术。还有一种摩崖刻经，如北齐摩崖刻经《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金刚经》，字径五十厘米，字数逾千，是现存摩崖刻经中形制和规模最大的。刻于泰山斗母宫东北山谷的溪床上，望之十分壮观，观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而又给人以古拙朴茂，浑穆简静之感；北齐石刻水牛山《文殊般若经》，书法雄浑圆厚，劲健奇伟，等等。至今我们常可见到许多刻在摩崖、石窟、经幢、石柱上的佛典文句和许多佛教造像题记、塔铭、碑幢、匾牌、横披、楹联、条幅等等，其书法或宽博淳厚，方重安祥，雍容自然，或疏朗典雅，清圆秀逸，流丽稳健。它们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风雨，点缀在许多的名山古迹、佛教胜地之中，为风景名胜增添了许多古雅的文化气息，佛教也在众人喜爱的书法艺术中直达人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在繁荣茂盛的书法艺术背后，含有深刻的书法理论旨意，不仅涉及到执笔、运笔、布白、运气等技法，更主要是书法艺术家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如著名书法家周星莲论作书法云：“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项穆云：“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思毋邪’，《礼》‘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精妙圆融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对修心养性的注重等等，对书法家们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著名书法家中，很多出自佛门或深受佛教的影响。素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其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受历代书家推崇。其所取成就，除刻苦用功之外，还与他深受佛家心性修养之学影响有关。王羲之与当时佛教界高僧来往甚密，交谊甚厚，其密友支遁是有名高僧，他还曾为印度来华僧人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他论书道云：“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人的心性修养，对书法的影响实为重要。王羲之很注重自己的心性品德修养，因而他作书法时，能摒除俗杂之念，凝神静虑，驰思造化，使其书法形神俱备，栩栩如生，有很深厚的内在神韵，臻于化境，对后世书法造成深远的影响。
　　唐代僧人书法大师释怀素，幼而事佛，经禅之暇，精于翰墨，是佛门中继释智永以后杰出的牢笼百代的大书法家。唐、宋、元、明、清，迄于现代，学草书者，无不取法怀素。其草书“授笔掣电，随手万变”，“字字飞动，宛若有神”，气贯全篇，奔放豪迈，奇姿绝俗，其中透出着盛唐浪漫的激情、骨力和气度，更透出一种忘怀遣虑、任真自然、空灵超然的“禅气”。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提出了心悟说，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佛法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认为学书者只有内心领悟真理，其书法才会不悖真理而与绝妙境界相合；争名夺利而计较于工拙者，对书道的真谛永不可知。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为官清正爱民，人品道德很高尚，是虔诚的佛教徒和有名的禅家。他认为书法家应有无我的精神，“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才能去俗存真，达到书法艺术的高境界。其书法落笔纵横，挥笔瑰精，潜气内转，势逸不可止，似有法而无法，似无法而有法，法与非法，隐显难知，幽明莫测。不深谙佛法的人，难达此境界。晚明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深好禅理，其书法理论“八还说”，受禅学影响极深。清代释竹禅在八分书的基础上，历时五十年，新创了九分书，自言“所加一分即禅味矣”。现存四川新都宝光寺的《华严经序》，为释竹禅晚年所书，全幅面积达三十三平方米，共一千零二字，字迹似铁笔勾勒，从首至尾，刚劲沉着，风格淳厚，妙趣横生，体现篆、隶的艺术风格，而又似篆非篆，似隶非隶，不为法脱，而又不为法缚，为溶透禅意的书法极品。著名律宗大德释弘一法师，出家前为一多才多艺的大才子，出家后，其艺术活动主要限于书法，书写佛典语句与大众广结佛缘。其书法平淡恬静，温雅冲和，脱净铅华，与世无争，不求工而至工，浑然一体。法师的虔敬坦诚，精严戒行，长者风范，流露笔端，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人们在欣赏学习历代书法名家的那些充满禅趣佛理的书法作品时，佛教的教义和精神，也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了人们的心中，使人们深受濡染、感化和熏陶。
　　中国汉传佛教书法艺术的提高与发展，对佛教的弘扬与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佛教的发展与传播，对佛教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汉传佛教书法艺术中有许多的珍品，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绚丽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