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传二千多年的佛法，在华夏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遭受到大风大浪的摧残，其中重要的四次，即为北魏太武帝废佛、北周武帝废佛、唐武宗废佛、后周世宗废佛，也便是史称的三武一宗法难。佛法受到这四次打击，其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吸取的教训也是很多的。
　 首先，我们应该从华夏的历史长河中，把那四艘被击沉的法船捞起，看看是如何被击沉的?又是被谁击沉的?
　　一、北魏太武帝废佛
　　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拓跋部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积极的笃信佛教，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与诸佛像，行于广衢，帝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由于太武帝“富于春秋，……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所以，“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往教，深求缘报之意。”并且在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也使统治者想进一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以缓和矛盾，巩固统治，这也是后来北魏太武帝逐渐尊崇儒家，听信道家而排斥佛教的政治原因。
　　关于太武帝废佛的原因，在《魏书·释老志》中列有：
　　1．帝虽敬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
　　2．专念武功；
　　3．相信道士寇谦之的清净无为，得证仙化之术；
　　4．信谋臣崔浩的谄言，认佛教为虚诞之说；
　　5．发现沙门在长安寺中专横于酒淫；
　　6．发现长安寺有寄藏弓矢矛盾及宝物；
　　综上述诸多原因，太武帝于438年下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于444年又下令禁止官民私养沙门；445年，下废佛诏，诏书的意思有三个：(1)佛教来自外域，“不本人情”；(2)由于佛教盛行，“政权不行，礼义大坏”，招致历代丧乱；(3)“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彻底取缔佛教，杀尽沙门。
　　“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皆坑之!”(同上)北魏太武帝采取的废佛手段是非常剧烈的。太武废佛使佛教在其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不过，就在太武帝肆意废佛时，笃信佛教的太子晃，却在暗中保护佛教。因此，魏境佛教并未遭到彻底毁灭。等到崔浩被诛，“帝颇悔之”。因而，几年以后，“禁稍宽驰，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同上)到了文成帝即位，便又大力兴复佛教了。
　　二、北周武帝废佛
　　北周武帝为了 “富国强民”，便采取了废佛的政策。周武帝的废佛，与佛道二教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斗争也有直接的关系，道士张宾和原为佛教徒后改奉道教的卫元嵩对周武帝的灭佛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记载，周武帝的“信道轻佛”，与卫元嵩、张宾的“唇齿相扇、惑动帝情、联合一致、共同排佛”有密切的关系(参见《广弘明集》卷八《辩惑篇》)。
　　北周王朝虽也多“好佛”者，但周武帝却重儒术，信谶记，为了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他“求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昙积《谏周祖沙汰僧表》)”周武帝废佛的借口就是迷信的“黑衣膺王”讦记说。这种讦记是自周勃兴十数年前流传天下的，而为政者所最关心的国家兴亡的关键。
　　据《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所载，卫元嵩在奏文中并没有彻底否定佛教，而是认为当时的佛教界盛建佛像、寺舍耗费民众的财力，是违背以“大慈为本”的佛教精神的。他的奏文有这样的三点内容：
　　一、寺塔佛像无益于治国安民，应当废除。
　　二、彻底改革佛教，寓佛教于国法世俗之中。
　　三、通过经济措施来改变佛教界的贪婪腐败之风。
　　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佛祖历代通载》)卷十谓有十一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养、劝寺五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以上介绍的，只是奏文的一部分内容。卫元嵩的本意是按照他对大乘佛教的理解对佛教进行改革，认为“劝行平等，非灭佛法；劝不平等，是灭佛法”。
　　开始，周武帝只是厘定儒、释、道三教的先后，还未断然反佛。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周武帝方才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周书》卷五《武帝纪—亡》)周武帝废佛，拉道教作了陪榜。建德六年(577)，武帝灭齐后，召沙门宣布废佛理由，并下令尽毁齐地佛教，将四万所寺庙充为第宅，命僧尼尽三百万人“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一切经像皆毁之。
　　为了毁灭佛教，周武帝还曾连续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在此之前，周武帝也曾受道教符笑，甚至身披道人衣冠。这样尊儒、崇道的周武帝，便最后下定决心灭佛了。
　　其结果是：“数百年来官和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横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书四十千，并赐五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为民，还为编户。三宝福财，其资无数，薄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续高僧传》卷二三《静蔼传》)。
　　由上所述可知，北周武帝的废佛与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残余有所不同，他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像，但并不杀害佛教徒，只是命令他们还俗而已。
　　三、唐武宗废佛
　　唐武宗会昌年间的废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称之为“会昌法难”。武宗废佛除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主要原因之外，与武宗本人崇尚道教的成仙长生之术以及道土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煽动也有直接的关系，武宗灭佛是唐代佛道斗争的表现之一。
　　现明分武宗废佛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阶级原因：入唐以来，由于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扶植，佛教有了强大的发展，因而佛教的势力和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正如武宗废佛敕里所说的：“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说明僧侣地主势力，已经发展到威胁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利益的地步了。“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坏”世俗地主之“法”，“害”世俗地主之“人’，莫此为甚了。
　　因此，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个人原因：唐武宗本人是迷恋道教的“长生”偏术的，所以非常讨厌佛教。武宗在藩时，就很喜欢道教瞎吹的那一套“长生之术”。即位不久，就召集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到宫里，在三殿修“金篆道场”。武宗亲到三殿，于“九天坛”受“法篆”。会昌五年(845)，正月，武宗还敕建“望仙台”于南郊，七月“功毕”“望仙楼”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间，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封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祟文馆学土；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武宗本名漉，道土们对他说，唐以“土”德，宜火不宜水，于是就于会昌六年(846)，三月，下诏改名炎。武宗本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再加上赵归真、刘玄静等人从旁煽动，就更增加了他对佛教的厌恶。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武宗便决心废佛了。
　　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数。七月，下敕并省天下佛寺，对所留寺院与僧尼的人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僧尼，皆勒令还俗，所有非保留的大小寺院，一律限期拆除，寺院财产通统没收。八月，武宗正式下诏废佛。在诏书中，武宗一方面陈述了佛教的流弊，表明了他废佛的理由和决心，他说：
　　朕闻三代以前，未曾言佛，汉魏之后，佛教漫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旧唐书·武宗本记》另一方面，武宗又宣布了这次废佛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上)
　　由此可见，这次对佛教的打击确实是十分沉重的，它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虽然不久即位的唐宣宗，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闰三月，即下敕恢复佛教，但是，劫后余生的佛教，已经元气大伤，今非昔比，从此就走上了又盛而衰的下坡路，除了少数宗派，如禅宗、净土宗等，几乎都是一蹶不振。
　　四、后周世宗废佛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割据政权一般都奉行崇道的政策。例如北方的后唐庄宗李存勖不但召道士程紫霄人内殿讲论，而且还任命了一个整天炼丹服药的豆卢革为国家的宰相，南方的吴越，后蜀、南唐等统制者也都对道教给予了相当的关心，有的为道士修建道观，有的亲自为道经作注疏，在统制者的支持下，道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佛教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南方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帝王又多热心佛教，因而佛教在建寺、造塔、写经与度僧等方面仍有发展，而北方由于战乱时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各个政权为了维护统治，都需要将沉重的赋税负担压到广大劳动者身上，而佛教寺院却往往成为那些不满现实和不愿承担捐税者的躲避之处。因此，北方各政权对佛教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周世宗的废佛则是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一次抑制佛教的事件。
　　周世宗即位以后，鉴于寺僧的泛滥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曾于显德二年(955)对佛教进行了淘汰，“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并规定“悉毁天下铜像以铸钱”(《新五代史》卷十二)，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限五十天内上交，若过期隐匿不交，满五斤者，其罪死，五斤以下者，论刑有差。
　　周世宗的这次废佛，史书中没有关于屠杀佛教徒的记载，它具有对佛教加以整顿的性质，因而还保留了上千个寺院和上万名僧尼。虽然如此，由于当时北方的佛教已经是在勉强维持，经此波折后，就更显日益衰落了。
　　四艘沉船我已一一捞起，前因后果我也一一表过。痛只痛那些帝王，怎能称得上大智大勇，不过是些小忌肚肠的凡夫罢了。他们并没有深研明究佛法的妙理，只是旁听侧引了一些图谋不诡的人的瞎话，就轻然易举的去对佛法大加肆虐、诽滂、废弃，这是多么愚昧的举动呀!这一举动并不能使佛法毁灭反而还会使佛法更加兴旺，发达——如在唐朝，从开唐的李渊就一直以道教教主李聃之后自居，并且对佛教是一向有废除之心，还有一些举措，但，佛法在唐却兴盛一时，可谓是盛唐之佛法随盛。
　　反之，我们在上述的诸件法难中，也应吸取一些教训，如：
　　一、在自身修养和教义教理上，要加强培训。
　　二、在金钱方面与物质享受上，要明确佛法的真谛，勿以俗谛去对待。
　　三、戒是无上菩提本，戒兴法兴，戒亡法亡，释迦佛遗训戒为我师。有戒，可防非止恶；有戒，可趣向菩提；有戒，释迦言教可传。
　　四、应发扬佛陀的平等精神，以平等慈悲的济世精神去宏传大法，才是兴教之门路。
　　以上四点，虽说不能完整的说明佛法的现时缺处，但要能发扬广播，也无难可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