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和尚与鸡足山
　　王兴国
　　擅天地之灵奇莫过山水，阐山水之灵奇端赖人文。① 自明清以来，鸡足山屹然与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九华山并峙，不仅位居中国的五大佛教名山之列，而且成为东南亚与南亚的佛教圣地，无疑与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僧大错和尚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鸡足山真正地被世人所了解而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佛教圣地之一，实际上是始自大错和尚的。大错禅师在徐弘（宏）祖之后，不仅纂修了传世的《鸡足山志》，而且题留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吟咏与赞美鸡足山的诗赋文，其中流传最广与最为著名的，大概当数那首《鸡足山赋》了。大错禅师自从离别黔之他山入滇而与鸡足山结缘，便一生钟爱鸡足山，自称为“鸡足山大错和尚”，为鸡足山尽到了他所能尽到的一切本份、责任与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世人口碑中的“大错和尚”，只不过是鸡足山一个有名的禅师。其实，释大错不只是一个和尚或禅师，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大儒，天地间的一个伟丈夫。他入山为佛，出山为儒，亦佛亦儒，亦儒亦佛。但是，他终身没有忘记他是晚明的“孤臣”与“遗民”。永历帝驾崩于昆明，他以身殉职，不得已离开了这座让他终生难忘的灵山佛地。但是，他到底没有离开佛门。
　　大错和尚，本来是江东一名儒官，俗名钱邦芑，为右签都御史兼任巡黔总兵，兵事失败后，在黔之他山出家，来到滇西鸡足山成名，最后圆寂于衡岳，以儒开始，以佛告终，走完了他传奇而悲壮的一生。他一生的业绩由于有与鸡足山的善缘而彰显开来了，鸡足山也因为有了大错和尚而佛光远播，香火不绝。对他来说，有若世外仙境一般的鸡足山的僧侣生活无疑是最美好的、最为重要与最具有意义的，也是最值得纪念的。鸡足山不仅是他苦难肉身的避难所，而且是他寄托超越精神的一块圣地。没有鸡足山，就没有今天历史上的“大错和尚”；没有大错和尚，鸡足山的金光可能还不会放得那么长远。
　　一、大错和尚之来历
　　大错和尚，俗姓钱，名邦芑，字开少，丹徒（今属江苏镇江）人，生于“天解地裂”，清兴明亡，朝代改换的明末清初。命中注定了他的“遗民”“孤臣”身份。唐明王隆武元年（公元1645~1646年）入选贡生，中书、上书召对，授监察御史，弹劾陈谦后，为巡按四川兼提学，赴任途中，清兵攻入福建，唐王死，时为唐明王隆武二年（公元1647年）。是年11月，唐王弟在广州称帝，南明桂王亦在肇庆称帝。12月广州城破，唐王弟被杀。南明唐王绍武王朝一落地就断了气，南明桂王永历王朝开始。钱邦芑联络川中明将，暂时平定了全川，晋升为右签都御史。他上疏力助湖广巡抚堵胤锡招安了李自成部下李锦、高一功30万之众。李、高部属楚宗人、朱容藩授总督川东兵马，由楚入川。钱邦芑两度上书弹劾朱容藩脏私狼籍，不守臣节，伪造信印，图谋不轨，并发表檄文，号召各路总督兵马共诛叛逆。朱容藩兵败身亡。
　　此时，清兵入川，张自忠败死，其部下孙可望、李定国等走黔，攻陷遵义，长驱入滇，占据滇中。朝廷命令钱邦芑兼任巡黔总兵，招安孙可望。孙可望接受招安后，朝廷封其为“平辽王”，广西总兵陈邦传娇诏，改为“秦王”。于是，孙可望遂称“秦王”，拥兵自重，挥军复杀入黔。推官王祥战死，总督范矿投降。孙可望逼迫钱邦芑接受官职，为其所用。钱邦芑坚拒不受，退隐余庆县蒲村之开柳湖，在他山之下结屋而居，躬耕自给。历辛卯迄癸巳，两年以来，孙可望仍然不死心，逼召钱邦芑为官十有三次之多，甚至封刀行诛，钱邦芑坚如磐石，义命自安，不为其所动。
　　永历八年甲午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654年4月10日），对于钱邦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和值得纪念，并具有多重意义的日子。这天是他的生辰，同时也是他揖别尘世而求新生的日子。他的知交门人聚集在开柳湖畔假园酾酒，既为他寿庆，又给他饯行，因为第二天他就不得不离别美丽的他山与开柳湖了，他将被归附于孙可望的余庆县令邹秉浩强行带入贵阳。他一如往常，谈笑风生，饮酒赋诗，告慰亲友。当日晚于小年庵祝发，并写下《甲午祝发偈》一首，其云：
　　一杖横担日月行，山奔海立问前程。
　　任他霹雳眉边过，谈笑依然不转睛。
　　尽管入贵阳前程未卜，凶多吉少，众人无不为他担心，但是他却豪情万丈，一身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置生死于度外，谈笑饮酒，依然故我，不畏霹雳擦眉而过，一杖横担日月行脚，集儒佛大勇于一身，显现出天地之间一个伟岸的大丈夫形象。三日之内，先后有门下11人祝发，名曰：古心、古雪、古愚、古德、古义、古拙、古荒、古怀、古圉 、古处。于是，钱邦芑将开柳湖故居改为：“大错庵”，与诸弟子分处焚修。孙可望忌怕钱邦芑不归顺，又指使任譔致书婉言相劝，仍然遭到峻拒。钱邦芑被带到贵阳后，软禁于大兴寺。
　　是时，永历帝进驻于跸，以怀柔之术安隆孙可望。孙可望乘机杀其从臣吴贞毓等18人，图谋篡位，逼迫李定国以“护卫”之名挟持永历，李定国顺水推舟，将其移至滇中。孙可望进兵犯关。钱邦芑与程源、郑逢元密谋，串通有心图报朝廷而身在孙营的马宝、马进忠、马维兴以及孙可望的手下白文选等人为内应，从中用计。孙可望兵临城下，与李定国大战于滇之交水。白文选、马宝等诸将反戈，孙可望大败，走湘降清。钱邦芑脱身赴行，仍受左都御史掌院兼巡抚云南。
　　未久，清兵三路入滇，会城不守，永历西狩入缅，从臣多数半道相失。钱邦芑至腾越，仍着僧服，隐居于鸡足山，真正地过起了僧禅的生活。
　　二、结缘鸡山
　　钱邦芑于永历十三年己亥冬（公元1659年初）隐居鸡足山后，自称“鸡足山大错和尚”。三百年来，世人只知鸡足山有大错和尚，而几乎不知钱邦芑为何许人氏。钱邦芑与鸡足山的结缘，表面看起来似乎纯属偶然，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因缘和合中的必然。
　　宇宙诞生，负阴抱阳，冲气为和，大化流行，天人交通，相互参矣。这是东方人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哲学信念。自古以来，天地与人文相倚相配，相辅相成，宜和无间，演生出宇宙与人类的文明。因此，有奇山佛地必有大德高僧，惟有大德高僧能透示其灵秀，发显其辉煌。鸡足山得大错和尚阐其灵秀，增其光灿，实非偶然。
　　云南鸡足山，原名“青巅山”，一名“九曲岩”，洞名“华阴洞”，有左中右三峰：左峰名“花石回龙峰”（今罗汉壁、狮子林、九重岩至文笔山塔院一带），右峰名“青檀顾虎峰”（今青檀山、太极岭跌至白石岩，仰止台至拈花寺一带），中峰名“钟灵启圣峰”，又叫“绝顶中峰”（自迦叶殿、胜峰寺趺过华严、传衣，而尽于接待寺一带）；三岭前伸，一冈后距，俨然状如鸡足。迦毗罗国净梵（饭）大王，因鸡足山形宛如鸡足，遂更其名为“鸡足山”，名其洞曰“迦叶洞”，后讹为“华首门”，流传至今。② 兹山三峰回抱，万水奔腾，洞穴幽奇，岩壑徒峻，秀甲天下，古属中国，为佛教胜地。据传，摩诃迦叶尊者遵世尊嘱咐，入定鸡足山，持佛僧伽黎，以俟弥勒佛降生，乃般涅槃。彼时，阿难亲自雕刻尊者菩萨像一尊，遗于华首门。今天迦叶殿中所供奉的小像就是那尊尊者菩萨像。这件事情尽管只是一个传说，却被看成是滇南佛教的开始。③ 鸡足山形，雄居六诏，控引西番，前临苍洱，后带金沙，连接三州，风和土美，南有毕钵罗窟，北有石宝山，俱菩萨显化道场。至唐宋时，鸡足山梵刹林立，庙宇遍布，精舍满山，僧众云集，香烟缭绕，钟声远震，佛教已臻鼎盛。鸡足山古来为佛教胜地无疑。宋太祖玉斧划地图，以大渡河以西为界，鸡山弃而不有，故于宋《洞天福地》南中见遗，不得以交通之方而论。④ 鸡足山虽然称名已久，然而地处荒僻，“向来名公巨卿轩车或未一至，即至，亦信宿而返，未获留以文词（辞）。于是，名山佳胜不同于草木之无闻也，鲜矣。”⑤ 历史上，尽管有著名文学家如司马相如、贾岛先后来游，或因山高水险，小径崎岖，难以攀援，或因荆棘茂密，烟云蔽日，目无全貌，竟然赋咏寥寥。唐宋以后，复沦于绝裔。数百余年，鸡足山水虽胜，却不见于山志水经，亦难入文人才士之翰墨。直至徐弘祖来游，始见有志。未料叠罗兵燹，板为火焚，仅存目而无志。因此，千古佛教圣地，鲜为方内所知。山灵寂寞，必待大德高士。
　　江东名儒、右签都御史兼任巡黔总兵，后续为左都御史掌院兼巡抚云南钱邦芑，未入滇时，早已闻鸡足山之名，却未能至其地。他在《鸡足山志》的“自序”中写道：
　　余自甲午祝发贵筑，即慕鸡足之胜，思欲一游，以叩迦叶入定之处。至己亥冬，始得登山游览，攀岩扪壑，搜奇吊古，历数十日而其未厌也。⑥
　　由此可知，永历八年甲午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654年4月10日），他于黔之余庆县他山之下开柳湖畔的小年庵祝发，就有欲攀登滇西鸡足山，谒拜迦叶尊者入定的华首门之悲愿。只是当时机缘尚未成熟，需要一些考验与磨练。由上文已知，“秦王”孙可望由滇入黔，黔兵战败，钱邦芑不改尽忠南明之志，为躲避孙可望授官之祸，于他山之下的开柳湖畔结屋而居，以退隐作为脱身之计。然而，两年以来，孙可望纠缠不休，软硬兼施，13次逼迫钱邦芑接受伪官职，出山为他做事，虽然为钱邦芑所峻拒，但是钱邦芑的权宜之计又岂能瞒得过老奸巨滑的孙可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钱邦芑再退一步，祝发出家，以求彻底的解放与自由。从表面上看，钱邦芑祝发出家，只是不得已的权法。然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必须追问：钱邦芑为什么选择生日这天为祝发日？对于这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应该给以重视的。无疑，永历八年甲午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654年4月10日）这一天对于钱邦芑来说，决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的生辰，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新生，他向红尘的告别，人们所谓“昨死而今生”。这诚然也是他向他山、向开柳湖，即向蒲村的告别。当然，这是一种结束与另一种开始。但是，他明明知道，翌日他就将被劫至贵阳，凶多吉少。那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天祝发？仅仅是为了向门人知交宣布吗？或者只是宣告尘世生活的结束与出家生活的到来吗？或者如上文所述，是一种不得已的脱身之计。勿庸置疑，这些解释都是不错的。但却是不够的。必须看到，钱邦芑为他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与安排，这就是说，他是在为自己作生死了脱。既然第二天就将被解往贵阳，生死未料，那么无论是生抑或死，都必须在动身以前作生死了脱。也许这是唯一一次机会了，必须抓住！因此，生日祝发的深层意蕴就不是为了“死”，也不是为了“生”，而是在作生死了脱。只要了脱了生死，超越了生死，结果是生是死，就都不重要了。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钱邦芑虽然是一名儒者、一位“直臣”，但是他不是一般的腐儒、小儒，而是读过佛书，对佛教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一个博学之士，这可以由他去横岳以前所留下的禅诗得到见证。如果他在祝发之前对于佛教的了解没有相当深度，仅靠出家后习禅所得，是不可能写出那些禅意深长的诗篇来的。事实上，他对自耕自给的隐居生活也是很有好感的，甚至认为与他“寡世情”的性格是相宜的，只是一直为尘网所羁绊，举步隘窒。因此，一旦归隐，就犹如“归飞翼”获得解放，旷然自得，逍遥于田亩之间。这些深藏于内心的思想与情感，在他的《蒲村归田》诗第一首中一泄无遗。其诗云：
　　平生寡世情，赋性耽闲逸。
　　尘网一羁绊，举步成隘窒。
　　沈思本无味，忽忽如有失。
　　一朝决去就，矿然深自得。
　　理我荷叶衣，拂我笋皮笠。
　　逍遥田亩间，昂首看云色。
　　百物适自然，欣彼归飞翼。
　　其中第二首讴歌农耕，赞美劳动，打破了“君子”与“小人”之别，强调“贵贱咸有职”，不劳动者不得食，可谓化儒入禅，变打坐为农活，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儒官来说，尤为难得与可贵。其中写道：
　　呼童治犁锹，催耕不遑息。
　　天时一相违，事倍功犹啬。君子既劳心，小人应食力。
　　府仰天地间，贵贱咸有职。
　　一人肆游惰，群情能无恻。
　　饱暖不知耻，恐有灾患及。
　　自非终岁勤，丰稔安可必？⑦
　　此外，他被孙可望所部机至贵阳途中所留下的《被机至黔途中口占三首》也特别值得一提。兹录如下：
　　一
　　才说求生便害仁，一声长啸出红尘。
　　精忠大节千秋在，桎梏原来是幻身。
　　二
　　扭机萦缠是夙因，千磨百折为天伦。
　　虚空四大终须坏，忠孝原来是法的身。
　　三
　　前劫曾为忍辱仙，百般磨练是奇缘。
　　红炉火里点春雪，弱水洋中泛铁船。⑧
　　这是三首亦儒亦佛的诗，作者身上虽然体现了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作者由儒入佛，化儒为佛的心态。显然，儒佛两种立场都鲜明地同时从作者身上呈现出来。一方面是守住“精忠大节”仍为千秋大事，另一方面则已“长啸出红尘”，将所受的劫持、耻辱、威胁、桎梏、危险统统视为磨练自己的“夙因”与“奇缘”，忠孝节义化作 法的身，历经千磨百折，人已成为“忍辱仙”了，因此可以做到临危不惧，威武不屈，以险为夷。最后一联，作者表示要在“红炉火里点春雪，弱水洋中泛铁船”，比之他祝发日的“一杖横担日月行”的豪情更进一步，向佛的悲愿更大更强烈了。对他来说，尽管生死未卜，前途凶险，但是他却佛心沉静，义命自安，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战胜与克服的困难。“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结果，钱邦芑大难不死，安然脱险，接任左都御史掌院兼巡抚云南而得进入滇中。
　　入滇后自然有了去鸡足山的机会。但是，钱邦芑并未急于去鸡足山了却夙愿，而是忙于他的“左都御史掌院兼巡抚云南”的公干。这时候，他从一个和尚变成了一个儒官，确切地说，是他还原为一个世俗生活世界中的儒官，再次在凡尘中充当与扮演了一个辅佐皇帝，反清复明的重要角色。直到清兵入滇，抵抗失败，与永历走失后，钱邦芑才作为“孤臣”“遗民”逃禅于鸡足山，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样，他又从一个儒官变成了一个和尚——鸡足山的大错和尚了。尽管他在儒佛之间徘徊，在“儒”与“佛”的角色之间变来变去，但是似乎前缘已定，他到底是要做一个和尚的。他在《鸡足山赋》中写道：“余也，尘情既绝，空门与徒，探嵔嗺而不厌，索嶄严以自娱……”。这似乎表示他已认命，安于做一个和尚了。事实上，自从他做了鸡足山大错和尚以后，就注定了他以后的禅师之路。因此，他再也不可能还他的儒官面目了。为官不易，出家更难。由此看来，钱邦芑只有在经历了百磨千折，九死一生之后，才能来到鸡足山完成他的一大心愿。
　　如果说江东大儒钱邦芑在他山祝发时就种下了与鸡足山结缘的善种，那么鸡足山乃是他通向禅道的必由之路。大错和尚与鸡足山的善缘不尽不了。
　　三、鸡足山志
　　大错和尚在鸡足山的时间不算长，从永历十三年己亥冬（公元1659年初）至十五年辛丑（公元1662年1月以后）， 大约两年有余，但是他为鸡足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大事。众所周知，这就是他为鸡足山纂修了一部志书。这部志乃是一部传世名著，在鸡足山志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实际上，它是真正的鸡足山志的奠基之著。它不仅在鸡足山的文化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地理与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尽管这部志书遭兵火之灾，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流传后世的只是残篇，但是难以否认，透过今天流行的范承勋所编纂的《鸡足山志》，仍然不难窥见其大貌梗概。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鸡足山志》，凡五种。最早的自当是明代大旅行家与地理学家徐弘（宏）祖撰修的《鸡山志》（以下简称“徐本”），久已失传；次为晚明释大错所撰的《鸡足山志》，凡八卷，仅存残篇；再次为清云贵总督范承勋所增修的《鸡足山志》，凡十卷，七册，今存为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康熙年刊棉纸木刻本，收入《四库存目全书》；其后则有清姚安同知高奣映编修的《鸡足山志》，凡十三卷，康熙四十余年间成书；再后为清末民初赵藩、李根源编辑的《鸡足山志补》，凡四卷，一册，今存为民国年间铅印本。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释大错所撰的《鸡足山志》（以下简称为“大错本”），但是流传最广的则非范承勋所增修的《鸡足山志》（以下简称为“范本”）莫属。
　　鸡足山虽然为灵山佛地，隆名已久，但是在徐弘祖来游以前，一直无志。对于鸡足山来说，这是莫大的缺憾。徐弘祖为明代大旅行家，江左一代名士，文章经济，倾动当世，游历山川，足迹遍布天下，性好吟咏，所到之处无不留题。其传世杰作《徐霞客游记》足资为证。他游览鸡足山后，不仅写下了许多诗文，而且创修了《鸡山志》，是为鸡足山第一部信史。不幸，鸡足山志的祖本毁于兵火，仅有目录免于难。尽管徐本鸡山志不存于世，但是其首开先河之功不可没。
　　释大错的《鸡足山志》虽然纂修于徐本之后，范承勋所谓“创于徐弘祖，辑于僧大错”⑨，但是并无蓝本可依，亦无足够的现成资料可用，而必须从头写起。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创造与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无疑，这对于名重一时而又颇为自负的大错和尚来说，既是天赐良机，也是一次不同于沙场的重大挑战。那么，大错和尚是如何对待这件事的呢？这可以从他纂修鸡足山志的缘起来看。首先，时为鸡足山长的未孩曹延生在为大错本所制序中有一段文字作了如下的说明：
　　余既承乏一方，为此山长，迄今不亟为修辑，以救前人之失，后死者其得与于斯文也哉。幸大错和尚，以江东大儒栖禅于此，余因率山中比丘共为拜请，俾为纂修。始于春正，成于夏孟。⑩
　　其次，大错和尚本人在其山志自序中，亦有相应而详细的交待。由于这节文字较长，为明了起见，故在下列引述中将其分为五段并加以编号如次：
　　（1）越庚子春，未孩曹公偶尔来游，向山中比丘索志书一观，众乃瞠然，应以“无有”。曹公曰：“兹山为尊者道场，与五台、峨嵋、普陀、九华并称宇内久矣。而志书阙焉。使游览考古者茫然无从问津。岂非我辈之责哉？”次日，即率众僧向余拜请，俾撰述以光名山。
　　（2）夫山水之文，岂易言哉？尝上下百年间，自应劭《封禅义》、诸葛武侯《黄牛庙记》及柳河东游记之外，佳者盖寥寥焉。
　　（3）且余自投迹空门，惟习禅观之学，笔墨荒废久矣。安敢以寡昧之质谬当重任？辞之再三，不得。勉为纲罗散失，采集旧闻。与无尽、及山中诸禅友参论笔削，积百四十日而稿始成。嗟乎！
　　（4）滇云古属中国，虽子长相如、贾阆仙辈偶一至止，而绝无记述。宋祖玉斧一划且举大渡外弃之，故宋臣撰《洞天佛地记》竟遗鸡足。盖足迹未经，故难悬揣，文献无征所从来也。兹又当兵燹之余，断简残篇复归灰烬。凭空撰著，闭目揣摩，求其不为好古博闻之士所嗤摘也难哉！
　　（5）虽然使余不亟为之采述，以供有识者之复覆瓿；更百年后，搜奇揽胜者愈无从得其梗概，不又贻废阙之诮哉？用是，不惝讥评，私创其略，聊供异日讨论润色之资。若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俟后之君子。{11}
　　此外，大错和尚在《鸡足山指掌图记》有一节文字亦有相应地说明，不应略过。为方便起见，在下列引述中亦加以分段如次：
　　（6）使此山在通邑、大都、三吴、两浙，一丘一壑，其入名人韵士之品题者，不知何限！而乃僻处滇南，介在蛮夷，文人墨客过者甚稀，遂泯泯无闻。
　　（7）余以纂修山志侨寓半载，与眼藏、仙陀、把茅、中也、德音诸道友攀危涉险，伐山窥穴，虽樵牧绝迹之巅，猿猱却步之处，莫不穷讨冥搜，把笔纪胜。从此，鸡山胜迹几无遁隐。虽四山五岳假封号以称雄，福地洞天籍撰述以自显，鸡山独以荒远见屏，岂山之罪哉？
　　（8）自《指掌图》一出，海内名贤卧游是赖，鸡山始能与名山大川争胜。{12}
　　从以上引文可知，大错和尚纂修山志的起缘乃是受鸡足山长曹延生及山中众僧的再三请求。而山长及众僧之所以坚持礼请大错修志（而未考虑请别人），是因为大错和尚原为江东大儒，现正栖禅于此，机缘难得！（引文（1）与曹序）不过，这似乎只是表层的因素。大错之所以愿意接受此任，固然是“辞之再三不得”，但是一定有更深层的因素。道理非常明显，他很清楚完成此一重任所面临的困难与艰巨程度。它们主要是：
　　第一，撰写山水志是一件大事。大错说：“维时童谣有云：‘天地大文不可舒’。可知：文章之道与山水相始终，非细事也。”{13} 因此，必须慎重。
　　第二，山水志的要求与标准相当高，写出一部好的山水志非常难。自古以来，能写出像样的山水游记与山水志的作品十分稀少，仅有寥寥可数的应劭《封禅义》，诸葛亮《黄牛庙记》以及柳河东游记而已。（引文（2））
　　第三，鸡足山古来“文献无征”，修志只能白手起家，“凭空撰著”。（引文（4））
　　第四，担心自己出家为僧以来，专注于禅观的修习，笔墨荒废已久，写不出佳作，谬当重任，落人讥笑。（引文（3）、（5））
　　大错和尚在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到底还是接受了请求。这是由其深层的因素所决定的。它们已经显现在上述引文之中。以下，从三方面略加分析与说明。
　　其一，钟爱鸡山而为鸡山鸣不平。
　　在大错看来，鸡山之为佛教圣地与名川大山绝不在四山五岳之下，而“四山五岳假封号以称雄，福地洞天籍撰述以自显，鸡山独以荒远见屏”，这并非鸡山之罪。假使鸡山不是出在滇西，而是长在经济发达，都市繁华，人口稠密的内地或东南，那么即使只是鸡山的一丘一壑，品题它们的名人高士也将不可胜数。鸡山又岂会泯泯无闻？对鸡山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不平则鸣。大错慕鸡山之名而来，仰鸡山之胜之奇而居之探之，爱鸡山之灵之美而赞之书之。大错之为鸡山修志委实具有为其打抱不平之意。（引文（6）、（7））
　　其二，为了对历史与后人负责，必须要为鸡山保留文献。
　　鸡山称名宇内已久，为人间洞天福地，竟然无志可览，无图可阅，实在是与其历史与地位不相应。面对这一境况，任何有志之士岂能无动于衷？何况大错原为大儒之才，学术文章倾动朝野{14}，又受山长及众僧再三拜请。因之纂修鸡足山志可以“救前人之失”，使“后死者其得与于斯文”（上引曹延生言）。而如果“不亟为之采述，以供有识者之复覆瓿”，那么百年之后，喜好搜奇览胜者愈发无从了解到鸡山的梗概与更多信息了。不事作为，留下废阙，是对鸡山不尽人事，对历史不负责任。这将为后世所讥诮。既非释者所忍，亦为儒者所耻。这对于大错来说，是万万行不得的。因此，他之纂修鸡山志，乃是旨在为鸡山保留文献，对历史与后人负责。（引文（5））
　　其三，为鸡山争胜，使其得到相应与应有之地位与名声，让滇外之人了解鸡山，享受鸡山的佛光、美秀与福泽。
　　对于大错来说，只有阐扬鸡山之灵秀，使其佛光普照人间，让滇外之人了解鸡山，走近鸡山与享受鸡山，才能为鸡山争胜，使其得到相应与应有之地位与名声。如果有一部好的鸡山志行世，海内名贤雅士以及其他一切热爱名川大山者，皆可得到莫大的方便，卧游是赖，或以其中的《指掌图》为引导，信步前往，作猿攀龙游。这也是鸡山志的意义所在之处。大错之纂修鸡山志，确乎是为了要使鸡山的意义得到实现。（引文（8））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错接受了纂修鸡足山志的重任，乃是由上述三个深层因素所决定的。君子一诺千金。他马上就付诸行动。从现有文献不难看出，修志的工作是分两步或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步或第一阶段是对鸡山进行全面的勘察，第二步或第二阶段才是文字的撰述。
　　首先，根据上文引述所知，为了纂修山志，大错与山中和尚眼藏、仙陀、把茅、中也、德音等诸道友一起深入山中，足至绝境。他们攀危涉险，伐山窥穴，即使樵夫、牧人绝迹之巅，猿猱却步之处，也莫不穷讨冥搜，把笔纪胜。务在使鸡山之胜迹无所隐遁。他们同甘共苦，一直在深山中侨寓数月，对鸡山的勘察才告结束。
　　其次，大错与山中能文贤僧无尽及诸禅友“纲罗散失，采集旧闻”，“参论笔削，积百四十日而稿始成。”（上引（3）大错自序）这项工作“始于春正，成于夏孟”（上引曹延生言），历时半年之久，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鸡足山志》稿成，就受到极高之评价。显然，这些评价有部分存在于保留下来的几篇序言或诗赞中。透过这些评价与大错的自序，已不难看出该志的特征与贡献之所在。我们先看下边这首由其友人与门人李思谦与六吉镇远所写的《闻大错和尚修鸡足山志成》诗：
　　滇云古边地，车辙渺获通。
　　版图隶中国，乃与华夏同。
　　海内绕奇胜，鸡足竟嶐嵸。
　　金襕待补处，一笑接宗风。
　　胡为仰先辈，纪撰至此穷？
　　采风诗云亡，文献概不足。
　　遘兹阳九会，鲜不忧藁蓬。
　　吾师飞锡游，苓饭掘古松。
　　览眺怡夙情，走笔驱九龙。
　　为补宋人略，洞天增崇隆。
　　这首诗高度概括了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的艰难过程与拓荒性的成就，认为它填补了宋代《洞天佛地》的缺失，使鸡足山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与名声。从此，在中国的佛山名胜中，将有鸡足山的崇高地位。
　　下面，我们再来看其他人的评价。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的引文仍然加上编号。山长曹延生为其写的序言评论道：
　　（9）凡佛祖之迹，山川之奇，梵刹人物之盛，以及诗文物产之繁富，靡不旁搜博采，润藻摛华，体物状情，穷工尽态。{15}
　　沈天锡为其所撰序文云：
　　（10）庚子春，以便道游鸡山，适大错和尚有修志之事，余索其稿读之。山水之奇，佛化之异，以及寺宇人物之名胜，无不搜罗辨析，靡有疑误。余不觉神飞眉舞，因为探历幽险，穷四观峰、华首门之奇迹，天险万刃，徒矗危削，信乎其为佛地也。然二千年记载不传，文献无徵。今幸错师以吾乡硕儒载千秋之史笔，纪荒外之名山，顿使佛教重光，山川增色，岂偶然哉！
　　（11）夫山水之著述，肪于《山海经》，而纵宕于《水经》一注，后人虽极意装点，终不能出其范围。今错师罗正变之鸿藻，集今古之大成，虽柳河东一代名手，山水诸记最称奇削，视此膛乎后矣。{16}
　　除以上引文的直接评价以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大错本《鸡足山志》与范本《鸡足山志》的密切联系。无疑，后者是对前者的增订。这一点，范承勋在其自序中有明确的交待。{17} 从范本不难推知，其体例、范围、卷数仍然依原志不变，但是在资料与叙述上有增删。因为残存于世的志书“亦不无不纯不备之感”，所以范氏“删其芜陋，补其阙略”，使“斯山之胜，约具于此”。{18}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范氏申明了两点：其一，因为“仓卒经行”，所以“未暇冥搜幽讨，备述其奇”。其二，山寺土田，因为其盈缩无常，增损不一，多在宾邓二州（现为宾川县与邓川县）之间，自有有司主之，所以“志内俱略而弗载”。{19} 根据这些情况就不难断定，范本《鸡足山志》除了在资料与叙述上有所增删外，对大错本《鸡足山志》毫无实质的改变。况且，时任云贵总督的范氏公务在身，所下工夫也真是欠缺，不能与身居鸡山的释大错同年而语。对此，范公颇有自知之明，只求其为未获至鸡山而慕其名者游山于几席之近的指南之助，即已引为快事了。{20} 它似乎只是较大错本略显进步而已。尽管如此，却必须承认范本《鸡足山志》，在当时乃至大错本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称得上是一个最为完备与影响最大的本子，而且迄今仍为流行。其历史价值自不待言。因此，范本《鸡足山志》得到了当世与后世的高度评价。时为清廷巡抚云南的王继文对其推崇备至，在为其所作序文中谓该志：
　　（12）……于星辰分野，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兹蔓之容；于仙岗佛窟，得贝叶琪花之派；于文章宗旨，得抒灵标性之机；于虫鱼鸟兽，得屈伸动殖之理；别类分门，搜巨剔细，栩栩然觉神游其际。而五百里之名山胜地，近在磨丹渍墨间也。播诸中邦洵为方外之奇，传诸奕叶并寿不刊之典。且此书出，而卧游有具，余亦得藉，以告无憾耳。{21}
　　而且，范本《鸡足山志》被收入官修的《四库全书》之中。其《总目提要》对该志的介绍如次：
　　（13）承勋，镶黄旗汉军，大学士文程之子，浙总督承谟之弟，官至云贵总督。鸡足山在云南宾川州东一百里，一顶三支，俨如鸡距，在苍山洱海之间，相传为迦叶尊者入定处。佛寺最多，故志山者多述佛门之事。是编，乃康熙三十一年，承勋因旧［本］增修，为图纪、考证、星野、形势、山水、寺院、人物、灵迹、物产、艺文凡十门，而以迦叶像赞冠于卷端焉。{22}
　　由此可见该书在中国历史上所居的地位了。从上文可知，范本《鸡足山志》的这一历史地位，实际上是由大错本所奠定的。而王氏对它的评价，则不免过溢之美。假如用之于大错本，则甚为相宜，可以相得益彰。比之于王氏而言，临济三十二世香海本元冰壑的评价就要平实与客观得多。他指出：
　　（14）盖鸡山去中原较远，文献少所征信，自大错和尚纂修成志，鸡山之胜概乃传，屹然与普陀、五台、峨嵋并峙。其志虽不备美，而志实始于此。辛未冬，制府范公奉简命巡历诸边，乃于公暇即登临焉。复捐金建阁其上，挥如椽之笔，灿珠玉之章，顿使佛土生光，山灵起色，将与燕然之石，永重奕祀，山水之赖人文，顾不重哉。后之采风者，披览之下，了然若指诸掌。{23}
　　然而，历史毕竟变了！人的命运与书的命运皆变得大不同了。也许，历史的错位是难以避免的。释大错的著作被清廷列进毁禁书目，销毁未尽者散落无遗{24}，而范承勋的著述则获得官方重视，成为传世之著。二者适为鲜明之对照。不过，这也是一件有趣的历史事件。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范公难道不是大错本的保护者与传播者吗？的确，范本为我们了解与研究大错本保留与供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大错本《鸡足山志》的显著特征与贡献主要有：
　　第一，从零开始，筚路蓝缕，凭空撰著，不惝讥评，创制了鸡足山志的体例，分为：图纪、考证、星野、形势、山水、寺院、人物、灵迹、物产、艺文，凡十门。（见上述引文（4）、（5）与（13））
　　第二，根据山志的体例，别类分门，搜巨剔细，对鸡足山的历史与现况作了全面、系统与详尽的记述。（见上述引文（9）、（13）、（11）与（12））
　　第三，山志“载千秋之史笔，纪荒外之名山”，借鉴与吸取了《尚书·禹贡》、《吴越春秋》、《绝越书》、《山海经》与《水经》等书的写作手法与特长，在文体与写作上具有历史与地理书的特点。（见上述引文（10）、（11））
　　第四，山志“罗正变之鸿藻，集今古之大成”，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从文学史来看，其所集成的鸡足山水之文记诗赋，足以使以山水文章“最称奇削”的一代名家柳河东甘拜下风。这一点恰恰可以说明，大错纂修鸡足山志的确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它以应劭《封禅义》，诸葛亮《黄牛庙记》以及柳河东游记（见上述引文（2））为一种参照，但却不乏创新，不仅及之，甚至更有过之之处。（见上述引文（9）、（10）与（11））
　　第五，山志填补了宋代《洞天佛地》的缺失，客观地确立了鸡足山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在中国的佛山名胜中，将有鸡足山的崇高地位。因而使鸡足山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定位与名声。
　　总的说来，大错本鸡山志是一部体例完备，资料详实，撰述严谨，文采斐然，颇具原创性的集大成的山志。它上承弘祖本，下开范本，垂范后世，真正成为鸡足山志的奠基之著（见上述引文（14））。以后的鸡足山志的编撰，无不受到其影响，无不是在其“百尺竿头”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自从释大错的《鸡足山志》问世后，远近闻名，鸡足山名声日隆，庙宇扩增，弘法大业更趋兴盛，以致成为东南亚与南亚的佛教圣地。
　　对大错来说，仅《鸡足山志》已足以使他名入丹青，永世流芳了。然而，大错深知人无完人，书无完书的道理，尽管他在鸡山有过姿肆言狂，以为世外荒僻没有文彦俊杰而留下口业，但是他对于山志一事总是虚怀若谷，保持高度的惕诫。他表示自己虽然已经为《鸡足山志》竭尽了全力，但是“求其不为好古博闻之士所嗤摘也，难哉！”。因此，他为那部山志与他自己均留有余地。他在自序的结尾处说，此志聊供日后修志者讨论润色的资谈，“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鸡山杰作，只有留待后来居上的君子去完成了。这并非故作谦虚，而是他的寓意的表达。
　　四、咏鸡山诗文
　　大错和尚隐居鸡足山后，不仅纂修了《鸡足山志》，而且留题的诗赋文在历代文人中堪称最富，而且也是最负盛名与最具代表性的。据笔者从民国年间剑川文人赵元联所辑《大错和尚遗集》与范本《鸡足山志》著录统计，释大错咏鸡足山的诗文赋具体目录如下：
　　（一）文
　　《鸡足山志序》、《鸡足山指掌图记》、《鸡足山四友记》、《天柱山四观峰记》、《放光寺摘星记》、《河子孔记》、《白石崖记》、《尊胜塔院记》、《华藏洞记》、《石洞上潭记》、《石洞下潭记》、《檀花箐记》、《片云居记》。（二）诗
　　《赋得山静似太古东赵云升户部三首》、《采茶》、《试新茶》、《春日游九重崖》、《华首门》、《春晴独游》、《鸡山散步》、《尊胜塔院待月》、《片云居听雨》、《鸡足山古松歌》、《崖壁古碣石歌》、《鸡山绝顶放歌》、《晚步钵盂庵三首》、《玉龙阁瀑》、《不知处》、《鸡山除夕二首》、《山中送张李两公归途有感》、《山僧藤杖》、《鸡足山三首》、《登鸡足山绝顶》、《悉檀寺》、《迦叶殿留宿》、《石钟寺》、《尊胜塔院看落梅四首》、《片云居海棠二首》、《云起》、《松下独坐》、《新竹》、《竹间待月》、《山居》、《松下煮茶》、《山斋晚坐二首》、《鸡山梦中得句》、《山中晚烟》、《梦题烂柯图》、《溪边晚眺》、《山居》（之二）、《鸡足山顶联句》（合著）。
　　（三）赋
　　《鸡足山赋》。其中，序文与游记13篇；诗47首；赋1篇；凡61件。另有若干篇难以确定，待考。大错对于鸡足山的深情由此可见。
　　释大错吟咏鸡足山的这些诗文赋，记述、描绘与刻画了鸡足山古来为中国佛教圣地的历史、现状与其名山大川的地貌特征；热情地讴歌与赞美了鸡足山的自然风光之奇美独秀；表现了幽深的禅境理趣，超然的道骨仙风，心存高节与怀旧的故国情怀；透露出其佛、道、儒与“遗民”四重心态的错综交织的微妙之处。这些诗文正是释大错亦佛亦道亦儒亦“遗民”的人生遭际与存在境遇的真实写照。
　　在他的诗文中，千山、山径、竹径、柴门、高轩、白云、孤云、岚气……高松、长松、万松、塔影、瘦筇、竹坞、新篁、新茸、新苔、古树、树影、花影、苔茎、繁枝……流水、松涛、松溪、清溪、流泉、溪山、洱水……风雨、积雨、雪霜、雪峰……白鹤、独鹤、双鹤、鸥鸟、山鸟、邻鸡、野雉、麋鹿、寒猿、少马……朝春、迟午、夕阳、旧历、残年、日月、落晖……棋声、玉琴、禅诵、茶响、疏钟、鸡唱……香台、曳杖、茶烟、茶灶、酒炉、钓舟、残棋、仙家……古塔、洞门、石钟、石鼎……邻叟、老僧、樵夫、壮丁……胜情、皓魄、愁泪、孤灯、僧衣、行人等等，无不尽入眼帘，引发诗情，进入化境；而清泉怪石、修竹名花，古刹梵寺、禅僧道友，丁壮在田，耒耜并修，古村老树，淳朴民风……活脱而出，人文情怀，天地精神跃然其间，尤其是他的诗，鸟兽花木皆入禅趣，日海雪云尽是妙谛；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雅高洁而不失忧患之寓，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正所谓“山川之胜，林壑之美……皆我有也”{25}，而“玩物遗身之士，未易领其胜也”。{26} 试看：
　　《赋得山静似太古东赵云升户部三首》
　　一
　　山深人不到，流水对高松。
　　竹经花难扫，柴门云自封。
　　邻鸡迟报午，野雉罢朝春。
　　雨过新苔遍，惟余麋鹿纵。
　　二
　　春深花正红，况在万山中。
　　岁月应难志，耕耘自可风。
　　泉流随去住，树影任西东。
　　溪山垂纶者，竹藏未易通。
　　三
　　心闲耳目静，万籁不闻喧。
　　松下棋声落，窗前花影翻。
　　清泉灌芳圃，独鹤步高轩。
　　邻叟多淳朴，相看无一言。
　　再看：
　　《不知处》
　　山径每回折，幽深别有天。
　　到门先报鹤，小坐便为禅。
　　水曲堪忌世，松高不计年。
　　往来经几遍，次第洗尘缘。
　　《云起》
　　深深白云起，冉冉出山前。
　　风雨徒相乱，老僧仍闭关。
　　《山居》
　　涧响不闻人声，松阴竟忘亭年。
　　往来鹿豕为群，耳目居然太古。
　　《悉檀寺》
　　六十年前古佛身，蒲团小定悟前因。
　　石桥松迳当时路，担水搬柴旧日人。
　　扫塔几番寻杖钵，翻径犹自拂埃尘。
　　本来面目依然在，不向菩提印性真。
　　《石钟寺》
　　万松影里佛光回，百尺飞泉绝壑开。
　　塔古也知僧定久，月明几见鹤归来。
　　石钟寺老存灵迹，阴洞灯残照劫灰。
　　禅诵琅琅声定后，天花飘散妙香台。
　　《溪边晚眺》
　　朝衣着破着僧衣，扶杖溪边送落晖。
　　鸥鸟也知机虑尽，随波来往不曾飞。
　　《山斋晚坐二首》
　　一
　　晴岚半隐松溪，落照斜穿竹坞。
　　林外疏钟数声，窗下茶烟一缕。
　　二
　　好花半落苔径，山鸟乱噪繁枝。
　　窗前夜来风雨，老僧高卧不知。
　　《梦题烂柯图》
　　一局残棋世界移，仙家日月有谁知？
　　樵夫柯烂不归去，空记人间甲子期。
　　《山居》（之二）
　　竹树参差映户幽，酒炉茶灶也风流。
　　行人多有迷津者，莫向前溪系钓舟。
　　《鸡山除夕二首》
　　一
　　绝域逢衰蓦，羁危更可怜。
　　千山寥落夜，万里雪霜天。
　　旧历难重看，孤灯不忍眠。
　　莫辞坚坐久，未晓是残年。
　　二
　　岁岁崔人老，今年夕又除。
　　伤心荒徼外，愁泪甲兵余。此夜四时尽，明朝一载初。
　　霄分倍留恋，鸡唱又何如？
　　《片云居海棠二首》
　　其二
　　枝枝柔软斗婵娟，骀荡春风二月天。
　　红晕乍舒清露堕，娇痕半褪晓霞鲜。
　　无情有恨谁能见，似醉如啼我独怜。
　　南国莫愁香尽减，芬芳未许混清妍。
　　又如：
　　及时供茗具，幽事虑多违。
　　（《采茶》）
　　香绕歌余梦，凉侵醉里禅。
　　（《试新茶》）
　　胜情具千古，心期暗相接。
　　（《华首门》）
　　盘恒藉草生，矿然玩幽独。
　　此中与世忘，探讨殊不足。
　　（《春晴独游》）
　　水过回溪新契悟，云迷石洞旧因缘。
　　宰官身现原无相，回首西来又几年！
　　（《迦叶殿留宿》）
　　从以上这些诗不难看出，大错的山水诗不乏王摩诘遗风，深得杜子美风骨，但也增添了几许王船山的孤愤，特别是其晚年的诗风更趋“遗民”的个性，是故卓尔堪《遗民诗》评曰：“禅师为诗，磊落孤愤，借古喻今，善于怨者，亦知言也。”{26}大错的山水赋也别具特色，尤其是他的《鸡足山赋》堪称绝唱（此不能详论，点到为止）。至于其山水游记，则已如上文所评曰：“润藻摛华，体物状情，穷工尽态”{27}，不失柳河东之奇削，又有苏东坡之诡谲，但也犹如知情者赵元联所言：其文章、长卷、书法“清刚忠亮之气，喷薄而出，高山仰止。”{28}这由其《鸡足山四友记》一文犹可见之。
　　释大错咏鸡足山的诗赋文，就像鸡足山一样钟灵独秀，饱经沧桑，意蕴丰富，余韵无穷，冶佛、道、儒与遗民的精神于一炉，融禅学、道学与文学为一体，是中国明清山水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对于中国的禅学、山水美学、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来说，均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遗憾地是，由于他的“遗民”身份与历史，他成为满清所忌讳的人物之一，他的数种重要著作也为清廷所禁毁。虽然他的山水诗赋文多幸免于难，但是也散落遗失，鲜见于世。民国以来，尽管赵元联网罗遗散，辑有《大错和尚遗集》（四卷），然而刻印寥寥，流传不广，坊间偶有得之，也不幸在建国后“破四旧”与接踵而来的民族劫难中“灰飞烟灭”了。治中国明清文学史者未能发现它，岂非不是一大缺失吗？
　　以上所论，限于篇幅与时间，未能展开，详论俟异日矣。
　　五、余论
　　鸡山情长 衡岳遗恨
　　永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一日（公元1662年1月20日），由于缅事之变，桂王在昆明被清军所俘后死于五华山麓（今华山西路半坡处），大错和尚闻讯后，痛哭不已，离别了他至爱的鸡足山。从此，他真正地成为南明的遗民和尚了！最后，他行脚至湘，隐居于衡岳，十一年后委蜕而去。这正所谓“人世间事，固非绳趋尺步之士所能忖度”{29} 呵。赵元联评曰：释大错“初以为僧抗剧贼者，终以为僧徇君父。盖自金蝉惨变，而真不能不以圆顶方袍为毕生归宿。其节可壮，而其志尤可悲矣。”{30} 他一生反清复明，力抗乱敌，不坠青云之志，步涉滇云，栖禅鸡山，品梵华玉章，咏天地大美，撰《鸡足山志》，题不朽诗文，声名远播，永世流芳。从钱邦芑到大错和尚，从忠臣到遗民，虽然没有建立功业，千秋大节不见于史载志书，但是却在鸡足山留下了传世绝唱，成就另一番景象，“论定棺初盖，名成玉可埋”{31}，也算占到了中国士子所追求的“三不朽”之一了。“嗟乎！山水之灵，与人文相映发，不遇知己沦没”{32} 也。
　　大错和尚今安在？鸡足三峰{33} 颜未改。
　　迦叶持袈待弥勒，四友{34}执礼盼君来。
　　（王兴国，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历史学部教授）
　　注　释
　　①［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香海本元冰壑序，有云：“擅天地之灵奇者，无如山水，而能阐山水之灵奇者，赖有人文，是则山水之在天地，非文而何能发挥若是哉！”（铅印本，第8页）；徐元圭《游鸡山记》曰：“山川之秀在于天不在于人，然天开之，未有不因人以成之者也。”（同上，第204页）
　　②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17页。
　　③ 见［清］苍山释圆鼎编集《滇释纪》卷一《法源》，收入《云南丛书》。
　　④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重印本，第10~11页。
　　⑤ 香海本元冰壑序［明］大错和尚纂修《鸡足山志》，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8页。
　　⑥［明］大错和尚《鸡足山志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11页。⑦ 以上归田诗均见［清］赵元联辑《大错和尚遗集》卷一。
　　⑧ 见［清］赵元联辑《大错和尚遗集》卷一。
　　⑨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重印本，第6页。
　　⑩［明］曹延生为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序（一称《旧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9页。
　　{11}［明］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自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11~12页。
　　{12}［明］释大错纂修《鸡足山指掌图记》，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3页。
　　{13}［明］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自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11页。
　　{14}参阅［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传》，载于《大错和尚遗集》。
　　{15}［明］曹延生为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序（一称《旧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9页。
　　{16}［明］沈天锡为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10页。
　　{17}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6页。
　　{18}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6页。
　　{19}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6~7页。
　　{20} 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6页。
　　{21}［清］王继文为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序，铅印本，第5页。
　　{2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6史部地理类存目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第665页。
　　{23}［清］香海本元冰壑为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序，该书铅印本，第8页。参阅［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传》，载于《大错和尚遗集》。
　　{24}《狮子林记》，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153页。
　　{25}《狮子林珠帘水记》，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153页。
　　{26} 参阅［清］赵元联辑《大错和尚遗集》卷三。
　　{27}［明］曹延生为释大错纂修《鸡足山志》序（一称《旧序》），见［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自序》，铅印本，第9页。
　　{28} 参阅［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传》，载于《大错和尚遗集》卷三。
　　{29}释大错《华首门记》，见［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遗集》卷四。
　　{30}参阅［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传》，载于《大错和尚遗集》卷三。{31}《鉴涛遗诗》，见［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遗集》卷二。
　　{32} 释大错《尊胜塔院记》，见［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遗集》卷四。
　　{33}“三峰”指文中所提到的鸡足山的左中右三峰，即：左峰，名“花石回龙峰”（今罗汉壁、狮子林、九重岩至文笔山塔院一带）；右峰，名“青檀顾虎峰”（今青檀山、太极岭跌至白石岩，仰止台至拈花寺一带）；中峰，名“钟灵启圣峰”，又叫“绝顶中峰”（自迦叶殿、胜峰寺趺过华严传衣，而尽于接待寺一带）；因三岭前伸，一冈后距，俨然状如鸡足而得名。
　　{34}“四友”为大错在鸡足山的至交，他们是：华首门为“奇友”、玉龙瀑为“清友”、古松为“老友”、华藏洞为“奥友”（见［清］赵元联撰《大错和尚遗集》卷三；［清］范承勋纂修《鸡足山志》，铅印本，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