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回眸
　　张锡厚
　　[兰州]敦煌研究，200０年第２期
　　１２３-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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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锡厚（1937-　），江苏新沂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3年同校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敦煌文学》、《王梵志诗校辑》、《敦煌本唐集研究》、《敦煌赋汇》等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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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自敦煌遗书发现以来，敦煌文学整理研究的百年历程，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敦煌文学目录的整理研究，在敦煌文学文献目录和敦煌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二）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从《敦煌零拾》收录的“佛曲”三种，到《敦煌变文集校注》的出版，已取得惊人的进展，但对“变文”的释义、定性还存在分歧，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廓清。（三）敦煌诗歌、文赋、词曲的整理研究，已分别出版各种辑录丰富、勘校精良的录校本、校注本，而欲祛彼臆说，全其原书之旨，还有待进行全方法的、系统的研究。（四）敦煌文学的理论研究，从最初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窄狭范围，逐步扩大到敦煌遗书内所有文学作品（包括雅和俗两个方面）均归属敦煌文学的研究内容，已为人们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总数约达四万卷以上的敦煌遗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宝藏，它给研究中古时期的文学思想、宗教哲学、社会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提供丰富的资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即遭到英、法、俄、日、美等国探险者及文化间牒的劫掠，致使大批敦煌文学文献资料流散域外，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在北京向我国学者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展示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遗书，立刻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分别对一些极其珍贵的敦煌秘籍古本翻拍抄录和整理刊刻，撰述序跋进行评价，诸如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佚书》，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沙州文录》，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刊本先后问世，为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时间以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闻名遐迩，且被海内外学界视为显学。
　　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17卷8号）率先对敦煌遗书内《季布歌》、《目连救母》、 《唐太宗入冥小说》等文学作品进行整理研究，从而揭开敦煌文学研究的序幕。董康《舜子至孝变文跋》、罗振玉《佛曲三种跋》、徐嘉瑞《敦煌发现俗曲、俗文时代之推定》等文，则把人们的研究兴趣引向敦煌俗文学，而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的刊行，又提供许多难得的敦煌俗文学资料。其后，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20卷3期，1929年）， 向达《记伦敦所藏敦煌俗文学》（《新中华杂志》5卷13号，1937年）的问世， 则使敦煌俗文学之称更加流行起来。
　　至于“敦煌文学“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朔到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年）， 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新建设》1963年第1期）， 分别在文章内明确无误的提出“敦煌文学”的概念。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张锡厚《敦煌文学》（1980年），全书共七章，比较系统地介绍敦煌文学所应包括的敦煌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等文学作品，并论述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初步勾勒出敦煌文学的概貌。两年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次召开全国性的“敦煌文学座谈会”，本次会议又出版论文集《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号》（1983年）。直到此时，敦煌文学才以其丰富的蕴藏和累累硕果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同，并作为敦煌学的分支学科活跃在学术舞台。回顾敦煌文学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的百年历程，它不仅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注入许多新鲜的血液，而且从诸多方面证明敦煌文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敦煌文学目录的整理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敦煌文学文献目录，主要见于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陈垣《敦煌劫余录》等，同时收入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书附有以篇名首字的笔划多寡为序的索引，可以极其便捷地查找敦煌遗书内文学作品的收藏卷号，问题在于所收卷号仅限于五、六十年代以前著录的内容，其中尚难免疏误讹漏之处。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略可补其不足，但也并非尽善尽美。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纂《敦煌劫余录续编》（1981年），首次公布该馆1951年以后收藏的1065件敦煌遗书的目录，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 收入《斯坦因劫经录》未著录的S6981号以下的残卷目录。尤为可贵的是，一部由中英两国学者合编的大型文献图集《英藏敦煌文献》，经过重新翻拍精印英藏全部佛经以外部分的敦煌遗书，附有新编“索引”一册，为重新审视和研讨英藏敦煌文学文献提供更为真切可靠的资料。至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尚未收录的翟里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孟列夫等编《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单位收藏的散佚敦煌遗书目录，对敦煌文学研究来说亦有参考价值。
　　敦煌文学文献专题目录主要有向达《敦煌所出俗讲文学作品目录》（1943年）、关德栋《变文目》（1948年）、周绍良《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1954年）等。而较为完备的则是金冈照光《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1971年），该目不仅将敦煌文学文献分类著录，而且在解说部分大量著录七十年代以前发表的同类作品的有关研究论著，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不足的是文学文献部分著录的内容有限，大量的敦煌文学文献尚被拒之门外。
　　其次敦煌文学研究论著目录，随着敦煌文学整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最早出现的专题目录是曾毅公辑录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见《敦煌变文集》，1957年），尽管收录的范围有限，但已囊括1957年以前的变文研究成果。进入八十年代，有关敦煌文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或附于敦煌学论著目录之中，如刘进宝《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 —1983年）》（1985年）、 卢善焕、 师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85年）及《续编》（1990年）、邝士元《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分类索引》（1986年）、郑阿财、朱凤玉《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87年）等，均在文学类目下予以条分缕析的著录，具有检索便捷的特点。或辑成专门的敦煌文学论著目录，如张鸿勋、周丕显、颜廷亮《敦煌文学研究目录索引（初稿）》（1983年）、《敦煌文学概论主要参考著述目录》（1993年）等，前者为1983年以前之目录，其后历年的敦煌文学研究目录分别收录在《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后者尚属简目性质，仍有未备之处。或编成专题目录附载于敦煌文学专著之后，如张锡厚《王梵志诗研究论著目录》（1990年）、颜廷亮、赵以武《秦妇吟研究论著目录》（1990年）、项楚《王梵志诗论著目录》（1993年）、张锡厚《敦煌赋研究论著目录》（1996 年）、 颜廷亮《云谣集研究论著选目》（1998年）等，这类论著目录分别从不同方面给研究者提供诸多的学术信息，以丰富详赡为其特点，但使用起来仍有孤立分散的感觉，亟待整理出版一部最新最全的敦煌文学研究论著目录。
　　（二）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收录的“佛曲”三种，罗氏《叙录》指出：“演《维摩诘经》”，就是“演说佛书”的“说经”，属说话的一种。当时由于敦煌原卷首尾俱残，还不知道变文这个名目，便把这些类似“说经”的作品称为“佛曲”，这也是人们对敦煌变文的最早认识。其后，随着敦煌原卷陆续发现一些明确题署“变文”或“变”的作品，郑振铎明确指出“佛曲”是梵歌，是“宗教的赞曲”，但“变文”却是一种崭新的不同的成就更为伟大的文体。这种新兴文体说一直影响着变文的整理研究。
　　其次，五十年代以后，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1957年）的问世，为人们提供经过初步辑录勘校的变文读本，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以“变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讨论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变文的释文校议、变文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以及讲唱变文的仪轨等诸多方面。自此变文才作为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文体，堂而皇之地闯入文学史的神圣殿堂。
　　第三、七十年代以来，敦煌变文研究又向纵深方向发展，相继出版的录校本有孟列夫《双恩记变文》（1972年）、《莲花经变文》（1984年），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4年）、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敦煌变文集补编》（1988年），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1998年）；注释本有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项楚《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注》（1997年）等，为敦煌变文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充实更丰富的读本，进一步揭开敦煌变文的神秘面纱，成为唐代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通俗读物。
　　同时还陆续出版专门探讨敦煌变文的论集和专著，如潘重规《敦煌变文论辑》（1981年），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李骞《敦煌变文与话本》（1988年），敦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1990年），张鸿勋《敦煌说唱文学概论》（1994年），李骞《敦煌变文》（1999年）等，分别从不同方面探讨敦煌变文的源流及其文体特征，比较一致地认为《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78篇作品是一个复杂的文体组合，应当区分变文和讲经文、话本、俗赋、词文的相异之处，充分重视敦煌写卷的原有题名：变文、变、缘起、缘、讲经文、词文、赋、话、因缘等。对于这些不同的文体，张鸿勋统称为“敦煌讲唱文学”，并初步探讨这类作品与上古神话、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戏曲之间的传承嬗变关系，建立一整套敦煌讲唱文学的理论体系。
　　周绍良认为敦煌文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过去笼统认为‘变文’的东西，经过仔细辩识之后，仅就形制、体裁而论，大家已看到它有各种形式之不同，是不能以‘变文’一词概括住的。”与此同时，项楚提出变文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变文’其实包含若干种不同的说唱文学样式，其中就有狭义的‘变文’在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使用广义的‘变文’概念，界限是清楚的。”也是“说唱文学这类通用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传达”，故而“变文”一词还时常被作为书名而沿用下来，这对多年来敦煌变文的正名研究不啻是一种历史的误区。因此，有关“变文”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有待学者进一步论证和廓清某些模糊的认识。
　　敦煌变文是唐代佛寺禅门的“讲经”同民间说唱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它成长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土壤，直接秉承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在讲唱佛理经义的宗教文学的影响和启迪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兴文体。变文的突出特点是有说有唱、散韵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其题材大都取自佛经故事（如《降魔变文》、《破魔变》等），也有一些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孟姜女变文》等），富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因此，这种文体虽起于“释家唱导之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叙》），盛行在佛寺禅门，但也不能由此否认变文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实际上在唐人著述里已经有“变”的记载，如孟棨《本事诗》记张祜对白居易云：“明公亦有《目连变》，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岂非目连访母耶？”（又见《太平广记》卷251 ）吉师老还写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全唐诗》卷774），以及王定保《唐摭言》卷10提到皇甫松“因襄阳大水， 遂有《大水变》，极言诽谤”。这些记载有力地说明唐代诗人文士已开始尝试创作变文，可见唐代社会已经十分流行变文的文体。再者某些敦煌变文的写本原卷，还明确保存“变文”或“变”的题名，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变文是唐代文学固有的名称。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变文的产生和唐代的“俗讲”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时期，佛寺禅门的讲经逐渐产生“俗讲”和“俗讲僧”。段安节《乐府杂录》云：“长庆中（821～824年），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扬，感动里人。”又《资治通鉴》卷243载，唐敬宗在宝历二年（826）“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利用讲经的散韵合体与民间的说唱形式进行讲唱，这种俗讲的底本便是变文。另一方面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其佛教色彩逐渐被世俗内容所冲淡，讲唱者也不限于俗讲僧，出现以“转变”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同时创作出直接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这种非佛教故事类变文的发展进一步沟通人民的思想感情，受到僧俗人士的热烈欢迎，由此变文便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三）敦煌歌辞的整理研究，也是敦煌文学研究最热门课题之一，除在《敦煌零拾》、《敦煌掇琐》、《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之类录文本整理刊布过敦煌歌辞外，直到五十年代始有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1955年）问世，均为初具规模的敦煌词曲结集。其后，饶宗颐《敦煌曲》（1971年）、林枚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1986年）、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等相继刊行，由最初收词162首（再版增至164首），发展到1300余首，这是惊人的突破，同时也为词曲研究提供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高国藩《敦煌曲子词欣赏》（1990年）及其《续编》（1992年），为敦煌曲子词的普及作出宝贵的努力。
　　敦煌遗书保存的《云谣集》是我国目前发现刊本年代最早的一部词集，它比《花间集》、《尊前集》的成书年代至少要早三十年。从王国维于1924年发表《云谣集》录文本（仅收词3首）后，又有罗振玉、 朱祖谋、刘复、郑振铎、冒广生、唐圭璋等录校笺释本问世，收词30首，其后各家敦煌词集亦收有全本。七十年后，又有胡适校本《云谣集杂曲子》30首（1971年）、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1971年）、沈英名《敦煌云谣集新校订》（1979年）等。或迻录、或影印、或校订、或考释，见仁见智，各逞其说。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版本的刊行都是在辨析原卷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汇新知，时有创获，显示出由烦到简、由粗到精，剔除疑难，恢复原貌的提高过程，特别是在考订文字、训释词义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至于散见的敦煌歌辞写卷的整理研究虽有诸家的辑录校证，而欲祛彼臆说，全其原词之旨，还有待进行完璧的研究。
　　敦煌歌辞研究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把歌辞限于“词”、“曲子词”，认为“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遂又统称古曲子为词”（王重民《敦煌曲子词叙录》），这段话重视词主文（摛藻），而忽视声，借用词去替代曲子，由此产生只重视摛藻的词，排斥民间主声、不摛藻的歌辞。因而在审定敦煌曲子词时，严拒民间歌辞〔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甚至包括反映民间生活的歌辞，如“发愤勤学”、“劝识字”、“征妇怨”等也一概不选，从而把敦煌歌辞研究限定在窄狭的范围。任二北先生认为辨别敦煌歌辞必须坚持由声定文、由乐定辞的原则，凡是能够歌唱的辞，不论是民间的作品，还是文人作品，也不究其文采如何，都属于歌辞之别，其结果是把民间歌辞提高到与文人歌辞同等的地位，完全打破那种轻视民间“俗曲”、“俚词”的传统看法，既开拓敦煌歌辞的研究领域，又大大丰富我国歌辞史的研究内容。
　　敦煌歌辞的发现，除了说明宋词和乐府之间，唐代歌辞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外，还从某些方面打破词学研究的传统观点，过去认为唐五代词专咏男女之情，以《花间集》、《尊前集》为代表，风格以婉约为正宗，但从敦煌遗书所藏1300多首歌辞看，题材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不少作品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通俗自然的语言，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出清新刚健、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远远超出婉约派的词作。不难说明词的前身——唐代歌辞（包括敦煌歌辞）开始出现就不限于婉约，而以抒发人民的思想感情为目的，以丰富的现实生活为内容。
　　过去认为宋代才有慢词、长调，唐代只有短词、小令，这种看法在敦煌歌辞面前也很难自圆其说，　因为敦煌歌辞里已经出现〔倾杯乐〕110字、〔内家娇〕106字等百字以上的长调，远远早于宋代的慢词。再者北宋词人柳永（约981～1053 年）生活的时代距敦煌歌辞的繁荣时期较近，从他创作的俚词来看，明显地受民间词的影响，并成功地运用铺叙的手法，发展了敦煌歌辞的长调体制，以致蔚然成风。总之，随着敦煌歌辞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词学史研究也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四）敦煌诗赋的整理研究。最早刊布的敦煌诗卷是韦庄的《秦妇吟》（1920年），目前已发现十种写本，其中题记年代最早的写本是“天复五年乙丑岁（905）十二月十五日， 敦煌郡金光明寺学士张龟写”（见P3381， 天复只有四年， 乙丑岁当为天祐二年，公元905年），这个写本距离作者写这首诗“中和癸卯（883）春三月”， 只有22 年，应当说是最接近原诗的写本。 《秦妇吟》是一首长篇叙事诗，约达1600余字，有的研究者认为韦庄新历黄巢起义的动荡年代，所以才能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入浅出地展现黄巢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过，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诗人维护面临崩溃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倾向，因而诗中往往丑化起义军为“贼”、“妖徒”、“狂寇”，发泄他对农民起义的不满和仇视。但是，与作者愿望相反，诗中描绘的却是那些敢于造封建皇帝的反，建立农民政权的起义将士，诗人有意无意地把李唐王朝的倾覆概括为脍灸人口的名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正是这首诗的强烈政治内容和生动艺术手法，诗成之后，不胫而走，边塞西陲，纷纷传抄，这也是作者本人和统治阶层无力尽绝的。今天，当这些振撼人心的诗句重返唐代诗坛，恢复诗人创作的本来面目时，敦煌文学又一次闪动耀眼的光辉。
　　敦煌遗书所藏王梵志诗集，经过胡适、郑振铎的整理研究，已使这位唐初著名诗人重新活跃在唐代诗坛，并为其后的王梵志诗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82年，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王梵志与太公家教》在巴黎出版，接着，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1983年）、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1986年）、项楚《王梵志诗校注》（1991年）相继刊布，从而敦煌遗书保存的王梵志诗卷才逐渐有了更为完整的结集。为了追求王梵志诗的勘校精审和释义允当，涌现出一批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商榷补正之类的文章，从而使王梵志诗的整理研究日臻完善，既可弥补《全唐诗》的不足，又提供研究通俗诗发展的重要材料，它使人们看到唐代诗歌王国里还有不容忽视的通俗诗的存在。其中部分诗篇以嘲戏谐谑、奇巧蕴藉、惊世骇俗的诗风，真实地记录下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劳动人民穷 困苦的生活，比较尖锐地反映出李唐王朝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敦煌遗书所存诗歌抄卷，多为唐代诗人的专集、选集残卷，或者是佚篇残句，它的发现为辑补《全唐诗》之佚提供许多难得的材料，率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王重民，他撰写的《补全唐诗》（1963年），依据敦煌遗书所藏唐人诗歌共补诗97首，又残者3首，附者4首，总计104 首。作者50人，《全唐诗》未载者19人。其后，刘修业、王尧、舒学等又在王氏手稿的基础上，复得127首。表面上看两者辑得佚诗只有231首，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要从几万卷的敦煌遗书和上千卷的《全唐诗》逐一查对，考定辑佚互见之作，是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孙望、陈尚君等亦撰有利用敦煌诗歌辑补《全唐诗》之作（见《全唐诗补逸》、《全唐诗补编》）。再者，某些单篇文章辑录的唐人佚诗同样值得称道。问题在于敦煌遗书内唐人诗歌抄本既多且杂，又包含大量流传民间的通俗诗，以及传抄于佛寺禅门的劝世说教诗，也为辑补《全唐诗》增加一定的难度。
　　已经问世的辑补著作，如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1982年）根据P2555所载72首陷蕃诗， 以及亲自考察陷蕃者被押解路线之后而撰成的一部考释性论著，虽然引起热烈的讨论和商榷，其结果只能是愈辨愈明，更加接近原诗的真意。汪泛舟《敦煌僧诗辑校》（1994年）是专门辑录敦煌遗书内释氏佛徒撰写的僧诗或内容上可以归入僧诗的录校本，收诗471首，是研究敦煌释氏诗歌的重要辑本。 张锡厚《敦煌诗歌考论》（1988年）、项楚《敦煌诗歌导论》（1993年）则又把敦煌诗歌的全貌予以全面系统的评述，使人们对敦煌诗歌有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至于《敦煌唐人选唐诗》残卷的整理研究尚处在孤立的、分散的状态， 虽有黄永武《敦煌的唐诗》（1987 年）、　《敦煌的唐诗续编》（1989年）行世，仍属单篇论文的结集，还有待全方位、系统的研究。
　　敦煌赋类作品包括两部分。一是通俗的故事赋（或称俗赋），如《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等，整理本主要见于《敦煌掇琐》、《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等，校释本有《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学作品选》（1987年）、《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敦煌变文集校注》（1997年）等，其他专题性研究文章亦为数甚多。二是文人赋作，一直未受重视，即或有所涉及也属单篇跋文或叙录。七十年代以来，潘重规《敦煌赋校录》（1976年）、陈世福《敦煌赋研究》（1977年）、张锡厚《敦煌赋校理》（1987年）分别以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为人们描绘出敦煌文人赋的概貌，除见于《文选》的赋作外，初步搜集到42种载有赋的卷号，去同存异，校理出23篇赋作。如伏俊连《敦煌赋校注》（1994 年）、 张锡厚《敦煌赋汇》（1996年），则又为人们提供辑录最全、勘校详赡的丰富刊本，使久佚的敦煌赋卷始得重显于世。
　　（五）敦煌文学的理论研究。由于敦煌遗书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学蕴藏，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分别设有专门章节对王梵志白话诗和变文之类作品进行开创性的探讨，并十分推崇敦煌俗文学的历史作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仍然十分重视敦煌文学的民间性，在一些章节内或详或略的加以论述，这与敦煌文学的丰富内容相比是很不相称的。八十年代以后，张锡厚《敦煌文学》（1980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次就敦煌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及其他文体进行概略的论述，被称为“此书起着中国敦煌文学简史的作用”。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1984年），其研究重点仍侧重敦煌的俗文学，其后，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发现敦煌遗书内文学写卷，不仅覆盖范围广泛，文学样式之多也是空前的，其中既有流行民间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有数量可观的诗人文士创作的作品，因此敦煌文学的研究对象已不能局限在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的窄狭范围，应当而且必须扩大敦煌文学的研究领域。
　　1988年，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的发表，彻底冲破敦煌俗文学概念的束缚，他认为敦煌文学应包括：①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②边疆文学和中原文学；③官府文学和寺庙文学，进而主张扩大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具体地说可以参照《文选》分类法，把敦煌遗书内文学作品，按文体归纳为30类，由此产生按文体判明敦煌文学作品的分类法。稍后，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1989 年）在周氏分类基础上稍作调整， 把30类归纳为27类，使敦煌文学的整理研究进入一个范围更为广阔的天地。不过，若把敦煌遗书内某些应用文体也纳入文学范畴，又与以形象思维作为文学概念的基本特征的分类法有着难以调合的矛盾。
　　1993年，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的出版，对敦煌文学概念再次加以严格的界定，进一步驱散人们对敦煌文学概念的狭隘理解，把敦煌遗书内俗文学和雅文学均归入敦煌文学的研究范畴，分别予以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为初步建立敦煌文学的理论体系作出重要贡献，这也是九十年来敦煌文学理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
　　1994年，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认为敦煌文学作品应按其表演上的归属，分别划入两大系统：属于清唱文学（包含音乐文学）的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议论文、曲子辞；属于韵诵文学的俗赋、诗歌等八种体裁。从而把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和考察，为人们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但却忽略敦煌文学自身的文学特性，已引起敦煌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展望未来，敦煌文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尚须继续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