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开发的普陀山的僧俗先驱
　　徐金龙
　　在渊远流长的普陀山发展史中，曾经涌现过多少建功立业，彪炳千秋的僧俗名士。溯源讨根，秦朝方土安期生和唐大中元年(847)燃指于潮音洞畔的佚名梵僧首开僧俗人山之先河。但真正耳熟能详，名垂史册的僧俗先驱，当推汉代隐士梅福和唐末日本请益僧慧萼。
　　梅福
　　梅福，字子真，汉寿春(今安微寿县)人。少年时就读于长安。对儒家经典《尚书》、《谷梁》、《春秋》通彻明了。曾任郡文学，官至南昌尉。平时读书养性，洁身自好，成帝(刘骜，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专横拔扈。其王氏兄弟，分据势官，包揽朝政，满朝文武惧不敢言，成帝也谦让无所专。梅福对此愤恨不平，屡次上书，请求削除王氏的威柄。因梅福乃一微臣，为奸臣所抑，上书未能被采纳。元始中(公元2年)，王莽专政，梅福见时事日非，乃弃官抛妻别子，来至九江，传说他成仙而去。后来有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见到他。此时已改姓名为“吴市门卒”。继至普陀山炼丹隐居而终，此山因而得名“梅岑”。
　　梅福的行迹，后人做过许多考证。考证的依据，主要是看那个地区有无遗址和胜迹。陆游考证梅福在会稽山，作《梅子真泉铭》说：“梅公之去汉，变姓名，弃妻子，舟车所通，何所不阅。会稽山麓之子真泉，甘寒澄彻，珠霏玉雪，与子徘徊酌泉饮之，亦足以尽公之高，而叹其决也”。陆游对梅福曾至会稽山持肯定态度，是因为会稽山有“子真泉”可以作证。清代康熙年间，慈溪裘琏编纂《普陀山志》时考证梅福至普陀山时说：“子真既可从吴市至会稽，独不可从会稽至洛迦乎?会稽曰梅山，此曰梅岑；会稽有子真泉，此亦有子真井。余信子真于洛迦，犹陆先生信子真于会稽也(《普陀洛迦新志》广陵古籍版P542)。他确认梅福至普陀山的依据，是普陀山名“梅岑”，有“子真井”等遗迹。
　　梅福至普陀山修炼，说明普陀山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就已经开发，距今已2000余年。梅福生前的时代，中国道教还没有正式形成，佛教也没有正式传人中国。对于梅福的信仰，谈不上什么宗教派系，他只是一个爱国爱民、富有高尚情操的避世隐士。是普陀山最早的开拓者。他不畏权势、嫉恶如仇的思想和超凡脱俗的品德，受到普陀山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尊他为“仙人”和“真人”。为了纪念梅福，遂将他隐居之山命名“梅岭”，把梅福炼丹时的井取名“仙人井”。
　　唐代日本高僧慧萼在普陀山开辟不肯去观音院以后，普陀山渐成“海天佛国”，遂名补怛洛迦，不再以梅岑作为全山之总名。“梅福”的色彩，逐渐为“佛国”的氛围所替代。梅岑峰一带的景区亦被称为“西天法界”，人们上梅岑峰游览和礼佛称为“上西天”。
　　普陀山梅福的景观有：
　　梅岑峰：在达摩峰右，为南山最高峰，是梅福在普陀山隐修的山峰。这里林石幽秀，风景优美，遍山野梅，香满幽谷，誉为海上罗浮。明代学者邵辅忠写《梅岑峰诗》云：
　　几树疏梅倚石斜，问梅开落属谁家?
　　东风昨夜频吹到，也作如来小白华。
　　清代定海县令缪燧题诗云：
　　子真隐吴市，胡为在海涯?
　　岂慕岩谷幽，与佛成一家。
　　梅岑留遗迹，高回陵青霞。
　　我来当三月，满林杜鹃花。
　　披襟一长望，海涛浴浮槎。
　　三山如可到，蓬莱路可赊。
　　稚川晚得道，岂真在丹妙?
　　一令复一尉，超然不可偕。
　　梅岑庵：在梅岑峰山椒，是梅福的炼丹处。明代万历中(1573—1619)由如回禅师创建。旧名梅福庵。后陆中书游庵题额“梅仙庵”。清代康熙年间，改名梅岑禅院。今仍名梅福庵。规模不大，但大殿古朴，客厅净室，窗明几清，幽雅别致。历代名人为梅岑庵题诗甚多。如释法浞题《梅福庵》的诗云：
　　行义何妙又洁身，梅花独占首阳春。
　　寻来丹井今犹在，无复当年跨鹤人。
　　清代乾隆年间许琰题《梅岑庵》诗云：
　　青林长秀蔚，苍岭故纡回。
　　井地犹存汉，山岑尚姓梅。
　　抱忠徒海窟，避世且云隈。
　　千载真冰玉，桐江亦钓台。
　　(注：“桐江钓台”即浙江桐庐严光钓鱼台。严光，后汉姚余人，字子陵，少时与光武同游学。光武即位，严光乃埋名改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后光武寻得。拜官谏议大夫。严光力辞不就，隐居于富春江严陵滩。其妻梅福女，亦从光潜隐于富春江，与梅福遥遥相望。)
　　梅福井：有两处，一在梅福庵内。相传此井水洗眼，可以明目。一在几宝岭下“万福来朝”古洞内。前临大海，人地丈余，泉水从井底涌出，旱不少减，涝不微增。暑则凉，寒则暖，其色莹碧，饮之甘美润爽。相传秦时安期生、西汉梅福、东晋葛洪都在此炼丹，用过此井。以上三位相传都是羽客仙人。故称：“仙人井”。清代裘琏作《仙人井》诗云：
　　寿春仙尉早忘家，避地终浮海外槎。
　　一斛澄波赢万顷，至今犹宿汉烟霞。
　　梅湾：围绕梅岑峰和梅福庵景区的山湾称“梅湾”。明代屠隆所列“普陀十二景”，“梅湾春晓”首列第一。历代名人为“梅湾”题诗甚多。如明代屠隆所题《梅湾春晓》诗云：
　　梅尉丹炉火不温，疏枝淡月岛烟昏。
　　只愁海叟吹龙笛，攧落罗浮万树魂。
　　又李桐诗云：
　　万树梅花开满湾，冥濠春色驻枝间。
　　回思仙尉成丹日，开落随时待九还。
　　释明慧诗云：
　　梅花万树满前湾，仙尉于今丹灶间。
　　春色自来还自去，何曾一片落人间。
　　慧萼
　　日本天台宗(一说法相宗)僧慧萼，亦作慧锷、惠萼，据有关资料记载，他三次来华求法，这在中日交通史上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一奇迹。而且这三次来华正处于日本遣唐使航船的停顿阶段(839—894)，完全凭藉搭乘中日商船，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慧萼为弘扬佛法和开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无量的功德。开创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使普陀山成为中国佛教圣地之一，与五台、峨嵋、九华合称为四大名山，为普及和弘扬观音菩萨信仰，在日本和东亚等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尊为普陀山开山始祖。
　　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708—1192)与中国的隋唐时代(581—907)同属于佛教鼎盛的“黄金时代”。日本政府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官船，前后达18次之多。学习和引进中国优秀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术。随同人华的日本佛教的请益僧和留学僧很多。学问僧来华的目的是留学，志在深造；请益僧则是具有一定造诣的高僧，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佛教思想、教义、组织形式以及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和学问，请回佛经、佛像等。因此，在人员的挑选上，都选择既精通经史且通晓中国国情的高僧担任。而且非常注意相貌，要仪表堂堂，在朝廷要受到人们的敬仰。慧萼就是受嵯峨天皇和橘皇后派遣来华的请益僧。
　　日本嵯峨天皇和橘嘉智子皇后(称“橘皇后”)都笃信佛教。特别崇仰中国禅宗马祖道一法嗣弟子杭州盐官灵池寺齐安国师的禅风，日本承和十四年(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特派慧萼来华，交待他两项使命：一、朝礼五台山，并准备宝幡、绣文袈裟布施五台山寺院；二、至杭州灵池寺礼请齐安国师去日本传法。另外慧萼本人还带有两个弟子，也打算利用去华的机会，让两个弟子在五台山学佛(即留学)，继续深造。由嵯峨皇后特遣人华的僧人，就是朝廷派出的请益僧，可以乘日本“遣唐使”航船。但是，不巧的是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于唐文宗太和八年(834)，日廷任藤原常嗣为大使，小野篁为副使以及判官、录事等650余人的使团，分四艘船只，于836年人唐，自筑紫发船，途遇暴风，折坏船一艘。次年，余下三艘船只又遇风折还整修，副使小野篁以“船只分配不平为藉口，拒不登船”。并作《西道谣》以讥遣唐使，日皇发怒，将小野篁流放于隐岐。由常嗣大使等至唐，进谒文宗皇帝。公元839年，常嗣回国时，“忧使船之不完善”，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县)分乘新罗船，经新罗回日本。由于船只原因，日本第十四次遣唐使航船，延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遣唐。此后，日本遣唐使于此告终。
　　慧萼于唐会昌元年(841)，率弟子2人乘商船人唐，船泊楚州(今江苏淮安县)，至雁门登五台山。在此，他除了将橘皇后的布施品宝幡、绣文袈裟等施给五台山各寺院外，还为两个弟子，“发愿为求十方僧供”，在此长住留学。这年秋天，至浙江天台山朝礼，并在此暂住。后至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灵池寺、拜谒齐安国师。齐安(?—842)，俗姓李，海门(今程属江苏省)人。传说是皇室宗亲，参马祖道一禅师而得法。后住盐官海昌院，故以“盐官”为号。唐帝封其为国师，谥号“悟空禅师”。慧萼拜见他时，已经90高龄。慧萼传达橘皇后的旨意，邀请齐安国师至日本弘法。齐安因年岁已高，遂推荐该寺上首僧义空禅师前往。次年(会昌二年，842年)，义空禅师与法弟道防随慧萼乘日本李邻德四郎船，经明州(宁波)回日本。初住京都东寺。橘皇后时常请人宫内询问禅要。后创建檀林寺，邀请义空为开山。橘氏也常住寺学法，被称为“檀林皇后”。义空成为我国禅宗临济宗传人日本之始祖。
　　开创普陀山观音道场被尊为开山始祖
　　日本文德天皇齐衡年间(854—856)，慧萼最后一次来华朝圣五台山。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一尊。于唐大中十二年(858)取道四明(宁波)回国。由海路途径普陀山附近时受阻。慧萼心想：这恐怕是观音菩萨的意愿，于是将观音菩萨圣像安奉于山，后由张氏在宅中建“不肯去观音院”。
　　这段经历，闪耀着许多神奇的色彩。据说慧萼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回国，船行至普陀山洋面(今称莲花洋)时，海上突然涌出无数铁莲花阻住去路，慧萼就跪在像前忏悔说：“若是菩萨不愿东去，弟子将于此地结庵供奉。”慧萼忏毕，铁莲花顿即消失。洋面风平浪静，船当即驶向潮音洞，安然停泊。遂建立“不肯去观音院”。这个传说流传比较普遍。还传说慧萼在普陀山筑庵供奉观音菩萨像后，鄞县四众听说此事，派人至普陀山将此观音菩萨像请至宁波开元寺供奉。其后有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异僧，随带上等的木材，主动至开元寺登门施功，仿刻观音菩萨像。约一个月时间圣像刻成，这位异僧却不知去向。于是鄞县僧众，复将观音圣像送还至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这个传说说明，观音菩萨有缘于普陀山建立道场，这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改变不了的。也说明普陀山及鄞县人民对观音菩萨信奉的虔诚与尊敬。从此，普陀山遂成为观音菩萨道场。慧萼被尊为普陀山开山始祖，受到人们的尊崇与敬仰。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敕普陀山扩庵为寺，赐额“宝陀观音寺”。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朝廷又赐额“圆通宝殿”，钦定普陀山专奉观世音菩萨，成为法定性的观音菩萨道场。
　　时至近代，我国佛学法相宗著名学者黄忏华撰写的《中日佛教关系》文章中给慧萼以极高的评价。他说：“中日佛教关系史上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因日本高僧慧萼而开创”(《中国佛教》第1辑第190页)。丰子恺先生写的《不肯去观音院》文章中也写道：“日本高僧慧萼自五台山，请得观音佛像回国，途经普陀山遇阻不动。慧萼就向观音菩萨祷告：‘菩萨如果不肯到日本去，随便菩萨要到哪里，我和尚就跟到哪里终身供养。’祷告毕，船只移动，行驶至普陀山潮音洞张姓居民家中供养，叫做‘不肯去观音院’。慧萼法师也就在这不肯去观音院内终老。”(《缘缘堂随笔集》一—第458页)。今有日本友人赠送的慧萼大师的尊像供奉于普陀山旃檀岭下西方净苑。
　　慧萼在普陀山开创观音菩萨道场的喜讯，传至日本，在日本很快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渡海来华，朝礼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者甚多。据说，后来日本国仿照中国普陀山观音菩萨道扬的模式和布局，在那智山也建立了一座“普陀山洛迦观音道场”。那智山绿树成荫，梵刹叠建，金瓦香烟，梵钟潮音，久盛不衰，成为日本国最大的观音菩萨供奉地。但是，“日本虽以本国的那智山作普陀洛迦道场，可是信士还是心向中国南海普陀”《佛教与中国文化》1977年中华版第222页)。尽管近代史上曾经发生日军侵华战争的历史悲剧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但广大善良的日本佛教信徒，并没有遗忘朝圣中国普陀山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和慧萼大师。1980年日本国以日本中部地区五个县供奉观世音菩萨为主的33座寺院，组成“日本国中国观音灵场会”。1990年该会派出考察团初访普陀山。1993年9月，日本国中国观音灵场会派出第三批友好交流团朝圣普陀山，把日本国中国观音灵场会33座寺院的33尊观音菩萨像供奉于普陀山西方净苑慧萼纪念堂。1996年9月，日中友好协会会员西龟幸雄先生，为报佛恩祖德，是在20年前就立下大愿，积三年零五个月时间的制作，精造庄严妙好之桂木观音圣像，远隔重洋，运抵南海，供奉于普陀山西方净苑。
　　中日两国人民对观音大士的敬仰和对慧萼大师的缅怀，将千秋万载，与世共存!
　　(作者徐金龙：1930年生，离休干部，曾任《当阳县志》副总纂，本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