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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羊论古寺
民谚云：“未有羊城，先有光孝”。
广州光孝寺是岭南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广，规模最为宏大的寺院。
寺址本是西汉南越王赵佗玄孙赵建德的住宅。三国时，吴国贵族虞翻被流放南海，居此讲学，时人称为“虞苑”。因苑中多植诃子树，又称“诃林”。虞翻逝後，家人捐宅为寺，匾曰“制止”，光孝历史，由此而始，迄今一千七百馀年矣。
“光孝寺自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二尊者创建道场，嗣后达摩初祖，惠能六祖先后显迹于此，一时宝坊净域，为震旦称首(见《光孝寺志》序)。”由是可知光孝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光孝寺名，曾几易其称。由“制止”而“王园”，再“乾明法性”、“崇宁万寿”。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诏改“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又易“广”为“光”，光孝之称，由此始矣。
光孝寺尚存有不少历史文物古迹，如：始建建于东晋的大雄宝殿，南朝达摩开凿之洗钵泉，唐惠能六祖的瘗发塔，密乘之陀罗尼古经幢，南汉铸造的千佛铁塔，宋时修建的伽蓝殿、六祖殿，以及碑刻、佛像、菩提树等。寺院气势雄伟，殿宇优美庄严，不愧为我国建筑艺术之瑰宝。1961年，国务院公布光孝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3月5日，由国务院批准，将光孝寺归还佛教团体管理。
光孝寺及其文物遗存，对于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中国佛教史、文化史、建筑史，以及广东地方史，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LM〗岭南第一古刹——光孝寺
位于南海之滨的广州，是一座历二千余年而不衰的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这座连接世界各国的东方巨港，远在上古时期就与佛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魏晋时期开始，东来弘法的高僧大德就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历艰险、渡重溟，在这里登岸，进入中国传播佛法的。而从中国前往天竺(古印度)取经的佛门志士，则从这里扬帆启程，开始他们“南渡沧溟”、“西天”取经的传奇经历。地理形胜，时节因缘，广州便成为海道弘法僧的出入港和集散地。东来西去的梵僧华侣在这里传法布道、翻经建寺，广州很快就发展成为伽蓝密布、三宝兴隆的“海宾法窟”。而在众多的佛教寺庙中、建寺最早、规模最巨、影响最大且至今保存最为完好者，就是素有“岭南第一古刹”之称的光孝寺。
岭海兰若 千年沧桑
光孝寺位于广州的中心地带越秀区光孝路109号。从中山六路沿光孝路北行不远，便可见到一座巍峨肃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坐落在高楼大厦环绕的闹市之中、红墙绿瓦、飞檐斗拱，古木参天，绿影婆娑，古朴庄重的建筑风格，在现代都市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仿佛炎炎盛夏的一片园林、滚滚红尘中的一方净土，使人一见而生清净之心、脱尘之意。
寺院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殿为中轴线。西侧有鼓楼、睡佛殿、西铁塔、大悲幢、东侧为客堂、斋堂、洗钵泉、伽兰殿、六祖殿、瘗发塔、菩提树。再东为睡佛阁、碑廊、东铁塔、莲池。东西两侧长廊环绕，整个建筑群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光孝寺寺址西汉时为南越王赵佗玄孙赵建德的王宅。三国时，著名经学家、东吴骑都尉虞翻，因屡谏孙权而谪居此地讲学，并在庭园内广植诃子树，时人称之为虞苑，又称诃林。
虞翻字仲翔，浙江余姚人，饱读诗书，尤精经学，谪居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岭南后，并未消沉颓废，而是著述讲学，诲人不倦，有门徒数百人，可谓开广州书院之先河。虞翻在粤十余年，对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岭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虞翻卒后，家人被赦返回故里，遂将虞园舍作佛寺。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年)， 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僧昙摩耶舍尊者远渡重洋来到广州，初居白沙寺，后到此地创寺传法，“创建大殿五间，名曰王园寺，随于此寺奉敕译经，有武当沙门慧严笔授。”1可以说昙摩耶舍实为光孝寺之开山祖师。他在广州传法时，收徒85人，其中有交州刺史的女儿张普明，昙摩耶舍为她讲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一卷。张普明后正式出家，成为岭南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比丘尼。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通晓大乘经典的东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附商舶、渡重洋，飞锡至此。在王园寺创立戒坛和毗卢殿，设“制止道场”、并“立碑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2至此，光孝寺(时称王园寺或王苑朝延寺)初具规模，成为岭南最早的佛教寺院。
梁天监元年(502年)，印度智药三藏法师由海道抵达广州，带来菩提树一株，植于寺内戒坛前。是为最早移植中国的菩提树。智药法师又预言说：“吾过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3他在粤弘法传教多年，于罗浮山创宝积寺，于韶州创宝林寺、灵鹫寺、檀特寺，是在粤建寺最多的西来梵僧。据传他离开法性寺后，即北上韶州，至曹溪水口，见溪水甘甜凛冽，四顾群山，峰峦奇秀，宛如西天宝林胜地，遂建议在此建寺，并再次预言一百七十年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开宗演乘，大弘佛法。当时担任韶州牧的侯敬中将此议表奏梁武帝，天监三年(505年)寺宇建成，梁武帝赐额“宝林寺”，是为禅宗祖庭南华寺之最初奠基。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王园寺改称乾明法性寺。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诏令各州建大云寺，乾明法性寺因而改名大云寺。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出于各种原因，借口“僧尼耗蠹天下”，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是为“会昌法难”。据《旧唐书·武宗记》、《资治通鉴》卷248等记载，当时被毁寺院4600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还俗僧尼2605万人，没收寺院土地千万顷。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光孝寺也未能幸免，僧人遭遣散，寺院被改为西云道场。……武宗逝后，唐政府很快恢复了佛教活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光孝寺复名为乾明法性寺。南汉年间(917—971年)更名为乾亨寺。宋建隆三年(962年)改名为乾明禅院，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檀越郭重华在寺内东边建六祖殿，匾曰“祖堂”，后屡经修葺。清康熙壬申(1692年)间，寺住持僧无际捐资重建，同时建有拜亭。宋崇宁二年(1103年)改称崇宁万寿禅院，政和元年(1111年)易名天宁万寿禅寺。
宣和元年，宋徽宗听信方士林灵素之说，改佛为大觉金仙，改僧为德士，改天下寺院为宫观，光孝寺再次被改为道教宫观，但不久便复为佛寺。宋绍兴七年(1137年)诏改寺名为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称报恩光孝禅寺，苛林易名为诃林，此名一直沿用至今。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敕赐“光孝禅寺”匾额。光孝寺在其全盛时范围广阔，“方圆几及三里”。广州民间有“光孝和尚，骑马上香”的说法。……历代檀越不断给寺里捐田捐地，明代中叶前的光孝寺在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拥有田地5000余亩。这些田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所得租金则用作僧尼的生活费用和寺庙的日常开支。明清易代，广东成为最后决战的主战场之一。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南下，炮轰广州城，光孝寺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清军入广州后，寺院房舍多被占用为兵营，寺院规模大为缩小。顺治八年(1651年)因广东贡院毁于兵火，寺院又被暂时用作贡院。顺治十一年(1654年)，将大殿由五开间扩建为七开间。康熙十一年(1672年)，平南王、靖南王重修该寺殿宇，曾立有碑记。但从总体上看，清代时寺院规模较之全盛时已大为缩小。
清朝初期，岭南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终于沉寂下来。一些劫后余生的故臣旧僚、文人士子项雄失路，四顾茫茫，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又不顾对新王朝俯首称臣，于是纷纷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出现了“胜朝遗老半为僧”的奇异景观。岭南佛门也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天然和尚则成为岭南佛门的精神领袖。天然和尚曾开法诃林，寺庙殿堂修葺一新，四众弟子络绎不绝。光孝寺一时成为岭南弘法活动的中心之一和联络各方的十方丛林。
法界枢纽 禅宗初地
光孝寺在岭南佛门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特别是与禅宗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光孝寺地处历二千余年而不衰的港口城市广州。这里既是中外商贾幅辏的风水宝地，也是海路佛法入华的“西来初地”。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光孝寺独特的历史和魅力。西天梵僧远渡重洋，九死一生，东来震旦弘法，这里是他们北上传法的第一个佛门驿站。由海路西去天竺取经的中国僧人，这里是他们的始发之港。历代因各种原因被流放到岭南的高僧大德，这里也是他们的必到之地。一头连接着神州道场，一头连接着天竺祗园，说它是法界枢纽，毫不夸张。
禅宗法脉源自天竺，入华途径，在南海一道，初祖达摩来华传法，诃林为其驻锡传法的第一站；六祖大凿禅师开法岭南，光孝寺为其落发受戒、大开东山法门的第一道场。云其禅宗初地，中至实归。寺内饱经风雨、历经尘劫的件件佛门圣物也无声地述说着光孝寺二千年的沧桑历史。
在大雄宝殿的正中央，矗立着高达二丈的佛祖释迦牟尼的镀金铜像，在佛祖的前面是迦叶、阿难两位尊者的塑像。他们正是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中的初祖和二祖。迦叶尊者面带微笑，仿佛正向人们传送着离言无相的“正法眼藏”。
在灵山法会上，世尊对着百万人众，默然不语，只是轻轻地拿起一枝金色波罗花，众人莫名其妙，只有摩诃迦叶会心地破颜一笑，于是世尊向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禅门慧灯，始行传递，迦叶则为禅宗西天初祖，再传至阿难尊者，薪尽火传，灯灯相续，历二十八代至菩提达摩，是为西天二十八祖。
达摩祖师“念东震旦国，佛记后五百岁，般若智灯，运光于彼。遂嘱弟子不若蜜多罗住天竺传法，而躬至震旦。乃辞祖塔，别学侣”，“泛重溟，凡三岁寒暑，达于南海。”到广州后，达摩祖师驻锡光孝寺弘法利生。寺内东侧的洗钵泉就是祖师在此传法的见证。据传，当时广州城缺淡水，城内水井，水多咸卤。达摩祖师驻锡寺内后，“指此地有黄金”，民争挖之，深数丈，遇石穴，泉水并涌而无金，人谓师诳。祖师回答说：这清澈凛冽的泉水，难道不是黄金吗?只是不能以斤两来衡量它。众人方悟祖师说的黄金就是人们生活所急需的泉水。为纪念他的凿井之功，人们称这口井为“达摩井”，即今天寺内供养后人凭吊的洗钵泉。
明朝时，有道人写诗赞曰：“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禅，待我而悟。”达摩祖师后受梁武帝之邀北上金陵，与之交谈而不契合，遂渡江北上，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大彻大悟，被视为禅宗中土初祖。后初祖将《楞伽经》四卷和袈裟一领付与二祖慧可，嘱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后经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传而至六祖慧能，禅宗法脉再次传回光孝寺。
六祖慧能在湖北黄梅五祖处开悟得法。由五祖付与衣钵之后南归岭南，遵循五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的嘱咐，隐迹于怀集、四会一带，凡经一十五载。“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正月八日前往广州法性寺(即今光孝寺)。当时，印宗法师正在寺内给僧众讲《涅 经》。恰好一阵风吹得寺内的佛幡飘动不已，“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僧众骇然。”非风非动，动由心起，一语道破“万法惟心”的佛门真谛，怎不令人且惊且喜。印宗法师见其出言不凡，一语中的，便疑心眼前这位行者就是传闻中的五祖法嗣，因此问道：“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六祖答道：“正是。”
僧众闻说真是六祖，无不欢欣鼓舞。印宗法师恭敬作礼，请六祖出示衣钵镶众人瞻仰，然后礼请六祖升座说法，传授禅宗心法，指示不二法门。六祖说法，不拘泥于文字，直呈明心见性之禅宗真谛。众人闻说，无不欢喜合掌。
正月十五日，印宗在智药三藏所植菩提树下正式为六祖剃发。二月八日，由法性寺智光律师在当年求那跋陀罗三藏所建之戒坛上为六祖授满分戒。当年求那跋陀罗三藏“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和智药三藏“吾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的预言完全印证，分毫不爽。佛门神异，宿世通眼，往往有凡人不可思议之神功伟力。
为纪念六祖剃度，当年的住持僧法才在大雄宝殿后面建瘗发塔。此塔几经修葺，至今仍保持完好，它就是当年发生在光孝寺的那段广为流传的佛门公案的历史见证。
六祖在法性寺说法，在四众弟子中引起巨大轰动，教外士绅了也闻名前往，一睹大师风彩。
第二年，即唐仪凤二年(677年)春，受韶州刺史韦璩邀请，六祖往韶州宝林寺(今韶关曲江南华寺)驻锡说法。听其说法弟子常数千人。弟子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六祖坛经》，成为禅宗宗经，也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作品。可见六祖大师的影响之巨。……禅宗南派顿教在岭南开花结果，以后禅宗更是“一花五叶”，繁衍为五家七宗，传遍神州大地，形成汉地佛门几乎凡寺必禅，三宝弟子十之八九皆为禅宗苗裔的繁荣局面。寻其灵根慧藤则与光孝寺之法雨福田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光孝寺还是中外佛门弟子求法、译经的重要场所。许多著名僧人经光孝寺由南海道前往西天取经，许多重要经典在光孝寺译出。
梁武帝晚年，西印度优禅尼国梵僧真谛(音译波罗末陀)携带经论梵本240余柜抵达广州。居王苑寺(即今光孝寺)译经，两年后北上。入陈后再到广州，被刺史欧阳挽留，驻王园寺十余年，专心翻译佛经，后死于广州。他在华23年，共翻译佛经38部118卷。其中《佛阿毗昙经》、《金刚般若经》、《俱舍论》和《佛性论》等40余部经典均在广州王苑寺译出。
真谛是在粤时间最长、译经最多的梵僧，其所译《金刚经》为禅宗宗经之一，对唐代六祖在岭南创立南禅顿教有重大影响。
唐代从海路前往印度求法的大译经家义净法师，经海路从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回国。于永昌元年(689年)七月抵达广州，驻锡当时广州最大的佛寺制旨寺(即今光孝寺)约三个多月。请求寺里派几名助手与他一起到室利佛逝国翻译佛经。制旨寺推荐贞固、怀业、道宏和法朗等四位僧人为其助手，于永昌元年十一月与他一道附舶返回室利佛逝翻译佛经。在四位僧人的协助下，义净在佛逝国翻译出了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一些梵文经典，并写出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重要著作。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义净带着已译和未译的经律典籍，离开室利佛逝航海回国，第三次驻锡制旨寺，三年前与他同赴室利佛逝的四位广东僧人，只有贞固和道宏二人与他一同返回。法朗去了诃陵国(今印尼加里曼丹岛西部)，后在那里病逝。怀业则留在了室利佛逝。义净这次又在制旨寺译经讲道，停留了一年多，直到第二年即证圣元年(694年)，才离开广州向洛阳进发。义净与真谛、鸠摩罗什、唐玄奘一起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他三度驻锡光孝寺，并在寺内译经传法，堪称是光孝寺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孝寺作为联络中外各宗派的佛门枢纽，唐时传入中国的密宗也在这里留下斑斑足迹。
在寺内大雄宝殿外的西南角，有一个高约一米左右的石柱，看起来外表斑剥、貌不惊人，但它却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重要文物——唐代密宗曼陀罗(坛场)重要法器之一“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石经幢上呈宝盖形(高约30厘米)，幢向呈八角形，八个棱面均镌有大悲心陀罗尼经咒。经过一千多个岁月的风雨浸蚀，字多漫漶残缺，可辨认者只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章妙句……宝历二年……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薄涧寺大德僧钦造。”它就是光孝寺曾经举行过密宗建坛、灌顶仪式的历史见证。
唐神龙元年(705年)四月，中天竺(今印度)僧人般刺密谛(意译极量)携带梵文《楞严经》泛海至广州，驻锡法性寺(今光孝寺)，将其译成汉文，此经属秘密部南方宝生佛灌顶经典之一，为佛门重要经典，此后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开元七年(719年)，南天竺僧金刚智偕同弟子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不空附商舶至广州，驻锡法性寺，后转往洛阳传播密宗，他们与稍早到达广州也曾驻锡法性寺的善无畏被视为中国密宗的创始人。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不空大师在广州法性寺开设密宗坛场，受其灌顶的四众弟子达一万人之多。此后，密宗在广东东江、北江等地有广泛传播。因此，寻密宗之人华轨迹和传播历史，光孝寺堪称是其“西来初地”和传播要站。
今天，这方孤独地隐身于大雄宝殿之后的石经幢就是当年曼陀罗坛场的历史见证。不了解这段历史，当你见到这块小小的石柱时，也许会不加留意，知道了它的不凡身世，你一定会驻足观摩，浮想联翩……叹佛法之广大，感世事之沧桑。
劫波度尽 慈航再启
随着清初岭南佛门兴盛局面的结束，光孝法席，人才不继；僧伽之中，龙蛇混杂；清规不守，佛门规仪渐失；管理不善，寺院土地、田产渐被豪强蚕食。寺院面积日渐缩小，寺院房屋多被占用。佛门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间或有一二大德，力图收回寺产，挽回颓势，但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
清末至民初，光孝寺长期为文化教育部门及军政机关占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南中学借寺内虞翻祠作校址，八旗小学也借用大殿后房屋为校舍。民国元年(1912年)，虞翻祠被强迫从寺内划出建广州市第二十七小学。民国二年(1913年)广东法官学校创办，借用寺内西铁塔一带双桂堂等房屋作校舍。同年，警监学校(后改为警官学校)又占用寺内房屋作校舍。寺内钟鼓楼、毗卢殿、六祖殿、东廊、西廊、客堂等建筑都屡遭破坏，遥遥欲坠，几成危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后，寺院被伪鸣松学校、伪广东大学附中占用。抗战胜利后，省文理学院临时迁入寺内。该学院迁出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指拨光孝寺为广州地方法院院址。省佛教界得知消息后，派人土访，据理力争，行政院才被迫收回成命。但省政府又令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入寺内。
故晚清以来，光孝寺一直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但佛门有志之士还是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或倾家荡产，赎回部分寺产；或奔走呼号，寻求各方支援，努力不使这千年古寺毁于一旦。近代高僧虚云长老，就曾为恢复光孝寺作过不懈的努力。
以振兴天下丛林为己任的虚云长老，对千年古刹、禅宗祖庭光孝寺濒临毁灭的悲惨命运痛心不己，早就蓄志赎回重修。民国十九年(1930年)，百岁高岭的虚云长老到香港、南京等地化缘，得银圆5万圆和金银若干。他在修缮南华、云华二寺时(1935—1950年)，资金紧缺，几乎艰以为继。但他舍不得动用这笔钱，而是将它兑换成黄金28斤、银圆3000块藏于云门寺地下，准备日后赎回、维修光孝寺之用。可惜未及了却心愿，便因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事务于1951年匆匆北上。1958年，这笔钱全部交给政府代管。
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归还宗教组织和团体的房产，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广东省的大部分寺院，如六榕寺、南华寺、庆云寺、开元寺等寺院先后得到恢复，收归佛教组织管理。
1983年，泰国送给中国三尊铜铸佛像，其中一尊准备安放在光孝寺。1986年，泰国僧王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参加三尊佛像的安放和开光仪式，外交部急电广东作好接待准备工作，而此时的光孝寺还被有关部门占作他用。情况紧急，中央要求广东迅速解决。广东省委统战部、广东省宗教局、广东省佛教界抓住这一机会，在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关切过问下，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下，1986年12月，光孝寺终于收回作为佛教寺院对外开放，交给广东佛教界管理。消息传出，海内外四众弟子无不欢欣鼓舞，赵朴初会长欣然赋诗道：
祖庭幸赖回天力，佛子如何报国恩。对广东佛教界修缮好、建设好、管理好历经劫艰的千年古刹、禅宗祖庭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为重新振兴千年祖庭，省佛教协会将会址迁入光孝寺，并紧急召开全体理事会议，成立了以本焕大和尚为住持的执事班子和负责寺院维修的专门委员会。先后积极募资对寺院进行全面修缮，重修了大殿、天王殿、六祖殿、禅堂、风幡堂、瘗发塔等建筑物，还重建了山门、钟楼、鼓楼等殿宇。1998年，寺院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690平方米，有常住僧人50多名。新成法师接任住持后，又进一步投入巨资，在继续寺内建设的同时，并对周围环境进行美化和改造。2001年，为配合广州市政府“三年一中变”的市容市貌美化工程，光孝寺斥资6000多万圆，建设山门前的绿化广场。现在，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绿化广场建设已经完工，光孝寺又真正成为了一个庄严肃穆、环境优雅的十方丛林。
在抓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光孝寺的执事班子对道风建设、社会服务、对外交往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光孝寺僧众对前辈大德的遗训未敢一日或忘，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创新之路，为建设“人间佛教”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验试。
慈悲喜舍、济世救人，是佛教的传统。光孝寺僧众在住持新成大和尚的带领下捐款捐物，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1—1995年五年时间内，光孝寺僧众集体和个人先后向社会公益事业捐款人民币240多万圆。平均每年近50万圆。寺内僧人共同出资资助阳山县143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1996年，云南省丽江纳西自治县遭受地震灾害，光孝寺僧众闻讯后，纷纷解囊，捐款30余万元寄给灾区政府。1998年，又向长江中下游、黑龙江、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遭受洪水袭击的灾民捐款400多万元和衣物一批。同年，又募集捐款20多万元支援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办学和修路。
光孝寺僧众还大力通过各种途径开展佛教文化交流和对外交往活动。光孝寺为禅宗祖庭、法界枢纽，又地处华侨众多、毗邻港澳的岭南地区，与海内外诸山道场、佛教团体和高僧大德有着千丝万缕的人缘、地缘、法缘关系。随着祖国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化，海内外佛教界的各种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作为岭南佛门的中心丛林和省佛教协会所在地的光孝寺，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活动中更是担负着统筹全局、把握方向的重要责任。光孝寺僧众热情接待来自海内外的四众弟子和各种社会团体，同时主动走出省门、国门工展佛教文化交流活动。
2001年5月，新成大和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受到了斯里兰卡总理、泰国僧王、“世佛联”主席以及马来西亚佛教储位长老的亲切接见。几年来，寺内执事宏满、明生等法师先后率团出访英、法、美、日、韩、南亚诸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区的佛教寺庙和团体，弘法传道、广结法缘。
在这些文化、法务交流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尼泊尔沙弥尼的授戒活动。1997年11月21日至1997年12月18日，应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要求，受中国佛教协会的委托，光孝寺和广州无着庵为尼泊尔5名沙弥尼及英、美、德的3名沙弥尼传授二部僧戒。是为中国佛教界首次为外国沙弥尼授戒。省佛教协会专门成立了由云峰、本焕、新成、宽敬、明生和宏满等法师组成的传戒领导小组，经过精心准备、周密安排，圆满地完成了中国佛教协会交给的授戒任务，增进了中、尼两国佛教界的友祖。为感谢广东佛教界对尼泊尔佛教复兴运动的支持，次年，尼泊尔邀请广东佛教界组团访尼。1998年底，由新成大和尚为团长、明生监院为副团长、省宗教局副局长黄德才为顾问的访问团赴尼参观访问。受到尼泊尔首相、文化部长和佛教界的热情接待，使中、尼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千年的风云变幻，二千年的兴废交替，历经尘劫的光孝寺终于迎来了它又一个振兴发展的大好机缘。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全新挑战，鼓风帆、启慈航，光孝寺正以全新的姿态，驶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注释：
1、2、3、［清］顾光《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1935年，广东省立编印局刊印。
4、［明］瞿汝稷著、黄礼烈编著，《水月斋指月录》第192页，《广东佛教》双月刊印赠，2000年出版。
5、6、7、［清］顾光《光孝寺志》卷三《古迹志》。
8、9、曹溪原本《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载不慧演述《白话佛经》，第38页、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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