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的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今库车、拜城、新和县境）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群。现已编号洞窟是269个（1953年编号235个；1973年新发现一个；后来为了配合谷西区维修工程，于1989年和1990年两次共清理出33个洞窟。）；现暴露在地面上的未编号洞窟有60余个；再加上一批埋藏在地下的洞窟，克孜尔石窟洞窟数近400个。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多样，壁画遗存丰富，开凿延续的时间较长，不仅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的纽带。因此，克孜尔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石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不仅是研究龟兹佛教史、艺术史，同时也是研究佛教传播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对石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分期和年代的问题，但克孜尔石窟内迄今没有发现同建窟有关的纪年题记，也没有发现过与此相关的文献记载。因此，克孜尔石窟年代的研究十分困难，正如欧洲学者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所说：“克孜尔石窟年代问题是最具探讨性的事情”。[1]尽管如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还是进行了契而不舍的探索。由于缺乏确定的年代坐标，学者们的意见各不相同，迄今尚无定论。在克孜尔石窟年代划分研究领域，德国和中国的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马世长先生曾撰写《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年代》一文，将主要的几种分期意见进行过介绍与评述。笔者在此基础上补充一些新材料。

1906年和1913年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在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的率领下曾两次来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同时揭取了一批保存完整、绘制精美的壁画等文物。这批壁画运回柏林后，德国学者立即着手进行了研究。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先后提出了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其结论如下表。

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曾在新疆考察，所以关于年代分期研究工作从新疆全局入手并兼顾文化类型和建造年代，但主要还是以壁画风格为主。瓦尔德施密特未到过新疆，他主要依据德国馆藏新疆壁画和出土写本，也是注重艺术风格的分析。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同样利用壁画风格确定年代，但是三人的结论却有明显的不同。正如学者所说：“壁画的艺术风格具有时代特征的因素，是研究者探讨洞窟年代可资利用的物证之一。但是壁画的风格具有延续的阶段性和年代上的不确定性，仅仅根据壁画风格来确定洞窟的年代，难以将壁画风格接近的洞窟相对早晚的年代序列建立起来。”[4]这正是格伦威德尔等人在分期断年方面互有分歧并且缺少可信的原因。另外，他们三人的分期均未涉及不仅在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影响了新疆以西和内地的大像窟。总之，这三种分期与年代的共同点是：“既未细致地考察新疆各地的历史包括佛教流传的历史背景，又没有参照新疆以东一些主要石窟的情况。其推论之可疑，是毫不足怪的。”[5]后来，瓦尔德施密特的观点成为西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正式观点，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密特关于克孜尔石窟年代和分期的观点，并以他的分期推断日本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

从50年代起，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德国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的观点，态度较为明确的有亚历山大C.Soper和本杰明·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1959年，法国学者亚历山大C.Soper.提出，克孜尔石窟的开凿年代应在公元4世纪早期；[6]1974年，美国学者本杰明·罗兰德得出结论，将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判定在公元4世纪晚期至公元6世纪早期。[7]但他们的观点“象荒野上孤独的两个声音”，[8]因为几乎大部分西方学者还是坚持德国的传统观点，虽然其中一部分人的意见与传统观点稍有差异，但基本上还是对其加以肯定的。1991年，美国拉格斯州立大学的安吉拉·霍华德（Angela Howard）教授撰写In Suport of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Kizil Mural Paintings（《关于新的克孜尔壁画年代分期意见的补充论述》）一文中，她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宿白先生关于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的观点。另外，安吉拉·霍华德教授还将宿白先生在《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克孜尔石窟影响了新疆以东的石窟这一观点加以具体论述。[9]1998年10月，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MaranneYaldiz教授考察克孜尔石窟。在考察期间，她对中国近20年来所作的关于克孜尔石窟年代碳14测定数据极为关注。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将馆藏的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作了炭14测定，取得数据28个。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Magische Götterwelten[10]中，选用的部分该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图版说明中，直接采用了他们近来所取得的碳14测定数据作为壁画的年代，一改过去几十年来出版物中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说明均采纳瓦尔德施米特的观点的传统，这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重大的突破。2000年12月在香港和印度举办了主题为Art and Religion of Xinjiang（新疆的艺术和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MaranneYaldiz教授在此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是The Traditional German Chronology of the Murals of Kizil,Xinjiang, in the Light of Recent C14-Analysis（《从最新的C14分析来看德国传统的关于新疆克孜尔壁画的年代分期》），在文章中她公布了德国所作的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C14测定数据。在此前后，MaranneYaldiz教授与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霍旭初研究员的多次交谈中，明确表示对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序列要进行新的研究，而就此项目希望与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完成。这一切都说明德国学者对传统的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观点已不再接与认同。

我国学者最早提出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的是韩乐然先生。1946——1947年，我国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曾两次来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工作之余，也进行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分期对比的探讨。他根据画面的色调、构图、画风以及绘于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的天相图的变化将壁画分为上、中、下三期，时代界定在公元前至公元五世纪之间。[11]不幸的是，韩乐然先生在考察完毕返回内地的途中遇难，所有的资料也全部丧失殆尽。

1953年，参加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的常书鸿先生，在考察新疆石窟后，提出了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意见。常先生从壁画风格和技法进行分析，将克孜尔石窟分为三个时期：

首创期：约3世纪——4世纪初的魏、西晋时期。

演变期：约5世纪——8世纪的南北朝至盛唐时期。

发展期：约8世纪中——11世纪末。[12]

1961年，北京大学的阎文儒教授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后，阎文儒先生对克孜尔石窟的年代亦有所论述，他将74个保存较好的洞窟划分为四期，详见下表。

另外，属于早期开窟、晚期作画的洞窟有：第77、189和190窟。阎先生认为克孜尔有些洞窟在唐代就已经废弃了，全部废弃是在元代以后。[13]阎文儒先生第一次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了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他的研究几乎包括了克孜尔石窟所有存有壁画的洞窟，超过了德国学者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年代的比定上与中原的石窟作比较，这更是德国学者所不及。

1979 ——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石窟考古实习组在宿白先生率领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按严格的考古原则和方式进行，对克孜尔石窟逐个调查、记录、实测，并对部分洞窟进行挖掘和清理。这次调查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研究成果见于已出版的《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3卷、《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和《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等。在调查的基础上，考古实习组的成员还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宿白先生的《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从洞窟形制、洞窟的组合与打破关系、洞窟的改建、壁画重绘、壁画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排比，并参照碳14测定年代的数据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洞窟作了阶段划分，详见下表。

宿先生认为：“第一、二阶段应是克孜尔石窟的盛期。最盛时期可能在4世纪后期到五世纪这一时期之间。第一阶段之前似乎还应有一个初期阶段。第三阶段虽然渐趋衰落，但它和库木吐拉的盛、中唐画风的洞窟之间，在时间上还有一段距离。可以估计大约在八世纪初中期，克孜尔石窟至少已有部分洞窟荒废了。”[14]

宿白先生首次将考古学方法运用于佛教石窟的年代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与仅从绘画风格上论定年代的方法完全不同。同时，宿白教授还结合历史文献和佛教传播史进行论述，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被分期的洞窟中包括了若干无壁画的洞窟，这也是各种分期研究所未涉及的。宿白先生的这种综合分期法在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上是一大贡献，使克孜尔石窟年代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对石窟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6年，我国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辑工作。该巨型画册中又分有《中国壁画全集》，新疆壁画共占6卷（后改为《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其中克孜尔石窟3卷。编辑组一改过去出画册都按洞窟序号编排的方法，而采用了按年代顺序编排。编辑组用较长时间全面考察了克孜尔石窟，在前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龟兹佛教的历史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和洞窟形制并参照了碳14测定数据，对克孜尔石窟的分期和时代提出了初步意见。分期意见发表在霍旭初和王建林先生撰写的《丹青斑驳 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15]一文中，具体分期和年代见下表：

上述分期意见是在宿白先生关于克孜尔石窟分期及年代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且分期研究所包括的洞窟数也有所增多。

关于克孜尔石窟衰落的原因，有几种观点，现列举如下：

宿白先生认为克孜尔石窟的衰落，“是伴随大乘佛教逐渐盛行而出现的。但龟兹都城即今库车附近，包括石窟在内的佛教寺院日益繁荣，恐怕是克孜尔石窟逐渐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16]

80年代初，我国开始将碳14测定方法运用到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中，作为断代的一种辅助手段。碳14测定数据成为年代划分的主要参照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至90年代初，中国取得克孜尔石窟碳14测定数据已达71个。国外学者也重视运用碳14测定手段来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划分问题。1995年，名古屋大学在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中采集了植物标本并进行了碳14测定。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收藏在该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采集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取得数据28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所取得的克孜尔石窟碳14测定数据总计达108个，洞窟数有61个，约占有壁画洞窟的72%，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在其它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中尚属罕见。笔者将碳14测定数据汇总并附于文后，以供学者研究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取得的碳14测定数据绝大多数出自有壁画的洞窟，无壁画的洞窟测定的数据很少。而无壁画的洞窟占克孜尔石窟的2/3（以上比例均是以236个编号洞窟的数字计算所得）。如果忽略这个数字，那么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划分问题将难以圆满解决。另外，无壁画的洞窟内大部分都没有文字题记。因此，这部分洞窟的年代划分问题，只能依靠碳14测定数据和新的科学手段来解决。然而，碳14测定的缺点是年代跨度和误差大，还不能求出准确年代。但是运用科学手段解决克孜尔石窟年代划分问题的前景十分广阔。“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一困扰我国历史学界多年的科研课题的结题，在考古科研课题研究方面开启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力合作并取得重大突破的先河。我们相信并期待着科学将早日揭开克孜尔石窟的年代之谜。

附件：

克孜尔石窟C14测定数据汇总表

注： 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Ⅲ ××××号为壁画收藏品的编号。

栏中“草”、“木”指测定标本质地。

[1] Benjamin Rowlan,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 New York, 1974.

[2]本表格中的149A窟同晁华山先生上文表格中的149旁窟。

[3]晁华山先生上文表格中此栏有181窟，然而经实地考察后得知181窟是个从未作过壁画的中心柱窟，故本表格中予以纠正。

[4]马世长：《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年代》，载《法相传真 古代佛教艺术》第88页，1998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5]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6] Angela F.Howard：InSupport of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Kizil Mural Paintings,Archives of Asian art 44 （1991）p.68——83.

[7] Angela F.Howard：InSupport of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Kizil Mural Paintings,Archives of Asian art 44 （1991）p.68——83.

[8] Angela F.Howard：InSupport of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Kizil Mural Paintings,Archives of Asian art 44 （1991）p.68——83.

[9] Angela F.Howard：InSupport of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Kizil Mural Paintings,Archives of Asian art 44 （1991）p.68——83.

[10]Marianne Yaldiz, etc.Magische Gotterwelten .Werke aus dem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2000.

[11]韩乐然：《新疆文化宝库之新发现——古高昌龟兹艺术探古记（二）》，载《缅怀韩乐然》，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12]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第1章第二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13]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2页。

[14]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15]霍旭初、王建林：《丹青斑驳 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201——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