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之圣者－－其志业与平生
　　刘胜钦
　　财团法人慧炬杂志社、出版社创办人周宣德老师生西已届周年，在追念他的平生与志业之余，愈益感受他的高瞻远瞩、悲愿宏深。
　　早在卅年前，他已全力投入拯救世道人心的工作，他深信弘扬佛法能净化人心、净化社会，所以他透过电台卖播网首创空中弘法，继而提倡大专学生研究佛学，辅导大专学校成立佛学社团。他高擎慧炬，指导接引大专知识青年学佛，以无比的毅力，持续卅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掀起大专学生佛学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研习佛学从此蔚成风气。他在大专校园逼撒菩提种子，普植善根，培养无数的慧命，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今，社会由于暴力犯罪充斥，如何藉重佛教的感化力量，以拯救陷溺的人心，已成朝野一致的期望。内政部许部长水德先生亲访中国佛教会，希望加强宣扬佛理以减少犯罪之发生，公益团体一再敦请佛门大德公开演讲佛法以教化民众，李总统登辉先生亦公开表彰证严法师的慈挤功德会，肯定佛教慈悲济众的功德。整个社会无不重视佛教的教化力量，希望以佛教之力量拯救世道人心，这些期望与努力，正是周老师早在卅年前就开始努力推动的，足见周老师悲天悯人先天下之忧而忧。
　　周老师尝言：六度以布施为第一，布施以法施的功德为最大。他是佛学的实践者，也是传播者，特别是将佛学引进各大专学校，无论对佛教、对社会、对国家都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真是功不唐捐，他的功德更是永不磨灭。
　　民国四十八年，我尚在台大法律采肄业，由于张泰隆兄（当时就读台大药学系）的介绍，初识周老师，或许是本具宿缘，我感觉他是现前的大善知识，由衷的喜欢与他亲近，常与张泰隆兄、郭森满兄（台大法律系同学）、范进幅兄（台大医科学生）结伴去拜访，目的都是为了聆听他为我们讲解佛法。他亦特别喜欢我们几个人去，所以每次都谈得非常愉快，我们都有如坐春风之感。他一再强调鼓励大专学生研究佛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利用亲友为他六十华诞祝寿之礼金，出版《八大人觉经》等佛书，广赠大专学生，显然那时他已立定方向，决心致力于向大专知识青年弘扬佛法。我们几个同学因常与周老师在一起讨论佛学以至人生的道理，渐成志同道台，在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踏出脚步，决定在台大筹创研究佛学的永久性社团。事属初创，能否获准成立，起初亦无把握，但周老师的鼓匡支持，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医学院方面由张泰隆、陈荣基、范进幅三位负责，法学院方面则由郭森满与我负责，担任原始的发起人负责寿组，再分头邀约其他学院同学共同发起，按照校方规定，拟定章程宗旨，以慈光学社为名，呈请校方核准，核准前锋思亮校长特别召见我们几个发起人，表示他不反对台大同学在校内成立社团研究佛学，但他以为“慈光”下无宗教色彩太浓之嫌，将待我们更改名称后再子核准成立，并希望社团在校园内应以学术性为重，减少宗教气氛云云。我们当然尊重校长的意思，而且也非常感谢钱校长的开明与爱护，遂更名为晨曦学社，终告正式成立，亦可见台大当局对晨曦学社的成立，是慎重其事的。台大鼓匡研究并稚护学术自由的校风，也是名不虚传的。晨曦学社的获准成立，让昕有参与发起筹备的同学欣喜万分，周老师亦至感欣慰，他说台大不愧笃最高学府，建立第一个佛学社团的先例，终将发挥领导作用，成为良好的示范，于是他更具信心，约见其他大专学校的同学，频频鼓励，甚至拜访学校当U8，为成立佛学社团而鼓吹奔走。果然，继台大之后，师大、政大、中兴……等很多大专学校纷纷成立佛学社团。从此，他成为大专佛学运动的导师，他全心全力的投入，并创办《慧炬杂志》、出版慧炬文库，为接引大专知识青年学佛而努力奉献，以实现他弘法利生自度度人的宏颐，这就是他全力以赴的志业。
　　台大晨曦学社在他的鼓励支持下创办成立，那时泰隆、森满及我已是大三下学期，在校继续为晨曦社社务推展尽力的时间只有大四一年的光景而已。所幸陈荣基兄与范进福兄因系医科学生，在校修学期间长达七年，对晨曦社的助力最大。尤其范进福兄为推展社务吸收社员，竟连续二年担任晨曦社的副社长，对初创的畏曦社极尽保护促进的能事，真是劳苦功高。但在晨曦社成立的第一年，周老师亦特别爱护，除了亲自主持晨曦社成立后第一场以“佛学简介”为题的演讲外，并全力支持各项活动，诸如举办到中和圆通寺及新北投佛教会馆（东初老法师的道场）郊游，并利用郊游时请禅学权威巴壶天教授、本省佛教耆宿李添春教授讲演佛法，情况热烈。周老师又亲自出面请出了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为晨曦社演讲，方教授向来不为学生社团演讲，完全看在阁老师的面子，破例开讲，以一篇“差别境界与不可思议一为题的演讲，竟几乎挤玻台大普四教室。这两个大型活动，张泰隆兄在纪念周老师的文中已有叙述。另有一项大型活动，由台大学生代表联合会主办佛学演讲，地点是在当时台大最大的集会场昕——法学院礼堂，由周老师安排叶培冬教授前来演讲佛学，由于当时台大代联会主席戴森维是我法律系同班同学，我曾介绍他见过周老师，他全力支持举办这场演讲，记得当时邻近台大法学院的台北商职也有不少学生前来听演讲，济济一堂，称得上是盛况空前。每次活动，周老师几乎全家出动前来帮忙，也带来了大量佛书当场赠送。
　　周老师另一专精贯注的工作就是全心全力办奸《慧炬杂志》。《慧炬杂志》的创办，可说是因应大专佛学活动的需要，经周老师苦心经营，感动了海内外大德善信不断的支援，乃得以肩负弘法利生，接引大专同学研究佛学的使命。至今廿九年从不间断，编辑日精，影响力亦日增，成为海内外共同重视一致推崇的佛学杂志。盖周老师认为《慧炬杂志》将成为长期推动大专同学研究佛学的重要组织，具有联系各学生社团、积极鼓励同学、提供各种弘法利生资粮的功能。扩而大之，长期努力的结果，足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对社会发挥潜栘默化的影响。昕以自创刊以来，周老师至为珍惜，且全力以赴，简直视如生命的一部分。《慧炬杂志》长期免费赠送大专同学，且能精益求精维持水准，这是非常艰钜的一件事。但《慧炬杂志》能维持不辍，足以体认主持其事的阁老师，必有非常人昕可及的愿力与努力。周老师在台湾推动以接引大专同学学佛为重心的弘法活动，深得海内外大德的敬佩与信赖，当初自动发心捐钜款以赞助《慧炬杂志》的大德，很多本来并不认识间老师，例如已故的詹匡吾大德，杨管北大德及现在北美领导美国佛教会的沈家桢大德。周老师把海内外大德善信之捐款，聚积成为慧炬社的基金，希望以基金孳息来维持《慧炬杂志》的发行，这当然是不够的。不足的部分，周老师再努力募捐以补足，尽量不动用基金本身。幸赖沈家桢等大德的长期捐助，总算能维持住基金不使减少，成为稳定慧炬社的重要基础，维持杂志按期出刊。因此，如何保护基金的安全，并增加生息。也就成为周老师最关注的大事。如仅求安全，则基金存放公家银行最为安全，但公家利串偏低，又如何能靠生息维持?如存于民间企业生息，自较优厚，但风险相对提高，这是非常令人难以兼头的矛盾。但周老师既要安全又要为慧炬增加孳息收入，以支应年年增加的经费，维持《慧炬杂志》的发展，不惜面对矛盾、艰难，以图兼顾，真是小心翼翼，惟恐有失，其精神负担，不难想像。
　　有一次，周老师问我是否能介绍可靠之民间企业，帮慧炬社存款生息?刚好我认识某厂商多年，业务鼎盛，负责人且兼主持民间金融事业，声誉不错，看来颇为设实可靠，所以我据实报告，允为介绍，讵周老师聆听后突然问我：“万一这家公司将来发生信用危机，债务无力清偿，致基金无法收回，您能不能负责赔偿?”这一问话，的确让我楞住了，不晓得如何回答。心想我是徇老师的指示，好意介绍以帮慧炬社的忙，怎么叫我赔呢?好像是不近人情的要求，何况基金数额甚钜，就是想赔亦力有未逮，根本陪不起。正疑虑间，周老师又说：“只要是我经手存人民间厂商生息之基金，一旦发生问题致无法收回，我都决心负责赔偿。”语意坚定，我体会到周老师已敞到以己身家财产护卫慧炬基金之决心，亦藉此在考验我对该厂商之了解是否彻匠，有无万无一失的把握?有无以自己身家保证的责任感来护卫基金?因此，对周老师的问话，不仅没有反感，且转为敬佩。当时我衡量自己尚无陪偿之能力，自不敢侈言负责，且与该厂商虽相识多年，但对其了解亦非百分之百，风险难测，万一出问题，真的赔不起，将无以交代，伤害到慧炬之根基，罪过更是不小，遂感谢周老师之提醒而打消介绍存款之事。几年以后，该厂商竟因过度扩充、利息负担过重而突然倒闭，事前竞毫无徽兆，致自己亲友之存款亦无法取回，损失不赀，昕幸慧炬之基金未受波及，实不得不佩服周老师的深谋远虑。周老师一番设重的话，救了慧炬的基金，亦避免了我的因果责任。周老师为增加慧炬孳息收入而不惜由自己承担风险的决心，亦即心中只有意炬而忘却自己的心路历程，恐非外界所得而知，亦绝非常人所可及。终其一生，无负捐助善信之所托，将有限之基金，发挥弘法利生、接引大专同学学佛之最大功能，特别是慧炬杂志与出版两社的成长与发展。
　　早期的《慧炬杂志》由于人手不足，周老师几乎身兼撰稿、编辑、校对等各种工作，且常常亲跑印刷所。有时为了一句一字稍觉不妥，或争取新闻稿之时效，赶在付印前匆忙奔往印刷所加以更改抽换，那时印刷所在万华车站附近，有时找我讨论问题又没时间，便邀我一起到印刷所，利用来回搭车的时间交谈，他的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宁可忙累不堪，绝不马虎，对《慧炬杂志》的品质、水准、内容，乃至设计、印刷是否精美，要求甚高。慧炬社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景仰追随他的旧同事或参加过佛学社团的毕业学生，都充满奉献的热诚，不计待遇，所以《慧炬杂志》能一直维持良好的传统，精益求精，决非偶然。周老师赴美静修后，仍然心系台湾的慧炬，函电不断的联络指示，且坚持他自己负担电话费，此种现象一直到他往生前，从未间断。在他往生的半个月前，我专程到洛杉矶探视他，他身体虽孱弱不堪，但头脑清楚，所谈的仍然离不开慧炬社的发展，他希望慧炬社能继续发挥接引大专同学学佛的弘法功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对慧炬社关心而不挂虑，看得出他显然很放心自在，因为他已有所安排，慧炬社由庄南田兄及郑振煌兄分别主持董事会及社务，就是他老人家一项最好的安排。
　　周老师赴美前，他的住家净庐兼充大专同学佛学活动的场所，定期举办粥会招待同学并聘专家学者演讲，指导社团的活动。大专佛学社团干部更是川流不息的拜访他，他每天除了《慧炬杂志》的社务外，对各学社的邀请，几乎是来者不拒，各学社的活动包括迎新、送旧、社庆等活动他都应邀出常，亲身参加各种同学的佛学活动，居家时对来访的同学亦从不拒绝，和蔼可亲的接待，他可说是每天忙得团团转，但他乐此不疲，从无厌倦之态，随时频露著和颜悦笆，跟随他的人都说从未看过他生怒或发睥气。他曾告诉我：他内心充满法乐。这种充满法乐的境界，应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倘非亲身验证，殊难描述。他每天为慧炬社而忙，为大专同学而忙，过著最简朴的生活，他每天看报不超过十分钟，他说他仅看标题，没时间细读，更不看电视，一般老人家每天沉迷流连的各种电视连续剧，他部不屑一顾，无缘于此，或许只有念佛与散步是他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因为他曾告诉我工作之外就是喜欢念佛，有时散散步。周老师持斋茹素，三餐尽是青菜豆腐，夹著尽是旧西装、旧衬衣，从未看他添新装，出门挤公车，从不讲究享受，自奉甚薄，过著俭朴几近清苦的生活，但他甘之如饴。他节衣缩食，但对捐款布施的事，则一掷干金，从不吝惜，他把价值千万元以上的唯一房产捐献慧炬社。台湾各地的佛教道场及弘法利生的活动，他都捐献支持，随喜赞助，只是少为人知而已。
　　周老师对我个人学佛做人各方面，常指点开示，关爱备至。在大学毕业前，特带领我与张泰隆兄、郭森满兄一起去皈依智光大师。智光大师是周老师的皈依师，戒德庄严，对周老师提倡大专青年学佛活动，至为支持，对我们三个皈依弟子，自是特别爱护，周老师也给我们讲解皈依的意义及皈依后应有的修养。由于我毕业后在台北做事，周老师任命我为慧炬社董事会的成员，常随他参加董事会会议，同时参加的还有王熙元博士，开会地点常在杨青北大德的办公大楼。周老师也常带领我去听法师讲经，最常去的是慧日讲堂。十五年前我迁进敦化南路附近新居，他指示我应设立佛堂早晚礼佛，当我佛堂布置好，佛像安座时，周老师亲技戒袍（他受过在家菩萨戒）带著法器，为我家佛堂主持上供礼佛的仪式，周师母及叶阿月教授、张泰隆兄、陈元晖兄都来参加。周老师并将法器赠我，后来我迁来光复南路新居，他赐赠匾额勉励。他出国十年客居洛杉矶静养，我曾三度前往探视，最浚一次即去年七月中旬，约在他老人家住生前半个月，那时他身体极度衰弱，须靠女儿蓉英姊扶持才能勉强移动脚步，但精神清明，倾听我来自台湾的有关报告以及席淑暖老师、郑振煌兄要我转达的话，并略有垂询，我也一再恳请他老人家珍摄保重，增加饮食。因为我听蓉英姊说老师饮食日减，每餐不过一匙，不肯多吃，检查结果证实无病，只是体力日衰，我担心他不久往生，将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痛失导师，将不只是我个人的损失而巳。我不敢多耽误时间，希望尽速扶他人房休息而起身告辞，但当我下来二楼与蓉英姊谈话时，他再按电铃指示蓉英姊说还有话对我说，要我再上三楼与他见面，他对我一再叮咛勖匡，设段咐嘱。他似乎预知时至准备往生，我曾希望进福兄去洛坡面劝老师增加饮食恢复健康，以图挽留，可惜已来不及。因进幅兄适回台湾，在他赶赴洛城前，老师就往生了。在他往生的一个星期前，我自东部的波斯顿市打电话向蓉英姊打听老师的最新情况，他老人家知道是我电话，马上要跟我的讲话，问我是否记得他的叮咛嘱咐，真是慈悲爱护，感人至深，师恩师德，永生不忘。
　　弘法利生是周老师一生致力的志业，他认为大专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应让青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应特重青年高尚人格的陶铸，充实其德慧的修养，而佛法能达成此项要求，提倡大专青年学习佛法，将来必能影响社会、净化人心，成为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于是，卅年来他老人家为接引大专知识青年而奉献奔走，苦心孤诣，南不暇暖，以至最浚春蚕丝尽、油尽灯枯，真是不遗余力的彻匠奉献。他播下菩提种子，培植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善根慧命，卅年来受他老人家栽培感化的大专学佛青年，当在十万人以上，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成为社会中坚、领导的成员，也有不少发心出家荷担如来家业以广度众生的。不但社会高级知识分子信佛学佛者因此大量增加，出家僧众的学历水准亦较前大为提高，引起社会普遍的尊重，也因此佛教教理中提倡的慈悲、喜舍、孝道、自律、精进等精神也显著表现于学佛青年社会生活的活动里，对整个社会发生潜栘默化的影响。毫无疑问的，周老师在振兴佛教、净化人心、安定社会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将是历久弥彰，影响也日益深远。以上谨略述周老师的志业与平生，以及我亲近恩师卅年的一些回忆。以纪念这位大德长者、大专学佛青年的导师。他老人家立德、立言、立功实乃三不朽之圣者，为居士学佛留存典型，将永为世人所景仰。（摘自《慧炬》第3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