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法璞：弘一大师书法研究中的几个相关问题
　　来源：闽南佛学
　　弘一大师书法精严净妙，世所景仰。人们欢喜赞叹乃至品评研究者向来不少。然而现距大师圆寂已愈五十余载，当年创作过程中的亲历者多已作古，墨宝原件及有关一手资料普通学人亦不易得见；更兼大师学识渊博，精通诸艺，书法创作中常涉众多领域知识，非专业人员又每觉生疏难解。这两方面原因往往对准确理解和深入研究大师书法形成疑点或障碍。仆素诚敬钦仰大师书迹，亦每展读赞叹并尝试欣赏品评，然偏居西北一隅，孤陋寡闻，遇有疑难之点更所不免。兹将学习赏析大师书法过程中所遇几个问题及后学之分析思考略述于次 ，以就教于诸位前辈、贤达方家。
　　一、印光法师对弘师写经书法印可的时间问题
　　印光法师对于弘师写经书体和整个书法风格的变化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印光法师致弘师两封信函中的有关内容，其一有云：“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 ，光绝不赞成。……方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另一有云：“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行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以此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亵慢之罪，亦非浅鲜”。这两通书札告诉人们的重要信息是：（1）印光法师认为 ，写经书体必须工整 ，一笔不容苟简；对行笔潦草书经者，绝不赞成；（２）弘师先前写经字体为“书札体格”，不是工整的“正式体”，故印光法师认为“断不可用”；（３）弘师改变书体后再呈寄时，印光法师印可：“可依此写经”。由此，弘师书法发展变化因缘已经了然，但《印光法师文钞》收录书信时款识年月等俱被删去 ，故前信不允、后信首肯之确切时间成了问题 ，以至后来有了歧见。林子青先生一九六二年《漫谈弘一法师的书法》认为这一过程发生在弘师“出家初期（一九一九）四十岁前后，习用张猛龙碑笔法……当时（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他为普陀山印光法师写经，印光法师回信对他说……（即前一封书，略）他对于印光老法师是非常敬重的，从此就下定决心，力求工整（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一九九一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弘一大师李叔同书信集》，收录编者秦启明先生一文：《名士·艺术家·高僧——李叔同面面观》。其第八部分评述弘师书法时说道：“由于长期书写北魏龙门派书体、经常书写字幅，因此，李叔同初书佛经，难尽人意。比如一九二三年（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为普陀山印光法师写经，多次反复不合要求，及印光复信说明：‘写经不同写字屏……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不知泰启明先生是否亲见印光法师书信原件及写信年月款识，但从上述引文看，已将这一过程认定发生在一九二三（癸亥 ，师年四四）年。与林老先生的“四十岁前后”（一九一九年）说比较 ，两者相去四年。观察分析弘师书法自戊午（一九一八，师年三九，七月十三披剃出家），至庚申（一九二零 ，师年四一）期间书体书风变化，并结合有关信札内容，仆以林老先生“四十岁前后”说为是。其理由略为：
　　（1）印光法师对弘师写经书体以为不可者、盖因其“书札体格”；而印光法师所印可者、则因“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由此可知工整的“正式体”与行草“书札体格”是印光法师印可与否的关键。《弘一大师全集》书法卷第一百四十页和第一百三九页分别影印弘师一九一八（戊午、师年三九）年的两幅写经，其一为楞严念佛圆通章，末有跋语云：“戊午大势至菩萨诞，剃度于定慧禅寺。翌日 ，丐尊居士来山，为书楞严念佛圆通章。愿它年同生安养 ，闻妙法音 ，回施有情，共圆种智。大慈山当来沙弥演音并记，七月十四日”。另一为地藏本愿经一节，末亦有跋云“戊午九月入灵隐山乞戒，受纸笔墨。时丐尊丧父，为书地藏本愿经一节。释演音”。此二幅写经，悉以行书，想与印光法师所指“书札体格”庶无大异。一九一九（己未，师年四十）年，弘师书迹目前仆尚未见写经印行收入结集的墨迹有横幅篆书“知之”（有行楷款识）和行书藕益老人“四无量心铭”、“止观十二事箴”各一幅；书法风格北碑特征尚未明显改观。一九二零《庚申，师年四一）年，弘师写经至少有三次：“庚申七月，同学弘伞义兄丧母，为写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菩萨戒一卷……”“庚申七月十三日……敬写此经《佛说大乘戒经——笔者注）……”“庚库七月二十九日……演音敬写十善业道经……”。这三部写经，愚于几种结集中未见；但第三种《佛说十善业道经》一九九二年上海佛学书局印刷译白本，将弘师手书原经文影印于前，为我们提供了庚申写经的书法墨迹。此经书体点画以圆笔为主，运笔沉着不苟，结字扁方为体，甚契印光法师“工整”之“正式体”要求，形貌、气息与两年前（戊午）行书写经相较已大异其趣，判然有别矣。愚以为此经墨迹当系弘师写经书体为印光法师印可后的写本，故可视为弘师写经书体被印光法师印可过程发生于一九一九（己未 ，师年四十）年前后的一个证明。
　　（2）《弘一大师全集》书信卷收录了未收人《印光法师文钞》而保留了款识年月的一封信，乃印光法师一九二零年（庚申）“七月二十六日”致弘师之信 ，其首段云：“昨接手书并新旧颂本，无讹，勿念。书中所说用心过度之境况，光早已料及于此，故有止写一本之说（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以汝太过细，每有不须认真，犹不肯不认真处，故致受伤也”。我们尚无法得知弘师写本之内容，但从印光法师信中“以汝太过细”“故有止写一本之说”等语分析 ，其中字体当为“工整”之“正式体”，不大可能是行书“书札体格”。而此信乃一九二零年（庚申）“七月二十六日”所写，对于其时弘师写经书体已为印光法师首肯之事 ，可作又一佐证。至于秦启明先生将一九一九年前后事认定为一九二三年的原因 ，愚以为是对林文“四十前后”“当时”等关键处未予格外注意，而对林文引用弘师致堵申甫信（一九二三年）“拙书尔来意在晋唐 ，复六朝习气，一浮甚赞许”之后的叙述“印光法师也换了口气说：‘接手书 ，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也未细审详思，简单地推断为印光法师信函在弘师致堵申甫信函之后。秦文认定的这一过程是：一九二三年弘师为印光法师写经 ，不合要求；及印光法师复信说明“……书札体格 ，断不可用”，李叔同遂发大愿重行练习工楷书法；直到本人满意，再寄马一浮阅后认可“无复六朝习气”；又寄印光师认可“可依此写经”。秦先生于是认为：弘师“方于正式写经”，并举例说明“后于温州庆福寺所书之《集录三种》，就是李叔同重练楷书的成果”。愚虽未见秦文所述《集录三种》，故不敢妄言其书写时间；但庚申（一九二零）弘师已用“工整”书体“敬写十善业道经，书迹已见影印 ，当无疑义。至于癸亥（一九二三 ，师年四四）九月弘师有关“拙书尔来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一浮甚赞许”的自述，并不能说是得到印光法师印可的“工整”的证据；而是在己未（一九一九，师年四十）重练楷书 ，庚申（一九二零，师年四一）“工整”写经并为印光法师印可，又以三四年时间继续潜心晋唐，在进一步得唐法晋韵之后，对所作书法义蕴的一种自评。有了此时的“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乃有一九二四（甲子，师年四五）年的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长养功德经》，乃有更为“精工”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一九二六，丙寅，师年四七写本）及《普贤行愿品》（同年写本）等重要书作。
　　二、“全集”书法卷影印《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的书写时间
　　《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是弘师最重要的写经书作之一，据说太虚大师曾赞之为“近代僧人写经之冠”，弘师自己也说：“应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此经写本当年曾石印流通 ，惜乎时间久远，现已难得一见。大师“全集”出版后，人们在书法卷中有幸敬观此经写本墨迹。随喜赞叹之余，翻阅大师相关信札若干通，逐步感到存在一个书写时间的问题。
　　一是此经当有两次书写。其一即一九二六（丙寅，师年四七）年为蔡丐因居士所写，具体时间当在当年旧历八月十日以后、十月初一之前。因其八月十日致蔡信中云：“印经荐亡，甚善。拟写《华严十回向品初回向章》”（自“佛子云何为”下，迄于“一切诸佛皆称叹”）至十且初一信中则称：“经已写就。乞即复一片，即可寄上“。（均“全集”书信卷）编者注曰：“经，指《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另一次书写当在一九二四（甲子，师年四五）年，具体时间当在旧历八月以前。因其八月二十五日致蔡信中提及：“又拙书《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书法较《回向品》为逊 ，今亦以付石印以结善缘”。可知师是时曾写此经，且似已交付印。
　　二是“全集”书法卷所载当为一九二四年间所写。主要依据亦有二 ，其一是大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信中曾指出该写经中有一字之误：《回向》初章中听字写从壬，大误。后匆匆不及改写”。按，听字之小篆写法从壬 ，此于秦会稽刻石及清人法帖皆然；而大篆写法，有从土得，未见从壬；隶书、楷书、行书、魏碑多从王、从，亦未见从王。或许正为此，大师认为他以楷书写经中听字从壬为“大误”。而这个为大师“后匆匆不及改写”（已付印）的“听”字，正在“全集”书法卷第三三三页上，以原书写页码看，似为第十四页、第六行、第三字。依据之二是，大师书札中透露一九二六年为蔡居士所写的格式是：“每行二十字，计共二百行，每纸十六行。共成十三纸”。而“全集”书法卷所影印之写本、则为行十六字，页六行，四十六页。以上两点或许可说明此写经系一九二四年的间写件。
　　至于大师书写最为精工之作，近代僧人写经之冠，写于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间的《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目前似尚未得见，我们期待今后复能影印流通 ，以飨读者。
　　三、《普贤行愿品偈》当为丙寅（１926）年所书
　　“全集”书法卷收录大师手写经文八种，编排于最后的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偈》。此册写经，工整遒丽，精严净妙，甚得晋韵唐法，实为大师写经精品。但这部佛经书写于何时，也是需要考察一番的。“全集”书法卷卷首“本册说明”第五条特意提到了选印八种佛经的编排方式：“本册仅选《大乘戒经》、《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八种。按照书写时间先后次序、集中编排于后”。从中可知编者的用意是以书写先后次序来编排写经文本的。那么，以此推论《普贤行愿品偈》当书于《金刚经》（丙子 ，一九三六 ，师年五七所书）之后。大师书写《普贤行愿品偈》署款为：“岁在析木五月永宁晚晴院论月敬书”。按“析木”为十二次之一，与十二辰对应则为寅。大师出家后经历两个寅岁，一为丙寅（一九二六 ，师年四七），一为戊寅（一九三八，师年五九）。此经书写于哪个寅岁呢？若依前述“本册说明”编排方式推论，当写于丙子（一九三六）之后的寅岁，即戊寅（一九三八）。愚以为实际上并非如是。
　　1、首先从字体上看，此册写经结字工整方正、用笔方圆兼备，起笔收笔有锋 ，通幅圆润妍美，具有大师五十岁以前书法作品的特点 ，而与丙子（一九三六）以后的书法特征有着明显区别。大师书法在五七岁（丙子）前后 ，结字修长疏朗，点画笔锋藏护，臻于人书俱老。试观丙子书写《金刚经》、《药师经》，丁丑（一九三七，师年五八）书写《心经》；戊寅（一九三八，师年五九）书写《印光法师撰历朝观音宝相印行流通序》等，皆然。（大师书体变化发展情况，可参阅拙文《精湛无伦的神品方便度众的法施——也谈弘一大师的书法艺术》）观察比较大师四五一四七岁期间与五七岁以后两阶段的书作 ，当不难看出《普贤行愿品偈》更接近丙寅（一九二六，师年四七）前后的书法特征。
　　2、从书写地点来看，此写本署款有“永宁晚晴院论月敬书”字样。大师尝考地名，指出“章安、永宁、永嘉、皆是温州”。又据沈继生先生辑录《弘一法师驻锡寺院简介》介绍，大师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年期间卓锡温州庆福寺 ，除短期外游以外 ，恒掩关阅藏 ，潜心写作。自署其居处为“永宁晚晴院”。而从《弘二大师年表》（林子青）可知，大师丙寅（一九二六）年三——六月在杭州、永宁一带，恰合“析木五月永宁晚晴院”的时间地点；而戊寅（一九三八）年间大师活动在闽之泉、厦、漳等地，与署款居地不合。
　　3．综合上述两方面理由，愚以为此经写于一九二六（丙寅）年当无大错。只是书写地点尚难定论。沈继生先生介绍“温州庆福寺”时明确谈到大师在该寺“手书《普贤行愿品》”，未知是否即指此册。但从沈老先生介绍“杭州招贤寺”又可知大师一九二六年三月初从温州（永宁）至杭州，居招贤寺，是年６月离招贤寺往庐山。若以“析木五月”思之，似以写于杭州招贤寺较合实际。这种分析带有臆测成份，未敢断言。况大师署款或许还有特例，有待更详尽的资料出现后再作分析考订。
　　四、《护生画集》第一集题词书写时间
　　大师的许多书作都曾两次甚至多次书写，有的是内容需广为传布而多次书写 ，有的则另有特定原因。《护主画集》（初集）题词就至少有两次书写。从大师书信可知 ，初集题词重新书写的缘由是：“开明版《护生画集》因印刷太多 ，拙书之字已肥粗不清楚。又杜甫诗，脱落一个字。拟再书写瘦体之字 ，重制锌版印行。倘承赞喜，即书写奉上也”。（一九三六 ，立春前一日致夏丐尊）至一九三七年，正月四日，又有书云：“《护生画集》另制版，甚善。“（致夏丐尊）其时已是达到一致意见了。但不知何种原因，到一九三八年旧历十一月二十日 ，似乎还未写就：“拟重写《护生画集》，重制铜锌之版。此事尚未了结”。“画集之事，不久即可了结，非是数数通讯也。”（致夏丐尊）从中似可推测，第二次书写画集初集题词当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戊寅 ，师年五九），只是当时似未完成。因为在又过一年以后 ，一九三九年旧历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师致李圆净居士书云：“以前所印画集初编，仍旧出版。……初编中朽人题字 ，俟明年暇时再写一组寄上 ，以备新版时改换，但文句仍旧不动 ，以保存旧迹。并为永远之纪念也。”同年（月日不详）的另一信中有云：“画集“所有旧版 ，一概废弃不用”，这里透露的信息，指的仍是第二次书写呢？还是又有第三次书写？在尚无充分资料作出确切判断之前 ，愚意先权当为第二次书写。到了一九四零年重写的题词似已完成 ，可以制版了。当年旧历六月十日信云：“兹寄上……马序一张（初集）。字与边，皆照原样制版〉。”（致李圆净）
　　这样看来，大师第二次（如果只有两次的话）书写时间 ，大体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 ，至一九四零年六月前完成。一九九三年三月深圳海天出版社第一版所用之版 ，当为第二次重写之版。因为：（1）该集书写字体 ，已非大师四九岁（戊辰 ，一九二八）书写风格 ，而与晚年书法作品无异（书风区别亦可参拙文《也谈》）；（2）大师信中言及初集杜甫诗脱落一字 ，那么脱字已补者必为重写件。海天版初集第一七页杜甫诗二八字分写四行 ，－字不脱。
　　那么，大师第一次书写于何时呢？据青年学者陈星先生考证、初集初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而该集倒第二幅“老鸭造像”题词跋语透露了书写时间：“戊辰十一月”。此幅乃初集尾声，伏此可推测该集书写大致完成于一九二八年（戊辰，师年四九）旧历十一月。只是那时书写墨迹不容易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