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中国宗教思想转型

　　李育富

　　提 要：中国宗教思想转型具有很多原因，地理环境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南北地域的地理差异，中心城市的形成以及名山风景的存在都在中国宗教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独特作用。研究地理因素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宗教思想变迁。

　　李育富，厦门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主题词：地理环境 中国宗教 思想转型

　　中国宗教思想转型，并非由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不过，从气象万千的地理环境人手来探寻中国宗教思想文化的发生、发展乃至形态转变，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角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从宗教历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行为学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宗教思想文化，而从地理环境角度予以考察者甚少。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方面开展一些工作，相信这有助于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中国宗教文化的内涵。

　　地理环境虽然不是通过很直接的方式影响中国宗教思想转型，但从宗教观念、宗教人物、宗教组织、宗教器物等因素中却可以隐隐约约地窥见宗教思想转型背后的地理环境因素。

　　一、地理环境影响着中国宗教的神灵信仰，从而促进中国宗教思想转型

　　吕大吉先生在其《宗教学通论新编》中说，在宗教的四大要素中，“处于基础层或核心层的是宗教观念(主要是神道观念)。只有在有了宗教神道观念的逻辑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观念主体对它的心理感受或体验。”吕大吉先生所指的“神道观念”内容较为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当是神灵信仰。顾名思义，所谓“神灵信仰”也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鬼神灵异的存在并且对此类精神现象产生崇拜心理和崇拜行为。

　　中国宗教的神灵信仰，尤其是儒道二教的神灵信仰的形成与变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地理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神仙道教的构建和发展为例来加以说明。

　　由于政治统治者的镇压、利用两手政策的实施和大批士大夫的参与，倡导君臣民“三合相通”思想的汉末早期道教逐步走向分化，神仙道教应运而生。神仙道教的形成，大体上始于葛洪对以往神仙思想系统的总结，经过南北朝的寇谦之、陆修静等对天师道的改革，到陶弘景建立道教神仙谱系而达到成熟。神仙道教本身以神仙信仰为核心，通过服食养生，追求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尽管神仙信仰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但其中也不乏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道教经典中记载了众多关于地理环境的内容，其中的十洲三岛、洞天福地都是非常出名的。它们处在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的名山海景之中，而且盛传着大量的神仙之说，有着浓厚的神仙氛围。据载，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是上天派群仙治理的洞府，而七十二福地是地仙真人治理和修炼之地②。其中的故事颇引人人胜，如据传四川鹤鸣山上有只鹤，当鹤鸣的时候就有仙人出来，天师道创始人张陵就在此修道成仙，得道后上了十大洞天中名列第五的青城山收徒传道。此类洞天福地无疑成为学道之人无限向往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洞天福地遍布天下，除极个别是虚构的外，大都有可考证的具体地点。当身临其境时，秀美奇景便强化了修道成仙的氛围。

　　这些极富神仙色彩的洞天福地对魏晋南北朝神仙道教的形成有没发生过作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相关经典的记述人手来予以考察。据称属于正一天师道典籍的《二十四治》中就有关于洞天福地的描述。上清派的经典道书《真诰》也提到大小洞天及福地之说，唐代司马承祯著《天地宫府图》，明确提出洞天福地之名。唐代时期神仙之说大行于世。从诸多文献的描述可以发现，洞天福地之说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普遍化了，而神仙道教的成熟却在南北朝，因而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神仙道教的形成受到极富神仙色彩的洞天福地的影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另外，我们从道教经书关于洞天福地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洞天福地等地理环境因素不仅促进了道教神仙信仰的形成，而且对于魏晋南北朝道教思想的转型而言也起着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因为在神仙道教信仰者看来，修炼成仙是需要特殊环境的，这种特殊环境虽然不可多得，但还是存在的。在一些名山志书以及神仙道人传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道人们寻找美妙修道场所并且被充满幽趣的名山大川所吸引的描写，例如《茅山志》、《南岳总胜集》、《金华赤松山志》等都颇有引人人胜之处。此外，像《十洲记》尽管是小说家言，但其中的仙境铺叙对于神仙道教的建立来说无疑是具有魅力的。试看书中的一段描述：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方朔云：“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荚，将招名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远，臣故韬隐逸而赴工庭，藏养生而侍朱阙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抑绝其威仪也。曾随师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广涉天光，极于是矣。未若凌虚之子，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方。北极勾陈而并华盖，南翔太丹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所识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这段话可以说极尽铺排之能事。作者以旅行家的口吻描绘所到之处的神奇，更以对比的手法衬托神仙胜境的美妙，一方面表现了先民寻仙访道的愿望，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修道者对于特殊地理环境的追求。洞天福地之类特殊地理环境之所以能够刺激神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是因为这种地理环境不仅充满了神秘感，而且以其幽趣刺激着修道者产生种种升仙的遐想，强化了修道成仙的愿望。洞天福地与神仙道教的关系虽然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它从一个侧面映现了宗教思想形成、变迁与地理环境的不可分割之关联。

　　二、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影响着中国宗教思想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广博，我们在分析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时，必须先找一个参照点。因为各种文化的南北差异并不具有完全的同步性。如佛教，李映辉先生在其《唐代佛教地理研究》对唐前期和后期的高僧籍贯分布、高僧驻锡分布、寺院地理分布、学术时空差异等方面的考察比较，得出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佛教文化前期重心在北，后期转移至南；而儒教思想则有所不同，儒教思想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随着国家统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而变化。可以说，南宋以前，统治中心大多居于北方，南方的经济重心尚未成熟，因而北方是儒教思想的活动中心。南宋开始，统治中心偏安一隅，苏杭的兴盛使得南方经济重心最终形成，儒教思想活动重心也随着南迁。宋明理学的兴起便是很好的例证。理学发端于北方的北宋，而集大成于南方的南宋。南宋后，南方儒学文化空前发展和活跃。由于南方经济重心已形成，南宋儒学氛围并不随着南宋的灭亡、统治中心又迁到北方而消失。南宋是南北儒家文化差异转变的关键点。鉴于此，又考虑到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我们这里以儒家思想作为参照点来分析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并以此来探讨此等差异对中国宗教思想转型的影响。

　　南北地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时间越早，这种差异就越大。首先表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南方民间信仰的多样性明显超过北方，比北方活跃。以宋代神祠为例，南方多于北方。《宋会要辑稿·礼》中关于诸祠庙门部分列举了不包括开封府的其他各地的部分神祠，比较著名的且列人祀典的有1300余所，确切可考者1147所，北方地区274所，南方地区873所。南方是北方的3倍多。这里南方、北方的划分，是依据北宋行政区来定的。大抵以淮河以北为北方，淮河以南为南方。信奉神灵的种类也五花八门，大至天地、宗庙、社稷、山水，下至各行各业神灵，不可胜数。其次，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学术风气、风格。北方多重注疏，治学踏实、拘谨，偏于保守；南方重义理，思维较开放、活泼。《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中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再次，儒家思想氛围于南北也有明显的差异。中原地区是儒家思想兴盛地，儒家思想因汉唐统治者的推行得到普及，因而儒学学术浓厚。北宋的关学和洛学的兴起都是在北方，而南方的儒家思想较之北方，显得淡薄。在两宋以前，南方未出现儒学活动中心的城市。

　　上述文化差异是与南北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不同相关联的。南方多山，奇峰怪石，云雾浮绕，野兽出没不定，气候变化无常；北方多旷野，地势较平，加之南宋以前，北方多为历代王朝的统治中心，而南方偏离统治中心，山高皇帝远，交通不方便，南北交流少，文明开化程度跟不上北方。越早越未开发的时代，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低下。面对众多高大威猛的自然现象，人们自身无能为力，又缺乏协助力量，在精神上无法予以合理解释，导致恐惧，从而产生了多种神灵崇拜的民间信仰。随着无法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崇拜的神灵也就越来越多。原始宗教的这种意识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宗教信仰，并且逐渐产生了另一种特征：功利性。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有着利益的驱动，认为信奉的神灵越多，自己获得的保佑就越多，因而见神就拜。民间信仰的这种多样性和功利性，也就使得某种宗教的渗入更为容易。

　　南方地理位置由于偏离政治统治中心，此地儒家文化在南宋前相对淡薄，不过这种情形在魏晋时就已开始出现转变。魏晋以来，大批士族迁入南方，带动了南方儒家思想的发展，这本是南方儒家思想赶上北方的一个契机，但由于遇上战乱，这种机遇随着隋唐统治中心定于北方而减弱。一直到南宋，随着南方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形成，儒家文化才得以在南方崛起。

　　基于上述对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原因的考察，我们再来分析这种差异对中国宗教思想转型的影响。先看儒教思想。儒教思想自西汉开始形成，以董仲舒为代表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到唐中后期开始注重心性论来论证儒教思想而得到发展。两宋时期理学的提出及后成为御用哲学，是儒教成熟的标志，是儒教思想上的一次大变革。理学以“理”为本体，强调从心性的角度去把握外在的“理”，从理气范畴把汉代以来儒教所提倡之外在要求变为内心的自觉，把外在的依据变成内心的本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其一生大半活动时间在南方。在其生时，其思想主要在南方传播。朱熹死后的一段时期，理学主要是由朱熹的弟子们先在南方传扬的。最初，这只是作为汉唐儒教经学的正统思想的叛逆面——“伪学”而艰难存在的，后来逐渐成为官方的思想统治工具。对素有民间信仰传统的南方民众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因为让义理切于民用而容易被接受。南方的这种地域文化，促进了理学的传播和实施。理学最终取得胜利同样有着南方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功劳。

　　再看佛教思想。禅宗思想(南宗)是最具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对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和转变，而它在唐末和宋代的一枝独秀的地位，又使之在佛教思想中更具有代表性。禅宗的兴起及其思想得以传播和最终确立强势地位，与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也是紧密联系的。六祖慧能大师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后，为避免神秀派的谋害和争夺袈裟，潜逃至岭南，隐居山林中15年，公元676年出山到广州法性寺，正值两僧争论风动幡动时，慧能说：“幡无如余种动，所言动者，人者心自动耳。”众僧骇然。而后慧能在韶州曹溪宝林寺(今广东曲江南华寺)剃发受戒，开坛讲法，于是禅宗大兴，到唐末五代，禅宗分为五家七宗。北宋时期，南禅宗开始在北方出现，并逐渐取得了全国的主流佛教地位。慧能为何能在南方立足并使南宗发扬光大?这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不无关系，南方思想开放，慧能所宣扬的明心见性、不立文字、不重苦炼修行的方式恰好适应了南方的学术风气。二者的一致性使得南禅宗在南方有了能够生存的可能，而南方民间信仰的特点及普遍性也使民众容易接受禅宗。此外，唐代时期，南方的儒家思想较之北方淡薄，尤其在岭南这种远离统治中心的地方，封建正统思想就更是鞭长莫及，故而有利于禅宗思想的传播。与此相反，北方儒教思想浓厚，尤其是在唐朝后期正值儒门思想在北方复兴时期，韩愈和李翱等儒生又大力排佛、反佛，佛教受到儒教的抵制就越强。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北宗在北方的衰弱、消失，也可能与此有关。

　　三、地位特殊的处所为中国宗教思想传播提供适宜空间，促进其思想发展

　　宗教的发展离不开活动场所、专门器物的支持。中国宗教思想的兴起、传播并最终实现成功转型也是如此。大多宗教的发展情况是：以某个大都市或某山水秀丽的名山为中心点，然后把思想推销出去，并逐渐取得相当地位。这些大都市和名山，往往是译经的场所或某种新型理论的发源地。对于大都市来说，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资也较充分，既为修行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又为修行人之间的往来交流、传播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山青水秀，本身受到修行者的青睐，而作为名山，当然也不可能人烟稀少。

　　道教认为，林木幽深、风景秀丽之所即是群仙聚居之处，利于隐居修炼——而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的道观建筑则体现了返朴归真、师法自然的思想。由此之故，洞天福地不少成为道教宗派的发祥地。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陵早先修道于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若干，道教传说鹤鸣九天必有仙人下界。得道后张天师就上了青城山，并在那里收徒传道。天师道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各处的道士据说达到2400人。其传教区域以巴蜀为主，远至洛阳，凡人道者均应缴纳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陵之孙张鲁曾割据汉中，自号师君，以神道教化百姓，还设立义舍，为流民提供米肉。后来张鲁归属曹操——天师道亦随其内迁传人中原。第四代天师张盛从青城山迁往号称第三十二福地的龙虎山——全山有山峰九十九座，秀岩二十四处——从此龙虎山就成了天师道的传教中心。嗣汉天师府为天师居处，现存建筑多为乾隆至同治时期的遗物，其中万法宗坛是历代天师祀神祭祖的地方。元代江南道教各派皆归龙虎山管辖，到了明代，天师府更成了朝廷管理全国道教事务的官署衙门。与龙虎山齐名的茅山原名地肺山或句曲山，因汉时三茅真君在此修行得道改名茅山——号称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第三十二小洞天。上清派第九代宗师陶弘景曾隐居茅山修道，遂创茅山宗——茅山宗后来人才辈出，成为隋唐时期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

　　再以隋唐佛教为例。隋唐佛教宗派纷起，思想活跃。李映辉先生在其《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中根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唐前期高僧驻锡(活动)、高僧游徙空间分布做了统计。从高僧驻锡人次来看，在唐前期十道中，包括淮南道的扬州和江南东道的润、常、苏、湖、杭、越、台等州在内的邗沟——江南运河沿线分布带是高僧驻锡人次五个密集分布地道之一。长安在各道分布状况中位居首位，东部洛阳也是高僧云集。从唐朝前期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来看，关内道，以京师长安和终南山为重点，是全国最大高僧聚集地，外国来华高僧居洛阳、长安者居多。其它河南、山南、河东、淮南，及江南道高僧出入也较频繁。可见，这些高僧出没的地方颇为集中，基本上都处于天宝年间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及其边缘地区，汾渭平原，江南地区四大人口稠密区。在全国来看，这些地方的人口不仅众多，而且交通便利。譬如长安为京师地带，交通发达；其他佛教兴盛地带如邗沟的江南运河沿线分带中，扬州是运河与长江交汇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润、常、苏、杭都是江南运河经过的地方。湖、台、婺也都有便利的交通与之联系。

　　实现佛教思想从魏晋般若学说向隋唐心性学说转型的隋唐佛教八宗中，立宗较早的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颉于陈太建七年(575年)居于天台山创立，并以天台山名命宗，其国清寺为我国佛教四大丛林之一。道宣创律宗于长安边上的终南山。华严宗杜顺、智俨等祖师都住在终南山，其实际创始人法藏居于长安弘法，被武则天赐为“贤首”。三论宗吉藏在唐初也被请人长安，弘扬三论宗。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与其弟子在长安译经，弟子窥基也在长安发挥唯识宗精义，唯识宗在长安盛极一时。净土宗真正创始人道倬和善导在长安弘扬净土思想。密宗在长安兴起，在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的努力下，也曾盛极一时。禅宗慧能在韶州发起，虽地处偏远，但韶州也是贯通北方与岭南的重要路线。可见，隋唐八大宗的兴起点基本上都是处于人口众多交通发达，而且是高僧出入频繁的地点或地段，这无疑对于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思想的活跃和成功转型起着重大影响作用。

　　综而言之，地理环境对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和转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上面阐述的只是一部分情况，这个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考察，如地理环境与中国宗教思想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相互关系如何，对区域经济社会又有何影响，其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又有什么现代价值和启示等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从上述几个方面考察地理环境对中国宗教思想转型的影响，仅为抛砖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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