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于公元460 年在文成帝的支持下，由北凉高僧昙曜主持开凿。初期开凿五窟是为“昙曜五窟” (16 —20 窟) ，其中以第20 窟为云冈石窟的代表，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笈多文化的结合。大佛身着右袒式(或通肩式) 袈裟，衣纹厚重作平行排列，面相深目高鼻，高起的内髻，宽肩厚胸主要是受笈式造像的影响。大佛粗犷朴拙，高大雄伟，气势磅礴也反映出鲜卑民族悍尚武的风貌。

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93 年迁都洛阳，并同时在洛阳南郊开凿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不久龙门石窟便代替云冈石窟成为佛教造像的中心。北魏龙门石窟造像是中国北方佛教艺术汉族化的重要里程碑，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佛教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传统艺术融和消化了，孝文帝推崇汉文化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是古阳洞，此时的佛像褒衣博带与面相丰满的风格并存，还明显有外来影响的余韵。在稍后一些时间开凿的宾阳洞中，这种余韵便随着汉化政策的强烈推行而完全消失，洞中主佛及两旁菩萨已完全是褒衣博带，神情飘逸，秀骨清像的神态。从此，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温文尔稚，亲切蔼然的造像风格风行了北魏全境并影响启迪着其后的朝代乃至隋唐，先后达四百余年。

除敦煌、云冈、龙门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石窟还有北方最早开凿的龟兹石窟、甘肃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

从具体表现技法而言，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是外来艺术与我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北方统治者汉化政策的不断推行实施, 使得佛教艺术日趋中国化，从而改变了佛教艺术的本来面目，又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三、佛教及佛教艺术的鼎盛繁荣时期

佛教到隋唐有一大飞跃，由以往吸收消化印度佛教为主，转而为独立创造中国式的佛教为主，这是佛教最有生命力最为活跃的时期，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的佛教学派林立，名僧辈出。著名的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以及源于印度而被创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的禅宗均在唐代兴盛，达摩禅变成为中华禅，而玄奘，慧能等大德名僧千古不朽。隋唐时代的佛教艺术亦如隋唐佛教一样，由以往对印度艺术的吸收消化日趋中国化为主，转而为独立创造中国式佛教艺术为主。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繁荣鼎盛时期。隋代结束了两晋南北朝历时三百多年分裂动荡的社会局面而统一了中国。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新王朝统治者更借助于佛教来巩固政权。隋炀帝杨广在推动佛教的复活和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为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尽管隋代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但却将佛教及其艺术推到又一高度，并起着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桥梁作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以及对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气度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唐代的文化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传至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

敦煌飞天

体现唐代佛教艺术灿烂辉煌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龙门石窟。唐代莫高窟壁画佛像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精彩，造像总体精神面貌已呈中国式。从题材内容上，隋以前的本生故事大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经变故事(经变故事是中国对佛教的一大创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唐代壁画完全是一片经变的海洋，各种经变故事均能在此找到，反映了唐代净土宗的盛行。如《药师经变》《净土经变》《维摩经变》等等，尤其是维摩经变一改“示病”之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一位张目须眉，目光炯炯，身体强硕，健康智慧的老者形象，表现出唐代昂扬勃发、奋进豪迈的时代精神。菩萨的形象也更具人情味、世俗化, “菩萨如宫娃”的情况为我们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见菩萨形象相合。这些菩萨曲眉丰肌，秾丽多姿，亲切温和，充分体现了唐代女性美的特点。供养人的形象也大量出现，他们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创造出来，男的褒衣博带，雍容不凡，女的　丽华贵，气态悠闲，完全是张萱、周　笔下的仕女形象，只是服饰不同罢了。在壁画其间穿插着众多的飞天乐伎，洋溢着欢乐、轻松、热烈的气氛。总之唐代的壁画欢乐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忧郁的情调,喜乐升平的极乐世界代替了阴森血腥的场面，呈现出一个欢乐祥和的盛世气象。无论是经变故事、菩萨、还是供养人，他们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凭着对佛教的理解，对审美及生活的认识，凭借着非凡的创造力和高超的表现技能，中国唐代的艺术家们完成了外来艺术中国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转变，从而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在表现形式技巧上，也经历了从外来形式到中国式的转化，产生了张、曹、吴、周四大佛教艺术流派。六朝时期张僧繇的“张家样”与曹仲达的“曹家样”其佛像的衣纹线条就带有明显的外来因素。唐代画圣吴道子又在张家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吴家样” ——吴带当风。吴道子运用传统线条发展创造出遒劲挺拔，一波三折，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线描方法，所绘人物的衣纹、飘带、衣袖具有迎风飞舞之势，造成“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把线条的造型能力与表现能力发展到一个完美的境地，吴家样这种纯粹中国式的佛教绘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之际，周秾改而为“秾丽丰肌”的人物形象，被称为“周家样”。周秾所创菩萨形象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和世俗情调，他“妙创水月观音”具有女性美的特征，十分流行，影响后世。可以说从曹家样、张家样到吴家样、周家样，中国佛教艺术已完全摆脱天竺的影响，确立了中国式的佛像风格和民族绘画格式，外来样式已被完全吸收消化了，中华禅在唐朝已确立，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亦在唐代基本完成, 正如苏东坡所言“能事毕矣”。

龙门石窟佛像

最具大唐风采的是于672 年营建由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的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座像。佛像高大雄伟，完全是在以写实的手法为基础又不违背佛教仪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原则下创造而成。大佛整体精神特征也趋向中国式, 面容庄严典雅，脸型丰满圆润，眉如新月，鼻梁直挺，面部表情温和慈祥，把大唐盛世对外来文化兼容的恢宏气度、大唐民族开朗健康的性格和高度民族自信心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佛周围的阿难、菩萨、天王、力士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他们之间性格特征不同，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一组完满的群雕。唐代的佛教艺术在形象塑造与内在精神的结合上，宗教性与世间性，理想性与表现性方面已达到完美的境地，可谓“灿烂求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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