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容瑞像：神亦真亦幻历史谜团

　　1500年前，一尊没有佛首的瑞像从御山石崖里“挺出”，此后，敦煌壁画、武威出土石碑，民间传说都记述、描绘了为这尊石佛瑞像安置佛首的神奇故事。史实？神话传说？真相？

　　1973年6月，甘肃省永昌县文化馆馆长黄兴玉普查文物时来到了龙首山脉里的御山峡谷。

　　龙首山，是河西走廊北侧的大山脉，因为拥有亚洲储藏量最大的镍矿而闻名中外，它与西面的祁连山遥遥相对，构成了河西走廊中部的天然屏障。

　　御山，也叫御容山、御谷山，是龙首山的一条支脉。御山峡谷位于永昌县城以北十公里的御山和武当山之间，蜿蜒曲折，状如行蛇，长约10公里。横穿永昌的汉、明长城，逶迤西去，伸向中国内陆的腹地。峡谷中树木葱笼，岩石奇形怪状，清澈见底的溪流自西向东流入金川峡水库。库区风光如画，荡漾的湖水淹没了四千六百年前齐家文化马家湾子遗址。岸上的多处文物遗迹，向世人静默地展示着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繁华。

　　对永昌县文物遗迹了如指掌的黄兴玉馆长，在御山峡谷一家农户的牛圈墙角，意外地有了令他惊喜不已的发现。

　　永昌县文化馆原馆长黄兴玉介绍：牛圈东北角上，发现一块大石头，好像有人工打磨的痕迹。老乡家借了根撬杠，撬起来发现真是个石佛。当时我们就高兴非常。

　　这尊黄兴玉馆长在牛圈墙上发现的佛首，是红砂岩雕造，雕凿技艺精湛，螺髻低平，面相饱满，从造像风格上专家鉴定，是北魏时期的造像，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永昌县文化馆原馆长黄兴玉介绍：又在河渠那边的那个山洞洞里，发现了一个比人的拳头大一点的石佛。又在水流处发现了一个高浮雕的石像，大概一米多高，找到了第二个佛像。

　　黄兴玉馆长找到佛首的地方，是一处被当地老百姓叫做“后大寺”的寺院遗址。然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御山峡谷只有农田、村庄，并没有寺庙，更没有僧人。那么，这三尊珍贵的佛像和消失后的后大寺有没有关系？它们为何会遭遇到被遗弃的厄运？

　　《永昌县志》记载：在清代永昌县城北有两座寺院，分别叫“前大寺”和“后大寺”。前大寺叫金川寺，距城北一里，建于唐代中叶；“后大寺”距城北二十里，是民间对圣容寺的俗称。

　　几乎在同一时期，距离永昌县700公里的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也在寻找 一个叫“凉州御山番禾县圣容寺”的确切地址。因为这个地址和莫高窟的雕塑、绢画、一些遗书有关，特别是和第61、72、98、203、231、237、300、323等八个洞窟中的壁画内容更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壁画以相同的题材描绘了番禾县圣容寺为一座无头石佛瑞像安置佛首的神奇故事。

　　番禾县在哪里？圣容寺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它又在何处？在番禾县和圣容寺没有确定之前，这竟是一大悬疑。

　　《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古番禾县就是永昌县，在汉代的县名，所以孙修身先生他们一行人来到永昌考察。

　　孙修身，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从事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工作，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组组长，研究员，兼任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教授。

　　经专家考证，番禾县就是现在的永昌县，当时隶属于凉州、即今天的武威市。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处于河西走廊咽喉地带的武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理环节。东来中国传播佛法和中国西去印度取经的僧人，必须经过这一条漫长的走廊形道路。永昌县，则是这条道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点。

　　孙修身先生来到永昌后，经过查访，最后终于在永昌县北、圣容山谷的岩壁上找到了一尊没有头颅的浮雕石佛，当时，佛身大半埋在土中，看去很是残破。然而把这尊无首佛身和黄兴玉馆长找到的佛首联系起来发现，这两者之间可以铆接，完全符合敦煌壁画中有关圣容瑞像身首迎请安装、可以分离，可以再重新安置佛头的描绘。因此初步断定，永昌御山就是敦煌莫高窟多幅壁画中出现的御山，番和圣容寺就是永昌发现佛首的“后大寺”。具体位置的确定，初步证实了敦煌莫高窟壁画有关番禾御山圣容寺石佛瑞像记载的情景。

　　1979年5月，住武威的兰州军区某部医院在修建家属宿舍时，从县城东北角的老城墙下挖出了一块上部残缺的巨大石碑。

　　这块险遭丢弃的石碑，两年后被一位当地文化人发现和推荐，运到了武威市的文物部门，现在存放在大云寺，碑上有文字一千多个，经过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市文博专家党寿山仔细认读后，确定这是一块唐代石碑，记载的正好是凉州番禾县御山瑞像寺也就是现在的永昌县圣容寺、自建成到唐代天宝元年的事情。专家因此把它命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根据碑文考证，再一次证实了凉州番禾御山瑞像寺就是现在永昌县御山峡谷的圣容寺。

　　《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这块石碑记载的内容正好就是永昌圣容寺它的发展过程，以及刘萨诃和尚修行的过程，还有唐僧取经在这个地方讲经的过程，还有隋炀帝西巡的时候来朝拜圣容寺的情况。这就才清楚了永昌圣容寺就是北周时候的瑞像寺。

　　北周时期的永昌瑞像寺，隋朝时被隋炀帝改名为感通寺，到唐朝末年，又被改叫做圣容寺，清代又被叫做后大寺。

　　专家研究发现，唐代高僧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也记录了永昌石佛瑞像出现和圣容寺名称演变的明确纪年：石佛瑞像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以石佛瑞像命名的瑞像寺——也就是圣容寺的前身——建成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即公元561年。

　　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凉州御山番禾县圣容寺”的准确位置和多方记载通过实物考证被确定了下来。现在的“后大寺”就是北周时期的瑞像寺、隋朝的感通寺、唐代的圣容寺。

　　圣容寺院依山面河，坐北朝南，建在御山峡谷中部北岸向阳的台地上，遗憾的是，圣容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彻底拆毁。

　　永昌县城关镇川西村肖福祖介绍：地让山水冲垮之后，喇嘛走了庙一下没人管了。倒的倒掉了，拆的拆掉了。到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把木头挑着大炼了钢铁了。）

　　作了多户农民私人家院的圣容寺旧址上，跌落了佛首的石佛瑞像在寂寞冷落里享受不到一炷人间的香火。

　　永昌县城关镇川西村肖福祖介绍：那个时候人们不懂，把佛头灰圈门上顶着哩，马圈门上顶着哩，胡顶着哩，你滚过来他滚过去，胡滚着哩，光脚娃子们滚着玩着哩。

　　最终，珍贵的佛首不知去向，直到1973年才被黄兴玉馆长发现。

　　但是圣容寺为什么要建造在远离永昌县城的御山峡谷里？峡谷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尊没有佛首的瑞像？石佛瑞像安置佛首为什么又经历了敦煌壁画、武威唐代石碑等资料描述的那么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

　　要厘清这些疑问，就必须说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和武威出土石碑上记载的著名高僧刘萨诃。刘萨诃是圣容瑞像及其相关神话的缔造者。没有刘萨诃，就没有圣容瑞像，就没有圣容佛首，就没有圣容寺，更不会有敦煌莫高窟描绘圣容寺的那些美丽动人的壁画和文书记载，刘萨诃与刘萨诃相关的研究也就不可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刘萨诃确有其人，法名慧达，是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稽胡高僧。稽胡是南匈奴的一个部落，公元四世纪至九世纪聚居在今天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刘萨诃出身于富豪之家，年轻时武艺超群，好勇斗狠。充军后当过骑兵，戍守襄阳。

　　《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刘萨诃一生从事佛事活动四十多年，这个人在河西活动二十多年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他佛事活动最兴旺最重要的阶段。所以他在敦煌壁画里画他的壁画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最多的。那么《敦煌艺术》记载有关他的身世的文书也可以说是最丰富的。

　　传说刘萨诃因杀生害命堕入地狱，经受皮肉分离酷刑的惩罚，被观音菩萨救度后苏醒、出家当了和尚。

　　原《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刘萨诃驻守襄阳的时候他和朋友们喝酒，喝酒过量死去了。死去以后还有一段下地狱，观音菩萨让他回复原身当了和尚。永昌的云转禅寺这里有他的住处，他宣讲佛法，还在敦煌莫高窟开过洞窟。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和榜题《刘萨诃和尚因缘经变》就以庞大的画面、繁杂的情节描述了这个故事。五代末年开凿的莫高窟第72窟，仅保存完好的上部分画面和榜题就有30多条。其中藏经洞的绣画《刘萨诃和尚》、绢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经变》、《凉州瑞像图》等珍稀资料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盗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敦煌刘萨诃文物和文献的发现，引发了国内国外学术界对刘萨诃的关注，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也成为刘萨诃研究的起点和中心。

　　刘萨诃出家当了和尚，起先在江南各地弘扬佛法，以后来到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挂锡”永昌的云转禅寺。最后，刘萨诃在酒泉圆寂，他在云转禅寺修行，修行了17年。

　　云转禅寺坐落在永昌县南部山区面向西南的陡峭崖壁上，据说当年刘萨诃开凿这座石窟时，云彩围着石窟南面的莲花峰旋转不停，该寺由此而得名，现在当地人叫云庄寺只是云转禅寺的地方话语音。

　　永昌县云转禅寺昌通法师介绍：刘萨诃就在这地方挂过锡，挂锡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个有红的石窟里面。他住的时候可能就是中间的那个石窟里。在晋朝时候有个高僧刘萨诃在这里开凿的这个石窟。这墙上的红泥都是那时候画了壁画的，在文革中被人破坏掉了。

　　有关人员认定，这个进出十分危险的人工岩洞，就是高僧刘萨诃当年在云转禅寺挂锡时开凿的石窟。石窟面积较大，窟内空无一物，从墙上星星点点的涂彩泥皮和残损砖瓦上明亮闪烁的金粉痕迹，还能够看出当时寺院的金碧辉煌。

　　刘萨诃在永昌弘法的时间有人说是七年，有人说是十七年，也有人说是二十二年。尽管具体的时间不能确定，但当地流传有关刘萨诃以及他许多神通的传说，足以证明刘萨诃在永昌的时间一定不短。

　　从现存的佛教文献查证，刘萨诃在离开永昌去天竺“观佛遗迹”的路上，预言永昌御山峡谷将会出现无首石佛瑞像，其时正是社会安定，佛教兴盛的北魏太延元年。

　　《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刘萨诃第二次到印度去，他走到番禾郡，也就是现在永昌县的古县。走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向着东北礼拜、磕头。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当时他的弟子，不明白，就问刘萨诃,这儿又没有佛像，你为啥要朝拜呢。刘萨诃说，不久这就会出现一尊佛像，如果这个佛像是完整的，天下就太平；如果出现的佛像是残缺的，生灵就要涂炭，百姓就要遭殃。过了一段时候，真的就是刘萨诃和尚所讲的，一阵雷雨过后，山崩地裂，在山上现出了石像，一看这个石像，有身子但是没有头。

　　孙修身先生等拟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的唐碑也记载“阳僧刘萨诃，天生神异，动莫能测，将往天竺观佛遗迹，行至于此，北面顶礼。”据此可以断定，刘萨诃有关圣容瑞像的预言最迟也在唐代天宝年号之前就广为传播。

　　云转禅寺距离御山四十公里，刘萨诃在永昌云转禅寺弘法，为什么预言御山会出现石佛瑞像呢？

　　《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文中记载，当时御山峡谷土地广阔，有清泉灌溉良田，在这样地广水足的地方修建寺院，当然再合适不过，这大约就是刘萨诃预言石佛瑞像将会出现在御山峡谷的主要原因。

　　敦煌莫高窟98窟的五代壁画《李师仁入山射鹿》和72窟的壁画《御容山无头大佛像》，这样补充、完善了刘萨诃的预言：在刘萨诃预言后的第87年，也就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一位名叫李师仁的猎手在御山峡谷追杀一只麋鹿，被僧人劝止。李师仁放下屠刀，出山皈依，天地顿时风云变色，雷震山崩，御山的南面的岩石里挺出了一尊通高一丈八尺、和山崖连成一体的无首石佛。

　　圣容寺法师介绍：天王造的像他是天人的飘逸型的，这是天王。人王他造的像就是咱们人的模样。现在的地面应该再下降两米才是原来的地面，原来的大殿基础的地面，这样的话，按照历史记载，这个石像应该是在半空中的。

　　刘萨诃预言的有瑞像出现应验了。然而，石佛瑞像真是石崖里“挺出”来的吗？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从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看到的石佛身子他就是依山雕凿的佛像，等于是浮雕式的，所以他跟山体连着的。

　　永昌县文化旅游局丁永琴介绍：我们从考古学、文物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石佛瑞像他是人为的凿刻成的，否则的话他不会这样的非常像人体的形象。这个演绎出来的故事，它更能打动人，更能打动老百姓，老百姓认为这就是我们永昌出现的一尊瑞像了。这尊瑞像就是佛给我们安置在这个地方的。

　　更有僧人从《释氏六帖》中读到 “石生室灭”，认为石佛瑞像挺出是必然的事情。

　　从神话传说的角度看，刘萨诃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石佛瑞像伫立在御山河谷北面的崖壁上，令人疑惑的是，刘萨诃从预言到成石佛瑞像“挺出”的时间为什么间隔了87年之久？

　　原来，在刘萨诃预言后不久，北魏太武帝就开始禁佛，诏令焚毁寺庙、佛经、佛像，坑杀和尚。刘萨诃“预言”的石佛瑞像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自然不会不合时宜地“挺出”石崖，普济世间众生。直到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11年，佛禁大开，营造塔寺和开凿石窟蔚然成为一时风潮，出现了“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的大好局面。所以，北魏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御山峡的石佛瑞像就应时应世、顺理成章地从石崖里“挺身而出”，“应验”了刘萨诃的“预言”。

　　石佛挺出了石崖，却没有佛首。没有佛首的佛像，不仅在中国的佛教造像中极为罕见，更不能为虔诚的信众和善良的百姓所接受。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就因为没头，别人就想办法造上一个头安上去。安过好多次头，安上去掉下来了，安上去掉下来了，都不成功。

　　佛身无头，安置掉落，造成这种奇异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无首的御山石佛瑞像挺立了36年,直到北周天王元年才有了佛首，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石佛瑞像没有佛首的这三十六年，恰巧赶上了“魏末丧乱，生人涂炭”的乱世。直到北周天王元年天下大治， 凉州七里涧才出现了一尊石质佛首。

　　在民间传说中，凉州七里涧出现的这尊佛首与石佛瑞像从石崖里“挺出”一样灵异、一样神奇。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北周时候，碑文上记载凉州以东的七里涧，夜有神光照像首，大家非常高兴，认为这可能就是凉州御山石佛的头像，大家就用八抬大轿把佛首抬到现在永昌的瑞像跟前。

　　敦煌莫高窟第72窟的这幅五代壁画《凉州士庶送佛首入寺》，就表现了当时官民“悲欣千里”的盛况。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据这个碑上说，佛头还没有到跟前的时候，佛头自动的就飞上去了，放在佛身子上面以后非常合适。

　　当凉州的僧人和百姓抬着七里涧出现的佛首来到一百公里之外的御山峡谷瑞像前，佛首“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

　　如果去除神话色彩，在武威发现瑞像佛首的原因应该是：生成石佛瑞像的永昌御山山崖的花岗岩，石质松脆，颗粒粗糙，不具备雕凿佛首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制作佛首的发髻和面部细节时，不能在上面精雕细刻，使之生动感人。

　　更难的是造出的佛首与佛身难以紧密结合，一遇震动，就会掉落，造成了“安讫还落”的现象。

　　无奈之下，僧人只好“命工雕镌别头”，另找工匠在其它地方雕造佛首。刚好管辖永昌的凉州，一个叫七里涧的地方出产坚硬、细腻的青麻石，能工巧匠就在那里按照既定规格雕凿出了精湛完美的石佛瑞像佛首，在僧众的欢呼和鼓乐的轰鸣中，隆重迎送到了圣容寺安装，实现了永昌百姓36年梦寐“天下太平”的夙愿。

　　凉州雕凿的佛首和永昌御山的石佛瑞像终于身首合一了，民间附会的各种神奇传说像风一样传遍了北周各地，也惊动了皇帝宇文邕。

　　永昌县文化旅游局丁永琴介绍：当时北周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调集了凉州、甘州、肃州三州的苦力，来到了永昌番禾县建造了这个寺庙。

　　寺院三年后完工，皇帝宇文邕御赐了寺名，叫瑞像寺。

　　不料到了十一年后的北周太建六年，也就是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下令禁止佛教、强迫僧尼还俗，瑞像寺被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根据碑文上记载，尽管寺院毁了，佛像仍然很完整的保存下来了。因为他就是依山修造的这样一尊佛像，他不会烧坏烧毁的。

　　这段真实的历史也被演绎成了神话。传说灭佛之前，石佛的佛首无故跌落到了地上。敦煌莫高窟的这幅壁画中，四个僧人和一个俗人正在为石佛瑞像安置佛首，佛像脚下的三个佛首，就喻示了多次努力的失败。这三个跌落的佛首，其中有没有黄兴玉馆长找到的那尊保存在永昌县博物馆的佛首，就不得而知了。

　　隋朝建立后，佛教再度兴旺，御山石佛瑞像身首重新合为一体。佛教信众把客观社会现实嫁接到刘萨诃预言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上：“天下太平，佛像身首合一；天下动乱，佛像身首分离。”

　　《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这个预言在以后的好多事实里面都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预言和现实的巧合，就使偶然变成了必然，刘萨诃的预言也成了事态发展的准确预告。

　　正因为圣容瑞像与佛首十分逼真的神话传奇，又有信奉佛教的皇帝作为强大后盾，瑞像寺的声誉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巅峰。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考证：“在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位置，一度僧徒达二万人之多，接待着东西往来的僧众。”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会见了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到瑞像寺礼佛，将瑞像寺赐名感通寺，下旨扩建增修，通令全国各地派出画师到御山摹写石佛瑞像，虔心供奉。感通寺从此声震中原，响亮西域。

　　唐朝是中国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感通寺成为佛教文化融汇的中心寺院。《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和唐中宗都派出特使到感通寺供养瑞像；三藏法师从天竺取经归来，路经永昌时也到感通寺拜佛。到了唐朝末年，感通寺改名为圣容寺。

　　圣容寺的前山和后山顶上，有两座隔河相对的唐代佛塔。大塔位于圣容寺后山顶上，高16.2米，塔基每边长10.8米，为七极方形、空心砖结构，和著名的西安大雁塔极为相似，僧人们称之为圣容寺雁塔。

　　《永昌县志》主编祝巍山介绍：就在这个唐塔里面，当时，上面被鸽粪糊得严严的，看不清东西，后来剥离了第一层，剥到第二层上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几条题记，番僧一千五百人，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写的是乾元二年，这是唐朝时候的一个年号。还剥出了一张壁画，壁画对照以后，和敦煌壁画里所绘画的刘萨诃瑞像非常相似。当时没办法，就照了相。再没办法复制。所以说证明这个圣容寺，就是古代的感通寺，也就是更名的瑞像寺。

　　唐朝末年到宋元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战乱频繁，政权迭出，黎民百姓生计艰难，但圣容寺仍旧是河西走廊乃至全国的著名佛寺。在寺院对面山崖上，有用六种文字石刻的佛教大明六字真言。

　　金川集团公司教师、诗人张精锐介绍：这个字，我们看不是同一个时代刻的，第一是风格不一样，上面的藏文和西文是浮雕效果。下面的西夏文是阴刻，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上面的浮雕部分，已经长出了石苔，下面的西夏文没有这方面的痕迹，由此看起来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圣容寺东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片被当地百姓叫做“和尚坟”的西夏墓群，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圣容寺在这一时期的旺盛香火。

　　圣容峡谷东面入口处的黄色山丘中，北侧突起的红褐色砂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被考古人员称作花大门的元代石刻，50米长的砂岩上刻有一排塔形佛龛。

　　永昌县文化旅游局丁永琴介绍：这些石刻主要是藏匿高僧圆寂之后的骨灰之所。

　　永昌县文化馆副馆长黄正平介绍：每一个佛龛就代表当时去世的一个僧人的舍利在那里存放。在清代的时候，好多人，好多佛教弟子，都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祭拜。我们永昌的佛事活动一直到清代都还是很兴旺。

　　僧人们圆寂后火葬，或者火葬后再塔葬，把骨灰放置佛龛内，这种形式在我国多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地区流行。永昌县圣容寺的花大门石龛和更早的西夏和尚墓葬充分证实了圣容寺在历史上确实是我国多民族融洽相处、进行宗教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介绍：根据我们现场考察以后，看到隋唐一直到西夏这个时候，圣容寺香火还是很旺的。因为西夏时候，我刚才说了，那里还有千佛阁遗址。各民族都到那里去朝拜。

　　民间之外，为什么几个朝代的皇帝对地处边疆的永昌圣容寺也都十分重视？仅寺名就改了四次。除了对佛陀的虔诚，其中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

　　西汉之后，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日趋频繁，河西地区成了内地和西域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口岸”。但是，历代中央集权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冲突却始终没有得到平息。统治者在使用武力征服的同时，施行异曲同工的怀柔政策，一方面向西域输出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另一方面则用宗教的“香火”取代战争的“狼烟”，意欲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胡、夷”等少数民族的精神统治。

　　永昌县南接武威，西连张掖，既是军事要地。又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在丝绸之路上一直处在“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重要位置。在这里建佛寺、雕佛像、大兴佛教，采用设想奇巧，诡异莫测的神话故事，扩大圣容寺在民众中的影响，目的就是感化与汉族杂处的少数民族，保全“都会万里”的丝路重镇凉州。

　　明清两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走廊交通西域的贸易要道作用逐渐弱化，圣容寺的香火也因此暗淡了下来。

　　清代晚期，国运衰微，这座一千多年前就大名鼎鼎的圣容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阶段。

　　永昌县文化馆原馆长黄兴玉介绍：1945年，我八岁的时候，来到圣容寺，寺基本完整。山门、大殿、左右的廊坊基本还存在。1973年我带着我的部下来到这，专程看圣容石佛。来时寺庙不在了，石佛也找不见了。

　　黄兴玉馆长找到的这尊佛首，是不是敦煌壁画中和武威石碑上反复提到的、从武威迎送到永昌御山峡谷的那一尊佛首呢？

　　根据敦煌研究院已故的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党寿山考证，黄兴玉馆长找到并保存在永昌县博物馆的佛首高约67厘米，佛首顶上有低平的肉髻，面孔方颐，鼻梁隆起且直通额际，眼睛鼓起，上眼皮下方有一条曲线。这种造像特征，有着鲜明的印度造像风格，由此可以断定为北周或隋代的早期造像。

　　北魏时期的1尺约等于30.9厘米，丈八约等于5.58米。如果把石佛瑞像的身首合在一起，高约5.5米，符合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描写的瑞像“举身丈八”的说法。加之佛首和瑞像佛身比例合适、可以铆接，佛首与瑞像出现的年代较为接近，又与敦煌壁画里的情景极为相似，专家就认定黄兴玉馆长在牛圈墙上发现的这尊石质佛首，无疑就是当年凉州七里涧迎送来的那尊佛首。

　　至此，一个陷入了亦真亦幻的事实与传说建构的历史谜团，变得清晰了起来，一些因神话与传奇淹没了的真相也从中得到了剥离。圣容瑞像完全就是建立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一个以宗教为主，兼带着民族、民俗、文学、美术等极为复杂但却极有价值的历史故事。

　　目前用电脑合成的唯一一幅石佛瑞像的露天效果图，它再现了石佛瑞像过去一千多年的基本形象。

　　圣容寺法师介绍：祁连山里边有个云转禅寺，他有个石佛崖，石佛崖里边有一尊石佛，也是站立的佛像，我们去看了，他两个正好是遥遥相对的。所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佛像，这个佛头合成的时候，他应该再往这边偏一点点就对了。

　　从石佛瑞像身躯两侧凿出的几个大小不一的石孔推断，石佛瑞像身首合一后，工匠为了美化佛像，肯定按照北魏时期通行的方法，为石质佛身进行了泥塑彩绘。

　　历史迈进了二十一世纪，永昌的佛教信徒在原来遗址上修建了这座融汇历代佛寺建筑风格的圣容寺。圣容瑞像的身躯也被新建的佛堂保护了起来，不再遭受风吹日晒、冰冻雨淋的侵蚀。黄兴玉馆长发现的圣容瑞像佛首，是国家二级文物、永昌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可能再安置到圣容瑞像之上，只能依照原佛首复制。

　　现在，依照原物复制的这尊佛首，安详地等待着圣容寺开光的喜庆日子。届时，复制的佛首将会安置石佛瑞像，实现身首合一，昭示天下太平。圣容瑞像在接受信众顶礼膜拜的同时，也将护佑大地，赐福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