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及其保护和利用

　　作者： 杨嘉铭

　　[关键词]四川藏区；石刻；保护利用

　　[摘要]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悠久的历史、汉藏石刻并存的格局、典型嘛呢堆、《格萨尔》石刺，以及红军石刻标语5个方面概括了四川藏区石刻的基本面貌；第二部分从对四川藏区石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个方面对这项文化遗产的现实利用及保护提出了对策提议。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6)02-035-08

　　四川藏区是全国五省（区）藏区（今西藏自治区、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第二大藏区。四川藏区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与我国内地紧邻，这里的许多地方还是汉藏、藏羌、藏纳等民族杂居地，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汉藏文化、经济贸易的重要交汇之所，更是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就石刻文化而言，汉藏文化共存的现象十分突出，既表现出藏族文化的传统性特点，也表现出汉文化对该地的深远影响。在四川藏区至今仍得到保存的各类石刻，无论它属于哪种文化体系，都是值得认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珍贵文化遗产。

　　一、四川藏区石刻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悠久的历史

　　在四川藏区境内，目前还没有发现远古时期的岩画(包括绘制和凿刻岩画在内)。最早的石刻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据《阿坝州志》记载：“位于理县杂谷脑镇2.5公里的朴头山古道旁石壁上，有两道石刻。其中右侧为隋开皇九年（589年）《道通记》，右侧为唐开元十一年（727年）战事题刻，均保存完好。”《道通记》石刻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属汉文石刻。在甘孜州境内，最早的石刻当数石渠县境内的“照阿拉姆”摩崖石刻。据当地群众讲，该石刻系由唐初文成公主人藏时途经其地时所刻。该摩崖石刻上有一段藏文题记至今无人翻译，原因是因其为古藏文，加之有些字经风霜雨雪的浸蚀已模糊不清。但这段文字属于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是许多藏族学者的共识。石渠县丹达沟的“照阿拉姆”石刻形成于何时，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参照性的旁证却是有的。石渠县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紧邻，“距玉树州首府结古镇南约20公里处，有一条贝纳沟，沟深约3公里处的北麓崖壁上，镌有9尊形制别致的浮雕佛像，并建有殿宇一座，被称文成公主庙或大月如来佛堂。在佛像两旁的崖壁上，刻有兰查本古藏文和汉文佛经，相传是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札和文成公主的手书。但这些经文由于年深日久，字迹残缺不清，难以辨认。而9尊浮雕则由于历史上多次修葺，加之有殿堂遮蔽风雨，显得一如新制。”在距贝纳沟石刻东北约8公里的勒巴沟，亦摩崖刻绘了被称之为《松赞干布礼佛图》的石刻，整幅画面共有五位人物形象。据专家考证，在这五位人物形象中，一位是佛陀释迦牟尼，在释迦牟尼右侧的四位人物中，第一位和第四位是侍童或侍女，第二位是松赞干布，第三位是文成公主。“无论从文物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松赞干布礼佛图》都是一幅难得的作品，它不仅再现了历史上的两位象征民族融合的真实人物，而且也再现了唐代中原和边疆地区相互融合的艺术风格。这幅被湮没了千余年的艺术作品至今居然保存得如此完好……与《松赞干布礼佛图》相毗邻的还有一幅《三转法轮图》，亦为吐蕃前期的作品。大概是这两幅石刻激发了这里的人们对石刻艺术的热情，从此以后，这里便成为藏区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产地之一。无论从《照阿拉姆》石刻的艺术风格还是民间传说，都可以看出它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贝纳沟和勒巴沟的石刻都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如《西藏王统记》、《嘛呢宝训》、《安多政教史》都曾提到：“尔时，汉女公主同诸着使已行至邓马岩，曾于岩上刻弥勒菩萨像一尊，高约6尺、《普贤行愿吕》文两部”。还说文成公主至康之自马乡，开荒种田，安设水磨，等候噶尔2个月。还有一条史证是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于7世纪40年代修建大昭寺时，为镇压罗刹女的四大关节、四小关节、四大掌，在藏区的一些地方修建了一些佛殿，在今石渠县境内的洛须（史称“建隆塘”，即与“照阿拉姆”石刻在一个地方）修建了一“卓玛拉康”。应当说“卓玛拉康”和“照阿拉姆”石刻之间也极有可能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具体刻制时间仍需作进一步的全面考证。

　　隋唐时期，在四川藏区境内，除了前述的两处石刻外，还有形制特别的“陀罗尼经幢”的石刻，该石刻现存于阿坝州汶川县文化馆，为“青石质，八边柱形，线面边宽16.5厘米，通高1l0厘米。幢身上除第四面仅有少许经文而无佛像雕刻外，其余七面皆上端为阴线刻释迦牟尼像，下为陀罗经文。

　　（二）汉藏石刻并存，相得益彰

　　在四川藏区，汉文化系统和藏文化系统的石刻并存是该区内石刻的一个基本特点。汉文化系统的石刻主要是指石刻除文字部分使用汉文外，其雕刻的图像明显带有汉族石刻的风格。汉文化系统的石刻，多以文字为主，其形式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主。例如在甘孜州境内，具有代表性的石碑有清康熙年间的御制《沪定桥碑记》、道孚惠远寺所存的雍正御制《泰宁惠远寺碑记》和《果亲王诗碑》。在阿坝州境内，具有代表性的碑刻有乾隆年间的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碑》（金川县）、《平定金川噶拉依碑》（金川县）。此外，在阿坝州境内还有诸如《水磨坪治安管理碑》（清道光七年，1827年立，茂县）、《瓦寺土司差役碑》（清咸丰三年，1853年立，汶川县）、《牟托巡检司碑》（清康熙末年立，茂县）、《小寺寨护林碑》（清光绪四年，1878年立，黑水县）、《张元佐德惠碑》（清雍正六年，1728年立，松藩县）等。在摩崖石刻中，诸如在甘孜州巴塘县的鹦哥嘴石刻群，雅江县的“鱼通锁钥”和“雉驯虎渡、四野清风”摩崖石刻，康定头道水“小天都”摩崖的石刻等。在阿坝州境内，著名的摩崖石刻有理县的“石纽山”摩崖题刻、茂县的元代叠溪“点将台”题刻、黑水县沃河山摩崖题记等。上述碑刻和摩崖石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并非仅仅体现在艺术性上，而是在记事性和记实性方面，它们或多或少成为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和历史见证。

　　藏文化体系的石刻与汉文化体系的石刻比较，其主要特征有：一是分布地区广，在四川藏区除甘孜州汉族聚居的泸定县和阿坝州羌族集中的茂县和汶川等县外，其余各地都有；二是除个别摩崖石刻外，绝大部分系可移动的“嘛呢”石刻；三是藏文化体系的石刻从表现内容的类型上区分，大致有六字明咒，佛、菩萨、神祗像，经文3种，其存放方式大致有：集中堆放形式的“嘛呢堆”，镶嵌或悬挂于建筑物中的单个石刻，摩崖或在巨石上刻制的“六字真言”等，尤其是“嘛呢堆”存放形式十分普遍；四是它们基本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作用除了信教群众对虔诚宗教信仰所作的功德外，还有他们消灾、除病、祈福的寄托；五是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不仅在其他民族地区罕见，就是在藏区内部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两类文化内涵各异的石刻在四川藏区并存，不仅是四川藏区区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凸现，而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三）在藏族石刻中，有被称之为天下奇观的“嘛呢堆”

　　嘛呢石刻起源于西藏。据考古证明，这种石刻类型在8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出现。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和东向传播，板（块）体石刻逐渐传播到四川藏区。所谓“嘛呢堆”是藏区板（块）体石刻的一种特殊形式，俗称“嘛呢石刻”。但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地势和堆放习惯，以及经石的形状不同，故嘛呢堆的形状也各不相同。如有“金字塔”形、长墙式、塔状、坛城形，也有呈不规则形状的。“嘛呢堆”无论规模大或小，都会像随处可见的佛塔一样受到信教群众的膜拜和顶礼。

　　据调查，在四川藏区，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嘛呢堆”分布于甘孜州的石渠县和阿坝州的壤塘县，这些巨掣的“嘛呢堆”分别为石渠县的“巴格嘛墙”和“松格嘛呢城”，壤塘县的邦托寺“嘛呢堆”。

　　石渠县地处四川省西北部的最端头，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西南临金沙江与西藏昌都地区的江达县接壤，西与北、东北与青海省玉树州、果洛州相邻。是四川省海拔最高、幅员面积最大的一个纯牧业县，平均海拔达4200米，幅员面积25141平方公里。在这片广阔的大草原上，随处可见嘛呢石刻墙，这不仅是四川，也是青藏高原嘛呢石刻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据调查，在全县境内较大规模的嘛呢墙（长度在100米以上的）就有20多处，其中“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是该县石刻最具震憾力、举世无双的载体。巴格嘛呢墙始建于1640年，距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这座嘛呢墙总长为1.7公里，宽度2～3米，高度2.5～3.5米。在这段长墙上，每隔3～4米就有一个用刻有经文的石块砌成的长方形龛窟，里面放有佛、菩萨、神祗的刻石像，据当地僧众讲，该嘛呢墙的石刻上共刻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各两部，《贤劫经》1000部，《解脱经》5000部，有各种佛、菩萨、神祗石刻像3000余尊，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六字真言”的石刻，堪称为当今世界上最长的嘛呢墙。

　　松格嘛呢城位于石渠县阿日扎乡的恩德尔红山脚下，宛如一座古老的城堡。当地民众之所以称之为“城”，是指它的造型完全按佛教坛城的形式用不计其数的、刻有经文的刻石干砌而成。整座嘛呢城平面呈四方形，周长228米，正面长73米，背面长70米，右宽47米，左宽38米；立面呈塔形，最高处为13.6米，最低处在4米左右；四周墙体上与巴格嘛呢墙一样用经文石刻砌有数百个长方形龛窟，龛窟内存放着各种佛、菩萨、神祗的石刻像。在石经城正面开有一道小门，可供礼佛转经者出入。关于松格嘛呢城的创建年代目前还是一个谜，需要作进一步的科学考察才能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在民间有一个传说，据说在距今1000多年的格萨尔王时期，为纪念岭国将领而建，因此该嘛呢城有格萨尔寄魂城之说。16世纪，著名高僧白马仁钦在原址上进行扩大，历经近5个世纪，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壤塘县位于阿坝州西部，与青海省班玛县，阿坝州金川县、马尔康县、阿坝县，甘孜州色达县、炉霍县、道孚县接壤，也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牧区县。县境内的茸木达乡茸木达村有一座始建于明代宣德年间的宁玛派寺庙——邦托寺。该寺庙以巍峨壮观的佛塔群和规模宏大的嘛呢石刻堆而闻名，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邦托寺嘛呢墙是用大小各异的石板经刻工精心镌刻上经文后，按照经文类别及一定的顺序整齐堆叠在寺内的8座大佛塔之间，形成了一堵堵高耸的经墙。经墙上砌有众多长方形的龛窟，内放有所刻经文的目录和佛、菩萨、神祗的石刻像，以及吉祥图案、六字真言等精美的宗教艺术品。其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石刻是《贤劫经》，距今已有560多年的历史。此外，便是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该套经文石刻镌刻于1920年，已有84年的历史。邦托寺的嘛呢石刻墙在阿坝和安多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是不可多得的藏族石刻文化宝库。

　　上述的巴格嘛呢墙、松格嘛呢城和邦托寺嘛呢墙不仅规模巨大、历史悠久，其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也是极高的，是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石刻，特别是嘛呢石刻的珍贵实物资料，是不可多得的一种文化资源。

　　（四）四川藏区弥足珍贵的《格萨尔》石刻填补了《格萨尔》文化的一项空白

　　被公认的世界上最长而且至今仍然以活形态存在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经历了千年的创作、继承和发展。在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除了《格萨尔王传》和说唱艺人这个主体外，同时还派生出戏剧、绘画、雕塑、舞蹈、歌曲等艺术门类。2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格萨尔》文化厚重的历史积淀，在民间的深远影响和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格萨尔》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格萨尔》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格萨尔》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在众多艺术门类中，诸如戏剧、绘画、雕塑、舞蹈、歌曲等在发掘、整理、研究的已有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已显现，但《格萨尔》石刻艺术却闻所未闻，鲜为人知。没有发现的东西，并不等于它不存在。2002年5月，笔者在甘孜州丹巴县莫斯卡牧区首次发现的数量十分可观、艺术水平较高的《格萨尔》岭国人物石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岭国人物石刻谱系中早期的作品距今已有210多年，中期的作品为175年；改革开放以来，该地牧民和寺庙又先后刻制了许多类似石刻。3个时期的石刻分别存放于6个地方，数量达530余幅（块）。丹巴莫斯卡《格萨尔》岭国人物石刻谱系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专家认为，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格萨尔》文化的一项空白，同时也填补了我国藏族世俗石刻的空白。

　　继丹巴莫斯卡《格萨尔》岭国人物石刻谱系发现之后，在甘孜州色达县的泥朵雅格山和翁达寺均发现了有百年历史的《格萨尔》石刻。2004年10月，我们在甘孜州石渠县的“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又发现了《格萨尔》石刻。据调查，石渠县的《格萨尔》石刻的年代较之丹巴莫斯卡的石刻早近2个世纪。自2002年以来，多处《格萨尔》石刻的相继发现，成为四川藏区藏文化体系石刻的一个亮点之一。

　　（五）红军标语口号石刻

　　红军标语口号石刻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四川藏区所留下的珍贵革命文物，也是四川藏区汉文化体系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了2万5千里长征，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自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途经四川藏区的时间长达1年零3个月，途经四川藏区28个县（占32个县的87.5％）。其间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达维会师、甘孜会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河口、毛尔盖、巴西等会议，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路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伟大目标。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组织、动员、宣传各族群众，与当地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宣传群众的过程中，发布了许多布告，印刷了各种传单，编唱了不少歌曲，同时书写和镌刻了不少标语口号。其中镌刻的标语口号成为四川藏区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收集、整理，现将部分石刻标语口号列表如下：

　　二、四川藏区石刻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一）四川藏区石刻文化的保护

　　1、四川石刻文化当前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四川藏区历史上的石刻，理应属文物范围，需要加以保护的部分，历史跨度大，最早的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最迟的也有70年的历史。由于岁月的自然融蚀，许多石刻风化严重。加之朝代更替，难免遭到一些人为的毁损。同时在保护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提出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当前，四川藏区石刻文化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如下：

　　（1）四川藏区属于我国第二大藏区，幅员辽阔。即两州一县(指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木里县)的总面积为24.97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49％，而总人口却只有186.92万人。人口密度小，其中甘孜州平均每平方公里5.86人，阿坝州每平方公里10.14人，木里县每平方公里9.43人。真可谓地广人稀，此其一。另一方面，整个四川藏区共32个县中，基本上县县都有石刻，甚至有的县，乡乡有石刻，点多面广。这种客观环境自然给该区域内的石刻保护带来了诸多困难。

　　（2）比较而言，四川藏区是典型的老、边、少、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滞后，财政拮据，拿不出专款搞石刻保护。

　　（3）在县一级政府部门中，基本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文物管理工作大部分由县旅游文化局(或文化馆的部分人)代管；文物管理人员多为兼职人员，缺乏专门的文物保护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有关石刻方面的知识更是欠缺。

　　（4）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政府公务员的部分人，均缺乏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由此而导致对石刻文物保护意识的淡漠。

　　（5）在当前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下，少数重要景区内和旅游线路上的石刻文物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在非重点旅游线路或景区的许多重要石刻文物都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自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致使一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极高的石刻无法列报文物保护单位，并加以有效的法律保护。

　　2、四川藏区石刻文化的保护及对策措施。

　　（1）应对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进行一次普查。在普查的过程中，分别按照当地石刻的三个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进行分类，并权量出重点（一般两个级别）。对重点石刻文物应设立专门档案，并向州、省级文物管理部门上报备案。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

　　（2）省、州文物管理部门，结合文物工作，适时开展文物保护、文物管理、文物知识、文物法规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基层文保人员的业务素养和管理能力。

　　（3）对四川藏区有代表性的、规模较大，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都很高的石刻和石刻群，省、州要在申报和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在保护经费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以往，四川藏区（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申报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中，由于诸多原因，与内地比较而言，明显滞后，欠帐较多。有一些份量很重的甚至带世界性的石刻和石刻群，竟然“养在深山人未识”，连县级文物单位都不是。在此，笔者不妨例举一二。丹巴莫斯卡《格萨尔》岭国人物石刻谱系自2002年发现以来，至今已经3年了，可是这样一处已有200多年历史，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很高的石刻群，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石渠县丹达沟的“照阿拉姆”石刻是已愈千年历史的摩崖石刻，是文成公主进藏、唐蕃友好的历史见证，如此具有历史和社会价值的石刻也竟然没有文物级别；小金县达维是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地，小金还是懋功会议所在地，从上述表格所列中可以看出，小金的红军标语石刻在四川藏区最集中，也最具代表性，应该与上述红军在境内的遗迹联合打捆申报并批准，至少是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石渠县的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堪称“天下奇观”，且历史悠久，最近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着手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申请破格为“国保”。诸如此类的重点石刻和石刻群，省、州还应在专项经费上予以支持，以便基层管理部门实施必要的保护措施。

　　（4）在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上的重要石刻，要设立保护区范围，设立标识牌，严禁游客攀爬，严禁在保护区范围内乱写、乱画。大型石刻群区，要有专人管理和监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四川藏区的一些大型嘛呢堆中的精美石刻，就曾有被游客“顺手牵羊”的现象发生。

　　（5）以《四川省民族民间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的出台为契机，将四川藏区的石刻纳入“省民保工程”的范畴，认真落实该方案保护对象的确认，以及保护方式和实施内容，使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逐步走上科学管理、有效保护的轨道。

　　（二）四川藏区石刻文化的合理利用

　　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前提下，实行“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作。 1、价值利用的科学划分。 要对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实行“合理利用”、进行人文资源的转化，首先应将区内的石刻，按照各自的历史背景、所反映的内容、文化特色等进行价值利用的科学划分。笔者认为，区内的石刻大致可以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划分成三类。其中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类的石刻其主要功能是教化型的。其主要作用是对区内人们和区外游客起到历史、民族关系和革命传统等教育。诸如阿坝州境内的朴头山隋唐石刻题记中的《通道记》，就记载了隋朝时期，为了保证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顺畅，解除人们行路难的问题，“差发丁夫，逐治旧道，开山伐木，不易其功”的史实；康定“小天都”摩崖石刻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由清廷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书，虽然该摩崖石刻仅有“小天都”3个字，但它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却是重大的，乾隆年间，廊尔喀（今尼泊尔）曾大规模地入侵西藏，清廷派出重兵，与西藏人民一道击退了入侵者，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当时孙士毅负责此次战争的督粮军务，往返于川藏之间。战争胜利后，他从西藏返回内地时途经康定头道水瀑布时书写。这是一处极好的有爱国主义教育内涵和意义的石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四川藏区时，是其在整个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贯彻和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和动员各族群众最充分、而且也是最艰苦、最危急的时刻，红军在区内留下的石刻遗迹，是极好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属艺术价值类的石刻，多属于藏族传统的嘛呢堆，它的功能多属于艺术观赏型和人文体验型。在各类嘛呢堆中，都有不少刻工技艺精湛的石刻佛、菩萨、神}氏等，也有《格萨尔》人物像，加上一些经文石刻，它们集中体现了藏族传统的石刻造型文化艺术，往往会给人们带来一种艺术的享受。同时，不同形式的嘛呢堆的堆砌方式，也给人们一种特殊文化气氛的熏陶。

　　2、利用方式

　　（1）有机融入旅游产业是最佳利用方式。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的利用方式，从当前的地区产业的发展态势来讲，旅游产业已经正在该区域内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了，并将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将石刻文化资源融入并转化到旅游产业之中，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也是资源的一种合理的配置和最直接的利用方式。泸定县泸定桥的御制《泸定桥碑记》和《泸定桥》碑，是景区内极为重要的景观。游客们到了泸定桥，除了在桥上拍照外，在两碑旁拍照也是一个极富品味的、永生难忘的回忆。同时，游客们通过读碑文可了解泸定桥的建桥历史和川藏茶马古道的兴衰。如果游客到了壤塘的邦托寺观光，那里的规模宏大的嘛呢石刻即刻就会印人眼帘，不仅会带给游客一种神圣、玄秘之感，而且对藏族石刻文化也有了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2）其他利用方式。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媒体传播已经风靡。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四川藏区的各类重要石刻进行宣传报道，是间接利用的有效途径。

　　（3）关于继承和发展问题。四川藏区的藏文化系统的石刻，不仅特色鲜明，而且有很强的传承性。充分利用这个传承性特点，在继承和发展上做文章，是区内石刻文化利用上的又一个直接方式。在这个方面，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好的迹象。如一些地区经过精心策划，充分利用藏文化系统石刻的特点，在主要旅游景区内建造了石刻佛墙和规模适度的嘛呢堆，在堆砌方式上十分考究，为景区增添了新的人文景观，同时也为景区增色不少。但在这项工作中，一是应尽量避免各景区之间相互攀比，无限度、不切实际地盲目扩大，造成泛滥之势；二是要尽量避免在一轰而起中粗制滥造。

　　目前，区内各地民间旅游小商品、工艺品、纪念品才刚刚起步。充分利用当地民间石刻的优势，刻制小巧、便于携带的既具有艺术性又具保存价值的精美石刻，投放市场，定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2]甘孜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孜州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杜，1997.[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壤塘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罗布江村，赵心愚，杨嘉铭著. 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石刻谱系[M]成都：四川民族出 版社，2003

　　[5]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雅江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0．

　　[6]四川省丹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巴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

　　[7]四川省旅游规划设计院编 色达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M]. 2003年内部印刷．

　　[8]中共石渠县委，县人民政府，四川大学等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旅游基本定位、旅游产业开发建设意见、2005旅游发展年活动策划方案[z]．2004年内部印刷．

　　[9]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 四川藏区[M]．成都：巴蜀书社，2003．

　　[10]周锡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11]汤惠生，经历原始——青海游牧地区文物调查随笔[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