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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寺里见沧桑——吴越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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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天寺里见沧桑——吴越古寺

  城南的梵天寺,与梵天寺经幢相比,知道的人就少了。梵天寺遗址一直被喧“宾”夺了“主”,隐在经幢西面的墙内。访古者到此,总是忽略了寺庙的遗址,因为,那匾牌上写的,是某部队的幼儿园。

  梵天寺,背倚凤凰山。站在寺院的地基上,东望,如果忽略了现代的建筑,不到一千米的直线距离,就是钱塘江。这么算来,当年的梵天寺,离江就更近了。试想吴越肃王钱镠射潮筑堤,几乎就是在寺的前面。可想当年钱镠选择这寺址的道理:上八府的帆船从钱塘江的上游顺流而来,远远地,就看见它巍然的宝刹与云蒸霞蔚的香火。

  现在,我们从某某幼儿园的大门走进去,昔日的梵天寺大殿,仍在高高的台基上。没了雕栏玉砌,也没了寺庙旧有的橘黄,却仍有殿宇的正大光明,以及巍峨高耸的气度。现在留存的建筑,据说是昔日梵天寺的最后一进大殿。所以,在这建筑的前面,一直到经幢,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梵天寺的规模。

  2200年前,古印度摩揭陀国的阿育王息战弘佛,东南亚诸国人民深得和平安康的福祉。于是,悲极生乐,佛教一时盛传。传到了中国,传到了浙江,也就有了宁波的阿育王寺。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笃信佛教的吴越王钱锣派出使者前往宁波阿育王寺,迎来了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为了安放这佛的真身,钱缪在都城的南面,也就是现在梵天寺的方位,造了南塔。有了与佛相缘的南塔,也就有了南塔寺(见北宋范垌、林禹《吴越备史》卷一)。

  有关南塔的建造,也有一段故事,倒也被列入了建筑的典范。宋人沈括(公元1031—1095年),曾在《梦溪笔谈》中说道:“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木塔(即南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塔动如初。无可奈何,密其妻见喻皓之妻,贿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日:‘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服其精炼。”

  这一段译成白话,说的是南塔刚建好,钱镠前来视察,登走上去,走了两三层,塔在晃动。匠师说:没有盖瓦,上头太轻的缘故。等到木塔建成,瓦盖好,人走上塔去仍有晃动。匠师想不出好办法,只好派妻子暗暗去求教当时著名的建造匠喻皓,走的是夫人路线加送礼。于是,喻皓教他,每一层所钉的木地板,要与四面的墙身组成一个箱子式的结构体。这样,就达到了“六幕相联如胠箧”的作用。

  “六幕”是古法的“立方”之说;“胠箧”是开启箱子的意思。沈括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南塔的建造道理,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人文传奇。

  南塔大概没有装避雷的设置,41年后,也就是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遭雷击起了大火。当时有一个僧人,穿进火海中登塔捧出了释迦牟尼的舍利金匣(金涂塔),僧人为此多处被烧伤,这也是一段佳话。8年后,南塔修复,释迦牟尼的舍利又被迎归。

  北宋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南塔寺改名为梵天寺。

  苏东坡两次主政杭州(公元1037—1101年),他是梵天寺的常客。“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这是苏东坡第一次任杭州通判时留下的诗句,虽不着一笔寺宇的巍巍,却让人看出当年梵天寺香客云集、烟云缭绕、钟鼎不绝的盛景。大手笔。

  另一首是《寒食游南塔寺寂照堂》。写这首诗,是苏东坡第二次主政杭州,南塔寺早已改称了梵天寺,但苏东坡还是怀旧。这一天,苏东坡进了梵天寺,物是人非,每一个从他前面走过的和尚,居然都是生面孔。苏东坡感慨得很,在墙上挥笔写道:我在十五年前手持木头拐杖,穿了草鞋(“杖藜芒履”),经常往返南山、北山之间,这里的鱼鸟虫草,哪一个不认识我?何况人啊。现在,我进这寺,连和尚都成生人了,“怆恨”啊。

  史载,苏东坡第一次主政杭州时,这个极愿意同和尚打交道的一州之长,发现寺庙的主持都是自己在培养接班人(“自袭”),最长的已经有“七代之久”,弊端相当大。苏东坡提出了改革,由官府出榜聘请“十方高僧”参与竞争。这一招好是好了,没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连和尚也是如此。好在苏东坡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学的艺术,艺术只有美丑,只有冥思。

  南宋时,南塔寺虽然早已经改名为梵天寺,但南塔依然存在(见《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六)。南宋灭亡,南塔虽然逃脱了杨琏真伽对皇城的毁灭性破坏,但最后还是毁在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战乱之中。

  在中国,历朝历代,战乱一起,首当其冲的几乎是佛堂寺宇;一旦世道安定,首先恢复的,也是劝人从善蹈矩的佛教。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梵天寺重建。

  清兵入关,又是一个大乱。这一次,寺庙倒是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但佛事活动停了下来。直到康熙年间,皇帝一圣明,佛事就多了。那时候,杭州来了一个叫省庵实贤的法师,是莲宗的第十一祖。先住在现在浙江大学湖滨校区的龙兴寺,后住在现在仙林苑社区的仙林寺。每一次讲经法会,听众几乎是座无虚席,很有一点后人带功演讲的意思。于是,杭城的商绅名流出面,干脆请他长住梵天寺,举行经常性讲经。这一讲,一直讲到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省庵实贤49岁,圆寂辞世。

  从那以后,梵天寺作为讲寺和省庵道场一直流传至今。据说,省庵实贤法师长期讲经,积累的经卷有上千,梵天寺的藏经楼也就成了佛教界的名地。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到杭,寺、楼、经卷,被烧了一个精光,只剩下了两座搬不动的经幢。

  清末,有一个杭州人叫施省之,当过江西道员,二品官员。清朝的官制沿袭明朝,凡是一省的按察司副使这一个级别的道员,最高也只有正四品。施省之能有二品冠带,好比现在的“少将团副”,虚衔。这也说明卖官鬻爵的晚清,官职何等的混乱。

  不过,从后来施省之的经历来看,他倒不是一个庸人,曾出任清朝政府驻华盛顿使馆官员、驻纽约总领事,后来又调任湖北汉阳铁工厂提调。

  清末的洋务运动起时,各地开办了不少的官办工厂,这也是后来国有企业的雏形。“提调”相当于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厂长,政府给你的只是管理权,没有经营权,远没有现在总经理的经营权限。不过,从官场到工业,施厂长干得还是不错。到了满清推翻,民国初起,他已经是陇海铁路局的局长了。

  施省之笃信佛教,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他在印光法师的影响下,与其他佛教人士一起,发起了对梵天寺的修建。梵天寺的僧人,这时也有了三四十人。朝霞晚风,凤凰山下的晨钟暮鼓又响了起来。

  在近代,梵天寺也曾名噪一时,这和一个叫摩尘的僧人有关。摩尘对佛教的天台宗教法相当有研究,在当时的佛教界中,名望很大。据说,社会上层人士从他皈依佛教的信徒有十多万,遍及国内及东南亚(见《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出版社2000年版)。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摩尘来到杭州,在梵天寺办了一个天台宗佛学院,招了三十多个学员,学习时间长达五年。摩尘自任讲师,一直到抗战爆发,天台宗佛学院才中止。后来,这些学员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不少人都成了近代的名僧。

  梵天寺,从省庵实贤法师到摩尘讲师的讲经,也为后人留下了“梵天讲寺”的名声。我在《梵天寺经幢》一文中讲到2006年的冬天,山东来了十三个和尚,僧袍袈裟,敲着木鱼铜磬,口颂佛经,沿着经幢,恭恭敬敬地走了三圈。也能看出,梵天寺在当代的佛教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55年前,梵天寺还是存在的,当时仍有僧人25人。现在,梵天寺遗留下的古迹,除了经幢,还有幼儿园内原大殿中自石做成的木柱础石,以及吴越时期八井之一的灵鳗井。据前几年的报纸说,灵鳗井仍然保留在某一民宅院内,水清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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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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