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尊敬的师父上人：惭愧弟子越溪，今天向师父、诸位老师、学长们恭敬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人的史观—循天理、畏因果」 一、开宗明义—学史的意义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战国策》亦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说历史经验、前车之鉴，可以导后世远邪径、入正途，持久昌盛。然而，西方俗语又言：「历史不断重复（History repeats itself）」。眼见人类在历史上犯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不知回头—这是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同心声。的确，古希腊因个人主义、耽于逸乐而被古罗马帝国吞并，号称圣神的古罗马帝国又因个人主义、道德沦丧而消亡。现代西方社会，远承希腊、罗马两个古文明传统而发展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然而，现代的西方社会再次出现个人主义膨胀、背弃伦理道德的情况—在公元二十一世纪，历史若再次重蹈覆辙，其结果，并非某个国家的没落，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灭亡，科技与全球化将整个地球融成了一个唇亡齿寒的共同体。 历史已经逝去，时间不会倒流，但若不吸取其中的教训，学习先贤的智慧，必将重蹈覆辙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如果问历史学家：历史都告诉我们了什么？他们会说：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天理昭彰、因果可畏；虚心学史，未雨绸缪、趋吉避凶之道自然明了。诚如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未来中生存》一书中劝诫人类：如果不能吸取历史教训，解决道德沦丧的问题，那么，人类就是在自取灭亡。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随着西风东渐，西化日益的当代中国，我们极需正确学习历史的智慧，也就是古圣先贤传承给子孙的人生历练。对多数的国人而言，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骄傲，而是包袱；古圣先贤不是「至圣先师」，而是需要「怀疑和批判的对象」。然而，正如个人无法与其父母、祖父母割裂开来，当代国人也无法回避有着惊人连续性的国史。若将上下五千年的国史，视为「老人言」，恭敬、谨慎的向它学习，那么国人所拥有的，将是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实践以及被验证了五千年的真实智慧，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全世界唯有中国人独有。 其实，如何面对国史，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已经说清道明了。首先，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这是说圣人以恭敬的心对待历史、对待真理，丝毫不敢有自己的意见。其次，对于历史变迁，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说，从朝代更迭中，看到其兴衰所由、典章制度之继承与扬弃、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之成败（即「损益」），从而明了「道」之所在。于己则长善救失，于世则可落实习主席「弘扬优良传统，造福当今社会」的号召。这就是学习历史对个人、国家和世界的意义。 二、追本溯源—何为历史 《说文解字》言「历」（），「过也，从止，厤声」。「止」本意是根基，而「厤」意为「治」。《说文解字》言「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思是有一个人，手里拿了一根笔，将事情正确的记录下来。所谓「正」，本意为「是」，「从止，一以止」。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记事可以称为「史」，只有能够实事求是而且是以「一」为出发点的记事，才称得上「史」；这样的历史记录，读者阅后，能奠定治国、治家的根基。 所以，古代社会十分重视史官，因为天理之昭彰、因果之阐明，全依赖史官记事，以明天下。正因如此，上古创立汉字的仓颉，便是黄帝的史官；孔子欲正视听、弘大道，便写下周朝的历史《春秋》；确立史书写法的司马迁，也说写史应当「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我国古人之所以如此慎重的对待历史，是对于天、地、人的恭敬，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敬畏，正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意思是敬畏因果、敬畏道义、敬畏圣人的教导。这个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反应在记载历史的文章之中。是故，古代社会，即使贵为天子，也会对史官心存敬畏。其原因无它，皆因敬畏天道、敬畏因果耳。现代社会对历史，多有戏说，以悦大众。这种对于国史的态度，如同家有传世之宝，而子孙却不当回事，任意处置。多么可惜！ 什么是以「一」为出发点？古人云：「道立于一。」宇宙万物的真相是万法归一，即佛法所言的真如自性，用汤恩比博士的话来说：每个人的生命最终都是要与宇宙背后的终极精神实相归为一体。它体现在生活上，便是承认「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待人接物一切恭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体现在学问上，便是一门深入，长时薰修，最终融会贯通至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它体现在工作上，便是能够恒顺众生以曲成万善。是故，以「一」为出发点的记史，就是以万法一体之孝、敬之心，恭敬忠实的将事情记录下来，为后世所师法。若为善事，则必显扬其所益以期后世慕之、从之；若为恶事，则必隐其恶、明其损以期后世得免此过、觉悟回头。也就是说，史家记事，事虽万端，原则未曾有异—万法一体，止于至善。 圣人孔子在春秋时代，曾经为当世着《春秋》，也就是当时的历史。周朝至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悖理事件多起来，面对这样的局面，孔子只讲述事情的结果，却并不铺陈其中的过程。他的用心，在以史言义，令读史可明道义所在。后人称此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效果的确启发了人们的本性本善、端正了社会风气，孔子逝世之后，周朝直到末代周幽王，社会都没有继续混乱下去。孟子有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怕的，不仅是史家正气，更是因果报应、上天垂象。《春秋》多次记录日食、月食、流星等天相，显示出弑君、弑父等逆行，与天相、灾变相关。据说，全球最早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就出自《春秋》。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时代，之所以称史书为「春秋」，是因为当时每年以春祭和秋祭为国家最重要活动。因此，史书便以两次祭祀为名。说明写史最初即是记录祭祀的情况，也就是缅怀祖德、树立正气、宣扬圣贤教化的文字资料。故《礼记》有言：「史载笔，士载言。」历史就是用笔将道义记录下来以传世，做为读书明理的知识分子（士），其本分就是将宇宙人生的真理，讲给大家听。因此，如果一份记录，虽属实，但却无益于端正世风，便非正史。而正史之记载，多围绕祭祀展开。这是因为祭祀就是传统教育（即长善救失、教孝教敬）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 欧洲于文艺复兴之后，出现许多史论，例如马基亚维利内容多谈权诈，并以此为忠实事实，与我国传统史学大异其趣。西方于罗马帝国亡国之后，再无统一；如今，科技日益昌明，社会动荡日渐加剧，究其原因，谈史实而轻道义之学者难逃其责。若孔子生在文艺复兴的义大利半岛，他一定会将删述做为首要的工作吧。 伟大的诗人李白，生于盛唐，卒于乱世，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以弘扬正声为己任。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这个志向，至宋朝初年，便是以良相自期的范仲淹所言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门生张载则善述师之志，直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李白「垂辉映千春」、孔子删诗书、言正声遥相呼应。此为国人历史思想之承传。 正因如此，中华民族五千年之历史，纵然有朝代更迭，但文化延续不断、人民生活各居其位，勤修礼让，以和为贵。而今日的社会虽物质日趋丰饶而纷争起于父子、竞争兴于手足，道德沦丧至极，时有所闻，这些都是有史以来所未曾见。究其原因，与我们对历史的误解有关，我们将国史视为封建，因果视为迷信，还将伦理道德教育误以为压抑人性。「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误解本民族之历史，亦近乎自取灭亡。回归传统圣贤历史教育，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故撰写历史必以端正世风、化导天下为目的。遗憾的是，孔子微言大义之风，不行于世已久！若今日史家皆能史载笔，士载言，必赢得天下清明，幸甚至哉！ 三、学史重在建立史识—畏因果 如果说，写史重在言义，则读史亦重在明道、明因果。故建立明道、取义的史识，是学史真正能够修身济世之所在。 传统教学，必先从童蒙养正开始，立一生德行的根基，接着教孩子识字、学《说文解字》，称之为「小学」（字面上的意思是：「小时候所当学的」）。接下来，就是读经书，以儒家四书为主。经书大致通达，对宇宙人生之真相有所体认，浮躁之气潜消，君子谦敬、中和之气养成。此时方始读史。因为内心有正气，遂令其所学皆可以用于修身济世，而不至于被历史记录中的功过是非所转。 历史是活生生的、超越时空的道义与因果的教育。教人以义，若举例弘农杨氏，自然人人趋义如勇士。东汉杨震为人光明磊落，拒受门人于暗夜之中送来的重金贿赂，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孙杨赐，因德学兼备而被委任为汉灵帝的太师，为了让经书有一个标准的版本，上奏将七部儒家经典刻石以传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这项保存文化传承的功绩，令弘农杨氏经汉末至南北朝三百年间，虽遇乱世却家道不衰，其九世孙便是统一天下、开创隋朝的隋文帝杨坚。入唐，杨氏家族虔诚奉佛，成为皇家结亲的对象，历史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便是杨坚的后代。及至宋，理学家杨时亦是弘农杨震之后。一九九O年代，尊杨震为开基祖的杨氏四知堂的后代，旅居缅甸，还不忘兴建一座四知堂供族人祭祖。杨氏家族近两千年的历史，令人们真正看到「忠孝传家远」之圣教，真实不虚。 西方对于忠孝的教育，也存在于《圣经》之中。现代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定出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具体时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许多最新的考古发现也与《圣经・出埃及记》相呼应。说明了《圣经》记录，是历史而并非仅仅是传说。据记录，耶稣基督曾劝勉背井离乡的色列人，若能孝敬父母、光宗耀祖，必蒙福佑、必将在天赐之土地上生生不息。 天主教遂将孝顺父母定为「天主十诫（Ten Commandments）」之一。西方的历史，和国史记录都证实孝、敬之重要。换言之，如果有人问耶稣基督，如何能够让家道兴盛、国祚绵长久远？他也会回答说「孝敬父母、光宗耀祖」。真实智慧放之四海而皆准。 总之，学习历史，首重扎好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翻阅人类数千年的文字记录，自能从中看到古圣先贤所言不虚。对个人而言，恭敬阅读历史可以长养浩然正气；对家族而言，借鉴历史经验可以令家道恒昌；对国家而言，正确看待历史可以让民族生生不息、国运蒸蒸日上。 四、教学为先—正确的史识是循天理 公元六二六年，初登基的唐太宗有感于祖宗智慧真实不虚，遂虚心求教，常与当时著名的文官召对，显示出皇帝对于传统文化的恭敬。唐朝初年君臣召对以明道义，匡扶天下以行正道，颇为后世所艳羡。太宗励精图治，与文臣萧德言、房玄龄等谈历史经验，并躬身实践。萧德言是兰陵萧氏之后，也就是南朝梁武帝家族的后代，萧氏家族忠孝传家、家学渊源，为国学的整理与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萧德言为人十分恭敬，每读经书，必将衣带整好，洗净双手，危坐桌前，终日不辍。妻子见状，怜惜他年老，问他：「您这样一天，不累吗？」萧德言说：「恭敬古圣先贤之言，怎么能怕危坐一天！」太宗不仅常向他请教，还任命他教育太子。 为了向古人学习，太宗命名臣魏徵与熟读经书的萧德言、博通六艺的房玄龄等一起，将上古至两晋所存之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选取六十五种典籍，撷取精华，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效果、经验，用以指导执政，名为《群书治要》。书成之后，史称「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卿等力也。』」也就是说，好好向古人学习，真的能够解决好眼前的所有问题。两百年后，自称「元和小臣」的白居易做新乐府，十分缅怀太宗的德政，说：「太宗意在陈王业。」道出了太宗学习《群书治要》的目的。而唐太宗虚心向古圣先贤学习，从而临事不惑而大行王道的经验，对今人持家、经营乃至治国都可以借鉴。 事实上，太宗刚刚执政之初，国家十分困窘，连年大旱令国库空虚，即使京畿地区也曾断粮，米价腾贵，人民苦不堪言。然而，仅仅二、三年之后，国家已是一派欣欣向荣，不仅米价恢复低价，民风也变得十分淳厚，彼此信赖，就算对陌生人也充满友善。因此，旅行在外的人们，可以不必带盘缠，沿路大家都会给予帮助，史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比拟三代大同之世。 人民是可以教好的。许多人看到这段记录，常会怀疑，人民难道这么好教吗？及至二OO五年末至二OO六年初，在庐江的时间才证实了太宗的实践，真实不虚；圣贤教育的效果卓着，不可思议。 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试点，三十七位志同道合的教师，以身行言教教授当地人传统文化，内容主要是我国传统蒙学教材《弟子规》，力求自身将《弟子规》中一百一十三件事完全落实，以德行配合言教，将汤池小镇建设成为礼义家邦。原本预计二、三年可以出成果，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四个月时间，小镇民风居然焕然一新。犯罪率下降到零，离婚率减少了一倍，孩子知道孝顺父母了，纷争的家庭和睦了，脏乱的街道整洁了，人们笑容多了，在外打工的人们纷纷选择回去建设家乡了。有乘客将七、八万元现金遗失在出租车上，司机不但想办法将钱送还给失主，还说：接受了圣贤教育后，汤池的每位出租车司机，都会拾金不昧。四个月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令许多原本存疑观望的人们信心大增，有人感叹：「人是教得好的，人民原来是这么好教的！」真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老祖宗告诉我们：「百善孝为先。」孝道圆满，即成佛道。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的老师们，挨家挨户教学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孝顺老人如同孝顺自己的父母。孝心开显之后，所有的善心、善行都可以启发出来。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句话：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就是靠教育！教育的成败决定了国家的兴亡，尤其是德行的教育！中华民族是最重教育的民族，我们从清代陈弘谋先生选辑的《五种遗规》，可略见中华民族重视德行教育的程度。《五种遗规》刊行于乾隆四年（西元一七三九年），书内刊载《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等五大类。世界上很少有民族能够给后人如此完整的教育，更何况中国的祖先为后代子孙留下的资产又何止这这一套而已。惭愧与感恩之心油然生起！有了汤池的真实经验，再回顾历史，就会理解贞观年间，社会环境在二、三年之内发生巨大改变是真的。由此生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真正相信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繁荣。 《资治通鉴》记录：贞观六年（公元六三三年）夏天，唐太宗视察死囚的监狱，听到死囚们思念老迈双亲，感到非常怜悯，就让他们都回家孝养父母，约好来年的秋后再回来就死，即今人所谓「生死之约」。次年秋天，竟然「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这些人竟没有一个人逃亡生死之约，都自发回来等待斩首。接着，太宗就都赦免了他们。对此，白居易赞为「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但却被今人视为作秀，这是因为现代人多疑少信。其实，太宗重视孝道，十分仰慕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因存孝心，看到死囚萌生一念孝心，就感同身受而「闵之」，此即「推心置人腹」。孝心之开显，必得忠信，故死囚皆自发归来就死。如此，死囚亦因孝心、孝行而转恶为善矣！既为善人，何须行刑？故太宗赦之。是故白居易评为：「以心感人人心归」，这就是太宗以好学、德行成就了「天下所归往」之王道。 将唐太宗时代的死囚与汤池的经验合参，可知：若以真心去教，人心向善之速，不可思议；影响之深远，亦不可思议。是故，今与史，皆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夏天之诏书所言：彰君臣之义，着人伦之道，便能「笃厚风俗，化成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