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丘嘉真堪布：追寻无暇甘露 追寻无瑕甘露

　　我生于藏南的札日，它是喜玛拉雅群山中最神圣的一座山。佛陀曾在许多密续经典中授记：此山有一朝一日将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西元十一世纪，马尔巴译师告诉他的弟子密勒日巴，札日在三代后将开启供人朝圣。之后，密勒日巴的大弟子——当时已上了年纪的冈波巴——告诉他的徒众，该是打开札日的时候了！说着，他以拐杖指向山的方向，拐杖却马上弯曲变形，显示出对如此一处神圣的地方指指点点是不恭敬的；接着，他以手指指向同一方向，随即有一道光焰射出。这是冈波巴示现教导弟子的一种方便，告以札日具有密法神力，不能等同视之。

　　后来，冈波巴的弟子耶希多杰同意进行开山工作以利行者朝圣，但一切仍是困难重重，几乎每一步都遇上许多障碍，例如毒蛇和大野牛等等。他的神通力让他得以步步向前，但根器福报不足者仍难以接近。由那时候起，札日始渐闻名全藏。

　　西元十一世纪时，帕莫竹巴（冈波巴弟子）的大弟子吉天颂恭尊者，接替了冈波巴在达拉冈波寺的住持位子。有一天，札日的空行将整座山缩成一座舍利塔的样子，置于一张马尾编的网子里，以此供养给吉天颂恭尊者。舍利塔外表刻有二千八百扇门，每个门代表一位证悟的本尊；这些今日仍然存在，但只有修证极高的人才能看到。为了永铭此事，吉天颂恭尊者在止贡替的寺院兴建了一座舍利塔，这就是我们今日所称的宝多门塔（札西郭芒）。

　　后来，吉天颂恭尊者派遣他的三位大徒弟——纽嘉瓦拉襄巴、嘎却定和巴千却耶，将札日山完全开启，以利朝圣者。这三位和另一位喇嘛——竹巴噶举的创始祖师卓贡草巴嘉雷，后来都获得证悟成就。由那时起，无数的大行者都曾去朝拜它，其中多位并获得开悟成就。他们每年都会去朝山，环绕山顶一次；而每十二年环绕山脚（基座）一次。这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因为大家必须冒着掉落山谷溪底或遭野人杀害的危险。通常环绕山顶要花八天的时间，而环绕基部则需十五到二十天。

　　在结束有关札日山的部分之前，我要说，大家公认上乐金刚以及一些本尊都住在此处，而事实上，它就是上乐金刚的坛城。

　　一九四六年，我出生在一个宗教信仰虔诚的家庭，母亲名彭措卓玛，父亲是切旺多杰。我排行老二，共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

　　一九六二年，我获准进入大吉岭的西藏学校就读——它是在达赖喇嘛的请求下，由印度政府为我们兴建的。五年中，我学习了西藏的文化、历史、英文、科学和数学等学科。学年接近尾声时，我决定继续更深入研读佛学课程；在此同时，也就是一九六三年，我由一位黄教的上师拉多仁波切授与沙弥戒出家。

　　一九六七年，我申请进入瓦拉那西鹿野苑的西藏学院就读，这所学校也是由达赖喇嘛创建的。我在那里学习了九年，课程包括历史、因明、梵文、英文、藏语诗偈创作、佛学（包括律藏、中观、论藏和一些弥勒菩萨的法教），以及比较宗教学等。进入学院的第一年，我即由第一世卡卢仁波切剃度并授与比丘具足戒，同时获得法教和口传，毕业时，我得到了阿阇梨学位，这与哲学硕士学位相等。

　　毕业考结束时，我们全班到锡金的隆德寺面见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受到热情的招待；大宝法王对我们能获得学位感到十分高兴。几天后，当大部分人都已离开时，法王要我以及我的一位朋友堪布罗多东由留下来。我们住了两个月，其间常常去见法王，由他传授我们法教——包括与大手印相关的一些重要法教。

　　有一天，大宝法王突然当着我们的面说，他对吉天颂恭尊者有很大的虔信心，因此，他要尽力协助止贡噶举的传承；然后，他要我到西方去协助佛法的弘扬。虽然我深觉应该先完成三年的传统闭关，但由于这是法王的愿望，因此我同意了，于是展开一长串繁琐的准备过程——申请护照、领取相关文件等。不过，却由于事情的转折，以致我终于能先去闭关。

　　在等待文件的同时，我依止了尊贵的大师古努力喇嘛仁波切学习。我在他的指导下，专修几部大手印的重要法典，并且一同详研冈波巴的〈解脱庄严宝〉以及〈宝鬘胜道〉；除此之外，我将四加行全部修习了一遍。然后，我到雷瓦沙的止贡噶举庙教导小喇嘛，前后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最后，让我闭关的因缘终于成熟了。闭关期间，特别在尊贵的衮嘎仁波切的指导下，修习了大手印和那洛六瑜伽。

　　以下是一段有关衮嘎仁波切的生平事迹。他在四岁时进入止贡替的寺庙成为小沙弥，并在此研习了五年的佛学。成年后，他进行三年闭关，获得大手印与那洛六瑜伽的高度证悟成就。尔夜，他在三十岁时离寺到藏西；当时，止贡噶举的法王指定他为拉齐雪山地区的金刚上师，于是他开始在当地讲经说法，十分有成。离藏抵印后，他在喇嘛幽禄和西拉达克（丘束）各建立一座三年闭关中心。最后，在七十岁时，于各种瑞兆中圆寂了。这对我是一大损失，因为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噶举传承的口传法。

　　三年闭关期间，我曾在衮嘎仁波切的指导下研修大手印五支胜道、那洛六瑜伽法、著名的《贡企》论释，和吉天颂恭尊者所汇编的大乘教法。噶举教派咸认《贡企》一书最重要的宝藏之一。我对研修这些教法充满信心并觉得满足，但也同时了解，有朝一日，我必须再进行闭关以充实自己的修行，因为只有勤勉精进才能清净重建我们的心灵。

　　闭关期间物质甚少、生活清苦，然而我依旧十分用功，也感恩、满足于我所得到的。就在这时（西元一九七九年），止贡噶举法王澈赞仁波切举办了一场大法会，庆祝吉天颂恭尊者建立第一座止贡噶举寺庙的八百周年纪念。在此法会中，我被封为噶举传承的堪布，代表已达到相等于西方神学博士的位阶。

　　同年稍后，我曾蒙达赖喇嘛接见。谈话中，我向他表达了希望圆满三年闭关的意愿，他很高兴并回答说，这才是生命意义的精髓。随后，他问起我出家的因缘，我回答他说小时候父母为我选择了这条路，于是我就一直过着这种宗教生活。尊者看了我一眼，补充说：“即使这样，你在很小时就已经显示出与宗教的深缘了，对不对？”他的话对我日后的学习与修行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之后，我开始教导一些僧众和西方弟子，并同时持续修行，从未间断。一九八二年，我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协助一些对藏密佛法有兴趣并曾蒙受其法益的西方弟子，成立一个西藏禅学中心，这个中心曾由止贡法王澈赞仁波切正式注册登记。头几年我感到相当吃力——源于语文和风格俗文化上的差异，但中心的理监事和学员都很热心，我也就慢慢调适了。

　　除了讲法外，我也开始翻译一些藏密的圣典：有些是法本（供修行用），有些则是采公开发行的书本形式。法本中，我已编印好并希望对西方弟子有助益的有：四加行（修大手印和那洛六瑜伽的前行法）、吉天颂恭尊者的上师相应法供养短轨、吉天颂恭尊者的四座上师相应法、尊胜的止贡颇哇法、文殊师利、白度母、药师佛、四臂白观音、莲师、金刚手菩萨、金刚亥母、上乐金刚等本尊法仪轨，以及施身法、食子供养（召请护法）、幻身等之法本；书籍方面，我已翻译完成Prayer Flags——吉天颂恭尊者之证道歌（注：中文译名《见即解脱》，已由大手印出版社出版）和《大手印鬘》；以上均由雪狮出版社（美国）出版。目前我正在编大乘法要以及噶举祖师的生平事迹与证道（注：《噶举金鬘传承上师》的中文版已由众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我的闭关指导上师圆寂前，曾告诉我有关尊贵的巴冲仁波切的伟大成就，于是我生起希望有朝一日能由他获得法教的愿望。一九八五年，很幸运的，这个善缘终于成熟。由于中心的法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而仁波切也已八十六岁了，去拜访他似乎已变成刻不容缓的事，于是我和中心的一些学员在七月初飞到了德里。我们在那里待了又热又渴的几天，最后才到达德兰沙拉。我拜访了一些亲朋好友，他们的西藏奶茶止了我的燥渴！

　　之后，我们到达喀什米尔和拉达克。七月十五日，冲赞仁波切抵达，我甚觉荣幸能看到有这么多的喇嘛在机场热烈地迎接他，其中有许多甚至是翻山越岭前来的；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二十六年来两位止贡法王的首次相聚。

　　冲赞仁波切在毗阳寺的出现，让我们有理由好好举行一次盛大的法会，包括喇嘛舞、献曼达和祈求长寿仪式等。二位法王为群聚在这里的成千上万信徒开示并灌顶；接连几天给了所有佛教徒——尤其是止贡噶举的弟子，很大的启示。

　　在拉达克停留十天后，我们回到了德里，再转往尼泊尔。在我和哥哥札西切旺去西藏前，我在加德满都停留了几天，参拜当地的寺庙僧院和圣迹。我们开车到尼泊尔边境，在那里雇了一位挑夫帮我们带行李，然后我们继续走了六小时才抵达西藏边境。岗哨卫兵很仔细地查验我们的行李，并将我们带去的几尊佛像没收。隔天，我们搭上一辆前往拉萨的巴士，约在八月十五日才抵达。车子整整走了四天，由于我们刚从印度、尼泊尔的燠热气候过来，因此感到阵阵凉意——好在奶茶和糌粑帮了大忙。

　　在拉萨时我犹豫要先往北去止贡，或向偏远的南方到我的故乡札日。最后我选择了后者，以便拜访亲戚，于是我们先到孜塘住了三天，等待交通工具。空档之间，有政府官员开车载我们去参观西藏最古老的建筑——雍布宫。它是由第一位藏王在西元前一二七年建造的，不幸在文革时遭到彻底的破坏。现在它的外观已大致修复完成，但由于旧时的蓝图完全没有保留，在此内部的摆设便不可能恢复原样，倒是早期先王和宰相的塑像仍存在。

　　我们的司机是个中国人，行驶过街道时，我的心里想：就在几年前，他们仍视穿僧衣的人如毒蛇，如今却在为我们开车——这真是有关“人生无常”最好的一课！轮回的实相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外，而业力是无法避免的。

　　地方政府官员告诉我们，倘若我们无法找到车子到伦孜宗，他们愿意载我们一程。最后，我们选择在清晨五点搭上一辆卡车上路。车子出发三小时后，他们追上了我们，要我们搭坐他们较舒适的吉普车继续旅程；我们难拂其意，不过还是把行李留在卡车上；约在晌午抵达伦孜宗，卡车也在几小时后随即到达。当地的藏人看到我们欣喜若狂，纷纷请求我们给予他们甘露丸，以及任何边境巡罗未没收的达赖喇嘛或其他大上师的法照——我给予了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伦孜宗等了两天才找到一辆往札日的卡车，不过，我回乡的消息早已传到叔叔那里，他派了大儿子开卡车来迎接我们。当两辆卡车在马路中央不期而遇时，一开始我们并不认识对方，由于马路狭窄，我的堂兄拜托我们的卡车司机倒车好让他通过，就在那时，他认出了我们，当然，相认时大家都很激动。我们一路上在许多村庄停留，大家一看到我们的僧袍都飞奔前来要求加持，为我们奉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我可以感受到这些藏人的心是多么地坚定和充满毅力——二十年来，中共极力想改造他们的思想，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信仰。

　　两天后我们抵达了札日。下车时，我的叔叔和婶婶笑容满面地在前面迎接。坐定后，我们谈到了印度和西方的生活，而他们则告诉我文革时佛教受迫害的情形；然而自一九八四年开始，札日山又重新对外开放朝圣，因此我们决定十天后启程。

　　绕山的朝圣团成员包括叔叔的两个儿子、我的哥哥和我。头两天天气晴朗，所以我们拍摄了许多山景和一些已毁坏的寺庙废墟；我们横越一片森林以及草原，接着则是一块很陡峭的岩地。由于无法适应高海拔的位置，以及习惯西方交通工具的影响，我几乎吃不消；不过由于圣山周围的环境，我的心却是安详无比。以往这里住了许多野生动物，但在文革时已全被猎人捕杀殆尽。

　　出发后两天天气变坏，雨开始持续地下着，水渗透了衣服；另一方面，由于爬山耗力，身体里面不停出汗，因此我们几乎内外都湿透了。所幸我裹了一条毯子，外罩塑胶布，因此在晚上扎营过夜时，我还有一样干的东西可以包住自己。

　　由于总共要越过五座高山和无数小山，因此我们花了八天时间在札日附近绕走。有一次，我差点从山顶摔下来；其中一个隘口，岩壁非常陡峭，人若摔下必死无疑，但有一些老喇嘛用他们的神通力，赤手在岩石上制造出凹槽，如此一来，当人们往上攀登时便不会有事了。

　　我们回去时，每个人都很惊讶我瘦了一圈，他们知道必定非常辛苦。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这是我一生中心灵最宁静的一次体验，也是我自孩提时离开西藏后，生平完全用脚行走最远的一次旅程。

　　休息了六天后，我们再次到措卡（白湖）朝山——它是札日群山中的一座，由第四世大宝法王罗培多杰开放的。这次不像前次那么辛苦，因为我们雇了马匹背载行李，不过还是必须通过三个巨大的山口。这次行程总共花了八天的时间，途中陆续遇到一些亲戚，虽然大家都很高兴能够相见，可是我们并没有稍做停留。有一个地方的泉水由一块岩石后面涌出，因为天气太冷了，我们并没像往常般全身梳洗，而只盥洗了脸和脚。在札日和措卡的两次朝山中，沿途都可发现许多岩石上面印着一些大上师的手脚印，以及他们的牦朱和狗的脚印。这些圣地，都是噶举上师在西元第十二世纪时发现的。

　　在家乡停留了一个月后，我急于想去止贡并拜见巴冲仁波切。离开当天，我一边打包行李，我的表兄一边帮我找卡车；车子中午到达，我们问司机是否愿意载我们？这时有许多卡车经过，满载着伐自札日浓密森林的木头。司机同意了，但表示只能送我们到伦孜宗而已。途中我们在桑那丘林过一夜，从前这里是竹巴噶举法王竹千仁波切的驻锡地，它曾经是一座十分雄伟兴盛的寺院，如今除了一小部分稍为重建外，其他部分都已成为废墟。我们由那里再回到了伦孜宗。司机是个藏人，他邀请我们住宿他家，他的家人非常亲切，看到我们很高兴，一再恳求我们留下，长住西藏。他们觉得离开同胞便形同背叛，但我解释说：我也告诉他们，所有海外藏人深信留在故乡的同胞绝对会坚持他们的信念。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一天后才匆忙搭卡车回孜塘和拉萨，但我的哥哥慢了一天，因为卡车只剩一个座位。司机又是一个藏人，看到我欣喜若狂，虽然我坚持付车资，但他还是拒绝接受。在拉萨，我们等了三天才弄到一辆往止贡替的卡车。离开那天，我们清晨五点起床，这时已是九月末，云层遮住了太阳，冷风迎面吹来，更糟的是天空开始飘雪，由于我们坐在卡车上面，因此一点也不好受；我穿了一件夹克，但还是冻坏了。

　　那天早上十一点左右，我们终于抵达止贡替。我环视四周，回想起吉天颂恭尊者在西元十二世纪建庙的历史，从那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曾在此证道成就。如此神圣寂静的环境触动了我，仿佛置身于佛净土中；但在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数世纪前建造的佛塔全被毁坏，不禁感到十分难过。由于我随身携带两位止贡法王的亲笔函，因此寺院附近的人都热情地招待我。地上积了很厚的雪，虽然我有些等不及，但也无法马上直奔矗立于山顶的寺庙，倒是后来遇见了下山办事的寺庙总管。隔天一早，我们背上行李开始往上爬；到达后，我立刻去见巴冲仁波切，交给他随身携带的介绍函。虽然他已上了年纪，身子仍十分硬朗，心智也很清明；他的生活简朴，住在一间建筑在岩洞上的小屋。由于他极高的成就和慈悲，寺院的僧众都视他为金刚总持的化身。

　　在继续述说我的经验前，我想提一下几件有关巴冲仁波切的事，以及他如何经历了文革浩劫。仁波切的故乡巴噶地方的村长的十八岁儿子与仁波切结有深缘，当时凑巧病得很严重，作父亲的原本执意要送他去医院，但儿子说：“不管他们怎么医治我，我都将难逃一死。既然要死，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如对我一样善待巴冲仁波切。”几天后，儿子果然死了。由于父亲极疼爱此子，因此他依从了儿子的遗愿——巴冲仁波切被遣离当地，获准扮成牧人继续生活。一九八一年，当宗教自由稍为开放后，他又回到了止贡替，并发誓终其余生都不离开此地。一些老喇嘛也回来了，并另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喇嘛们。

　　后来一九八一年，在马卓衮嘎召开一次正式的会议，并邀请巴冲仁波切参加。特地派去接他的吉普车晚到了，当仁波切进入宾客已坐定的会场时，所有藏人都自动站了起来，而在场的中国人受全场气氛的感染，也不禁起立致意；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征兆，显示佛法将再次兴盛。仁波切接着向大众讲述有关止贡替寺庙的历史沿革，以及他要终生留在此地的愿望。他说，寺庙若能重建，他愿接受信徒的供养；若不能，那么他一毛钱也不会接受。大家都支持他重建寺庙的愿望。

　　三年后，巴冲仁波切为两百多位僧众剃度出家，这是一项伟大的佛行。没多久，他告诉一位侍者：“下个月我要舍掉这个肉身了。”他的大弟子滇津尼玛听到后，去见仁波切说：“请不要舍离我们。由于您的证悟和慈悲，才使得此地不论在寺院的重建或在佛法的弘扬上，都有长足的进展；如果您离开，一切都会瓦解的。”巴冲仁波切回答说：“但每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到来的，甚至佛陀也免不了要离开他的身体。”他同时用了一句西葳谚语：“父不死，儿不长。”滇津尼玛哭泣着说：“但是您我之间无法相比：您像海洋、天空、高山，而我在您旁边只不过是只小虫子罢了。”巴冲仁波切默默不语。不过，当隔天所有僧众都在修长寿法请求他住世时，仁波切当众对大家说：“昨天滇津尼玛恳求我留下，所以今天我还在这里！”有些人或放会认为仁波切是以宣布其死亡来考验他的弟子，但情况绝不是这样——仁波切是看着滇津尼玛长大的，对他本性了解甚深；此外，巴冲仁波切是个非常率直的人，不喜欢玩这种喇嘛的游戏。

　　现在回头来谈我停留在庙里的事。在我到那里之前，寺庙为两位止贡法王兴建了一座关房；接下去的四个月，我们住在那里——这真是一件大福报。在这段期间，巴冲仁波切和一些人尽力为我们护关，让我深深感激。

　　前两个月的时间，我把所学的一切法教重新温习，另外又加上许多新的功课；我也与当时已年届六十的滇津尼玛就这些法教做深入的讨论。后两个月，我正式进入闭关，修大手印和拙火。

　　离寺步行约四个小时，有一个叫喋仲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全西藏最大的尼师庙，一个可治疗多种疾病的温泉，以及一座信徒常去朝圣的圣山。莲师曾在此闭关达七年七个月之久，其间写下了许多岩藏法本；西元十五世纪，有一位止贡法王仁钦彭措，曾在这个地区打开许多岩藏宝藏。

　　以前在山谷下面一个叫宗努孙多的地方，每十二年便举行一次颇哇的大法会，每次均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因此在那里建有一座大寺庙，可惜已完全被摧毁了。

　　我们安排了一天的朝山活动，积雪高深及膝，而接下去的温泉热水确实让我们感到相当不舒服。尼师庙大部分都已重建，现有约五十位各种年龄的尼师住于此地，由止贡堪卓住持。通常法教的传承均由大喇嘛（上师）承续，然而，康卓玛（注：藏文“康卓”即“空行”之义）的转世虽未被正式认定，也有其自个儿的法承——当一位康卓玛圆寂时，另一位被认定为依喜措嘉（莲师佛母）转世的尼师，便会从寺庙内的僧团中出现。目前的康卓玛是涅尼滇津丘准，她在文革期间曾一度被强迫还俗结婚，但她意志甚坚，誓不屈服，一心只为寺庙工作。她和尼师们亲切地迎接我们，我则回以茶砖和礼物做为供养。

　　几天后我回到了止贡替。由于佛陀和莲师都曾授记吉天颂恭尊者的降世及其驻锡地，加上尊者自身所做的预示，因此任何人只要以诚心和信心踏上止贡便必不生恶趣——包括畜生和昆虫亦将往生善道。寺庙附近也有一座著名的尸陀林，起源于空行由印度一处神圣的坟场取一石供养尊者而开始的。另外，当时的书本也记载着，任何人在止贡尸陀林以身体供养秃鹰（西藏传统的天葬）便不会坠生恶道，因此有很多死者的尸体被抬到这座坟场，而我自己也看到了那块空行供养的石头。有关此地的细节，在一本藏书上均有详细的记载。

　　我在洛萨（藏文，意为“新年”）过后第四天离开止贡替。洛萨期间，我曾参加一个特别的护法大法会。为了这个法会，大殿前树木挂起了两大面的祈祷旗（除障旗）。之后，我便开始整装打包，准备返回美国。

　　在我完全离开西藏前，我想提一下另外一位大上师——住在康地的嘎仁波切。他的转世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前生数次化身是止贡噶举传承的持有者。我虽无缘与他相遇，但知道众多弟子对他怀有全然的虔信之心。嘎尔仁波切自一九六Ｏ年代初起，被关在牢狱里二十年，同住一起的犯人都曾受过他的法，被释放出狱后也成为大修行者。最近，他在东藏协助下重建许多噶举寺庙。

　　我十分舍不得离开止贡替的清净环境，感觉在此停留的时间太短了，我希望很快可以再回去长住一段时间。心中有此打算后，便留下了一些钱给寺庙建造一间自己的关房。任何人到西藏，一定要到止贡替看一看。

　　回拉萨时，寺庙的卡车载我们到马卓衮嘎。之前我曾提过有关在这里正式会见了共党官员的事件。这附近有一座止贡寺庙叫卡色，最初是由藏王松赞干布在西元七世纪时兴建的，我造访这座庙时它已重建，并大致恢复旧观。大殿供有三世佛之像，目前寺庙里大多是小喇嘛。当晚我住在一位管辖止贡地区的政府官员家中，由于他自觉与巴冲仁波切有深缘，因此在这工作岗位上已做了十四年之久——原本不需要这样，但他只是希望能尽力为寺庙服务而已。

　　隔天我们搭卡车到拉萨，在此住了九天才找到一辆开往边境的巴士。空档中间我朝拜并环绕了大昭寺，当时大昭寺正举行大祈愿法会。由于这是自一九五九年以来首次举办的这种法会，因此西藏各地成千上万的信徒都赶来参加；冲赞法王当时正与他的弟妹在拉萨，因此我有缘去拜见他几次。他转世的认证始于止贡法称，是未来贤劫的九尊佛；他是文殊、莲师和萨惹哈的合一化现，也是止贡噶举传最伟大的经论师和大禅师兼闭关导师之一。自止贡法称起，他的承继者便被认证为转世的上师。至于澈赞仁波切则被认证是观音的化身，在他往昔的某次转世中，曾为止贡法称的兄长，因此自那时起，止贡噶举便有了两位法王。

　　在拉萨时我遇到了其他止贡噶举的大喇嘛，也在努力重建噶举寺庙，保存法脉。我很高兴看到传承的事业重新发展，它鼓励我更加努力工作；另外，我也做了一些一般性的观光活动。

　　从拉萨到边境的途中，我们跟另外三十个西藏人乘坐一辆巴士。三天行程中，路上积满了雪，冷不堪言。到了边境后，我们叫到一辆卡车前往加德满都，在当地住了三天并拜访一些朋友，然后继续前往大吉岭（印度），在那里见到了我的两位弟弟和他们的家人，也见到了一些老同学以及我曾上过五年的西藏学校。随后，我坐了一整天的火车到达德里，买好回美国的机票后，再转往德兰沙拉，希望能见到达赖喇嘛和流赞仁波切，接受他们的加持。因为没有时间事先预做安排，因此我并不抱希望一定能见到达赖喇嘛，但我还是去见他的私人秘书，说出我的请求。当然他说恐怕会有困难，而我也没有坚持，只说若能见到，我会很感激。一小时后传来了消息：我可以在下午谒见他。不用说，我简直欣喜若狂。当我进入会客室时，我向他顶礼，并回答有关我在西藏的事。我简短地向他报告，他又考问我有关无上密续——例如大圆满和大手印之间的不同见地，而我则尽力地表达清楚自己的意见。最后他告诉我，应该继续坚持僧侣清净的生活，努力弘扬佛法。他这样说时，仿佛就在我头上点了一下，刹时，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启示作用。经此极大鼓励，回到美国后，我又开始恢复一连串的教学活动。

　　从那时起，西藏境内和我自己本身都有很大的变化。我继续和止贡替的寺庙保持联系，也听说巴冲仁波切仍不时表达他想舍离肉身的强烈愿望，甚至下令安排茶毗之事。滇津尼玛截至目前为止还能说服他留世，不过也已向冲赞仁波切和其他转世祖古发出讯息，请求他们速回止贡，否则就太迟了。有一阵子仁波切整整一个月停止进食，每天仅赖一碗开水维生，不过他并没有示现病相，反将吉祥塔（宝多门塔）重建完成——此塔乃吉天颂恭尊者为纪念空行送他取自札日圣山的贵礼而兴建的。已届八十八高龄的巴冲仁波切正期待止贡传承的法王澈赞仁波切的到来——法王希望今年能回到西藏。

　　相反的，最近我倒是很荣幸地与法王有密切的联系。自一九八五年起，华盛顿的西藏禅学中心即已请求法王至北美访问，虽然法王很乐意，但紧凑的行程始终排不进去；直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法王在欧洲三个月的教学行程结束后，才来到了美国和加拿大。他在这里传了许多法、举行灌顶（包括上乐金刚、金刚亥母）、皈依、开示等法会。在他这四个月的行程中，大部分时间都由我伴随，充当翻译，也因此我才能亲睹其耐心及随和的风范。我在此想稍为谈谈他。

　　澈赞仁波切是止贡噶举派的第三十七代法王，被公认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他对美国并不陌生，一九七五年当他由西藏逃出后，即在此与其父母——西藏显赫的察隆家族成员度过一段时光。当时他们住在纽泽西；现在他大半时间都花在拉达克和德垃敦从事无数佛行事业，维持止贡噶举传承的火焰不灭。信徒都深深庆幸他能逃出西藏。在共党政权进入西藏后的十六年间，他被迫去上中国学校，并在人民公社工作。不论看到了多少苦难、自己经历过多少折磨，他的外表总是绽放着宁静的喜悦，这正清楚证明了佛法不灭的真理。

　　在他最近的美国之旅中，他最关心的几件事之一便是与美国印地安人的领衬会面，以及为他在印度兴建的佛学院筹募经费。最近美国印地安人与西藏佛教的因缘日益深厚，因为彼此拥有相同的命运...............抵达亚利桑那时，法王与荷比印地安人的领袖会面，并参观了一座荷比文化的博物馆，他也在一些人的安排下到新英格兰访问。

　　为了维护珍贵法教的清净以及西藏文化的延续，法王也广为推介他正在兴建的这所靠近印度德拉敦的佛学院，他很欢迎任何对此工程有关之赞助。未来，学院不仅对僧众，也对任何有志学习佛法、藏医和其他传统科学的人开放。

　　了解佛法在帮助我过祥和宁静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后，我完全支持法王兴建此学院的热忱，它必将让许多人证悟内在的智慧光。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我对法王愿力的信任，我将尽一己丝薄之力尽可能地协助，并希望未来能继续与它结缘。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在夏威夷与法王道别。这是他在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而我则另外搭上前往智利圣地牙哥的班机。由于一些密乘行者的要求，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在圣地牙哥做过短暂的停留，因此对它并不陌生。这一次我在智利住了六个星期，巡回于圣地牙哥、瓦巴来索和康塞逊之间；我在每个城市做开示、指导禅修，并带领一个星期的颇哇法闭关。学员的愿力在我们相聚的时候不断增强，我相信他们有决心稳固自己的道场。

　　当我回顾自己的历程——不论是在遥远的西藏或在美洲大陆时，我了解到佛法的力量已在我心中扎根，没有什么比在危机当中更能清楚地看出其真实性的。生苦、灭苦都是一种心的体验，而这又依于因果的显现；佛法是一种调伏我们心性的引导，让我们能看清、分辨因缘现象与实相。过去二十五年来，藏人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佛法在考验中屹立不摇，帮助他们保有忍耐、宽容和了解轮回。我们常在顺境中忽略了佛法，但在逆境困苦之中，它依旧是我们的救星。我们常在修行持咒时犯戒，以致召来烦恼；无疑的，戒律在当下令我们厌烦，但它永远是消除痛苦的唯一法门。在西藏时，我尤其为他们的虔诚，以及面对斗争时仍奋力维护自己文化的那股力量而感动。藏人基本上还未受现代科学洗礼，他们大多足于自己简朴的生活；由于我们愿众生皆具如此清明慈悲的心智，也由于他们的传统世界正快速地消失，因此，我愿在下面讲述一引起佛法的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