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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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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

 

  ──二十七年冬在重庆长安寺佛学社讲──

  一 引发

  二 佛教最要的一法

  三 中国急需的一事

  四 结成

  一 引发

  今天的讲题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所以提出这个题目来讲的因由,不能不先说一下:中国自有佛教以来已经有一千九百余年的历史,在这悠久底时间,佛教底传播广泛而且深到;无论大都闹市或穷乡僻壤都有著代表佛教的寺院僧尼,而信仰佛教者也各种各类的人都有,如历代的贤君、良臣、仁人、志士乃至村落间的愚夫、愚妇,多以佛教为他们信仰的对象。在这样复杂的人们来信仰佛教,当然有对于佛教的认识是很馍糊的;有些佛法的信仰是不澈厎的;即有一二贤哲之士谈空说有,然往往对于佛法执其一偏之见,亦多未能握得一要义以贯通一切。所以、今天要提出佛教最要底一法来讨究。复次、中国近三四十年,差不多都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里过生活,到今日已到国难最严重底阶段。茌这样的局面下亟欲救济,当然要先团结人心,以政治、军备为急务,然若从这深重的灾难而推其根源,则国民心理的安否,尤其是最紧要的一件事。近数十年国民心理上已失了安心立命之道,成了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趋势,而目前中国正本清源的办法,就是如何使民心有所依归。所以从佛法最重要的一法,又推论到中国急需的一事。

  二 佛教最要的一法

  一、怎样叫做最要

  最要的定义,从佛教里面讲,就是说:若有了此一法,便显然是佛教底教法;若信仰这一法,也便显然是信仰佛教。反面来说:就是离开这一法,就不是佛教,或就非是信仰佛教。还有、因为这一法在其他底学术宗教中,有的根本没有讲到,纵使有些讲到,然其理不能充分建立,故此一法唯有佛教能完全成立。

  二、批评所不是

  在伟大的佛教教法内选择最重要的一法,本是不很容易的。前月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及重庆佛学社曾提出这个问题讨论过,当时有人说道:佛教最要的一法是“菩提心”。一往的看来,固然佛法的功德皆从菩提心发生,但是、菩提心乃大乘佛法所必要,小乘或人天二乘就不一定需要,故不极成。有的说道:“信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本来、要成为一个佛教徒,最低限度对于佛教须有信仰心;可是信心不限于佛教,仅举信心,显然不能就表明佛教。于是有人在信心上再加一“正”字,表示佛教是“正信”,不是通于他教的信心。然而正信、抑非正信,究竟应用何种标准来判定呢?其他宗教徒,何尝不是以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为正信呢?有人说道:“戒”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戒之一法,五乘都有;从修行上、戒也的确很重要。可是没有受戒的人,如果受三皈也可为佛教徒;而且世间一般学者,也可以对佛教作客观的研究,以谈何者为佛教,所以单以戒来范围,就未免太狭小了。同时、别种宗教等也各有其戒条,则又未免太广了。有人说道:“定”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从佛教修持的历程上说,要想超出欲界或世间,固必须与定心相应的。然佛法的欲界人天乘,即不必有定,可知佛教亦不必有定心;何况外道亦有定心的?假使说“定心”就是佛教,那么、外道有定心,也可以是佛教了。有人说道:“慧”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但慧有广狭之分:广则世间宗教、学术都是智慧的结晶;了解佛教底教义,固然亦需要智慧,然有智慧不必就是佛教。狭则智慧即指般若而言,以了知一切法空无我性的般若为智慧,此种智慧是出世间破无明断烦恼所必需;然佛教通于世间出世间,单就世间佛教来说,就不必定有般若底智慧了。有人说道:“涅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涅槃的含义及种类很多,最普通的解释,就是指己了生死流转的解脱果而言。从出世法的方面说,涅槃确是根本要法;但是从人天二乘来说,就不一定是最要了。有人说道:“空无我”是佛教最要的一法。空无我本来是佛教说明一切法的共通性,要破无明、断烦恼,先须了知一切法空无我性;然不知空无我性,亦可修学佛教的人天善法。

  有人说道:“无常”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无常义通世出世间法,所谓“诸行无常”,亦是佛教最重要的观念;可是佛法中有立一切法常住宗的,也有说“常”与“无常”都是边见的,这可见仅说无常亦非尽然了。有人主张:“缘生”、“缘起”是佛教最要底一法。因缘所生法原是通五乘共法。缘起有广狭之分:广义言之,托缘现起皆可谓之“缘起”;从狭义来说:即的指十二缘起而言。广义的“缘生”、“缘起”,有如通途所言因果。无论那一种现象,都可以用因果意义来说明,佛所说十因、四缘、五果,亦皆从因果分析说。科学所立之公例,逻辑所立“同一律”、“矛盾律”、“拒中律”、“充足理由律”,亦从因果观念而产生。因此、单讲普泛的因果,究竟未完具上面所言之最要义。

  三、指定所是

  此间所谓佛教最要的一法,就是从广泛因果中,指定十二缘起底异熟因果法以言;用浅显的名辞来说:就是“业报”。凡说明业报,既显然为佛教;信业报的亦显然必是佛教徒。业是一切善恶行为的通称,报是由业所引生底结果;有善的行为即引生好的结果,恶的行为就引生不好的结果;造有漏业即得有漏报,造无漏清净业即得无漏清净报。如不许业报,无业无报,一定不是佛教。佛教以执常无常等但为边见,独不信业报成大邪见。从整个佛教底教理说,惟有业报这一法,是适合上面所说“最要”底条件。换句话说:说有业报则显然是佛教,不说业报或不信业报即非是佛教。世间其他学术宗教有不许业报者,如主张自然而然,或主张宇宙万有皆为神所创造的;亦有虽讲到“业报”而不能成立的,如中国古书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语,好像有“业报”的意味。但是历史上许多例外的事实,如孔子弟子颜渊贤而贫夭;又盗跖作恶反得富贵寿考,这不是没有业报吗?假使说不报之本身亦可报之子孙,然如尧舜系古之贤君,其子不肖之极,其孙曾亦无所闻,这还有甚么业报呢?其他宗教也或有天堂、地狱之说,表面看来,好像亦有后世业报的意味。然稍究之,其说即不能成立。因为这般宗教说有一创造宇宙底主宰,这个主宰能创造支配人类及一切事物。这样一来,善人固由主宰所创造,恶人所发生坏的行为,仍由主宰所创造,个人的行为尽可不负任何责任。若尔、善恶行为既不须本人自己负责,已失了业报的义意。还有、执事物有固定实体及人等有神我灵魂,皆不能成立业报。因为既有固定实体,或神我、灵魂,即转来转去皆无变化;既无变化,即善恶业皆不能改造报体,尚何业报之可言?所以从上面看,报之一法,有些根本没有讲到;有些略略讲到,又不能自圆其说;真真把业报理论确实建立起来的,惟有佛教而已。佛教说明异熟因果,内容本极微细专门,非常人所能了解。不过异熟因果的普通意义,就是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此中前世非只一世,前世更有前世,前前即无始;此中后世亦非只一世,后世更有后世,后后即无终。因为众生底生命绵延不绝,所以业之受报亦强者先牵,无有定期。有现报,有后报,有暂时隐伏待机缘成熟才受报的,也有由相反的善业力把己有恶业克伏下来的。内容复杂,惟罗汉、菩萨与佛乃能穷知究竟。然理论上则人人皆可说得通,由此可知业报道理,惟有佛教能确立起来。

  四、释难广成

  业报、在佛教确能充分成立起来。不过、有人或许以为业报乃专从三世六道生死流转的有漏因果方面而言,佛的出世法就用不著讲业报。其实不然,世间有漏业固有有漏报,出世间无漏清净业亦有无漏清净报。六凡为有漏业报,四圣难道不是无漏果报吗?十二缘起固为有漏的流转业报,出生死、证涅槃,又难道不是无漏的还灭吗?何况假使不是三世、六道的有漏业报难解脱,吾人又何须依佛法发心修行、求菩提、涅槃呢?可知业报通世出世间,非但指有漏而言。有人或许以为业报是从世俗法言,佛教究竟胜义谛,乃在了达一切法空。如心经:“是故空中,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此诸法空义,为大乘佛教之要点,然若谓所明空义可拨去业报,则根本错误!以无业无报是恶取空,非佛教所说的真空。须知佛教讲空,正是说明众生及法没有固定不变的实我,惟其无固定之作者受者,乃可随各种业力而转变,所谓“毕竟无作无受者,于诸业报亦不亡”。讲空最澈底、莫过于龙树中论,龙树曾说道:“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盖不明空性,法法皆固定不变,尚何因果之可言?可知讲空义,正所以明善恶因果悉可改转;转染成净,即建立三宝,故明无我无自性义,亦正所以成立业报之可转而已。讲空无性如离掉业报,与虚无外道断见何异?有的人或许以为佛教最精要的在明唯心、唯识,业报并非必要。殊不知佛教之说唯心唯识义,正为成立业报之理。因为外道执有固定之主宰,或神我造作万有,佛乃说三界唯心所造、唯识所变以破之。遣我法二执,说明一切法种子摄持于阿赖耶识,不起时仍无散失,异时异地仍可受报,净法熏习可培植无漏种子,然后才可证得无上菩提之果。讲唯识如离掉业报,与通途唯心哲学有何差别?又何须大乘唯识论呢?业报道理已略说过,可知从浅至深,由下至高,佛的教法皆不离此一法。今本此一法,进一步来讨论中国急需的一事。

  三 中国急需的一事

  一、急需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

  上面说过,中国构成这样空前的国难,乃由于民族心理之先失安定。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民族巳失了文化的重心。我们知道民族生命的历程是取决于民族的历程;一个民族的生存,除了土地、主权、人民以外,差不多以“文化”为主要因素,所以一个民族生命的开展,依靠于某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民族文化有了重心,民族生命就不致衰乱。中国自汉朝罢黜百家专崇儒术以来,周、孔的儒家文化,差不多成为民族文化底重心;其他黄、老的道家文化,乃至墨、法、阴阳诸家文化,都附从在儒家文化的下面,或汇为道教;到了东汉,佛教由印度输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而入隋、唐,佛教遂成为民间普遍的宗教信仰;然民族文化仍以儒家为主体,潜汇的道教文化、及传来的佛教文化,虽已盛行于当时农工商社会,成为一种风尚,然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级,固仍以儒教为骨干也。历六朝入隋、唐后,遂有儒、释、道三教区分鼎立,而释、道二教且有迁就儒家思想之趋势。赵宋以后,中国整个的民族,乃成为儒、道、佛三种文化底内分泌所渗透的民族,即所谓儒家文化,亦早受道、释底影响,其中内容已不尽是儒家的本真,一般读书人或士大夫,因为装饰门面,仍认儒教为中国正宗,斥释、老为异端,其实思想本身已含有释、道的血分,所谓“理学”,就是外儒内释或外儒内道底结晶品。清朝外族入治,仍依儒及释、道为文化重心,因为不如此,即不能安定下去。明末张、李之乱,清季洪、杨之变,都是不曾把握得此一民族文化重心底关系,以致立不住脚。然自五囗通商以来,中国渐成为与欧、美、亚各国间来往的一国,屡受屈辱以后,把从前那种鄙夷的看法,逐渐有羡慕模仿倾向。最初羡慕的在乎兵舰、枪炮,以为这是列强惟一的强处;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更模仿法、政、农、工各方面;庚子之后,遂把中国本有政教底重心丧失殆尽了。辛亥革命以后,构成政权迭更,军阀割据的局面。至民国七八年,发生新文化运动之思潮,同时更有俄国式之共产革命思想的流传,社会现象皆陷入剧变状态。经上述重重改革变动之后,从前儒教为主的民族文化,已逐渐崩溃了!到了现在,急需再建一民族文化底重心。

  二、演变成新儒家的不能

  由各种新思潮与固有文化相摩擦,社会制度底改变,有识之士已逐渐注意到文化的重要,这是一种应有的趋势。但是如何再建文化底重心呢?有人以为自西汉以来,中国虽有黄、老的道家文化为骨干及墨、法诸家学说,然民族文化底重心,固早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删订六经的儒家思想为主;至东汉经魏、晋入南北朝、隋、唐、释、道两家有相当的发展,然维持政权民心的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五代入宋,遂演成采取释、道精华的新儒家宋明理学。所以有人以从前底结果,推论今后当仍由吸收西洋学术工业文明,以构成一新儒家,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这种推想,比较一般专主恢复固有文化的,确是高明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宋明理学构成的新儒家体系,所以能维持下去,还是因为自汉以后中国社会仍以宗法的家族制度为基本。社会既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面,儒家文化的特点,即在家族中心的伦理道德,当然与家族制度为中心的社会能相调适。所以佛教输入到唐、宋以后,僧尼寺院亦带有儒化的大家族意味。然而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与今欧、美等各国国际来往的一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时时在剧变适应之中,现代国家是合全民族力量所成的战斗团体,中国如果不改变旧的形态,就不能具备现代国家的条件,不配加入现代世界中。盖自产业革命厎结果,经济上已变成资本主义底社会;城市的发达,财富底集增,工商业底的兴盛和扩大,帝国主义之向外侵略,在在对于吾族文化底本身有绝大威胁,迥非宋、明时代所能比拟!所以从产业革命变成工业社会之后,已将从前家族分化,要想维持大家族制度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国不想改成为现代国家则已,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则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已成过去,而家族伦理的儒化亦难复活。且就家族中心的社会底本身而论,其缺点亦甚多,最显著的,就是:一个人为家所累,不能把他的精力贡献于社会,因此埋没了许多天才。即有为国为民的举动,亦皆先以身家为重,须“行有余力”,乃能为及国群。等而下之,在反面又养成多数苟且依赖于家族亲故而生活的不健全分子,法律的不能严正,政治的不能廉明,强半乃因于此。中国往昔有赖家族的维系,然今后则必趋崩溃,而民族文化底重心,亦不再属儒家了。

  三、全盘西化的不能

  演变成新儒家既不可能,另有一部份人则主张全盘西化,并以西化即为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化或西化的特征,有个人资本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的两种国家。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由历史的演进看来,已渐趋崩溃途径;而共产社会生义国家,犹未有建设成功的把握。西化本身既有缺点,且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工业生产力做基础,贸贸然主张西化;就西化的分野上说,中国究竟要用何种西化──个人资本主义呢?还是共产社会主义呢?都是很难决定的。此说全盘西化的不可能,当然不像“与古为徒”的先生们,主张中国固有文化是如何的“万能”似的,而抹煞别个民族文化的优点;但是也不像中国现在有些为了国家衰弱,如因噎废食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对欧、美文化就盲目承受,而抹煞数千年先哲心力血汗所培积的文化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内在性,也都有他的历史地理因素,所以全盘西化是事实上做不到的。

  四、确信业报到各自负责

  演变成新儒家或全盘西化既均不能,我们便回溯到上面所讲佛教最要的业报一法。从业报所含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后受,不作不受”的最高原则:一、应用到政治方面,就可以养成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我们知道,中国到了现在,已处于存亡绝续之交!然这样空前的国难,一面固然是暴敌破坏非战公约,蔑视国际联盟,有意扰乱全世界的和平,对于中国侮辱所造成;可是从业报的道理看来,暴敌之所以敢打到我们领土来,何以不敢以对我之行动去对付英、美、法、德,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这次执行神圣的民族抗战,我们必须全面持久以期于胜利,以保持国家之完全独立;可是从业报的道理看来,除了有健全的政治机构外,个人方面尤须深切反省,自力更生,养成为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惟有成为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才能除掉贪黩卑污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的意识才能强化起来!二、从业报的原理应用到学术方面,我觉得需要一种按照森严因果律的论理数理的训练,尽量发挥中国学术的优点,纠正补充其缺点,使中国学术永远存在,继续发展,只有改造,不会消灭,只有进步,不会衰退,必如是中国文化乃为活文化而非死文化,有世界性且有未来性。三、从业报底原理应用到宗教方面,觉得一神的宗教都不适合于现代思想,上帝的存在已被科学否定了;今后宗教、无疑地须具有理智的成分才能存在。佛教底教理,被世界学者公认为最富理智的产物,我们能从佛教业报的道理作为唯一的依归,则富于理智的专一信仰,也不难确立了。四、从业报的原理应用到道德的实践,则可贯通于功利、超功利之间,彻上彻下。中国传统的道德,重在动机不重结果。从前胶西王问于董仲舒曰:越王勾践用五大夫而霸中国,可谓仁乎?董子曰:仁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不许其仁。陈同甫日以王霸杂用、报仇雪耻为事,而朱晦庵说他日在利欲胶漆盆中。董、朱的意思,以为圣人之道,虽在患难困穷之中,要有覆天盖地、民胞物与的气概。我们祗要明明德以感化人群,不必分别人我,计较利害,而佛教的业报法则应用于道德,也可如此。确信业报善恶的行为,只问义不义,不问利不利,遇有颠沛患难之事,亦可逆来顺受,直下承当,不希望于将来,更不留恋于过去,只认定现实,把握现实,积极向是处善处前进;所谓“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均是此意。又以业报应用在道德底功利方面来说,有些好不好行为,可以得现前的果报;有些行为,虽然眼前得不到反应,但是只要你相信业报,不久的将来或后后的将来,仍然是要受报。以这样业报法成为正确的信仰,则但能行善行义必有充分的功利结果,可以使各人增加自己不少勇气,做到政治上、学术上、信仰上、道德上各各自负责任,以积极的提高个己,贡献人群,实行自利利他的弘愿。民族急需的一事,恐怕就在这一点吧!

  四 结成

  由佛教最要的业报一法,推论到中国急需重建民族文化重心的一事,在信业报以各自负责;其中间没有丝毫勉强粉饰的地方。这种认识,不消说在每一个佛教徒是很需要的;尤其是抗战建国最艰苦最吃紧的时期,这种从民族共业的善因培养,无疑的是抗战建国自力更生的基本工作。抗战建国的基础,在于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而信仰别业共业的业报,尤为精神力量之主干,由信仰业报做自力更生的哲学基础,才能不惮改过,不惮迁善,负起抗战建国使命。基于自作自受──别业──,共作共受──共业──的宇宙人生大法,积集无数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胜利,才能完成真正的最后胜利!

  (虞愚记)(见海刊二十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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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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