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宗派源流：第十章 法眼宗风 一、文益创法眼

 　　文益(８８５－９５８)，俗姓鲁，余杭(杭州)人。年甫七岁，即投新定之智通院全伟落发，弱龄即受具戒于越州(绍兴)之开元寺。后于明州(宁波)育王寺希觉禅师门下习律，同时“傍探儒典，游文雅之场”，希觉称他为“我们之游、夏”。后到福州长庆寺谒长庆慧棱，未契玄旨，乃结伴从西湖出游，因大雨，停留在城西之地藏院，得参桂琛。桂琛问他：“行脚作么生？”文益曰：“不知。”琛曰：“不知最亲切。”文益豁然开悟。又指庭下片石问他：“寻常说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文益曰：“在心内，”琛云：“行脚人著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益窘无以对，遂放下包袱，依止月余。从“词穷理绝”处悟“一切见成”、言下大悟。至临川(江西抚州)，州牧请住崇寿院。由此传法，四远参徒翕然而至，不下千人。南唐初(９３７后)受江南国主李氏之请，住金陵报恩院，号净慧禅师，再迁清凉寺，持续开堂。异域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兴于江表。周显德五年(９５８)卒，谥大法眼禅师。著有偈颂、真赞、铭记、诠注等，共数万言，流布天下。现存《语录》、《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十四首》首。

　　关于文益法眼宗禅风的纲宗，有谓曰“三界惟心，万法惟识”，有谓曰“先利济”，有曰“消除情解”，有曰“一切见成”，当以“先利济”、“削除情解”为当。“先利济”为接引学人之手段，“削除情解”为解脱之目的。至于“三界惟心，万法惟识”则为佛教一切宗派，尤为法相宗之纲宗。“一切见成”亦禅宗各宗派，尤为杨歧派之纲宗，似不宜作为法眼宗之纲宗。

　　(一)先利济，削情解

　　《参禅要略门》把法眼宗“随对方人之机，接得自在”之宗风，称为“先利济”。济，即度人、济物。前面举桂琛接引文益之例；从“不知行脚作么生”，“不知最亲切”，再到“言下有省”；从“不知安片石在心内何故”，到“词穷理绝”，再到“悟一切见成”，都说明法眼宗接引学人之特殊宗风。

　　先利济、削除情解，可以针对不同话头，也可以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情境题偈作赋启示学人。如文益从金陵报恩禅院迁清凉寺后，一日与南唐李主观赏牡丹花，李命作偈。益即赋云：“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不仅诗趣高雅，而且寓意深刻，至今传诵不绝，脍炙人口。他之所以在金陵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法，诸方禅林，皆靡然风化，是与这种“先利济”的禅风不一匠。

　　(二)教禅融合，活用《华严》

　　忽滑谷快天在评价法眼宗之禅风时说：“其宣扬法门，禅教融合，浑然无瑕(一个王字旁，一个此字)。语不险而理幽，机锋不露而用活。不隐当时之禅弊者，盖益一人耳。益法道之特色是发挥石头明暗理事回互之妙用，体现华严之圆理于禅，兼带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之真理者。”禅教融合，体华严圆理于禅，此确是法眼宗又一鲜明特点。

　　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针对丛林的弊端，指出：“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衣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资，还同目足。若有事而无理，则滞泥不通，若有理而无事，则汗漫无归。欲其不二，贵有圆融。且如曹洞家风，则有偏有正，有明有暗，临济有主有宾，有体有用。然建化之不类，且血脉而相通，无一而不该，举动皆集。又如法界观，具谈理事，断自色空，海性无边，摄在一毫之上；须弥至大，归藏一芥之中，故非圣量使然，真猷合尔。又非神通变现。诞性推称，不著它求，尽由心造，佛及众生，具平等故……苟或不知其旨，妄有谈论，致令偏正滞于回互，体用混于自然，是其五。”“若欲举扬宗乘，须先明佛意，次契祖心。……傥或不议义理，只当专守门风，如辄妄有引证，自取讥诮，是其八。”文益批语专守门风不识义理，不明佛意之人，也批评对于偏正、体用的宗旨不明之人，主张禅与教，理与事融通。

　　文益还要求其门下阅读法藏《华严奥旨》、《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论》、《涅槃经》等经论，同时要活用，不要滞于教，滞于相，他批评有些门徒“只凭么念策(册)子，有什么用处。”他用华严六相义来接引学人。《华严六相颂》说：“华严六相义，同中还有异，异若异于同，全非诸佛意，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绝名字，万象明明无理事。”“华严六相”，是就所缘境界进行辩证思维，不偏执于某一点、某一方面，于有无、能所、动静、成坏圆融无碍，从而求得解脱。《宗镜录》说：“若究竟欲免断常边邪之风，须明华严六相义门，则能住法施为，自忘能所，随缘动静，不碍有无，具大总持，究竟无过矣。”六相的具体内容是：“六相者，一总、二别、三同、四异、五成、六坏。总相者，譬如一舍是总相，椽等是别相，椽等诸缘和合作舍，各不相违，非作余物，故名同相；椽等诸缘，递相互生，一一不同，名异相；椽等诸缘，一多相成名成相；椽等诸缘，各住自法不作，故名坏相。则知真如一心为总相，能摄世间出世间法故，约摄诸法得总名，能生诸缘成别号，法法皆齐为同相，随顺不同称异门，建立境界故称成，不动自位而为坏。”总相即对世间、出世间的总体把握；其本体即真如一心。别相是指世间、出世间一一具体现象、具体境界。诸相之相互关联同相。诸相不同特点称异相；一种境界产生、形成叫成相；这种境界停滞不前，固步自封，叫坏相。

　　总、别、同、异、成、坏、是对世间、出世间一切境界及其关系的性质的总体把握。它们之间是相互对待的。而“空”作为一切有质碍之“色界”与无质碍的“无色界”的本质抽象，则是绝对的，无待的，因此，文益与永明道濳的机缘法语中就谈到“空还具六相也无”的问题。《文益禅师语录》说：“永明道濳禅师，河中府人。初参师，师问云：子于参请外，看什么经？道濳云：《华严经》。师云：总别同异成坏六相，是何门摄属？濳云：文在十地品中，据理，则世、出世间一切法，皆具六相也。师云：空还具六相也无？濳懵然无对。师云：汝问我，我向汝道。濳乃问：空还具六相也无？师云：空。濳于是开悟，踊跃礼谢。”道濳始认为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皆具六相，从经文益启发，认识到“空”是对诸法本质的概括，因而它不存在着总与别、同与异、成与坏问题。空本身就是不能有任何规定性的，是无待的，绝对的。所谓“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不管是零落还是不零落，都是“空”，这总是对一切色、法、一切色界、无色界的彻底的悟。由此看来，文益对于禅教之融合，对于华严理事圆融思想的证悟，是达到相当高的思辩水平的。

　　(三)啐啄同时，针砭时弊

　　法眼文益接引学人，啐啄同时，十分亲切。如鸡孵蛋，小鸡要出壳时，用嘴吮吸，叫啐；母鸡为了使小鸡出来，用嘴啄壳，叫啄。啐啄同时，即比喻禅林师徒之间机缘相契，毫无间隙。文益与门人德韶的悟道因缘即可说明这一点。“师一日上堂，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师云：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时韶国师于坐侧，豁然开悟，韶遂以所悟闻于师，师云：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国师后有偈云：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师闻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文益啐啄同时，大体上有两层意义：第一、在于根据徒众的不同根缘，予以及时肯定、引导、让他们受到启发，自己得到证悟。从问到答，虽然内容重复，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使徒众由不悟而生疑，激发他去努力参究、证悟；第二、实质上是“当下即是”的自我证悟。这样，徒众通过启发，更通过证悟，达到很高的境界，证悟虽然离不开师父的启发，却又不离自心(心外无法、法在心中)，无怪乎文益因此一偈而肯定德韶“可起吾宗”，为法眼宗的光大找到一个得力传人。

　　啐啄同时，从文益与玄则关于“丙丁童子求火”的公案也同样看得很清楚。“玄则禅师，滑州卫南人，初问青峰，如何是学人自已？青峰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后来，文益与之继续讨论，玄则以此反问文益，文益同样以此作答，“则于言下大悟。“前后答案虽然一致，但答案即包含在问题之中，而文益之所以先加以否定，后加以肯定，目的同样在于促进玄则因疑而努力参究，不满足于从文字、名言上的知解，玄则果然由此得到启悟，可见这种接引禅人的禅风确有独特效果。

　　文益针对当时丛林的弊端，著《宗门十规论》。这对于加强禅宗的道风建设，有十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重要启示。其内容是：

　　第一、批评懒于参求，徒具虚名的禅风。文益说：“近代之人，虽入丛林，懒于参求，纵或留心，不择宗匠，心地尚未明，急务住持，滥称知识，且贵虚名在，是其一。”

　　第二、批评播弄是非，以争门为神通的宗派主义。文益说：“德山、临济、沩仰、曹洞、雪峰、云门、各有门庭施设。子孙护宗党祖，不展真际，意出多歧，矛盾相攻，以争门为神通，骋唇舌作三昧，是非锋起，人我山高，是其二。”

　　第三、批评剽窃人言，真伪不分之弊。文益说：“今人多不量已力，剽窃人言，但知放，而不知收；虽有生而且无杀，如郎不辨、真伪不分。此其三。”

　　第四、批评对于各宗派不辨纲宗，不知融通。文益说：“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云门)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如谷应韵，似关合符。虽差别于规仪，且无碍于融会。近代宗师……对答既不辨纲宗作用，又焉知要眼，诳谑群小，欺昧圣贤。是其四。”

　　第五、批语对于偏正、体用没有正确把握的人，不能知道理事相资的根本宗旨。文益说：“大凡祖佛之过，理事相资，还同具足。苟或不知其旨，妄有谈论，致令偏正滞于回互，体用混于自然，是其五。”

　　第六、批语一些人缺乏先德那种为追求解脱真理而努力修持的求实、严谨精神，却臆断古今的弊病，文益说：“先德梯山航海，不避死生，为一两转之因缘，有纤瑕之疑事，须凭抉择，贵要分明，如不经淘汰，臆断古今，则何异未学剑而强舞太阿，是其六。”

　　第七、批语一些学人滞于言句，自以为是，则处炫耀的弊病。文益说：“近代学人，专守师门，记持露布，切忌承言滞句，便鼓吻摇唇，以为妙解，是其七。”

　　第八、批语一些人不识学理，却专守门风、自取讥诮的片面性。“若欲举扬宗乘，须先明佛意，以契祖心，傥或不识义理，只当专守门风，如辄妄有引证，自取讥诮，是其八。”

　　第九、批语一些宗匠歌颂，制作的轻率，谬误流传，害人不浅。“诸方宗匠，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为末事，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识者览之嗤笑，愚者信之流传。是其九。”

　　第十、批语一些住持不守戒律，护已之短，攻人之长，不搞正信、搞迷信之弊病。文益说：“盖有望风承嗣、窃位住持，便谓我已得上乘，护已之短，毁人之长。以讦露为慈悲，以佚滥为德行，破佛禁戒，弃僧威仪，反凌铄于二乘，倒排斥于三学。口谈解脱之因，心弄鬼神之事，是其十。”

　　文益对五代末丛林弊病痛下针砭，十分深刻，其批语之尖锐性，为历代所不多见，其中所阐明的道理对后来佛教的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建设，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值得引为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