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学研究：广律东来前早期中国佛教的律典传译(屈大成)

 　　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师   屈大成

　　庐山慧远(334-416)是初期中国佛教史上最着名的学僧，有《大乘大义章》、《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流传，并于江西庐山凝聚以百计的追随者，建立起首个有规模的僧团。在慧远时代，律典未完备，中国佛教徒未有机会充份掌握印度律制。不过，慧皎(497-554)《高僧传》记载慧远几件牵涉戒律之事，从中除可见其戒律观及相关的律制实践外，还有助了解印度律制于中国施行的具体情况，十分值得探讨。

　　一、律典东传和慧远的律学着作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至慧远时代，已历近四百年，大小乘经典陆续译出，唯律典寥寥可数：而僧众也以西域僧为主，汉人出家则受限制。如后赵王度曾向石虎(295-349)上奏说汉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汉人不得出家，曹魏亦承袭这做法；王琰(梁天监[502-519]中卒)《冥祥记》记“太康(280-289)中，禁晋人作沙门”；桓玄(369-404)曾说“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踏入东晋，汉人佛教徒日多，对戒律甚为渴求，是时流传的比丘戒有昙柯迦罗的撮译本、竺僧舒传本、法潜传本，尼戒有竺法护(晋建兴[313-316]末卒，年78)译本、觅历传本、慧常传凉州本，以及竺法汰(320-387)令外国人译出的片段，远未臻完备。慧远的老师道安(约312-385)便致力搜寻律典，至其晚年，<<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戒法》、《鼻奈耶》等译山，道安及其同道竺法汰、竺昙无兰等参与译事，写下(比丘大戒序)、(鼻奈耶序)、(比丘尼戒本序)、(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大比氏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等序文，显示对律制的细致探究。道安更编着“僧尼轨范”和“佛法宪章”，包含“行香、定座、上经、上讲”等规定，慧远追随道安多年，想必承习了这些律制安排。姚秦弘始六年(404)始，弗若多罗诵出《十诵律》，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译文未竟，弗若多罗去世，慧远深以为憾。翌年，慧远听闻昙摩流支到中土，亦精通这律典，即派弟子昙邕传书请昙摩流支于关中续译，未及校订，罗什去世，卑摩罗叉(约336-约413)再加修订，成为定本。《四分幸》也由佛陀耶舍、竺佛念等于姚秦弘始十二至十五年(410-412)在长安译出。东晋义熙十年(414)，法显(334-420)西行求法回来，两年后上庐山，跟慧远谈到在西域的见闻，也有可能涉及法显其后译出的《僧祗律》。2总的而言，慧远于离世前几年，才有机会读到《十诵律》和《四分幸》，《僧祗律》(418)和《五分律》(423)均未尝得见。他对于戒律的认识，主要来自道安，以及是时流传不完整的律典。

　　据僧佑(445-518)《出三藏记集》所载，宋明帝(465-472在位)敕中书侍郎陆澄编辑《法论》，搜罗佛教文献，现存其序文记《法论》第七帙为《戒藏集》八卷，收入《法社节度序》、《外寺僧节度序》、《节度序》、《比丘尼节度序》，《桓敬道与释慧远书》往反三首、《释慧远答桓敬道书论料简沙门事》、《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等，皆为慧远之作。由此可见，在南北朝佛教徒心目中，慧远有律学着作。当中慧远为之作序之《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节度》、《比丘尼节度》四书，不见载经录，当早失佚，序文亦不存。据名字推想，“法社”是出家在家教徒混合组成的团体是，“法社节度”乃法社的宗旨以及活动守则的规定。“外寺僧节度”乃针对外来僧众的处理。“节度”或是僧团法规的概述。“比丘尼节度”乃有关比丘尼的法规。要注意的，是《法论》序文并无说这四书为慧远所作，他愿写序文，即表示对这些法规的肯认，或为庐山僧团所采用。其余《释慧远答桓敬道书论料简沙门事》、《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等，虽牵涉到僧人的类型、为反抄衣者说法戒、僧服的规定等，但均乃对应世俗人的质疑而作，少从律制角度出发分析，不算严格意义下的律着，亦己广为学者所论究，故本文不涉及。

　　此外，《高僧传·僧传》提到疑似慧远的律作：后秦姚兴(393-416在位)主政时，崇敬三宝，设会供佛，出家者众。后罗什入关，大量僧众慕名而来，致良莠不齐。后秦姚兴(393-416在位)下旨说：“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有些学者以“远规”为指慧远的法规，其实这词也可理解为从印度远方传来的规制，即是印度律制。无论如何，“远规”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

　　二、僧传载慧远涉及戒律的事例

　　1．吟啸违法

　　慧远弟子僧彻(383-452)擅长作赋吟诗，曾到庐山南边攀松啸叫，音声悠扬，引得众鸟和呜，超尘脱俗，其后他跟慧远有以—卜对话：

　　退还谘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

　　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

　　沙弥十戒之一便是“尽寿离作伎歌舞，不往观听种种乐器”，因此僧彻很清楚不得从事管弦歌舞，但对于啸和吟，则不知如何处理。啸，乃利用口腔发声，有声无字，吹气无辞，声音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近乎高歌，为汉魏六朝文人名士以至术士喜好的活动之一。例如周颉(269-322)饮醉酒，在王导(276-339)座前“傲然啸咏”，阮籍(210-263)“啸闻数百步”，并曾在晋文王司马昭(211-265)座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吟，即吟咏诗歌。啸和吟可抒发欢乐悲怨等种种情绪。律制并无专门禁止吟和啸的戒条，仅僧残“污家恶行摈谤违谏戒”中所说的恶行，包含啸一项。例如《十诵律》说：“捻唇作音乐声，齿作伎乐……或啸谬语，诸异国语”，《四分律》也说：“作孔雀音，或作众鸟鸣……或啸”，但慧远没引用这条戒，而是指出吟和啸会扰乱心神，影响修行，判定违反律法。2．佛驮跋陀罗不应被摈。

　　秦主姚兴专志弘扬佛法，供养三千余僧，他们在宫廷中往来行走，崇尚交际，唯来自天竺迦毗罗卫的佛驮跋陀罗(359-429)喜好寂静，并不合群。佛驮跋陀罗曾对弟子说见到故乡有五艘船一同山发。弟子把这话传开后，关中僧人以为他炫耀神异，迷惑徒众。又他其中一名弟子，自少修习神观，声称得阿那含果，佛驮跋陀罗未及查问，导致流言四起，门下大半散去。僧[契-大+石]、道恒等遂裁定说：

　　佛尚不听说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

　　据引文，佛陀尚且不会随意说出所证知之事，佛驮跋陀罗先前说有五艘船到来，虚妄不实。门徒又欺诈惑人，彼此意见相左。佛驮跋陀罗既然违犯了戒律，不能跟其它僧人共住，须驱逐出僧团。僧[契-大+石]等行驱摈的理由有二：一、四波罗夷中有“大妄语戒”，即如比丘实无证悟，却诈言具“上人法”，己入“圣智胜法”，犯者须驱逐出僧团，今生不能再跟其它僧人共住。所谓“上人法”或“圣智胜法”，即从修行而获得、胜过常人的能力、智慧或境界。例如修证念、慧、正勤，证入四圣谛智，得天眼通，证阿罗汉果等。7他们认为佛驮跋陀罗未得“过人法”，预言“虚而无实”，犯了大妄语戒。二、律制“和尚法”指出，如僧众欲对某和尚的弟子“作羯磨、呵责、摈、依止、遮不至白衣家、举”等，和尚当如法办理；如弟子生起恶见，和尚当教令舍去等。佛驮跋陀罗的弟子自言得阿那含果，也犯了重戒，而且众弟子意见不合；故在僧等人的心目中，佛驮跋陀罗未尽师责。

　　佛驮跋陀罗接受惩处，率领弟子慧观(宋元嘉[424-4531中卒，年71)等40余人离开，向庐山方向出发，慧远久闻大名，知道他将到来，十分欣喜；而慧远对佛驮跋陀罗之被摈出，有如下看法：

　　远以贤之被摈，过由门人；若悬记五舶，止说在同意，亦于律无犯。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摈事。

　　慧远认为他被摈出僧团，错在门人；预言五艘船到来，只要是向同意者说的，没有违犯戒律。因此派遣弟子昙邕传书信给姚兴和关中众僧，试图解释。单堕有“实得道向未具人说戒”，即如比丘确得“过人法”，但向未受大戒者说，波夜提；向已受大戒但不同意者说，突吉罗；向已受大戒亦同意者说，无犯。慧远相信佛驮跋陀罗具备过人法，而他所告知的弟子，又己受大戒和同意师说，便没犯戒。佛驮跋陀罗其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果然遇上天竺来的五艘船，显示他具备过人法。就算其弟子未受具戒，或不同意师说，而佛驮跋陀罗对他们说过人法，仟悔便得灭罪，不用驱逐。不过，佛驮跋陀罗的弟子或犯大妄语戒，又意见不合四散，佛驮跋陀罗确要负上责任，但也非他所能完全控制，因此慧远认为“过由门人”。而据《高僧传·宝云传》的记载，由于慧远“解其摈事”，宝~(376-449)跟佛驮跋陀罗“共归京师，安止道场寺”，可见慧远的解释令人信服，发挥了作用。

　　3．维护僧团和谐

　　慧远有弟子昙邕，曾于姚秦任职卫将军，勇武过人，慧远见弟子中性情高傲者不少，担心大家互不谦让，因此假托“小缘”，把昙邕“摈出”。昙邕奉命出山，丝毫没有不满的表现，并在庐山的西南修建茅屋，与弟子昙果一起静修禅业。慧远临终时，赶回老师身边送别，后到荆州竹林寺住锡。

　　律制摈出有两种：犯四波罗夷重罪者，会被摈出僧团，终生不得与众僧共住，为永久性摈出。犯僧残等罪，被摈出者不得授人大戒、不应受人依止、不应畜沙弥、不应受僧差遣教授比丘尼等，忏悔后行解摈羯磨，可重入僧团，为暂时性摈山。3故摈出是极严重的惩处，目的在隔离犯重罪者，以维护僧团全体的清净和威德。昙邕既因“小缘”被摈，仍可与弟子共修，可见他绝非犯重罪。因此，昙邕不应被摈，但慧远为顾全大局，劝请昙邕离开。又昙邕本性刚强，可能会觉得被摈不太公道，但都没违抗，亦反映出慧远一向纪律严明，弟子摄服。

　　还值得一提的，是慧远同门法遇(晋太元[376-396]中卒，年61)，因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受侵扰，避难东下，住在江陵长沙寺，其弟子因饮酒，没有在傍晚上香，法遇仅惩处而没有驱遣。道安听闻，寄送一条荆杖。法遇收到，明白老师不满自己未能约束僧众，遂命维那杖罚自己三下：又去信慧远，表示深感懊悔。4按饮酒是单堕罪之一，就算一小滴入口，也犯戒，但犯者不用驱遣。慧远或承师训，就算犯轻罪者，也一样须摈出。

　　4．坚持守戒

　　慧远临离世时病发，坚持守戒，连番拒绝药石，终告不治。《高僧传》本传记道：

　　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

　　这段记载可分四节详细讨论。首先，慧远于晋义熙十二年(416)“动散”。动散乃服用五石散的副作用。五石散由张仲景(约150-约219)发明，本用来医治伤寒病，自何晏C-249)改造服食后，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的风尚。服五石散除治病外，还有令精神愉悦、延年益寿、补身壮阳、美容等功效。6孙思邀(约581—682)《千金翼方》载有据说是何晏研制的“五石更生散”，药方包含紫石英、白石英等十五味药，捣筛为散，用酒送服。7服散后，药气运行而发热，须饮温酒，并做运动出汗把内热散发，体内疾患会随毒热散发出去，如散发不得当，会产生“舌缩入喉、痈疮陷背、脊肉烂溃、头痛欲裂、腰痛欲折”等严重副作用，严重会致死。8慧远出现动散，显示他曾服五石散。学者对慧远此举，有不同意见。余嘉锡(1884-1955)颇有微言：“远以出世高僧，岂尚不了生死，外形骸，乃竟服此至毒之药以丧其身……虽古德高贤有所不悟者矣”。宁稼雨指出在慧远时代，王戎(234-305)、殷头等，以五石散症发作，逃避政治漩涡，慧远效法他们，称疾不出山，借故不跟桓玄和晋安帝(397-418在位)会面。如接受宁氏的推测，慧远服散有两种可能情况：其一是慧远一直服散，健康受损，称疾乃真有其事，至晚年病发。其二是慧远为逃避权贵诈称，至年迈真的患病，才尝试服散。又僧人服散并非罕见，例如法度(437-500)曾因“动散”睡倒地上，吃了一些“味甘而冷”之物，纾缓痛苦：智满(551-628)离世前，“初因动散，微觉不态”；法护(576-643)“好道术，服石散”。因此，慧远服五石散，不足为奇。接着的疑问是这样做有否违律。

　　佛教认为饥渴是人的苦病，所谓药石，并非单指治病的药物，还包括充饥的食物。据进食时限，药石分“时、非时、七日、尽寿”四种。从每天黎明时分到日影正中，允许比丘进食，称“时”，即食时；时药乃饭、耖、干饭、鱼、肉、根茎叶果等食物。从日影过中至第二天黎明时分前，不许比丘进食，称“非时”，即非食时；非时药乃不混杂时药，经过滤的浆汁。至于七日药，如酥、油、糖、蜜、石蜜、脂等，作法接受，可于七日内服用。尽寿药，乃长期病患可终生服用者，种类繁多。例如《十诵律》列出“根药、果药、盐、树胶药、汤”各有五种，《四分律》举出果、根茎、细末、盐、油脂等类，以及酢麦汁、粥、人骨、人血等：又同律记优波离问甚么是尽形寿蓟，佛陀说那些难以入口、不能忍受的食物，如比丘患病，可长期服食：

　　优波离偏露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何等是尽形寿药应服?”佛语优波离：“不任为食者，比丘有病因缘，尽形寿应服”。

　　《萨婆多昆尼昆婆沙》解释《十诵律》“蓄七日药过限戒”时，更有言“如五石散，随石作名，作终身药服”。又五石散乃用酒送服，但饮酒非绝不允许。《四分律》说如所患病只有用酒才能医治者，容许饮用：

　　若有如是如是病，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若以酒涂疮，一切无犯。

　　《萨婆多部昆尼摩得勒伽》和《善见律毗婆沙》皆表示可用酒煮药服用，但不可以有酒香味而已：

　　若以酒煮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得服不?若无酒性，得服。

　　若酒煮食煮药故，有酒香味，犯突吉罗；无酒香味，得食。

　　《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说可用酒混和药物一起服用治病，但不可千饮酒：

　　问：病人须酒一二升下药，可与不?答：若师言必差，听和药服，不得空服。

　　由此可见，尽形寿药包罗广泛，慧远如因长期病患服食五石散，以至饮酒送服，律制也容许。既然五石散可长期服用，则慧远临离世时尝试一服来治病，亦应无犯。

　　其次，慧远动散了六日病危，大德和耆老们建议饮豉酒被拒。南宋志盘《佛祖统纪》引(东林十八贤传)记慧远拒绝的理由是“律无通文”，意即律典没有准许的文字。如上所说，慧远因病饮酒，并无犯戒。又日人丹波康赖(912-995)编《医心方》引述秦承祖(约5世纪)“疗散豉酒方”，乃用“美豉二升，勿令有盐”，“以三升清酒，投之一沸，滤取，温服一升，小自温暖，令有汗意……”，凡“散发不解，或噤寒，或心痛心噤，皆宜服之”。故豉酒确可用来调理动散，耆老们的提议有其根据，也反映出僧众对服散有所认识。

　　第三、耆老们再恳请慧远饮米汁，亦遭拒绝。米汁，即用大米和水一起煮成的浆汁，中国自古已用来治病。《僧只律》之“制药法”包括“时浆非时浆”一项，时浆包括“一切米汁、韵汁、奶酪浆”，即米汁在食时可饮，在非食时则不可。(东林十八贤传)记载道：“请饮米汁。师曰：日过中矣”。据此，慧远鉴于已过食时拒饮。按《萨婆多部昆尼摩得勒伽》有言：

　　云何酢浆净?诸比丘病，问诸医师。医师言：“饮浆可得差。”乃至佛言：“应作酢浆。”作法者，取米汁温水和之，放一处酢已，须者受用。若浆清澄无浊，以囊漉清净如水。从地了受已，至日没得饮，非初夜。初夜受，初夜饮。乃至后夜受，后夜饮。

　　酢浆乃是用米汁混和温水，放在一处，发酵而成，经过滤后，清净如水，病者可饮用。如在明相出时接受，至日没落前可饮，初夜接受，初夜可饮，后夜接受，后夜可饮。米汁如是酢浆，慧远可以饮用。

　　最后，耆老们恳请慧远饮用以蜜和水掺成的蜜浆。慧远命律师翻查律书，未查阅到一半，慧远去世。《五分律》举出八种非时浆之一是蜜浆。《僧只律》记蜜是非时浆的一种，如比丘患病，医师表示非食不可的话，准许服用：

　　一切豆、一切谷、一切麦渍头不坼、苏油、蜜、石蜜，是名非时浆。若比丘病，医言“与食便活，不与便死”者．．…．然后与饮。

　　《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指出除八种特定的非时浆外，橘、柚、樱、梅、甘蔗、糖、蜜等，也听许制作浆水饮用。可是，《四分律》、《十诵律》举出几个不同组合的八种非时浆，都没包含蜜浆，可见律典对蜜浆的说法不一。慧远想检查律典，确定能否饮用，是有其原因的。

　　5．死后林葬

　　《高僧传》本传记慧远离世后，尸首作如下处理：

　　远以凡夫之情难割，乃制七日展哀，遗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浔阳太守阮侃于山西岭凿圹开冢。

　　慧远明白人世俗情一时难以割舍，遗命嘱弟子把尸体露天置于松树下，供大家哀悼七天，之后弟子将他安葬在庐山西峰开凿的墓穴。《出三藏记集·慧远传》记道：“遗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既而弟子收葬”，没提及七日的时限。

　　看僧传记跟慧远时代前后汉僧的葬法，很可能都是全尸而葬。例如：支遁(314-366)“终于所住……即窆于(余姚)坞中”，窆，意为将棺木葬入墓穴：竺法义(307-380)死后，孝武帝(372-396在位)“以钱十万买新事岗为墓，起塔三级”；道安“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竺僧辅“无疾而化，因葬寺中，僧为起塔”；昙戒(晋隆安[397-401]中卒，年70)“葬安公墓右”：竺道壹(晋隆安[397-401]中卒，年71)“遇疾而卒，即葬于(吴虎丘)山南”：昙鉴死后，“身体柔软，香洁倍常，；因申而殓焉”：法绪“盛夏于室中舍命，七日不臭。……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冢塔焉”。西域僧则阎昆，即火葬，例如：罗什“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求那跋摩(367-43”“依外国法阁昆之”。汉僧西行，死于他国，也用火葬，例如：朱士行(203-282)于于阗离世，“依西方法阎维”；智严(350-427)死于岁宾，“彼国法，凡圣烧身之处，各有其所……”。

　　律典没有具体指明僧人采取那种葬法。玄奘(约602-664)《大唐西域记》记印度送终殡葬仪法有三种：“一日火葬，积薪焚燎；二日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2道宣《四分律行事钞》详检经律，归纳印度葬法如下：

　　中国四葬：3水葬投之江流，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旁，林葬弃之中野，为鹃虎所食。律中多明火、林二葬，亦有薶者。《五分》云：“尸应薶之，若火烧，在石上，不得草上安”。《僧只》“陈如右胁着地涅槃”；又云：“若死者雇人阁维之”。《十诵》“有比丘死林中，鸟啄腹破出钱”等。《四分》云：“如来轮王火葬”。然则火葬则残尸，雇人展转准得。

　　道宣印度葬法有水、火、土、林四种，律典多说火、林两种，但也采用埋葬的方法。然后引用诸律为证：《五分律》记有一肥大比丘离世，比丘们把尸体放在青草上，油脂流出，伤害了青草，众外道讥讽比匠残杀生命。佛陀遂制定不应把尸体放在生物上，应埋葬，火烧，或放在石上。《僧只律》记懦陈如“右胁着地，心不乱，即入无余涅槃”，一牧民妇“取斧折好薪，置一处，即便阁维舍利”；又说如比丘圆寂，“彼有衣钵，应雇人阎维”。《十诵律》记一乌怀甚多钱财的比丘患病，他怕死后钱财被众僧分摊，便请看病人拿来摩沙豆羹，然后连羹带钱吞下肚子里，怎知不能消化致死。看病人把他的尸体弃置在“死人处”，群鸟啄食，破腹出肠，钱财堕地。死人处即为弃置尸体的荒山野岭，放在死人处即是野葬或林葬。《四分律》说如来和转轮圣王都用火葬。道宣最后总结火葬残害尸体，当雇他人进行。如是，慧远林葬，支遁等全尸土葬，以及罗什等火葬，皆律制容许：而观是时汉僧都采土葬，慧远大胆首用林葬，把尸首暴置野外，布施予鸟兽虫蚁，跟“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全尸”等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可见慧远到死后也坚持把佛教的慈悲精神实践出来，也令林葬日后成为汉僧流行的葬法之一。不过，慧远尸体置树下七天后便下葬，没长期弃置，未作完全的布施，慧远其实作了妥协。

　　三、总结

　　归结而言，慧远判定吟啸违反戒律，显示他把握戒律的神粹，不仅在于规限言行，更有助修践，故以理推论，回应弟子提问。关于佛驮跋陀罗被摈一事，作辩解，其时广律虽未传至，慧远对律制己十分娴熟，能为他找到申辩的理由。又昙邕虽是得力助手，但慧远以求僧众和谐，借故驱逐，这种把僧团全体利益置于个人荣辱之上的做法，是否合乎律制公义，见仁见智，但其大局为重的识见和手段的犀利，可见一斑。及至濒死病危时，慧远接连拒绝饮用豉酒、米汁、蜜浆，其对戒律的坚持，至死不渝，后世着名律师元照(1048—1116)称许道：“呜呼往哲，真大法师，由余昏庸，何足算也”。最后，慧远主张死后林葬，布施精神，贯彻始终，前无古人，足见打破常规的勇气。总之，今天虽无法知道慧远治下庐山僧团的庄严面貌，但从以上事例，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