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学研究：戒律的传承与弘扬(净慧法师)

 　　戒律的传承与弘扬

　　净慧

　　为什么要有戒律

　　有关戒律概念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前几讲中已经大致都讲到了；这一讲谈谈有关戒律的脉络。因为，凡是一种学问及其所赋的使命，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它的精神，可以确定它的未来的展望。

　　俗话说：“钢刀虽利，不斩无罪之人。”国家的法律，对于守法的公民，根本是不起作用的。但要维护守法者的安全和利益，又不得不有法律的设置，因为社会之中及人类之间的害群之马，并非绝对没有。同时守法与犯法的善恶界线，也仅在于一念的相差，为了警策大家，不要闯过这一十字路口的红灯，所以要有法律；为了保护大家，不因一念之差而去造成千古之恨，所以要有法律。

　　佛教之有戒律，也是如此，佛陀成道以后的最初数年之中，根本没有戒律，因为初期的佛弟子们，都以好心出家，他们的根器也特别深厚，往往听到佛陀的开示之后，即使仅是三言两语的点化，便会立即证人圣人果位。小乘初果耕地，虫离四寸，至于偷盗和妄语，当然不会再有。所以佛时初期的僧团，用不着制定戒律来约束大家，大家本来就是清净的。直到佛陀成道以后的五年，才有比丘由于俗家母亲的逼迫，与其原来的太太最初犯了淫戒。佛教的戒律，也就从此陆续制定下来。制戒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僧团的清净庄严，也是为了保护比丘们的戒体不失。

　　虽然，佛教的戒律很多，但皆不离五戒的基本原则，一切戒多由五戒中分支开出，一切戒的目的，也多为了保护五戒的清净。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道德，也是伦理的基本德目。五戒的究竟处，是了生脱死的正因。我们学佛的宗旨，是在了生脱死，五戒而能持得绝对清净，离开佛国的净土，也就不远了；因为比丘戒是通向涅槃的桥梁，比丘戒却又是由五戒升华的境界。

　　戒的功能是在断绝生死道中的业缘业因。如说：“欲知过去因，今世受的是；欲知来世果，今世作的是。”要是我们不造生死之因，即使不想离开生死，生死之中也不会找到我们的踪迹的。

　　所以戒律的制定，不是佛陀对于弟子们的一种束缚，实是佛子的解脱道，也是僧团的防腐剂。佛子若无戒律作为生活规律的依准，了生脱死是并不容易的；僧团如无戒律作为统摄教化的纲领，佛教的状态，不唯一盘散沙，也将乌烟瘴气。

　　因此，佛在临将人灭之时，示意后世的佛子，应当以戒为师。正像一个国家，元首可以死，死了一个元首，再选第二第三乃至一百一千个元首，只要国家的宪法存在，大家依法而行，这个国家的政制政体，也将不动不摇，并且达于永久。佛教只要戒律存在，佛教的弟子及其僧团的本质，也必能够与世长存了。

　　戒律的传流

　　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凡是一种约束性的规定，虽然多能使人按步向上，但是这一向上而至最上的境界，即使人人向往，却也未必真的能使人人皆去拾级而上，因为向上走去，固有一个可爱的境界正在等待人间的每一个人，然在未曾到达之先，必须首先付出登高攀爬的代价，这一代价是非常辛苦艰难的。再看一个滑雪的人，从高处向下，直溜急滑，该是多么轻松呀！所以登高向上，虽有美丽的远景，却要吃苦在先；下流滑落，虽有陨命的危险，当下毕竟是轻松的。

　　因此，当佛灭度之后，佛弟子中，就有一个愚痴的比丘跋难陀，感到非常高兴。他说：“那个老头子去得正好，他在世时，规定我们这样必须作，那样不准做。如今他去了，我们可以自由了”。(《长阿含游行经》)这话传到迦叶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悲痛。他想：如果真的如此，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岂不因了佛陀的入灭而随着结束了吗？同时，佛在入灭之际的最后说法，一开头就说：“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大师”。(《遗教经》)于是决心召集当时的大弟子们，编辑律藏。

　　那是释迦世尊入灭以后的第一个结夏安居，那是在七叶窟举行的第一次经律的结集；那次参加的人数，据说是整整的五百位，都是大阿罗汉。当阿难尊者诵完经藏之后，即由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由大众印证通过之后，最初的律部便告完成。但在那时的结集，似乎还没有文字的记录，只是统一由口诵心记而已。

　　就这样传流下来，因为佛教传布的范围广大了，印度的种族和语言，又是非常的复杂，同时最遗憾的当佛灭度后，由于部分的长老比丘，并没有受到摩诃迦叶的邀请，所以也没参加七叶窟的第一次结集；从此以后的佛教，虽在长老比丘们的领导之下，过着与佛时相差不多的僧团生活，但是，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中心，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如共和政府式的机构，而仅各化一方各自为政。时间长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由于彼此之间的隔阂，大家对于佛陀的教义，也就产生了若干不同的见解。这种不同的见解，便造成了部派分张的结果，那是佛灭之后一百年至三四百年间的事。佛灭百年后在吠舍离的第二次结集，就是部派分张的显明的开始。所以，对于戒律的传流，也由于部派的分裂，而成了部派的戒律，各部有各部自己所传的戒律，至于初次结集的律藏，现在已无从见到它的本来面目。不过，现在所传的各部律藏，无论南传锡兰巴利文系的善见律也好，北传译成藏文的有部律及汉文系的四部广律也好，虽然各有若干小节的取舍与详略的出入，但其根本精神及其根本原则，仍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律藏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并且也被近世学者，公认为最能保留原始佛教真面目的圣典之一部分。即使这些律部的分别出现，已是佛灭百年之后的事。

　　据向来的传说，律藏初次结集之后，即由迦叶尊者传阿难尊者，再传末田地、舍那波提、优婆崛多等五传，在优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于各自对于律藏内容的取舍不同，律藏便分成了五部：

　　一、昙无德部——四分律。

　　二、萨婆多部——十诵律。

　　三、迦叶遗部——解脱戒本经。

　　四、弥沙塞部——五分律。

　　五、婆粗富罗部——(未传)。

　　五部分派说，是根据《大集经》卷二十《虚空目分·初声闻品》而来，但是该经之中，虽标五部，却是说了六部的名目，第六部是摩诃僧祇部。据传说，这是佛陀预记的事，佛陀早就料到律藏的传承会分派的。在《舍利弗问经》中，也有类似预记的记载，而是分为八派。但据史实的考核，部派佛教的分张，在佛灭后百年至三百年期间，可谓盛极一时，由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派别之下，又各分出许多部派，一般的传说大约分有十八部，本末合起计算，则有二十部之多。现在综合南北传所传的资料，所谓十八部，未必真有那十八部的全部史实，却未必仅有十八部，因为部派之下又分部派，分了再分，到最后，有些部派的隶属系统，现在竟已无从查明；比如北道派，就是这样的例子。据《大智度论》卷六十三说，当时教团分为五百部，这也未必是事实。然据近人的研究，部派佛教的名目，多到约有四十多种(见《海潮音》四十五卷十一、十二合刊)。照理说，每一个部派均有各自应诵的律本，但从事实上看，能有律本传诵的却很少。有律本译成汉文的，只有五个部派，现在且将之分系列表如下：

　　因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样出于萨婆多部，所以有人说应是十诵律的别译(如太虚大师)，也有人说是新萨婆多部，唯其与十诵律同部而所传时地不同，当无疑问；又因饮光部只译出戒本而未译出广律，所以，虽有六部，在中国通称为四律。四律与五论齐名：《毗尼母论》、《摩得勒迦论》(此二论是宗本新萨婆多部律而解释的)、《善见论》(这是解释四分律的)、《萨婆多论》(这是解释十诵律的)、《明了论》(这是上座部系犊子部下正量部的佛陀多罗阿那含法师，依据正量部律所造，它的本律中国未传)。以上合称为汉文律藏的“四律五论”。正因如此，在现行的世界佛教中，汉文系的律藏也是最丰富的一系。

　　从上表看出，上座部占了绝对的多数，大众部仅仅一部律而已(僧祇律应属大众部)。事实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大众部的发展，虽然引出了大乘佛教，大众部的典集——律与论，所传的却是太少了。

　　律部传来中国的历史

　　中国之有戒律，始于三国时代，曹魏嘉平二年(250)，由中天竺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

　　其余律部译出的时间如下：

　　一、《十诵律》——姚秦弘始六年至八年(404～406)，由鸠摩罗什法师译出，共五十八卷，又由卑摩罗叉改为六十一卷。

　　二、《四分律》——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410～413)，由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出，共六十卷。

　　三、《僧祗律》——东晋义熙十四年(418)，由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出，共四十卷。

　　四、《五分律》——刘宋景平元年(423)，由佛陀什共智胜译出，共三十卷。

　　五、《解脱戒本经》——元魏时，由般若流支译出，共一卷，其时约在西纪五三八至五四四年之间。

　　六、一切有部律——唐朝武则天久视元年至睿宗景云二年(700～711)之间，由义净三藏译出，共十八种，一百九十八卷。

　　以其译出的地点及盛行的时间上说，《十诵律》虽是姚秦时在关中译出，到六朝时则盛行于长江下游的地区；《四分律》的译出地点也在关中(陕西)，它的译出时间比《十诵律》只迟了七年，但到隋朝才有人弘扬，到了唐初才由于道宣律师的大力弘扬，而成为中国律宗的唯一法脉；《僧祇律》的译出时间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它是在建康(南京)的道场寺译成，六朝时在北方稍有弘扬；《五分律》比《僧祗律》又晚出了五年，它在建业(也是南京)龙光寺译出之后，则殊少有人弘扬；《解脱戒本经》，比《五分律》晚出了一百多年，它的内容与《十诵律·戒本》相同，故也无可为说；有部律的译出，比《五分律》迟了将近三百年，正好是在南山道宣律师(隋开皇十六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596～667)以后的四五十年之间，当时的律宗，正是《四分律》的鼎盛时期，所以义净三藏，虽然偏精有部，奈何孤掌难鸣。依照律的内容而言，有部律为最多，也最丰富，可惜直到现在，还不曾有人继起为之弘扬。

　　戒律在中国的弘扬

　　佛陀的教法是平均发展的，戒、定、慧的三无漏学，就是这一平均发展的基础，也是这一平均发展的中心工作，如鼎三足，缺一不可。但在佛陀的弟子，即使是佛陀当时的弟子，对这平均发展的工作，就不能胜任了；所以诸大弟子，各有所长，各成第一。但是，戒律又是三学的基础，不持戒，解脱道的向往便成妄想；所以戒是任何一个弟子都要持的，不过研究的心得是有深浅的，故以优婆离尊者为持戒第一。

　　正因这一趋势，到了中国，就有不学戒的比丘出现了，并将学戒的比丘，特别立为“律宗”的名目了，这是中国佛教的不幸！

　　上面说过，中国之有戒律，早在三国时代，中国之有中国的比丘，也在三国时代。当时由于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的译出，即请梵僧，立羯磨法，传授比丘戒。但因戒经的大部未到，故也无从弘扬，直到《十诵律》译出后约五十年来的刘宋时代，才有人弘扬；在宋齐之际，也有人弘扬《僧祗律》；一到隋唐以后，由于《四分律》的趋势抬头，而达于登峰造极之时，中国境内也只有四分一部，独树其帜了。

　　《四分律》在中国的弘扬，是起于元魏孝文帝时的北台法聪律师，以下有道覆、慧光；慧光的弟子有道云、道晖；道晖的弟子有洪理、昙隐；道云及道晖的弟子洪遵；与昙隐并称的有道乐；道乐的弟子法上；法上的弟子法愿。再有道云的弟子有道洪；道洪之下有智首；智首之下道世、道宣、慧满。这些大德，人人皆著有律疏或律钞。到了道宣律师，《四分律》的弘扬，便算登蜂造极了；道宣律师对于律书著述的成就，也已到了空前的阶段。他以化教与制教，别摄一代时教，又以三教判摄化教：以性空(摄一切小乘法)、相空(摄一切浅教大乘)、唯识圆教(摄一切深教大乘)，三教摄尽大小乘法；又于制教分为三宗：实法宗(依萨婆多部明受——戒体为色法)、假名宗(昙无德部依成实论明受——成体为非色非心)、圆教宗(宣律师自明受——戒体为识藏薰种)。以道宣律师佛学大通家的资具，又以他唯识学的态度，精治《四分律》，融通大小乘，以为《四分律》义，通于大乘佛法。因为曾有这样一位思想卓越、行持谨严、著述丰富的伟大律师，弘扬了《四分律》的精义，从此也就奠定了中国律统的基础，那就是《四分律》的一脉相传。但据灵芝元照律师的意见，道宣律师已是第九祖了，他们的系表如下(见下页)。

　　这一系表，是根据近人续明法师《戒学述要》(第185至187页)的资料所列，但他们的系统，未必就是如此的呆板，比如《唐高僧传》卷二十七《惠光传》中，将洪理与道云、道晖并称：“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著”；又于同卷《昙隐传》中称昙隐：“遂为惠光部之大弟子也”；又说到洪理著钞两卷，“后为智首开散词义，雅张纲目，合成四卷”。这些都是他们在系统上错综复杂的关系。道乐的名字，见于《昙隐传》的附录，只说：“时有持律沙门道乐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又说：“故业中语曰：‘律宗明络，唯有隐乐。’”至于道乐是出自何人门下，僧传未有明载。上面列表，仅是大概而已。

　　《四分律》在道宣律师的同时，共有三派，那就是：一、南山道宣；二、相部法励；三、东塔怀素。法励律师，出于洪渊的门下，道宣曾求学于法励的门下，怀素则曾求学于法励及道宣的门下，但因他们的见解不同，所以分为三派。他们主要不同处是根据问题：道宣依于大乘的《唯识》；法励依于小乘的《成实》；怀素依于小乘的《俱舍》。

　　他们三派，各有很多的弟子，也各有很多的著述，但以南山一宗最极殊胜，尤其南山律，通于大小乘，特别受具有大乘根器的中国人的欢迎，所以历久不衰，降至南宋，才算告一段落。

　　道宣法师有名的弟子有：大慈、文纲、名恪、周秀、灵崿、融济，及新罗的智仁等。弘景、道岸、怀素也是道宣的受戒弟子。

　　文纲的弟子有道岸、准南等。

　　道岸的弟子有行超、玄俨等。

　　但在律统的系列上，是以周秀为南山的第二祖，他们的系统是这样的：

　　周秀以下有道恒——省躬——慧正——玄畅——元表——守言——元解——法荣——处恒——择悟——允堪——择其——元照——智交(或立道标)——准一——法政——法久——妙莲——行居等，共有二十一祖。再往以下，就入元朝，律宗衰废，传承不明了。

　　这是南山律宗的一脉相传，到元解之后，即入宋代；到元照之际，已是南宋时期了。自道宣以下，解南山律者，共有六十余家，撰述达数千卷之多，其中以钱塘灵芝寺的元照律师，最为大盛。但是南山一宗传到灵芝元照时，又分成两派了：

　　一、钱塘昭庆寺的允堪。

　　二、钱塘灵芝寺的元照。

　　这两派，以灵芝的影响最大。

　　到了元代以后，中国的佛教，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时期，律宗更是寂寞得可怜了；通《四分律》的，可记者仅是京城大普庆寺的法闻而已。同时由于南宋以后的禅宗，曾经一度盛行，故对唐宋之间的诸家律学撰述，既然无人问津，也就散失殆尽。

　　到了明朝末叶，弘律的大德，又相继而起，比如莲池、蕅益、弘赞、元贤等，均有律学的著述存世；约与莲池大师同时，另有如蓉古心律师，专弘戒法，如馨的门下有性相、永海、寂光、澄芳、性祇等；在寂光(三昧)律师以下，著名的弟子有香雪及见月(读体)二人。

　　但自香雪及见月之后，清朝二百几十年，律宗的门庭，除了徒有其表的传戒烧疤、跪拜起立等形式之外，已经没有真正弘律的人了！晚近则有弘一、慈舟两位大师弘律而已！

　　事实上，自南宋之后，由于律书的散失不见，明末诸大德虽想弘律，仍是继接不上古德的典型或气运，更加说不上媲美于唐宋的成就了。说来，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以前散失的律书，日本多还保存着，今后，当有一番新的弘律的气象出现。

　　弘扬戒律的困难

　　弘扬戒律，我们虽希望它能够出现新的气象，然从历史上看，却是不太乐观的；因为，一部中国佛教史，关于弘扬戒律的记载，在比例上的份量是那样的轻。

　　我们检讨一下，戒律既为佛法的根本，为什么在中国的佛教圈中，对它不感兴趣？本来，戒律之在佛教，亦如法律之在国家，一个国家，如果废弃法律的效用，这个国家的社会，将会发生不堪想像的恐怖与黑暗；佛教如无戒律的维系，佛子的堕落与僧团的腐败，也是意料中事。中国佛教虽不如律而行，仍能延续至今者，因为佛教的经论之中，处处都有戒律的强调，比如《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大涅槃经》、《法华经》、《遗教经》等等。所以中国佛教虽不严于律制的遵守，但却没有违背戒律的重要原则，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但也正因中国佛教未能确切的如律而行，所以中国佛教的状态，也在每下愈况之中。本来，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依法不依人的，只要依照律制而行，佛法自可历久长新。然在中国的佛教，历代以来，往往是依人不依法的，如能出现几位大祖师，大家都向祖师看齐，以祖师作为佛教的中心，向祖师团结，佛教便兴；如果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没有一个祖师出现，佛教也就跟着衰微下去！佛教本以佛法为中心，中国的佛教，却以祖师为重心，所以佛教史上的局面，总是起落盛衰不定，无法求得永久的平稳。

　　我们如要挽救这一缺失，唯有从建立戒律制度上着手，但是中国佛教的环境及其背景，对于弘扬戒律，却有太多的困难，过去如此，今后还是如此。现在分述如下：

　　(一)律本太多，综合不易：传来中国的戒律，共有“四律五论”之多，其中各部广律的制戒因缘以及戒相条文，相差不了多少，但其律论对于条文的解释，各彰本部的宗义，互异的就多了；有的要求很严，有的要求颇轻，如果逐部看了之后，即使自以为是，也无法肯定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南山道宣律师，没有见过新译有部的律文，他的好多观点是相左于新译有部律的。有部律虽后出，但以义净三藏留学印度二十多年，遍考当时的印度律制，并作《寄归传》以用说明，他的观点可能要比南山较为正确，唯其如今若以有部而谤南山，又觉得尚有未可。再如明末清初的蕅益、见月诸师，因其未能遍获南山以下的唐宋律著，虽然宗依南山，仍然未能尽合南山的观点。今人如要治律弘律，必须首先冲破此一难关。

　　(二)戒相繁复，不易明记：大家知道，佛法之中，以唯识宗的名相最多，最难一一明记，殊不知律宗也有如此的困难存在。大家只知道戒律的最少是五条——五戒，最多是三百四十八条——比丘尼戒。但此仅是条文而已，正像一个仅仅熟背宪法条文的人，并不即能成为宪法学专家。因为差不多在每一条的戒相之中，多有开、遮、持、犯的分别；同时，开、遮、持、犯，各各亦皆有轻重等级；同样犯一条戒，由于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犯罪的轻重，及忏罪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戒律的条文固然是戒，凡不在条文中而仍违反了佛法原则的，也都算是犯戒。犯的什么戒应当怎么办？都该了如指掌，始得称为通晓戒律。尤其是一个比丘，不应仅知比丘戒的犯相轻重及忏悔方式就算了事，还应通晓大小乘的一切戒律，才算是明白戒律。所以研究戒律，必须首先付出耐心和苦心，从繁复的戒相名目之中，培养出持戒的精神与弘戒的悲愿来。

　　(三)学戒弘戒，必须持戒：一个学戒弘戒的人，虽然不必事事如律而行，最少该是戒律的忠实信徒，他虽未必持律谨严，至少是个向往着如律而行的人。否则他的弘律事业，也就难得收到理想的效果了。

　　学禅的可以不拘小节，学律的事事都得谨慎。学教讲经的法师，可以大座说法，可以广收徒众，可以名利双收。持戒弘戒的律师，没有大规模的僧团，讲戒不必登大座；或有大丛林，却又未必欢迎你去讲戒；学戒持戒的人，绝对不敢滥收徒众，否则即是犯戒。因此，若要立志弘戒，必需先要准备甘于寂寞。当然，如能弘戒成功，影响所及，风行草偃之时，这些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身为一个弘戒的人，他的生活必定要比一般比丘更为刻苦，他的资身用物，不敢过好，也不敢过多，否则便是犯戒。于是，如想发心弘戒，首先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四)中国环境，不崇律制：因为中国的佛教，尤其是南宋以来的中国佛教，根本丧失了崇尚律制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倡导弘扬戒律，但此不崇尚律制的环境，竟又是弘扬戒律的最大障碍。多数人不崇尚律制，也就讨厌崇尚律制的人，唯恐会以律制的理由去约束他们或抨击他们，使得他们无法安心。我曾听人说过，因为弘一大师弘律，所以有些人就不太欢迎他。弘一大师弘律，起初数度不如愿，后来即以“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定地址”为其弘律的方案。

　　(五)律文刻板，时代变更：戒律的条文是死的，社会的演变是活的。要以死板的条文，硬生生地加在每一时代的每一个弟子头上，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但在佛陀入灭之后，迦叶尊者曾经提出这样的原则：“佛所已制，不许废弃，佛所未制，不得再制。”因此，历代的许多大德，都不敢赋戒律予灵活适应的生命，以印度人的观念来范围中国人，以隋唐时的范围与观念来范围现代人，宁可让戒律废弃一边，也不愿使其作为时代潮流的适应。事实上，如果真的遵照条文全部遵行，确也无此必要。因为《五分律》卷二十二中有如此的说明：“佛言，虽是我所制，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可知佛制戒律，并不刻板，只要不违背律制的原则，即可随方应用，自也可以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应用，唯其如何随方随时应用者，必须熟习戒律之后，方可灵活圆融，方可不违律制的原则。时代有新旧，律制的精神则是历久而常新的。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因噎废食，但此却是弘扬戒律的一大暗礁！

　　以上五点，都是戒律不弘的主要因素，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因为障碍，便将弘扬戒律的任务停顿下来。有了困难，便应找出困难的原因所在，就该设法解决，当克服的克服，当疏导的疏导，以期群策群力，弘扬戒律。

　　培养学律的风气

　　要想今后的中国佛教，有稳定性，有组织性，有团结力，必须重视律制的推行；要想中国的僧团，有统一性，有制裁权，有活动力，必须推行律制的教育；要想佛教徒们，层层相因，彼此节制，保持身心的清净，达于离欲之境，必须教育大家人人受戒学戒并且持戒。

　　弘扬戒律的工作，立基于大家受戒学戒与持戒之上。不先受戒，则不能学戒；若不学戒持戒，也就无戒可弘。所以佛制规定，新出家的比丘，最初五夏，必先依止学律；若不能够知解戒律的持犯轻重，便不得离师，便不许为人之师。

　　目前，要想学律，困难还是很多的，除了没有理想的道场供人学习，也没有充分的律书供人阅读，有许多的律疏律钞，多在藏经之中，未能把那些律书单印流通，要想借阅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根据弘一大师的意见，认为能将他所编的《四分比丘戒本戒相表记》及道宣律师的《四分律含注成本》与《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共三部书研究完毕，便可了知一个律学的大纲。

　　净慧　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