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教授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教授认为“吃饭是大事儿”，粮食生产和食物安全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他在老家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村带领村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在农场里，村民养牛、养鱼甚至养蝗虫，在40亩土地上尽力恢复一条完整的生态链，以做到从现有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生态、无污染的生产方式。

蒋高明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他亲自创办的农场，他自称这里的研究已成了他的主业。他希望今年把农场的规模扩大到100亩，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并在合适的时机在其它地方推广。

农民的积极性关系粮食安全

今日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18亿亩地养活13多亿人口的奇迹？

蒋高明：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说到其中的原因，一是靠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飞跃。这一政策促进了土地与农民的结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突破了4000亿公斤，比1978年高出1000亿公斤。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二是科技的力量。良种、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对粮食增产功不可没。当然，化肥的使用也贡献了一部分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看到，大部分化肥是可以用有机肥替代的。目前，政府把大量资金补贴到了化肥上，与其如此，不如直接补贴到牲畜的养殖和有机肥上。现在一些大型养殖场的粪便根本没有得到处理，不仅污染了环境，也没有作为肥料利用到粮田里。政府在这里边应该有所作为。

三是人的因素。中国的农民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至今都是最先进的。政策的因素最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具体操作上还有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才实现了产量上的大跨越。

最后是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候变暖应该说也贡献了一部分粮食产量，但是反过来，气候变化将来对于粮食生产又会产生威胁，比如说气候变暖对于虫害的控制就增加了难度。因此，气候变化对产量提高的作用还难以达成一致认识。

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面积的保障加上种地的人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人勤地产。

今日中国：目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跟几十年前相比，有变化吗？

蒋高明：变化非常明显。现在的老百姓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根本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

政府不能强迫农民在家种地，这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我大体测算了一下，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上世纪70年代末扩大了44倍。这就是说，当年农民可以靠种粮养家糊口，现在却基本不可能了，因为粮食价格升高了不到5倍！目前，基本上是老、幼、病、残、孕在家种地，年轻的中坚力量都到城里打工了。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至少等于种地半年的收入。此外，年轻的一代在种地的技术上也逊色于他们的长辈，不但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还会影响粮食的质量。

现在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农民与土地逐渐开始分离，这跟让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我们也像美国一样，由少数大农场主负责农业的生产，假如我们13亿人中有12亿人在求1亿人吃饭，到时候种地的人不会管是不是有人挨饿的，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今日中国：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呢？

蒋高明：必须把农业作为一种职业，把农民留在地上，培养技术型农民。但是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政策扶持，让农民在土地上能赚到钱，使得他种地的收入跟在城里打工的收入相近，甚至高于在城里的收入。

目前，我们的粮食安全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等境外粮食进口的压力。拿美国的大豆为例，进口到中国市场上的美国大豆八九毛一斤，但我们自己的大豆生产出来就要1.5元。如果我们都买美国便宜的大豆会怎样呢？结果是，一旦我们依赖他们的大豆，中国没有大豆可供应，那价格就不会这么便宜了，我们就会非常被动。至于价格，那得看人家的脸色。

今日中国：从去年底开始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生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蒋高明：我对土地流转政策持保守态度。目前我们做生态农业的实验，初衷是把粮食安全考虑在内的；但是如果换成一个企业家拿到了地，他会想，我为什么要种粮食呢？如果生产蔬菜赚钱，他就很可能上大棚种蔬菜去了，而反季节蔬菜大棚造成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即便他外出打工，他在农村老家还是有几亩土地，每到农忙，很多人都回来播种、收获。如果农民一旦地都把土地流转给别人承包，他们将来回到哪儿？

要保证粮食安全问题，现在的种粮土地面积肯定不能再减少，一定要保住；此外，土地的性质不能变，还是要有一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以种地为主。

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无以为继

今日中国：为什么您认为目前的耕作方式无法在未来保障粮食安全？

蒋高明：人类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对动植物是非常粗暴的。由于有了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杀虫剂等新式“武器”，农民越来越懒，地越来越“瘦”。在短短30年间，中国的农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如食品质量安全、动物生长周期变短等，进而加剧农村环境污染、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导致草原退化等环境问题。

多年来，中国粮食的单产产量增长其实不是特别大。在我的老家，1978年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就达到过1000斤，但到现在亩产却在800斤上下。原因一是上述提到的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再者就是农药、化肥等对产量的贡献已经越来越低，甚至起相反的作用。中国生产的化肥是过剩的，每年有六七成的化肥都白白扔到地里了，不但浪费钱财，还严重污染了环境。

如果按照美国和欧洲的路子走下去，中国人吃饭是绝对有问题的。虽然政府部门已经看到了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金钱万能论，寄希望于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粮食。那时候的问题是，不是生产出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大的跨国公司垄断粮食不卖，这是最麻烦的。实际上，粮食跟石油一样，是稀缺资源。一旦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受制于人的时刻也就到了。

今日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积极性以及促进粮食生产作用显著吗？有无改进的余地？

蒋高明：美国只剩6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是靠机械化和政府的大量补贴来实现的。中国缺少这种高额的补贴。现在政府补贴的金额很少，每亩地几十块钱，还不见得能到农民手里。说实话，政府即便一亩地给农民补贴几百元甚至1000块钱，农民都看不上眼。既然进城打工不到一个月就能赚到1000块钱，你一年才给我这么多，我何苦在农村待着？所以这是对中国农业非常大的挑战。

目前，政府的很多补贴资金都给了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以及种子公司等。实际上应该倒过来，只要农民勤勤恳恳在家种地，养了猪、养了牛，能够产生有机肥，那么政府就应该给予补贴。

中国在几年前已经取消了公粮制，我认为这些操之过急。农民没有压力了，反而成了一盘散沙。我有个思路，应该让农民继续交公粮，但国家要高价来收购这些公粮，比如说是市场价的两倍，通过这种方式把补贴直接送给农民。比如说，每亩地要上交200斤小麦，如果农民不种地，他就要去买200斤小麦上交，他们肯定舍不得买，因此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自己种地。此外，由于农药、化肥的补贴已经没有了，这些农用物资肯定会涨价，老百姓用不起就不用了，干脆直接用自家的有机肥。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实实在在地给农民带来实惠。恢复公粮制，一方面可以充实储备粮；另一方面直接惠及农民。这才是真正的补贴途径。

向生态农业逐步过渡

今日中国：循环农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

蒋高明：提高粮食产量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某些作物的单产量，像袁隆平院士所做的那样，千方百计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同样面积的土地就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还有一种办法是推进‘大粮食’计划。我的老师侯学煜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农业，他提出“大粮食”的概念，一切能作为食品的应该都算作粮食。比如说，农业废弃物秸秆就可以转化为肉、奶等粮食。

我认为，单一的农业没有希望，必须是动物、植物、微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农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从现在看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按照我们的前期试验，全国一共有7亿吨秸秆，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喂牛），相当于得到1亿吨的活牛重，以54%的出肉率计算，等于5400万吨纯牛肉，或2.7亿吨粮食（1斤肉等于5斤粮的营养和热量），扣除育肥过程中消耗的1亿吨粮，净增加粮食1.7亿吨。

这里还没有考虑60亿亩草原空间恢复生产力带来的粮食节约。我们做过“极端”的试验，如果草原自由散养柴鸡，即使没有任何饲料补充，1亩草原上的草籽、草叶、昆虫等也能够满足至少1只鸡生存，且对草原基本没有破坏。这笔账算下来，全国还可以增加31.5亿公斤纯有机鸡肉，相当于0.158亿吨粮食。

上述两项之和就有1.858亿吨，等于全国粮食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7%。没有任何一项常规农业技术技术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增产效果。有了这些增加的“大粮食”，中国人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因此，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得回到循环性的生态农业上来。这样的农业方式应该是有动物和植物共同参与的，虫害的防治由物理的和生物的方式解决，少用或不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动物的粪便成为种粮的有机肥料，建立完整的农业循环系统。

今日中国：您在山东运作的生态农场，能够带来哪些启发？

蒋高明：我们在山东平邑的生态农场，从2007年正式开始运作。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扣除5个农民工资(共5万元/年)外，目前这40亩地里产出的“钞票”已为老百姓同样土地面积的2倍。今年会考虑再加入100亩，带动更多的农民来致富，让外出的农民不再进城打工，而是在家好好种粮食。村里的养牛户已经达到了十四五户，养牛130多头。收获的秸秆用来喂牛，牛粪用来造有机肥;虫害完全可以用诱虫灯来解决，锄下来的杂草可以用来养鱼、养鸡等。化肥的用量逐渐减少，一户养牛农民化肥用量仅为原来的1/4。大量有机肥还田，地力正逐步得到恢复。

我们的大思路是用“减法”来搞农业，能不用的东西都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农膜和添加剂这六样东西是目前农业不能脱离的，它们把农业搞复杂了。袁隆平的水稻育种技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在他的基础上，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

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是要靠市场来驱动的，让农民尝到种地的甜头，这是最终出路。当然这其中还需要有人来组织、管理，来做好市场销售方面的事情。农民生产出来有机产品，需要能销售出去。下一步，我们也要考虑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吸收会员来实现有机农产品与市场的对接。

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平邑县决定拨出700万元经费，支持水、电、路的建设，以蒋家庄村为主，辐射周围几个村子。

今日中国：跟欧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难点在哪里？

蒋高明：有机农业是全世界农业的出路，包括在欧洲和美国。中国有六七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优势。

虽然目前农村没有人才优势、交通不如城市方便，但如果国家下决心搞，肯定可以搞成。以前在大西北搞原子弹，还不是把人才都吸引过去了？在生态农业的问题上，还是得需要国家投资。此外，现在吸引人才去农村并没有那么难。比如我在山东的农场，很多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都下去了，包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跟农民在一起劳动。

目前，农民用有机的方式生产出粮食，还需要城市的帮助，需要城里人来购买。只有消费和生产的环节实现了有效对接，才能够产生效益。

通过我们的实验，从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生态生产方式，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来恢复地力、建立完整的生态循环。但政府可能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在短期内粮食的产量可能会下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今日中国：中国的有机食品行业会在大城市先发展壮大吗？

蒋高明：大城市的消费水平相对高，另外人们的意识会比较超前。比如说，有机农业在欧洲就发展得相对较快，中国的大城市也应该可以优先实现对有机食品的消费。

此外，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农民勤劳，应该把一部分农民从城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回到村里来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在城里造服装。如果他们都从事有机食品的生产并出口，这将会是多大的一个产业！但必须要做“真”的有机食品，然后才能考虑做大、做强。

虽然说有机农业是未来实现粮食安全的唯一出路，但我们也不能一刀切地立马全部上马生态农业，应该是一步一步来，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在生产上，要有一部分村子先做起来，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让政府看到效益，然后才能在全国推广。

当然，推广的确很难，我们要做的是拿出权威的数据，然后靠农牧民和消费者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北京延庆县、山东淄博市、内蒙古准格尔旗等许多地方政府已经看到这个苗头，加大力度发展有机农业，这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