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汇入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长河之中，成为中华生态伦理文明里一朵光芒闪烁的奇葩，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

　　一、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

　　一般认为，孔子儒学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谈不上有生态伦理资源，只有道家最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讲生态伦理非道家莫属。

　　的确，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涉及得少，讲人伦之道多，讲自然之道少。但是，孔子儒学虽然罕言天道，不等于说没有论及，更不等于说论及得少就不精彩。孔门弟子子贡曾自豪地赞美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谈天论命即“天命”，此二字在《论语》中出现不多，仅见于以下二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德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尧曰第二十》中讲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一致的。

　　 孔子是认真“学《易》”后，才“知天命”的。《易》学阐明了古代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成为孔子以后历代儒学流派的自然观的立论基石。程颐、朱熹深悟此中道理，各自花费几十年时间研读《易》学，程颐有《伊川易传》、朱熹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问世，他们皆为儒家易学造诣极深的人物。因而当他们读到《论语》中子贡对孔子“言性与天道”发出赞美不绝的感慨时，他们俩皆不约而同地肯定子贡一定是听到了孔子关于“知天命”天道观的精妙之论，不然孔子也不会自我表白“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的“知天畏命”的天命观，强调贤明的君子不违背时宿，不逆日月而行，不依靠卜筮来掌握吉凶，只是顺应着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应该就是孔子“知天命”的真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天地心”三字，这与“天命”二字实属同义，体现着孔子的伦理精神不仅贯穿其人生之道，也贯穿其天命之道，亦即孔子不仅仅是对人类讲伦理，亦对天地（自然）讲伦理，这正是孔子生态伦理意识的自然流露。

　　孔子用八个字揭示了天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正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掌握它，春耕播种，才有金秋收成；人们只有适应它，热天降暑，冬日防寒，才能健康不病。如果违背天命，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君子必然要敬畏天命。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还不仅仅是讲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由此，可体会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敬畏天命，树立君子人格，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平衡的良苦用心。当今社会理应效法孔子敬畏天命的君子人格论，培养自觉遵循天地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才是治理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孔子有了“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从而身体力行培养起一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自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味大自然化生万物的无限魅力。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对开展生态教育，培养青少年从小热爱大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思想意识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那么，如何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呢？孔子认为首先要淡泊明志，有一种做圣贤君子“不改其乐”的人生志向，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第二、要有“泛爱众而亲仁” 的心理自觉，只有心中充满了仁爱之情，才会“乐山乐水”，爱护好山山水水，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才不会去赶尽杀绝，而保持一种“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的同情心。第三、通过学习《诗》、《乐》增强欣赏大自然的知识能力和审美意识，认为学《诗》可以使想象力和观察力丰富，可以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学《乐》可以提高修养，助人成就事业，所以《诗》、《乐》皆有益于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孔子的人伦道德与生态道德是一致的，做仁人志士与乐山乐水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仁者乐山”命题的提出，是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乐山”的生态伦理要求纳入“仁”的范畴体系之中，可以看作是儒家的第一个生态伦理学命题。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儒者的道德修养影响极大，如汉儒董仲舒高唱《山川颂》、宋儒周敦颐追求山水之“真境”，他们都实现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人格理想。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说明儒家创始人对生态伦理的重视。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之中。今天随着生态伦理学的蓬勃兴起，深入挖掘孔子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自觉地将生态道德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际上视“乐山乐水”的大自然为一种优美的人生境界，也体现在孔子“吾与点也”的思想论述之中。应该说，孔子这种理想人才教育思想是相当有远见的。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和一些单位的领导者缺乏“乐山乐水”的仁者情怀，追求眼前利益，不管子孙的生存状况，乱用地球资源，违背生态道德，造成了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强大，但另一方面环境问题严重、生态危机四伏的“二律背反”局面，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再不加强“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教育，恐怕要不了多久，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到时候人类的命运如何也就不言而自明了。所以现在弘扬孔子“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道德教育思想，实在是最明智之举了。

　　三、“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

　　孔子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因而他对山中的鸟、水中的鱼都能持一种节用态度，反对乱捕乱杀。《论语. 述而第七》记录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孔子捕鱼用钓竿而不用网，用带生丝的箭射鸟却不射杀巢宿的鸟。这里揭示了孔子的生态资源节用观。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时的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相当丰富的，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捕鱼狩猎是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孔子去河边钓鱼和山上射鸟正是参加劳动、维持基本生活的表现，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捕杀野生动物问题。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治理千乘之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欺，节用资源，爱护众人，用工不违农时。可见，敬事、诚信、节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畴，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 ，即君子给人民好处自己却节用而不浪费，作为“五种美德”之首，这表面上是对君子而言，实际上也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当然，孔子亦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君子吃饭不要求太饱，居住不要求安乐舒适。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节约而犯过错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孔子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朴就显得简陋；与其不恭顺，宁可简陋。孔子主张节俭，反对奢侈，哪怕别人说自己简陋亦无妨。本来“礼”是儒家很看重的，但孔子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的主张，认为就一般的礼仪来说，与其奢侈浪费，宁可俭朴一些好。孔子讲节用俭朴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讲，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据《论语·子罕第九》记载，一次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即有君子住在那里，哪来的简陋呢？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好注脚。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君子人格，不追求外在的生活奢侈、豪华气派。因为他自己出身贫贱，知道民众疾苦，他讲“俭，吾从众”，既然大家都这样俭省，我也应该跟大家一样节俭，这说明孔子的确是一个节俭意识很强的思想家。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减少民众疾苦，维持日常生活，以及生态资源保护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今天，虽然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生态节用消费观。我们说当今世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过多地追求高消费，不注意节用，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大家都能发扬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生态消费理念，吃粗粮，喝净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节俭而又其乐无穷地生活，那么就会给我们这个地球节省更多的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试问，这岂不也是“乐亦在其中”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