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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问题(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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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廉价、充裕的食品供应好景不再。全球每年的消耗高于产出,恐慌引发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呼唤。嘉维尔·布拉斯报道。

1960年代的世界末日预测警告称,世界处在饥饿的边缘,让人人得其食的战斗已失去前进的方向。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常闹饥荒。马尔萨斯灾难预测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保罗·R·艾里奇在《人口爆炸》中写道,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受害者将数以亿计。

然而,人类的智慧挽救了这一天。冷战中,由于担心饥饿国家可能投入苏联的怀抱,一项大规模的农业研究与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得到了美国的热心支持,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爆发式的提高。从未想过粮食可以自给的国家摇身变成了粮食净出口国。

在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的带领下,上述努力导致了高产种子的开发,而且极大地扩大了灌溉、肥料和杀虫剂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博洛格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到1968年,农业生产率跃升极为明显。例如,印度的小麦收成创纪录,菲律宾的大米产量也达到了创纪录水平。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威廉·高德称,世界正目睹“一场新的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高德在40年前的一场演说中指出:“这不是苏联人那样的红色暴力革命,也不是伊朗国王那样的白色革命。” 他接着说,“我称之为绿色革命”,并由此造了一个他死后还在长期使用的名词。

然而,跟领域内的其他类似事情一样,“绿色革命”最终失去了动力。如今,由于农产品价格飙升,世界再次处于饥饿的边沿,引发了从海地到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粮食骚乱。不过,这次增加供应的努力,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政治支持,看来要弱得多。与此同时,创纪录的高油价使肥料更加昂贵,致使提高生产率的任务愈发困难。

在与农业官员和专家的数十次访谈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使当前粮食危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生物燃料需求,或者极端气候,但归根结底,还在于绿色革命的衰落。联合国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总裁莱纳特·鲍格称,“当前危机的基础是农业生产率的下降。”

在很多方面看来,绿色革命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从1960年代初开始,粮食增产之大,不仅避免了全球饥饿,而且还为近40年廉价和充裕的粮食供应开辟了道路。例如,小麦产量从每公顷不到5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近 3,000公斤。实际上,199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问题出自粮食太多,在欧洲,关于粮“山”、牛奶和啤酒“湖”的谈论颇多。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副会长阿金伍米·阿德辛纳称,充足的廉价粮食造成了极大的自满。“人们开始认为,已没有必要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率而支持农业研究,因为粮食已绰绰有余,粮价在下跌。”

结果,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投资急剧下降。根据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信息,2004年,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和单个的富裕捐赠国,把发展援助中的农业支出份额减至3%以下,低于1979年高峰时期的18%。从资金量来看,即使计入通货膨胀,农业援助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979年的80亿美元降至2004年的30亿美元左右。

尽管农业研究中的私人资金增加了,但全球市场粮价低,意味着这种资助通常集中在减少成本的创新上,而不是提高产量。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罗纳德· 特罗斯特指出,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往往更可能集中在提高产量的创新上,尤其是在农民无法支付新种子专利费的地方。

投资减少导致生产率增长减缓。根据美国农业部提供的资料,从1990年到2007年,作物产量年增长率为1.1%,而从1970年到1990年则达到了2%的增长。就小麦和大米等主要粮食而言,投资减少对增产的影响甚至更加严重,年增长率从1960年代初的10%降至1%左右。

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可真不是时候。在这个十年中,随着全球人口的膨胀,以及中国等国家激增的中产阶级要消费更多的肉类和牛奶等蛋白质,粮食需求一直在上升。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需求,今年占了美国玉米产量的三分之一。

现在,全球正在慢慢耗尽粮食储备,每年的消耗量高于产量,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此外,由于旱灾等气候的影响,粮食库存处于创纪录低位,价格直线上升。阿德辛纳指出,“这是一件迟早会发生的事。”

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形势的紧迫。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近声称“总觉得第一次绿色革命已经到了头”。他接着说道,若要解决粮食危机,世界需要第二次这样的变革:“全球社会和全球机构必须形成一个集体反应,在农业生产率和产量方面产生一个量的飞跃,以再次彻底驱除粮食短缺的幽灵。 ”

2008年6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罗马举行峰会,此事被提到了最高议程,约有4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表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25年来,首次出现高粮价成为刺激农业领域的驱动力。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各国政府现在必须进行必要的公共投资,并为私人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美国农业部长埃德·谢弗最近表示:“如果各国不增加产量……人们就会挨饿,事情就那么简单。”

然而,复制第一次绿色革命将很困难。绿色革命三个支柱中的任何一个——种子技术、灌溉和大量使用肥料及杀虫剂——现在看来都不强。而且,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如何处理的。

由于数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危险,需要很快拿出成果,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增加产量。1960年代在菲律宾洛斯巴诺斯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汤姆·缪乌,于几年前承认了这一偏向:“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此,我们专注于高投入农业,确保人人有饭吃。”

结果是,形成了今天高度集约型的全球农业系统,依赖于廉价、很容易获得的能源,用于每一个生产环节:直接用作燃料,间接用于生产肥料和杀虫剂。但是,随着油价的攀升,某些肥料的成本从两年前的每吨300美元左右,飙升至每吨1,000美元以上。除此之外,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面临着公众的反对。

当初的绿色革命还需要大量的水用于灌溉——因为气候变化、城市的快速增长和工业活动,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最终,20世纪60年代种子技术的提高实现了更高的产量,并提高了抗旱和抗虫能力。科学家逐渐接近利用自然技术的极限。下一步——使用转基因生物——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在欧洲,但在一些非洲国家也一样。

简而言之,除了非洲以外,容易做的早已做到了。曾经参与第一次绿色革命,现在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物生产部门担任负责人的希瓦吉·潘迪称,全球现在需要进行一次“更精明的”绿色革命,他说:“我们需要提高农业产量,用更少的水,更有效地使用肥料。”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CIC)成员亚历山大·埃文斯称,关键是使绿色革命“更加绿色”。他指出:“需要大大增加投入的效率。”

专家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点,水资源管理应该摆脱东南亚广泛使用的相对廉价的漫灌,转向更加昂贵的喷灌和滴灌系统。官员们称,这些设备需要投资,发展中国家只有获得捐赠支持才负担得起。阿德辛纳表示,“水将是一个限制因素。”

肥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粮农组织认为,地里需要施多少肥,以及何时施肥,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节约使用肥料是可能的,特别是在某些东南亚国家。但是,专家们表示,从长远来看,肥料的使用将增加,特别是在非洲,意味着捐赠国可能需要为贫困国家提供化学品补贴。

一些专家,例如墨西哥巴坦的国际玉米和小麦发展中心(CIMMYT)主任汤姆·伦肯,补充说,考虑到当前的危机,各国需要重新考虑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反对。伦肯指出:“我们需要科学回到农业上来。”

全球已有1亿公顷或8%左右的耕地播种转基因生物。该技术的支持者,如美国和巴西,可能更加坚信,接受转基因作物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罗马粮农组织的美国代表加蒂·瓦斯凯斯表示,为了增加作物产量,“最有前途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转基因” 。

世界银行表示,今年农业有望发生另一次技术革命,这次使用的是生物技术手段。世行警告称,“不过,这一革命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粮食生产的现实,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这些技术上的公共投资低,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有争议。”

除了种子、肥料和灌溉问题之外,当今的政治气候不利于从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金转移。现在,没有任何人担心共产党接管;所需要的投资纯粹是为了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

无论政策制定者确定什么路线,官员们和专家们意见一致,世界需要快速行动,以缓解危机——并且防止在未来几年内再次出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粮农组织5月在其联合发布的《2008-2017农业展望报告》中称,在创新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通过帮助扩大产量基数和降低商品价格飙升的机会,可以大大改善供应的前景”。

然而,供应短缺还有个时间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瑞格勒表示,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开发种子品种,以及建立第二次绿色革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他指出:“实际上,我们应该在十年前就开始避免今天的问题。”


来源:www.ft.com 金融时报有限公司2008年版权所有

图片由birdfarm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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