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法师：直面“非典”的佛教
人类正在面临着“非典”的灾难，防治“非典”成为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极端重要的工作。“非典”如同一种神秘的力量，严重地干扰着人们的生活。佛教，一种具有两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宗教，似乎也正在遭遇“非典”的“袭击”。“封山”、“封庙”的消息不断地从全国各地传来，许多香火旺盛的名山、古刹顿时变得冷清多了。防治“非典”不仅要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也要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让社会能够顺利地渡过这个难关。关注每一个众生的生命，安抚众生的心灵，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团结，一向是佛教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佛教的重要社会功能。佛陀在世时，毗舍离城瘟疫流行，佛陀不怕被传染，专门进城去安慰教化病人。佛陀以其身教表明：力尽社会责任，关心民众生活，乃佛法之正旨。从佛教本身来说，必须对“非典”有所回应，佛教界不仅要积极参与、支持防治“非典”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对“非典”做出自己合理的解释，能够提出一些有益的办法，消除人们的恐惧、不安，真正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佛教的整个思想中心在于“业力”与“缘起”。佛教认为，任何有意志力的行为、语言、思想都会形成一种招感果报的力量，这就是“业力”，可以称为“经验的反应”或“生活的痕迹”。佛教的“业力”说，强调自己身心活动的价值，一切众生在“业力”面前都是平等的，肯定善恶各有报。“业”可以分为许多种，从是否会受某种果报来说，可以分为“定业”、“不定业”，但是佛教又强调是否必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如果诚心修善、忏悔，定业也可以转成不定业。从业的影响来说，可以分为“共业”或“不共业”，“不共业”是指生命个体所作所为而自作自受，“共业”是指大众的业力相摄相拒、相互推移而引发社会的共同趋势。依共作共受的法则，大众的共业，要大家一起来改变他，即使圣人也无能为力。从感果报的不同作用来说，可以分为“引业”、“满业”，“引业”是指招感不同生命形态的力量，如生为人或蚂蚁；“满业”是指同一生命形态中的差别，如同为人，便有美丑、贫富、高矮等差别。正是这些不同种类的业力，才构成我们丰富多彩的生命。
与“业力”紧紧相连的思想，便是“缘起”，缘起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任何事物的存在──有与生起，必有原因。缘起法不仅是因果事象，主要在发现因果间的必然性，也就是悟得因果的必然秩序。佛教从缘起论出发，反对宿命论，佛教虽也说由前生行为的好恶，影响今生的苦乐果报，但更重视现生的因缘力；第二、反对神祐论，反对将人生的一切遭遇归结于神的意旨，主张命运的主宰者是自己，并非神。
“非典”作为我们人类面临的灾难，这是来自人类自己的业力所感；而且因为“非典”的传染性，造成许多国家、地区人民遭受到病毒的感染，这是人类的“共业”；同时，“非典”不会在短时期内消除，这是一种“定业”的现象。但是，这只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同样在中国，大家都遭受到“非典”程度不同的影响，绝大部分人平安无事，但仍然有些不幸的人被感染上，这是“不共业”和“满业”。病毒的感染是可以防治的，如果我们注意环境卫生，注重保护自己，尽量避免到公共场所去，那么我们就不会受到感染，这是一种“不定业”现象。因此，“非典”虽然是一种不可预测的病毒，其感染性极强，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生活行为方面多加注意，便能减少感染的机会，因此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应该对防治“非典”生起信心。
“非典”作为一种破坏力极强的疾病，其来源是什么？这是目前还无法定论的，世界上众多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相信有一天，人们会了解清楚的。佛教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当然无法为“非典”的来源提供一种详细、具体的解释，佛教只能从其本身的智慧里，引申出一些解释，为人们了解、防治“非典”提供一种参考。佛教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有业力所感和现世失调两种原因。因为过去世和现世不修善行，杀生业太重，从而得到疾病的报应；另外，称为现世失调病，即现世饮食失调、冷暖未防、纵欲过度，从而导致身体虚弱、病魔侵身。在《摩诃止观》卷第八上，智者大师提出了生病的六种因缘，即四大不调、饮食不节、坐禅偏差、鬼神得便、魔神干扰、恶业造成等。这种病因学思想，不仅从生命个体的生理上分析了致病原因，而且还强调个体的行为、心理因素及外界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值得让我们现在防治“非典”及以后重视的卫生保健。佛教不但认为个体的生理状况（四大是否协调）、行为（业）是致病原因，而且认为人的心理不良情绪也容易造成身心不平和。
因此，从佛教对疾病的分析，“非典”的流行与感染，首先来自众生的杀业，这也是最近各种媒体、网络在探讨“非典”来源时所强调的一点。有研究显示，冠状病毒来自动物，“吃在中国”，“善吃”始终是中国人引以为荣的饮食文化内容。然而，餐桌上菜肴无限扩充的代价是惨重的，来自野生动物的不明病毒的流行显然是大自然对我们不良饮食嗜好的惩罚。中国人吃腻了常见的家禽，便喜欢上吃活的动物和从未吃过的野味，由此导致了大量未曾检疫的野生动物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鲜”佳肴。也就是说，即使“非典”的病毒与野生动物无关，仍无法排除存在着未知种类的未知病毒隐藏在某些“鲜活”的野味中。所以，当我们在预防“非典”时，是否应该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尽量少杀害野生动物，保护大自然，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其次，“非典”的感染，跟人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身体上及心理上的原因。因此，协调身体四大，调和饮食，增强身体抵抗力，是提高免疫力的重要方法。同时，在心理上应该破除“非典恐惧症”，这是目前民众在心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无法容忍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感染“非典”，而采取自杀的办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即使感染上“非典”，仍然可以治愈；同时，有些人因对“非典”的恐惧，而无法正常生活，总是怀疑“非典”无处不在。这些心理上的问题无形中也会降低人们的免疫力。这些身心状况，对人们防治“非典”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佛教徒由于自身的佛教信仰，可能会在防治“非典”方面有一些有利因素。首先，佛教是重视生死解脱的宗教，要求信徒看破生死，来自死亡的恐惧会少一点，这样对“非典”的恐惧自然也少一点。佛教徒对自身的行为乃行善产生自信心理，认为自己没有造恶业，不会招感恶报。来自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模范作用以及引导、教育、鼓励信徒，也会增加人们的信心，对消除“非典”恐慌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本焕老和尚号召信徒消除心理恐慌，依照医务人员和医学专家们的提示加强防范，共度难关；呼吁全体佛教徒，多多的持念“大悲咒”，寺院礼拜“大悲忏”，为全球人类祈愿。
但是，佛教由于自身的教义及其信徒对教义的错误理解，也会产生一些对防治“非典”不利的言论和行为。如有些信徒认为自己有佛菩萨保祐，或者自己行善，不会招感“非典”；或者认为这是“定业”，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自己命中注定会感染的一定逃不过，如果不会感染的一定不会，一种宿命论观点是佛教徒乃至许多民众的心理。这些思想都是对防治“非典”非常不利的，会造成严重后果，那才是真正的自作自受。
同时，佛教界按照政府的要求，正确引导信教群众，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积极投身到防治“非典”的斗争中去，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安定人心、维护稳定作出贡献。佛教界除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佛教寺院等活动场所的“非典”防治工作以外，还积极奉献爱心，关怀大众疾苦，积极施药、捐款。如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向河南省登封市政府捐款10万元，天台山国清寺向天台县政府捐款了5万元，深圳弘法寺捐款30万元等。作为“慈悲为怀”的佛教，为战胜“非典”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尽快消除非典，为世界和平及全人类幸福祈祷，这也是新时代的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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